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追寻社会主义的哲学灵魂

　　人的统帅是思想灵魂，若失去健康的思想灵魂，就会走向沉沦堕落。社会主义国家亦然。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灵魂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吗?是，但又不尽是。

　　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必须以公有观念为统帅，而公有观念又必须以彻底的哲学精神——辩证唯物主义(广义上包括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灵魂统帅。但是，若在价值观导向上有意无意地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则上述的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等等，就必然会逐渐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也就是异化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

　　例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又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等曾经的准马克思主义者的退堕。而若真正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灵魂统帅，则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也会浴火重生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反之，即使无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则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堕落成无产阶级的叛徒。例如，曾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曾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等等。

　　古希腊伟大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真理是他时时处处要追随的领袖,否则他就是一个和真正哲学毫无关系的江湖骗子。”(柏拉图：《理想国》)我们如果把先哲在这里所说的“哲学”和“智慧”换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那么，这些哲学警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真理为“追随的领袖”的崇高情怀(而不是追求官僚特权和“先富起来”的躁动)而言，可以说至关重要。

　　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精神缘何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因为，它是漫长的人类社会实践必然会发展出来、并经过马恩列毛等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总结完善出来的最高精神文明;它反映了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最一般的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软实力保障。可以说，只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才能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追寻到社会主义的真理哲学灵魂和最高精神家园——从而才会产生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

　　回顾历史，苏东剧变以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复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极端低潮。究其动因，执政党的权力腐败，只是其表层动因;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场”肆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丧失，致使思想政治路线资产阶级化，才是其深层动因——而其核心关键则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精神家园的迷失(很无奈，这是社会主义幼稚时期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因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导向往往是不同程度扭曲的，诸如：

　　重物质，轻精神。

　　重经济，轻政治。

　　重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等硬实力建设，轻无产阶级政治建设和公有思想文化等软实力建设。【以经济为统帅，其哲学价值观是反映动物生命本质的“活着是为了吃饭”;而以政治为统帅，其哲学价值观则是反映人类生命本质的“吃饭是为了活着”。】

　　重生产斗争，轻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核心，是抓紧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腐蚀进攻的斗争。边缘化这个核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深度异化的根源。】

　　重法治，轻德治。

　　重治民，轻治官。

　　重官员作用，轻群众作用。

　　重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轻自下而上的大众民主监督。

　　重权力核心的民主集中，轻群众路线的大众民主集中。

　　重权力统制“真理”(排除被人类实践反复验证过的真理作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指导标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就是向社会宣示：“权力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真理是实践的灵魂，排除辩证唯物主义真理指导，就不能从整体和本质上辩证统领“实践标准”和“实事求是”;同时，排除真理指导的权力，必定排斥大众民主制衡，而失去自下而上制约的权力，必然会扭曲实践标准和实事求是，甚至以偏概全、故意造假、指鹿为马，使所谓的“实践标准”和“实事求是”甚至连儿戏都不如!)，轻真理统制权力。

　　总之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严重失败，其直接动因是基本路线和改革路线的根本错误导向，致使无产阶级领导权丧失和资产阶级复辟;而其最终根源则是哲学价值观的根本错误导向。

　　（一）将辩证唯物主义教条僵化地解读成机械唯物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其最高精神已经抓住了整个宇宙和社会发展的根本，这就是马恩列毛的辨证唯物主义。

　　可惜的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却往往教条地解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规律是辩证的;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而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无非是“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将“反作用”解读为没有任何决定性)，等等。

　　由于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性，结果将辩证唯物主义教条僵化地解读成了机械唯物主义。

　　其实，所谓的“对立统一”，只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简要概括，而要真正辩证理解和掌握它，则需要经历艰难的认识和实践的浴火重生过程。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哲学笔记》)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了真经，而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唯物辩证法这种整个宇宙的最高奥妙，当然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若教条僵化地解读“对立统一”，绝不会真正掌握辩证法的真谛，更不用说成为具有无产阶级牺牲精神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了(而没有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牺牲精神，就肯定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就像和尚仅仅机械地念经，并不能立地成佛一样。

