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99岁童年祭

　　目录

　　绪言

　　一、用什么标准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

　　二、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

　　三、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改革和文革的本质？

　　四、社会主义社会演化的三种形态

　　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演化的脉络

　　绪言

　　恩格斯曾经强调：“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 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其核心是指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没有这种统帅性能力，仅依靠实践和经验材料的堆砌，想要站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沿高峰，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想要基本正确地认识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不可想象的。相应地，人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犯的一切重要错误，都可以在理论思维上找到根源。

　　历史上的农民阶级革命运动，是封建社会权力腐败(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官灾人祸”：即官僚机构臃肿重叠，官吏数量恶性膨胀，官僚贪腐堕落，滥发符号性货币，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两极分化等构成的以权力腐败为核心的社会灾祸)发展到积重难返时的唯一根本逆转机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农民阶级革命运动却迟早总会走向反面，跳不出“推翻一个旧的剥削统治阶级，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剥削统治阶级，最终又被推翻”的权力腐败（社会官灾人祸）历史周期律。作为延安整风文件之一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作了比较客观的总结。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到今年11月7日，已经99周岁了(若从巴黎公社革命算起，则是145周岁了)。对于崭新的公有社会制度来说，不管是145周岁，还是99周岁，都还只是没有脱离幼稚童年(将要脱离幼稚童年)的发育阶段。遂有甲申年99岁童年祭。

　　社会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壮现实表明，迄今为止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它往往以“推翻了旧的剥削统治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政权，之后又在当官做老爷中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成一个新的官僚精英剥削统治阶级，最终又被推翻”的新形式，顽强地演绎着权力腐败(社会官灾人祸)历史周期律——只是其中又增加了“资本祸水和经济危机”的新内容。毛主席在进北平筹建新中国的前夕就曾经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时代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然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却都当了升级版的李自成!这是什么原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迄今关于这一问题的解读，纷繁复杂，但人民最需要的是抓住事物根本的系统性总结认识。没有社会主导认识的真理性突破，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清除身上的官僚精英特权思想污垢和新自由主义邪气，就跳不出权力腐败历史周期律，就会使世界人民丧失对社会主义榜样的信心——近几年，西方“99%反对1%”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都没有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帜，就说明了这一点。

　　现实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个人的变坏是从思想世界观的堕落开始的;一个革命党的蜕变也是从思想世界观和政治路线的堕落开始的。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所以，一个人的最大敌人和忧患，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自己的错误思想世界观。同样，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敌人，也不是敌对政党、敌对国家，而是自己，是自己的错误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可以说，社会主义的重大失败，首先是理论思维的失败，意识形态的失败，核心价值观的失败，一句话：是思想政治路线的失败!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物质财富非常匮乏(甚至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够蓬勃发展推向世界高潮;而在生产力大大发展、物质财富相当充裕了以后，却萎缩退化陷入了极端低潮。换句话说，在物质虽然贫穷、但精神向上时，社会主义能够蓬勃发展；而当物质富裕、精神贫困时，社会主义却成了变色龙。这说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缺乏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公有文化观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精神意志，是共产党的正确思想政治路线!社会主义运动由兴到衰的退变，就是共产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由朴素革命性向去革命性衰变的必然。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主要败在：革命意志衰退，意识形态堕落，集中到一点，就是败在思想政治路线的颠覆性错误——重物质，轻精神;重经验，轻理论;重私心，轻公心;重实用，轻道义;重效率，轻公平;重改革，轻方向;重经济建设，轻政治建设;重执政，轻革命;重治民，轻治官;重官权，轻民权;重法治，轻人治;重自我监督，轻群众监督;重集中领导，轻大众民主;重官僚民主，轻人民民主;重官僚特权，轻人民利益;等等。反腐败常说“打老虎”，而错误路线就是养虎为患之源。路线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腐败路线猛于虎!

　　无产阶级政治，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而社会主义的灵魂，就是由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体现的。政治路线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什么阶级、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政治路线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是人和社会存在的基础，但绝不是政治路线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的道理一样。政治路线问题，是民心向背、政权兴衰问题的关键。推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铸造什么样的社会命运。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2页)这是毛主席在1971年时向全党发出的严重警示。过了不到20年爆发的苏东剧变，就用惊天动地的悲剧演绎了毛主席的英明警示。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而正确认识、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问题，是在现实中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先导。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复兴的历史大势，呼唤着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必须对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根本是非问题，做出客观的历史总结，以不断打好正确路线攻坚战。否则，若不能逐步并积极地纠正政治路线的根本性错误，不能守正而出奇，南辕北辙，就无论如何左冲右突，都不可能突破社会主义运动所陷入的“滑铁卢”!

　　不过，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正在被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和霸权主义所酿成的巨大社会灾难所深度引爆，其巨大的能量正在强烈地深入民心，融入中国体制内外健康力量和世界正义力量的灵魂，化作“党群一体化”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巨大动力源，迸发出社会主义复兴和反和平演变的洪流，这是反毛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最终无法战胜的天地间浩然正气!

