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刺客列传》

《春秋战国笔记》之刺客列传　　

58）鲁曹沬孤胆抗齐（强齐弱鲁盟会，曹执剑胁桓公还田，管仲主允）　　

一起周旋回落差，（曹沫三次战败于齐侵，一着侠胆外交夺回侵地） 　　

将军不枉是兵家；　　

有识千载难逢仲，（管仲）　　

曹沬寸刀开大侠。　　

190）吴专诸“义气”刺僚（僚，三子之子。袭父位，断兄弟传承）　　

好把专诸当嫁妆，（专诸受伍子胥厚施，因此以身相许）　　

恩仇伍客遇姬光；（姬光：阖闾。长子之子，不满吴王僚继位）　　

金钱能买性情器，（鱼肠剑：匕首）　　

名刻鱼肠母子肠。（为绝儿子后顾之忧，母亲自杀，子刺僚送命）　　

235）晋豫让“知遇”殉主　　

待我爪牙奉腹心，　　

忠君莫问盗和绅；（智伯心大才疏，吞三家不成，反被赵韩魏吞）　　

古来天大一只碗，　　

盛满人间鞭策恩。　　

242）魏聂政卖身刺韩　　

卖身养母总豪情，（为养母受金，承喏母故后践约）　　

姐弟还金哄五经；（聂政刺倒韩相，以死报金，更姐姐慷慨陪死）　　

自古铜钱帝临下，　　

岂无铁骨应钟声！　　

304）燕荆轲“义气”刺秦（子丹对老师建议联合中原备战无信心）　　

知己金杯千日酒，（面对太子，勉强应承）　　

荆轲醉蓄报秦仇；（找到头上无从逃脱，谓英雄无退路）　　

玉盘接上美人手，（荆感叹操琴人手美，太子丹斩下相送，示诚）　　

回首追来太子头。（父王喜斩子丹头，函送秦，谢罪）　　

    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要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人生观，也是现代人生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是对权力金钱的丑恶标准的最有力的批判。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所述五人都是春秋战国人。　　

一类：曹沫。为国抗强，大义高标。记载：齐国许鲁国会盟，齐桓公和鲁庄公登于坛上，曹沫借机执匕首劫持桓公，说“齐强鲁弱，大国侵鲁太甚！今天若有诚意，先还我侵地！”桓公恼怒，欲背盟。管仲劝说从霸业着想，借此立信天下。桓公许诺，一改潇洒大度。后人诗谓“千秋侠客首称曹”。说来，曹沬是原汤原味的大侠了。纵观历代被人民称颂的中国大侠，除了民族英雄，再一种是劫富济贫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间豪杰。统此就是造反有理。这样的人生价值是“重于泰山”的。而剥削阶级总是把忠君意识、江湖义气、个人英雄主义等塞入侠义的标签，正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这些是侠文化中的糟粕。　　

二类：豫让。知遇，以死相报，说通了，食，就是天。在私有社会，给碗饭无疑是再生父母。所以“忠君”不论是非，历来居道德之首，这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客观依据。中国古代的“君君臣臣”意识是一直扎根到地主和雇农、老板和雇员关系的社会深层的，包括父子、夫妻、师徒关系。因此豫让之举就成了被颂扬的美德。也就是说，“忠君”，即依附，只能是被剥削者最光荣的命运。也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你才能有碗饭吃，甚至混出个人样。因此豫让的历史名声要比曹沬响亮得多，有时还被包装成完人。当然这是维持这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共识”。这不是秘密，只是说：生产资料的归属就是衣食父母　　

第三类：专诸、聂政、荆轲，与其说“知遇”，一个被美化的词语，不如说赤裸裸的“收买”，即占有与被占有的交易，是把交易更明显化了。这是私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同豫让一样，他们最感人之处正是人民最可悲的命运的见证。　　

太史公的结语是高明的：来自故事，情节未必可信，如荆轲伤秦王，是不可能的，但主人公不欺其志，诚信可书，足以传世。这是相对于统治阶级的不诚信而言之，太史公的历史感触太深了。但这个“志”是打有意识形态烙印的，太史公不可能懂得，人的生存原则，即生产关系铸成的生存逻辑，也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有了马列毛主义，我们知道了，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工农做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人民才能改变这种被颠倒的是非和命运。这是物归原主，天经地义，是天地法庭的最公正完美的判决，地球本来就是人人的，不是强权的。但剥削阶级还是要不遗余力地死吃白赖地为之包装、美化、法律化、神圣化、宗教化。因此“有奶就是娘”的愚人统治是他们的政治，是他们的命根子。　　