　　实际上，不理解世界是“本质的物质”与“形态的物质”的对立统一，就不会真正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本原。

　　而要排除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这些常人自发错误思维对唯物辩证法的扭曲，则有必要辩证攻克以下的关键内容：

　　所谓“对立统一”——

　　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

　　是“可分与不可分的对立统一”;

　　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对立统一”;

　　是“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

　　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

　　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

　　是“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

　　是“原因与结果的对立统一”;

　　是“偶然与必然的对立统一”;

　　是“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

　　是“相对与绝对的对立统一”;

　　是“一般与特殊的对立统一”;

　　是“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统一”;

　　是“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

　　是“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的对立统一”;

　　是“清晰与模糊的对立统一”;

　　是“有与无的对立统一”;

　　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对立统一”;

　　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

　　是“真理与谬误的对立统一”;等等。

　　总之，“对立统一”可以简要地抓住辩证法的核心，而“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则可以简要地抓住“对立统一”的核心。

　　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除了辩证法之外，还有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

　　而仅仅教条地停留在“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的认识层次上，并不能根本摆脱形而上学思维的窠臼。

　　我坚信，虽然，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实质上是物质发展到超高级阶段的超高级表现形态)，但是，物质和精神却内在地具有“相互辩证决定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基础性决定精神；精神统帅性决定物质。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恩列毛都不同程度地揭示过这种关系。例如，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是统帅”;“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等等。

　　所谓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是指物质作为精神的本原，从整体上发挥着对精神的根本的和最终的决定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歧途。

　　所谓的“统帅性决定作用”，是指精神作为物质的灵魂，从关键局部上发挥着对物质存在的正向或反向的指导统领性决定作用。不承认这一点，认为物质单向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只发挥无足轻重的“反作用”，就必然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歧途。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精神对社会整体都会发挥正向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而是只有成为国家主流的精神才会发挥这种作用——这又是它的有条件性。

　　（二）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僵化地解读成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往往教条僵化地认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无非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再进一步来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将“反作用”解读为没有任何决定性)，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由于认识方法的形而上学性和主观性，结果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僵化地解读成了“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

　　他们认为，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建立之后(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被基本消灭了)，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不断巩固。这时候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再是阶级矛盾了，而是诸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以经济统帅政治。

　　其实，这种教条僵化的认识，根本就不是马恩列毛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主观主义混合的二元论历史观。

　　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和精神的相互辩证决定关系，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之间也必然具有“相互辩证决定关系”——在社会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基础性决定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统帅性决定生产力。

　　1、生产力通过基础性决定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从而基础性决定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不承认这一点，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歧途。

　　比如说——

　　石器生产力基础性决定着原始社会公有制经济基础及其原始公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

　　青铜器生产力基础性决定着奴隶社会私有制经济基础及其奴隶制思想政治上层建筑。铁器生产力基础性决定着封建社会私有制经济基础及其封建制思想政治上层建筑。

　　工场手工业简单机械和蒸汽机生产力等则基础性决定着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及其思想政治上层建筑。

　　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则基础性决定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及其思想政治上层建筑。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因而，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发展时期，实际上就是那个基础性决定着社会主义诞生的物质文明基础。苏联、中国等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时，已经处于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发展的初、中期阶段，其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程度，比尼德兰和英国在工场手工业简单机械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时的生产力落后程度，要强得多。所以，苏联、中国等率先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所谓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空想社会主义”。

　　而那种所谓在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补课”的论调，则完全是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混合臆断。若按照“补课论”的说法，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尼德兰和英国等国家，在蒸汽机生产力尚未出现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基础上，就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其生产力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可以说是相当落后，是否也必须搞“封建主义补课”?回顾历史，当时的确也经历了多次的封建主义复辟。不过，当时的复辟势力还不开化，尚不知道可以打出个在生产力落后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自然经济“封建主义补课”的愚民旗帜。

　　另外，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还表现为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

