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风口浪尖——评春秋战国在变革中的社会转型

　　赣江风雪

　　中国历史缓步进入春秋战国这一段时期，时间轴的起伏和频率好像突然加剧起来，类似一个进入青春波动期的孩子，焦躁不安又性格鲜明。这个时期是天下动荡，国家改革，文化碰撞，民族融合的时期。一切都是历史合力发挥着作用。同时这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期。生产力的发展，世道人心“礼崩乐坏”，社会结构的变革，致使这段历史充满了绚丽多彩的画卷。

　　一、大变革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有社会结构被打乱，旧的社会秩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自从周平王东迁，王室暗弱。中央权威不再，地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但名义上各诸侯还在周天子的维持下争夺王室主政地位，主导天下各方秩序，“尊王攘夷”成为这个时代的总特征。到了战国，周王室形同虚设，国家利益逐渐成为衡量各国行为的唯一标准。变法图强造就了战国七雄的局面。诸侯兼并，天下一统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气势磅礴，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变的时代开始了。

　　经济上，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对农耕文明生产资料的普及和改进起到关键作用。生产力的飞跃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变更。就当时而言，新兴地主阶级比奴隶主阶级显示出更强大的经济活力和生命力。土地从井田制向封建土地私有制过渡，农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商业的繁荣也加强了各地区经济贸易的往来。

　　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当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新生生产力时，革命就要席卷而至了。私有制的形成逐渐催生了国家的诞生，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在战国之前，国家的概念并没有完全成熟，人们对国家的概念理解尚不深刻，许多地方还是由宗法制代替国家基本职能。国家的权力也十分松散，对一些边远分散地区更是鞭长莫及。到了战国，由于战事的需要，规章制度、统一法令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为了对抗相对保守的氏族社会的禁锢，各国主要通过变法强化国家力量。所有人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规范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上层建筑也由一种地域部族观念上升为国家政权的概念。

　　此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权力主要是由宗亲贵族阶层所垄断，但是到了战国，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中有寒门士族富商巨贾，甚至还有草根人物，最典型的有吴起，申不害，张仪，苏秦，范雎，蔺相如等。变法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也是新老统治集团阶级斗争的集中体现。

　　思想文化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大裂变，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旧秩序被瓦解，新的意识形态孕育而生。各诸侯列国之间的矛盾碰撞，更是激发了这个时代的思想火花四溅。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进一步丰富拓展。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派在这片土地上纵横驰骋，影响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至今仍振聋发聩。通过文化的纽带，各民族开始凝聚在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地处西部的秦国在与西北少数民族长期交往中，“秦”这个音传到西方。据考证，后来China这个单词就可能是“秦(Qin)”这个音译演化而来。

　　社会的转型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阶级斗争成了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主要有四层矛盾的交织。中华民族与外夷之间的矛盾：秦霸西戎，赵抵匈奴，宋击东夷，楚镇南蛮;诸侯之间的军事矛盾;新老贵族的矛盾，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其中，战争形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宋襄公泓水之战后，蠢猪式的道德逐渐被兵不厌诈所取代;其次，秦晋崤关之战，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伏击战开始打破约定俗成的正面战的垄断，丰富了战争的模式。甚至为后世《孙子兵法》中：“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的理论提供实战的启发。第三，伊阙之战，长平之战：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力求全歼。最后，战争规模空前惨烈，长平之战秦国征发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参战，坑杀赵军40余万;秦灭魏国，用黄河、大沟水淹大梁城，城尽毁。“人屠”、“坑杀”、“人口锐减”成了这个时期最恐怖写照。

　　二、风流人物

　　时势造英雄，春秋时期先后出现的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各有千秋。五种不同的特点铸就了五位霸主不同的历史风格。

　　齐桓公中人之才，却能不计前嫌，礼贤下士，重用管仲，成就齐国霸业。可是一旦管仲去世，齐国国力便峰回路转走下坡路。齐桓公本人也身遭惨死，留给后人无限的唏嘘。

　　硬说宋襄公也是春秋一霸，则有凑人头之嫌。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宋襄公碰巧撞上春秋霸主青黄不接的时期——齐桓公刚死，晋文公还在逃亡路上，秦穆公在百里奚的辅佐下休养生息——穷兵黩武的宋襄公虽然抓准时机图谋称霸一时，但终究是力不从心草草收场。事实证明，不仅要善于把握时机，还要学会审时度势。

　　晋文公，一位历经千辛万苦，十九年浪迹漂泊，从底层中来，亲历民间疾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平民诸侯”，他体察民勤、爱惜民力，从而开创长达百年的晋国霸业。