聂政因为得罪乡里，带着母亲和姐姐避仇在外，以屠狗度日。突然一天，有个大人相赠百金，聂政当然不敢收。对方说明不是白送，因私仇要刺杀韩国相国。这是个意外“交情”，而这就是看得起，就是知遇之恩。但毕竟是交易，聂政婉言谢绝说：母亲在，此身不能许人。于是双方谈定其母故后，其身就属于买方了。但这里隐含了重要一点，士大夫“相交”，实际是推脱不了的。《史记》里的主人公最终据金不受，归于小民受宠若惊，也并不过分。但还是《东周列国志》说的实在，收下金子，一半赡养母亲，一半资姐姐出嫁。事实，对于聂政是解了燃眉之急，母亲有了保障。一个过了今天不知明天的人，还能有选择吗？这是“命定”的事。　　

终于，聂政杀了韩相，因为逃不脱，当场自毁面目而亡。姐姐知道这是为姐姐和买方毁容，前来抚尸大哭，被逮个正着。但只要说出主使人，可免一死。姐姐说，怕死就不来了，岂能“出卖”人家？说着一头撞死。是姐姐的出现把道义推上了更高一层。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也是一个亲情和信义至上的美好的故事。只有故事的首恶，丢了几个臭钱，既报了心头之恨，又逍遥法外。他的道义就是钱，这就是这个社会要保护的核心意识。为了这个，牺牲一个韩相，是值得的。　　

但聂政杀人，对于聂政来说，更是毫无道理。尽管杀的是权相。聂政本意也不是为钱，却意外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认可，这正是他潜意识的愿望，也是一定的社会人的社会认知。他是违法的，但忠实履行了特定社会规定他的一分人生契约，自然就是被舆论即意识形态包装的契约，也就是以钱为媒介的契约。这就服从了统治阶级的规范，即忠孝节义，讲孝道、义气。他是有意识犯罪，却无意识作了社会的粉饰料，还不得不心甘情愿，甚至引以为荣。说到底，是社会不公。社会逼他犯罪，却要他作忠孝节义的模范，这就是因为社会最需要的是维护这种有钱有势人的买卖的合理性，所以需要他严格遵守买卖中的他的义务。　　

我们说：这是一个可悲的枪手，是对万恶世界的控诉状，但他的死是不能比泰山还要重的；剥削阶级当然也不会轻饶他的一家，警长是不会放过冉尔让的。但出于利益，却又默认对死人加以利用，暗中还乐得给一个廉价侠义的美称，甚至需要他感动社会。但剥削阶级的普适价值观是无情的，时时都在嘲笑他是个非成功人士，很可怜，落得作了有钱人的工具。这就是少数人统治又让人甘心的规则。但那个社会是人类悲剧历史的发展中的过程，我们对他也是同情大于指责。而在今天正邪鲜明对立的社会，也即在推翻一切压迫阶级（而且是国际性）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大转折当口，这种陷在剥削阶级是非之间的人，也不失为法西斯卖力，都是罪恶势力的爪牙，尽管是被迫的。　　

像荆轲这等文武兼备，一心入仕的流浪士人，身份又高了一层，但仍是待价而沽的命运。他们却要靠诚信、义气生存。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特别是上层，大多数情况下无诚信可言，但中下层士人，却又要讲些诚信，尤其对上，因为其唯一的出路是被人使用。而谁用，对付谁，是没有更多选择的。所以后四人都不是意识上的抗强权，不是为了理想的目标，而是被权力所用。这是和曹沫的区别。曹沫与豫让的不同，在于民族意识，忠君在其次。而收买荆轲等，明白就是买命，且多半是报私仇，谈不上厚道。荆轲是齐国人，游走天下，极尽巴结中上层，却恨不得志。除了混酒，就是歌哭。听完太子的用意，“久之”，他说：刺秦是国家的大事，我可能担当不起。无论如何看不出他的抗侵略志向。但因为刺秦，被后世人拔高了。显然已成了儒家的爱恨故事。　　

《东周列国志》照搬《史记》，只是稍加丰满。专诸有了母亲，荆轲有了美人手。但却是神来之笔，充分道出了尊卑社会的“人情味”。现代以来，正义集团除了对付危及组织的叛徒，是不用这种卑劣的小人手段的。刺廖仲凯、闻一多，都是反动派的黑方干的。所以刺客的结局都是可悲的，大多又是可鄙的。老蒋的刺客满天飞，但西安事变，延安却极力放过他。　　

今日世界的“肉弹”，其大义甚至可与曹沫比美（个别也有为钱的），但手法很糟糕，因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实际，长远与抗霸无益，尽管他们也是被逼的。　　

            　2007-4-11　原帖只专诸、荆轲   　2009-7-12　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