　　比如说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战略决策，即使违背了社会的整体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仍然可以借助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直至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导致其或早或晚必然失败，重归生产力所决定的正途——社会就是在这种“物极必反”螺旋循环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由于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代表，所以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就是人民群众的最终决定作用。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而言，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的“大腿”，手持权力公器的官员，仍然不过是社会的“胳膊”。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而，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智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决策层，必然会拥抱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从国家治理的必然王国，能动地走向自由王国。而人民领袖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师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开拓人。

　　2、思想政治上层建筑通过统帅性决定经济基础，从而统帅性决定生产力。不承认这一点，只承认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就必然陷入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歧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就批驳过经济决定论谬误。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毛泽东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矛盾论》)

　　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生产力机械地决定社会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是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中国等生产力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跳跃式社会主义发展成就。更不应该的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基本超越了电机内燃机生产力阶段、开始发展准智能化生产力的时候，反而倒退回资本主义;而有些保住了社会主义牌子的国家，在发展准智能化生产力的加速阶段，反而倒退搞起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补课”!

　　这说明，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绝不是只能发挥无足轻重的“反作用”，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统帅性决定作用——当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所推行的基本发展路线符合社会整体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它就发挥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正向统帅性决定作用。例如，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苏联和中国等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使新生社会主义获得了跳跃式的巨大发展成就，等等。这些就是思想政治上层建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挥正向统帅性决定作用的结果。

　　反之，当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所推行的基本发展路线违背社会整体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它就发挥阻碍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反向统帅性决定作用。

　　例如，以美霸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推行恐怖政策手段，长期遏制革命，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极力推进腐朽的霸权殖民主义统领下的市场经济剥削制度的全球化，对世界人民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灾难性的威胁。

　　又如，由于社会主义脱胎于私有制社会，私有观念文化强势地包围腐蚀着弱势的公有观念文化;随着和平执政时期官僚主义的自发膨胀(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领导干部的自发资产阶级世界观，尚未得到基本改造)，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机制的发育受到了严重制约。所以，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建设，往往总是严重滞后于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但是，国家主流却往往总是渲染人民的生活需求同落后的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于阶级社会的严酷现实。这种把需求同供给之间的纯粹经济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政治路线，必然放松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腐蚀进攻的斗争，动摇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遏制大众民主文化机制的发育，使官僚主义的膨胀失去天然遏制力量，从而势必选择对官僚阶层有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发展路线，致使社会主义革命只能进行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基础革命阶段，而止步于上层建筑的公有思想文化革命阶段，使得首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半截子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主观思辨的产物，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状态所决定的——在生产力能够提供剩余产品、但尚不能提供“按需分配”的剩余产品的漫长社会历史时期，人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其自私思想行为，必然会自发导致两极分化、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形态上被基本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还严重地存在;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和雇佣劳动小生产还在自发地膨胀;并且，雇佣劳动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进程，还策源着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围剿，从外部时刻催生着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准官僚资产阶级亲西方势力的滋长。因而，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长期有效进行无产阶级公有思想文化革命，不大力发育大众民主制衡机制，而是主要依靠自上而下地“依法治国”，则新生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形态上的复辟，就是一个自发、自然的必然过程。这已为百年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反复证实。因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深深处于阶级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绝不会是生活需求同生产供给之间的这种不靠谱的经济矛盾，而只能是阶级矛盾！可以肯定地说，百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的极其重要的真理性教训是：没有无产阶级公有思想文化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未来!】

　　回顾历史，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初中期，尚且在所有制的经济基础革命的基础上，长期持续进行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例如近代西方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纵跨数个世纪)，难道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需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严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进则退，去革命化必然导致经济基础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雇佣劳动剥削制度的复辟，使得社会主义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自我和平演变，直至亡党亡国(大国则必然被肢解)!

　　总之，辩证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虽然生产力是基础性的决定因素，但是国家的思想政治路线却是统帅性的决定因素(或正向的或反向的)。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应该高度敬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灵魂统帅下的思想政治路线问题。

　　【2018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