一个人民：吴大使外鸽内鹰的底气来自“政治正确”

　　孔子曾说：“政者，正也。”政治，本是一个很好的词，至少是一个中性的词。但是，现在一提到“政治正确”，许多人都反感，潜台词似乎就是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说上面所曾说，做上面所允做，不敢越雷池半步，说白了就是一条权力的忠犬。

　　公知们很喜欢拿“政治正确”的帽子扣在与他们意见相左人士的头上。比如张鸣先生就常常使用。只要给对方扣上了“政治正确”的帽子，公知们便论战告捷了，真是比如来神掌威力还大。

　　一般来说，“政治正确”总是派发给拥护体制，赞美中国的言论。常有一种唯上是从、保守僵化的味道。如果是批判体制，贬低中国，赞美西方美国，歌颂资本主义，鼓吹普世价值的腔调，则无论如何不会戴上“政治正确”的帽子，而是自由精神、独立思想、现代文明、世界潮流的象征，所以公知们给自己取了个美妙的称号—自由派，以中国体制的批判者反对者自居。

　　最近，曾任外交大使的吴建民先生在外交学院发表讲演，强调“开放”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世界大势。批评现在“仍有很多人还有革命、战争的思维”，完全搞错了时代。并拿《环球时报》及其主编胡锡进作为反面例子，批评胡对世界形势没弄明白，发的文章很极端(《环球时报》前不久刚发表了一篇《文革50周年反思不应是偏激的》的社评，一副中不偏庸不易的模样，不料马上又被别人指为极端)，用戒备的眼光看西方、美国，给“和平与发展”的当今世界主题制造杂音。胡锡进回了一篇《外交“鸽”派的吴大使却对国内媒体很“鹰”》的文章，虽有绵里藏针之妙，却多少有些委曲求全的无奈，与吴大使讲演语气的不容置疑，点名批评的盛气凌人相比，气势上相去甚远。我不是官迷，对什么单位属于上面级别没有研究，不知道吴大使与胡主编谁的官帽更大，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吴大使代表的是“政治正确”。

　　我这么说，“自由派”们肯定不同意，在他们看来，和平、发展、开放，融入世界(西方)怎么算是“政治正确”?而是现代文明、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但是，吴大使的讲话实实在在是“政治正确”，请听我慢慢道来。

　　“自由派”们要给别人扣上“政治正确”的帽子，只要证明别人的说法是与“上面”保持一致，然后便“你懂的”：既然是顺从权力的观点，必然缺乏独立思考的理性公正，只能说出于维护体制利益的需要。因此，我们也来 学学“自由派” 们的扣帽大法。吴大使讲的开放、和平、发展等主张，并非是吴大使遍查各国，理性思考而后提出的，而是出自一位早年到过法国勤工俭学的政治强人的设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与“四项基本原则”并驾齐驱的“两个坚持”之一。是结结实实至今贯彻的根本国策。而且，这位政治强人对于他们的政治反对者不惜诉诸权力：“不争论”，“不换思想就换人”，“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睡觉去”。并且一直手中死死握着军权，监国听政。吴大使能够如此不容置疑地讲“开放”，指名道姓批别人“不开放”，就在于他代表的是这个“政治正确”。吴大使也常不吝使用这一资源，比如他与军界鹰派的罗援将军激辩，便时不时抬出这位政治强人的话来，搞得罗援讲话缚手缚脚。鄙人所在的是个中部小城，本市的城市精神中就有“开放”这个词。哪个地方、官员不是标榜“开放”、“发展”呢?连招商引资、征地拆迁时都要打出“开放”、“发展”的旗号来壮声势，“打造开放高地，促进招商引资”，“谁要影响XX发展一阵子，XX就要影响他的一辈子”……官员们热衷于“开放”，社会舆论也形成了“开放”的“观念正确”，谁要是质疑“开放”，别人就会把你看成封建古董、出土文物。吴大使讲话、点名的底气也来自于这一强大社会思潮。我们之所以反感“政治正确”，是因为权力并不总是代表真理，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去判断。特别是在“自由派”们看来，中国体制下的权力更不可能代表真理。但是标榜为中国体制反对者的“自由派”却在这个问题上与权力保持一致：开放好，开放对，继续开放，加大开放……曾经，“自由派”们很受权力的重用，参与顶层设计，比如全民资产贱卖，几千万工人下岗，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都有他们的很大一份“功劳”，但是后来，他们鼓噪的政治体制改革(西式民主呗)没有完全被权力采用，他们便有种失宠的感觉，于是便以现体制的反对者面目出现，很是获得了一大批拥趸。当然，他们在体制内依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贺卫方敢于扬言“里应外合”)。由于“开放”是与他们有关的“政治正确”，他们也就不往吴大使头上扣“政治正确”的帽子了。