　　一、用什么标准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

　　人类的社会实践，有成功和失败之分;而成功和失败，又各自都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之分，战役的和战略的之分，现实的和潜在的之分，暂时的和最终的之分，部分的和整体的之分，根本的和枝节的之分，本质的和表面的之分，真正的和虚假的之分，必然的和偶然的之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之分，等等;而这种区分，离不开一定的标准。运用正确的标准，正确地分析评价实践的成败(成功、失败)和是非，不能说不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严谨问题。

　　论英雄、评是非离不开实践的成败，但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论英雄、评是非。同理，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也离不开实践的成败，但也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论是非。如果仅以首轮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成败论是非——例如，苏东剧变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就鼓吹“共产主义失败论”和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终点的“历史终结论”。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也跟着鼓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空想论，不可行论”等等——那么，新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成了落后空想的社会制度，而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成了先进永恒的社会制度!反观资本主义制度在建立初期，也曾经在封建王朝的多次复辟中反复失败过，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逻辑，封建主义制度是否也是“历史的终结”?当时被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也是“空想的，不可行的”制度?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尚且需要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阶级较量，难道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更为长期、残酷的反复阶级较量?!

　　既然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为标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检验标准?这里涉及到“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

　　真理，是人的认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而，客观现实无疑是真理的标准。列宁说过：“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0页)这说明，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客观现实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人类诞生以来的客观现实，不仅存在自然界的客观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人类社会实践这种新的客观现实。社会实践是将人的主观与现实的客观结合起来的中介，没有这种人所参与的客观现实，根本就无从认识真理。所以，也可以简要地说，社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必须注意的是：“客观现实”，不但包含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而且也包含无限性的自然界，其外延要比“社会实践”大得多。所以，即使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从精确上说，也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社会实践和客观现实作为“真理的标准”，并不涉及检验主体，只是个自在的客观标准，它不会自动地去检验判定理论的真理性。真理的判定，必须通过人们正确地运用真理的标准对理论进行检验才能完成。这说明，检验判定理论的真理性，仅有客观的“真理的标准”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即习惯上所说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概念，二字之差却产生了重大区别，不可混为一谈。“真理的标准”中的“真理”概念，无疑指的是本义的真理。而“检验真理的标准”中的“真理”概念，已经引申变异为“理论”概念了。因为，人们之所以要“检验真理”，是因为对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是否是真理存有疑虑，如果没有任何疑虑，还检验它干什么?所以“检验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实际上指的并不是本义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内的全部“理论”。因而，“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规范说法应该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不涉及检验主体，而“检验真理的标准”，则必须涉及检验主体。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要求人们作为检验主体必须具备必要的素质，必须能够正确地运用真理的标准进行检验，就像给人检查身体的医生，必须具备医务人员的合格素质、必须能够规范操作，是一样的道理。因而，“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绝不是唯一的实践标准，而是个复合标准：既包括客体标准——实践基本标准(即真理的标准)，又包括规范指导检验者的主体标准——真理指导标准(人类已经创立的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统帅的一定真理系统)。在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实践基本标准和真理指导标准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标准，离开实践基本标准，真理指导标准只是个抽象的标准，根本不能唯物客观地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而离开真理指导标准，实践基本标准根本不会能动地解决其在一定程度上外在表现的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性与其内在体现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系统整体的辩证性之间的矛盾（即合格的实践标准同不合格的实践标准之间的矛盾)，也不会能动正确地检验理论的真理性。

　　总之，如果说，用同一个真理检验同一个真理，是自我循环论证的话，那么，用“真理”指导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就是既合乎逻辑又必需的论证。

　　在检验理论真理性的过程中，正确运用实践标准的关键有两点：

　　一是要解决“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才能作为检验理论的基本标准”的问题。米尺是测量长度的标准，但米尺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标准，而是自然物经过人类改造的产物，粗制滥造的米尺，不是合格的长度标准。同样，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也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标准，而是必须经过人类的理性改造和运用，没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指导的理性改造运用，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实践标准。合格的实践标准，决不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歪曲的、甚至是虚构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系统整体性的客观真实的社会实践。且不论虚构的社会实践，即使真实的社会实践，也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外在表现着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等形而上学的性质。因而要掌握合格的实践标准，没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

　　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极端，就否认了人类已经掌握的真理系统是进一步认识世界、检验理论所必不可少的科学指导标准，就否认了人作为检验主体必须具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在实际运用上必然表现为“实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猫论，只能为了私利和偏见实用主义、瞎子摸象、指鹿为马地歪用实践标准。这样做，即使真理碰到了鼻子尖上，也认识不到;即使认识到了，也往往死不认账。一个政权如果操起这种猫论哲学旗幡，必然会使权力运行堕落化、黑道化!