　　胸怀宽广，敢于担当是秦穆公最大特点。当初，秦穆公用恩德宽恕了三百名吃了自己马的山野之人，这些人在后来秦晋之战中拼死救出了秦穆公，这就是著名的穆公亡马的故事。崤之战，秦穆公不听蹇叔、百里奚的劝谏导致秦军大败，穆公痛定思痛，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对秦军主帅孟明视则是“不以一眚掩大德”来宽慰，这充分显示秦穆公勇于承担责任的气度。

　　春秋最后一位霸主是充满英雄气概的楚庄王。楚国国内政治矛盾错综复杂，贵族豪强势力干预朝政。楚庄王刚继位时韬光养晦，显示出一副昏君的摸样。实际上他冷眼旁观，暗里观察忠奸伪佞，等时机成熟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带领楚军征战无数，问鼎中原。是春秋战国时期领兵亲征最多的国君。

　　战国

　　到了战国，改革变法的风潮席卷列国。出现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

　　魏文侯从谏如流任人唯贤，用李悝变法，拉开了战国变法的先声，魏国得以大治。对外四面出击虎踞中原，成为战国首先崛起的国家。

　　在纷繁复杂的战国变法中，可圈可点的还有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及韩国申不害的改革。商鞅变法，将“法”作为一以贯之的原则，法不阿贵执法如山，从而有力打击了秦国旧贵族的势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主要是在军事层面的改革，虽然不如商鞅变法全面彻底，但改革的成果使赵国在战国后期，成为唯一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大国。韩国申不害的变法则强调一个“术”，核心主要是集权，再辅之以无为而治。韩国在七雄中国土面积最小实力最弱，在环视列强的情况下能长期屹立不倒，实属不易。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突出体现的是君主个人魅力或贤人的个人能力，个人因素起到关键作用。比如管仲身死齐衰，昙花一现的宋襄公，楚庄王人亡霸灭，吴王夫差杀伍子胥导致兵败亡国等等。时至战国时期，各国通过变法富国强兵。政策和法令更加趋于系统性。典型的事例有商鞅变法，商鞅虽被处死但法令犹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中国军事变革之先河，意义深远。其余如燕国乐毅变法，齐国邹忌变法，楚国吴起变法均不同程度使国力提升，泽被后世。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英雄人物的光环逐渐被更加稳定的制度化所取代。通过明晰的法律法条，将形形色色，风俗各异的人们达成一种明面的共识。虽然这种共识在那个时期会有一些局限和不健全的因素，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共识，才形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法型社会的历史自觉。同时也促使中国历史从奴隶制社会的分封制向封建社会大一统郡县制的过渡。这不仅为后来的秦国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三、秦国一统

　　秦国的统一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商鞅变法”和“远交近攻”。前者是基础战略，后者是谋略。

　　天下大事，离不开三样东西：势(即历史唯物主义)，实力(人)，谋略(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能够打败八百万国民党反动派依靠是世道人心的支持，靠的是势;项羽巨鹿之战仰仗的是统帅个人的能力;而王莽篡汉玩弄的是术。“人”如果没有转化为“择人而任势”，项羽也会兵败垓下。诸葛亮事必躬亲，没有“择人而任势”，最后累死五丈原。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以人不如势。术是一种手段，它必须与实力或者道义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王莽玩弄权术工于心计，将“术”推向极致，但是他接受禅让后，书生气治国，托古改制，终将自己连同自己亲手创建的王朝一起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故“术”乃等而下之。

　　鉴于此，从势、人、术三个方面分析秦国的统一。

　　商鞅变法彻底改变秦国的社会面貌，商鞅徙木立信则是为推行秦国变法之前所做的政治宣言。变法的实质就是触及各个集团的利益分配。所以无论是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还是坊间百姓的质疑，都必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立信是为了获得民心，有了民心的支持，公权力才能够施展推广变法的内容和精神。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国体层面：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的私有;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度。二、政体层面：将法制代替不合理的风俗传统，统一度量衡制，加强中央集权。三、社会制度层面：建立利于耕战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将军人只能从贵族出身扩大到整个农民阶级皆可参军，扩展了秦国的兵源。四、政策层面：实行重农抑商，利出一孔，奖励耕织的政策。整合国家资源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鞅变法逐渐将秦国打造成一个适应兼并战争的国家机器。由此，秦国由一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制国家。这是势。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变法中脱颖而出，这主要还由于有以下三点特征。第一，商鞅变法最为彻底。中国自古就有“刑不上士大夫”、“法不责众”之说。但是商鞅刑太子傅公子虔、黥太子师公孙贾以震慑士大夫;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以威慑民众私斗。这便是执法的严明。第二，对比其它各国的变法，商鞅变法的内容中多了一个能使底层民众因功上升的渠道，即二十级军功爵位制。这样在秦国精英集团就能够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打击了贵族对精英集团的垄断地位。这是立法的合理。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商鞅变法并没有因商鞅被车裂而人亡政息。这不同于其它诸国，如伍子胥之于吴国，乐毅之于燕国，吴起之于楚国，李牧之于赵国都是人亡政息的局面。这是法的延续。故有此三点，毛主席将商鞅变法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