　　那位政治强人在他的那个时代，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或许有道理，但几十年过去了，不经重新审视世界，固守那位政治强人的判断，认为世界主题还是和平与发展，那就不免有点刻舟求剑了。我们应该看到，“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没多久，人家就炸你使馆，撞你飞机，重返亚太，巡弋南海，军售台湾，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阿富汗硝烟未散，伊拉克至今动荡，利比亚一夜荡平，乌克兰战火未熄，叙利亚前途未卜。中国的一个邻境小国在某国制裁、威慑下不得不拥核自卫，某国又在中国附近架起了打击覆盖中国全境的萨德反导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还把几十年前那位政治强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讲话奉为圭臬，毫无戒备的“开放”，则要让人想起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了。

　　不管什么概念，将其绝对化，变成不容置疑地“政治正确”，“观念正确”，都会跨过真理变成谬误。“开放”也是这样的。大清帝国诚然是因闭关锁国造成落后于西方的。但是洋人用坚船利炮把它变得“开放”以后，情形反倒更是不妙，大片领土被割让，大把白银用于赔款，口岸强行开放，甚至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入首都大肆抢掠。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上面国家都可以把军舰开进来，都可以在中国沿海圈一块租界地，都可以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显然这样的“开放”不好，所以中国人民才要反抗，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建交国家有100多个，周总理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成功地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第一牛逼国家的总统主动来访。工业、科技都是瞄着当时世界最前沿小平的。那个时代的世界地图，一边写着“胸怀祖国”，一边写着“放眼世界”。但是，“自由派”们却认为这不是“开放”，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他们认为只有“市场换技术”，“引进外资”，金融自由，大开国门，任意人家来收购你的资产(为完成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的任务，还得优惠贱卖。)，占领你的市场，摧毁你的自主技术，击垮你的民族品牌，采空你的自然资源，享受超国民待遇，搞乱你的金融市场，才算“开放”，才是与国际接轨。可是，他们崇拜的美国，却对自己的重要品牌、资产、资源予以严格保护，不允许外资收购。使得中国大幅贸易顺差赚得的巨量外汇(美元)，什么有价值的的东西都买不来，只能买美国的白欠条——美债，而把钱又送回到美国手里。华为收购美国一家小型公司受挫，就是由于受到美国政府以安全为由的阻止。按世贸规则，中国稀土(广泛应用于尖端工业的宝贵资源)的出口量必需满足世界市场需求的90%以上，而同为稀土储存大国的美国却不用遵守以上规定。美国自己不与中国对等开放，却鼓噪中国开放开放再开放。以致明目张胆地威胁：“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坐视不管!”中国的总理要向来访的美国客人一再保证：“中国会逐步加大开放。”这种不对等的“开放”，却是吴大使声嘶力竭要求的“开放”。美国这么在意中国的开放，难道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吗?按照推崇市场经济、私有制的“自由派”们信奉的人性自私论来看，一个邻人的用心尚且值得怀疑，却为什么这么肯定一个别的国家怀的必是善意呢?

　　在这里他们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开放”，一种是打开窗户，放进新鲜空气，观察外界世界，在确保安全有利的情况下，走出去，请进来;一种是大开门户，任意外人出入，不问是鸿儒白丁强盗小偷，连晚上也不关门。很显然，他们要求中国的“开放”属于后者。我们去欧洲旅行，会看到许多城堡，这是“开放”还是封闭的象征呢?这些城堡曾经的主人抢了财物，就搬进城堡享用，别人打不进，东西抢不走。当初的印第安人对于乘坐“正月花号”初到美洲的白人十分善意、开放，送来火鸡、食物，传授生存技术，但是站稳脚跟的白人很快开始屠杀他们，以至几千万印第安人变成了如今抛弃在狭小贫瘠土地上的十几万人。美国独立后，长期奉行孤主主义，不参与欧洲事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民族产业发展，等到自己足够强大、各国因世界大战严重削弱时，才参与进去开放。合于利则行，不合于利则止。死守“政治正确”，迷信“普世价值”，只会误国误民。

　　现在美国出了个竞选明星——特朗普，他的竞选法宝就是与已为许多美国民众厌倦的“政治正确”唱反调。对，美国也有“政治正确”。美国的“政治正确”是个专有名词，特指应当使用“中立”的、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语句，以免造成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侵犯他人(通常为弱势群体)的利益或人格。我们这里要说的美国的政治正确不是这个概念，而是指符合美国，特别是美国上层社会利益的不容挑战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格局。美国当然也有这种“政治正确”。比如美式民主、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自由市场、全球化、美国“梦”、美国特殊论……这些都是美国不称为“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拥有世界霸权。所以美国的“政治正确”是有全球性的影响。各国的“政治正确”往往屈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正确”这个大气候。这种“政治正确”大气候由于占据主流地位，无处不在，像空气一样让人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大气候的“政治正确”很容易成为“普世价值”而为人接受。吴大使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今世界是和平的，中国应该毫无防备地“开放”。就是因为“开放”(全球化)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正确”，也是美国主导的“政治正确”。