　　随着商鞅变法的推进，社会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并出现了许多新生面孔。秦国在人才的提拔上更具有不拘一格的胆识和精神。如商鞅、张仪、魏冉、范雎、李斯、吕不韦等秦国相国均来自秦国之外的人才，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比较著名的有唐朝的李光弼，元朝的耶律楚材以及清朝的范文程等等。这是选才的方面，也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远交近攻是范雎为秦国制定的外交策略，这也成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的基本方针。其哲学的含义就是正确调整事物局部的排列变化可以有效促成事物根本性质的转变，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哲学道理。秦国的综合国力凌驾于六国之上，但总体上又弱于六国之总和。秦国通过巧妙的外交途径将六国重新洗牌，从而有效的促成六国之间国力的互相倾轧消耗。这是术。

　　故有此三点，世人还会发出“百年社稷倾危后,一掷乾坤胜负间”的感叹吗?

　　四、暮鼓晨钟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春秋战国当中，在逆境中激励成长的人物有——晋文公：磨难的激励;勾践：复国的激励;伍子胥：复仇的激励;苏秦：落魄的激励;范雎：受辱的激励。苦难和挫折是对人最好的磨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然之理也!而夏商周的亡国之君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自己的宠妃而做危害江山社稷之事，用伍子胥的话说：“臣闻：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也，王不可受。”这便是“逸豫可以亡身”的最深刻教训，如果再算上春秋晋献公的骊姬之乱，便组成“亡国四大妖姬”之说。可是话说回来，男权社会又多把亡国祸水归结为这四大妖姬，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哀。

　　“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君主对人才的驾驭则是考验其智慧和人格魅力的缩影。间，包括离间、反间、谗言。历史上多疑的君王屡见不鲜。君臣矛盾往往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此消彼长、斗得难解难分。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有岳飞、袁崇焕这样的历史悲剧。但在封建帝王的心中，也有尾大不掉的司马懿和众望所归的赵匡胤……也许从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当中就可以读出君臣之间微妙的心理端倪来。有道是“都云帝王痴，谁解其中味?”

　　其实，在中华文明早期智慧大碰撞的时期，就有许多用间、中间的经典案例，如齐国对燕王反间计致使乐毅功败垂成。夫差听信谗言逼死伍子胥以及赵王迁中秦国离间计将李牧杀害——这些都是君王自毁长城的表现，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现象。而在中国历史上新君弃用老臣的现象却是比较常见，在春秋战国时期鲜明的案例就有乐毅，伍子胥，商鞅，张仪，廉颇等。相比之下，用间以求自保，最终明哲保身的最典型的人物要数秦国的王翦了。身为一国主帅，带兵在外征战，还恋恋不忘向秦王接二连三的邀功行赏，真是把帝王之术学到家了。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封建时期雄才大略的帝王往往是与达到某一阶段的成就成正比，一旦功成名就便盛极而衰开始腐化蜕变。要么对功臣大开杀戒，如朱元璋;要么沉溺享乐，如唐明皇;要么刚愎自用，如汉武帝;或者求仙问佛，如梁武帝。以至纵观中国历史上所有有为的皇帝，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很少。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执政党时，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原因所在吧。中国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可以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封建帝王做不到，正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使然。

　　秦军可以横扫组织有素的六国军队，却不敌乌合之众的农民起义军。万人敌项羽在巨鹿之战以少胜多全歼秦军主力，却被曾经手下的执戟郎韩信，围困于垓下四面楚歌。而自称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名将韩信，最终也被泼皮无赖的刘邦玩弄股掌之间。在《齐桓晋文之事》中有一段对话，相信是对以上问题最好的注解：

　　(齐宣王)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事后有人说孟子的这句话有一些迂腐，因为现在来看最终还是野蛮残暴的秦国取得了天下。但也有人说孟子这句话似乎就是秦国的一句谶语，无论是六国破灭，还是秦国、项羽、韩信的覆亡，可以用贾谊的一句话概括“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