　　国家小气候的“政治正确”与大气候的政治正确不一致，为了对抗大气候的“政治正确”的影响，它的政治常会表现得特别“讲政治”，很容易被人扣以“政治高压”，“专制独裁”，“没有自由”等帽子。这些国家内部的一些政治反对力量，竭力反对该国的“政治正确”，似乎显得很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不畏强权之风骨，其实他们只是投靠了更加强势的“政治正确”罢了。在中国这种人是很多的。比如刘晓波，他希望“中国再被西方殖民三百年”，其“开放”的尺度又是吴大使所远远不及的。西方听了很高兴，诺贝尔奖立马垂青，颁以和平奖;美国则将中国驻美使馆前的街道更名为“刘晓波广场”以示加奖金。所以刘晓波便是身在囹圄也是甘之如饴。再说，只要中国敢对这些人怎么样，美国只需挥舞一下人权大棒(美国的政治正确)，就足以震慑中国，保住美国所需要的那些中国政治的异见人士了。所以中国许多人乐于以中国体制的批评者、反对者自居，因为这实在是一桩安全又实惠(名利双收)的买卖。与其说这些人有风格，不如说他们更奴性。再说，现在中国的“政治正确”与外部美国西方主导的“政治正确”越来越趋同。比如“开放”，中国已经与美国、西方成了“中美国”，“夫妻”，中国专门负责生产，他们专门负责消费。吴大使之所以左右逢源，官做得顺风顺水，演讲时唯我独尊，就是因为他既符合中国的“政治正确”，有迎合了美国、西方主导的“政治正确”。自由派们当然也就不因他在体制内而呲必中国了，反而赞许不已呢!吴大使自诩懂得“世界大势”是和平、发展、开放，不过是与美国、西方主导的“政治正确”保持一致的说法罢了。

　　奇怪的是，这些明明借着“政治正确”的威势横行无忌的却从来没有被扣上“政治正确”的帽子，反而是一些没有依傍“政治正确”的被扣上了“政治正确”的帽子。比如部级问题官员于幼军在中山大学讲演“让大家拒绝文革”彻底否定文革明明是“政治正确”，于幼军却一副受到政治压力的样子，先是抱怨“文革”研究成了禁区，准备讲稿二十余万字，主流媒体皆到场，却匆匆回京草草收场，好像触犯了上面的“政治正确”似的。让人以为今天还是“文革”时期呢。再比如贬低、抹黑毛主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了流行的思潮。将毛主席说得一无是处，描绘成暴君恶魔。毫无顾忌，眉飞色舞，甚至还以反对专制、挑战体制、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自居，自我感觉崇高。其实，自“历史转折”以来，数落毛主席这错误那错误就成了新的“政治正确”，甚至还是加官进爵的投名状，你看有多少人是因为紧跟毛主席的政治路线被“清理”的，多少人是因为控诉毛主席的错误而得到重用的。吴大使是毛主席时代过来的外交工作人才，如果不是紧跟今天的“政治正确”，从奉行独立自主外交变成今天这样开口“和平”闭口“开放”，能有亨通的官运吗?官场是这样，许多圈子也是这样，不黑毛主席根本不被接纳。毕福剑要不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民怀念毛主席，捍卫毛主席，他现在还会是“姥爷”，你以为毕福剑会误判什么是今天的“政治正确”吗?张鸣先生曾经大叫：“这回又要抓多少右派!”好像今天还是以“左”为“政治正确”似的。其实“历史转折”以来，右派全部平反了，有过被划为“右派”经历的反都成了政治资本，平步青云，否则就当成“三种人”被清理。有那个有来头的人自我介绍时不要自称曾被划为“右派”、受过迫害呢?那位政治强人说过：“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句“圣谕”成了打压“左”的尚方宝剑。只要给什么扣上“左”的帽子，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反对国企贱卖、工人下岗，被批为是“左”，是反对改革、封闭僵化，结果中国富豪一夜暴增，而几千万家庭陷于困境。反对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被批为是“左”，是排斥市场，依赖国家。结果，中国人民变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拥有世界上最高储蓄水平却不敢消费XXXX。反对食盐私营、药价放开，被批为是“左”，是反对继续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庆为民工讨薪是“极左”、“文革”，于是民工讨薪入了刑法，四川阆中召开了公审大会，楼部长大谈《劳动合同法》消解了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价格低廉)。这几天，吴大使演讲的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外交“愤青”为何千年不绝》的文章。把宋、明的灭亡说成是主战造成的，把主战派说成是“愤青”，而“愤青”都是“左”的，所以“愤青”误事，主战误国。至于为什么逻辑仅仅推演至“左”就戛然而止?因为这是“政治正确”早就判定了的，“左”就是错误，“左”就是罪恶。至于“主和”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有卖国求荣的嫌疑，反而没有关系，因为在当下“右”才是“政治正确”。

　　今日中国，真正手握政治权势，背倚“政治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可以随意给人扣上“政治正确”帽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