　　二是要解决“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作为检验理论的合格主体”的问题。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合格主体，关键是必须具备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检验主体的人，其技术素质无疑是基础性的，而其政治素质则是统帅性的。真理，不管是在阶级社会还是无阶级社会，都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无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真理，其运用过程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领域的合格检验主体，首先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立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作为检验主体的人，若达不到真理指导标准对其的基本规范要求，甚至连公正的良知都没有，还谈何正确地运用实践标准?谈何正确地检验相关理论的资格?比如说，让皇帝和官僚来检验农民起义;让资本家及其乏走狗来检验马克思的《资本论》;让汉奸公知来检验普世价值;让美国鬼子来检验抗美援朝;让孟山都势力来检验中国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让土豪劣绅来检验土地革命;让官僚公知来顶层检验文革;让资改精英和西方势力来检验改革开放;让尚未暴露的凶手来检验作案现场，等等，如果能得出真理性结论，岂非异想天开?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所以，人民群众才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真正主体。

　　真理作为检验理论的指导标准，并非是唯心主义的标准，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实践标准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社会实践的不完全性、有限性、相对性、外部联系的“形而上学假象”等等，决定了其根本不会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这些先天不足，必须由真理指导标准予以理性弥补——如果认为只要有社会实践，无需人类已经获得的真理理念指导，就可以发展理性认识，那么野人早就个个都是理论大师了!而作为真理体系统帅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的根本规律和灵魂，它作为检验理论的指导标准，能够反映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的动态系统的整体现实客观性，这才是最可靠的现实客观性。比如说，我们坐在运行的火车中，看到的是“车窗外的树木等景物向后奔驰”。不过，这只是一种局部反映的现实客观性，而唯物辩证法则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所以，考察火车的运动，不仅应该在车内考察，而且更应该在车外考察。从车外考察可以发现，不是火车外的树木等景物向后奔驰，而是“火车在向前奔驰”，这是一种宏观反映的现实客观性。运行中的火车体现的这两种现实客观性，究竟哪一种反映了本质?就必须进行分析综合，而分析综合所依据的唯一正确原则，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统帅的相关真理体系。上述火车运动，是一个简单事例，不懂唯物辩证法的人，也可以朴素地运用真理理念进行分析综合，从而弄清火车运动的真相。而很多事情往往是复杂的，没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不可能确定地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要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往往要受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制约。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即使懂得些许真理，他们也往往不会去践行。因为，“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列宁)

　　关于一切真理性的、科学的抽象所反映的客观性，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38卷第 181页)。而对于客观实践标准来说，即使其时空跨度再大，也只能是无限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存在，并不能代表整个的客观现实，只能具有不完全的客观性。但作为真理标准的客体(包括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和无限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客观现实)，却是一个具有无限性的客体存在系列，具有完全的客观性。所以，一个不具有完全客观性的实践标准，根本不可能成为“唯一”地反映客观现实完全客观性的真理标准。就像检验“空间是无限的”理论，唯一靠人类的高速飞行实践，即使其速度再快、时间再长，也永远得不出空间无限性的必然性结论，只有借助于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和辩证逻辑的指导，才能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实践基本标准与真理指导标准只有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现实运用中的检验理论的标准具有尽可能完全的客观性。当然，由于真理的相对性和实践的相对性，使得检验标准的绝对完全客观性，只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极限;不过，人类在全面性要求的正确方向上的不懈努力，却可以使现实运用中的检验标准，无限地趋近这个极限，而不是背道而驰!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真理指导标准的必要性。

　　关于这一点，列宁的下列论述很经典：“实用主义……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9页)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143页)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当然，“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页) 列宁的精辟论述揭示了，正确认识和运用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严谨哲学、科学问题，即使认识到其真谛，操作起来也是一个大难题，就像学习武林剑侠绝技一样，可不是拿到秘籍就能成为武林高手，更不用说不谙武林的真谛了。而一句武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恰暴露了实用主义者们在哲学上的愚昧无知和别有用心!

　　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过程也说明，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基本标准，绝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指导标准，真理理念“舍我其谁”？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的指导，而真理理性认识，是实践的唯一正确指导。认识真理，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人的认识，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上升到真理性认识。而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属于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和实践。但仅仅依靠实践和感性认识，并不能自动得出真理性认识，还必须根据人类已经获得的真理理念去指导对实践材料和感性认识的科学改造，才能上升为真理性认识。也可以说，没有真理指导标准所要求的合格认识能力、认识态度，想仅仅通过实践材料(实践标准)和感性认识去正确检验理论的真理性，无疑是异想天开!猴子也有实践，为什么检验不出真理?不就是因为认识能力不行吗?茅于轼之流也有实践，也有某种认识能力，为什么却瞪眼喷汉奸胡话?不就是因为认识能力(理论思维)和认识态度(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卑下吗?

　　毛主席经典地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毛泽东：《实践论》)可见，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理念的指导，不经理性的“科学地改造”，仅仅依靠实践，永远也不可能得出真理性认识。

　　而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却将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唯一化，完全排除了真理理念、马列毛主义真理体系在检验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统帅指导，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联系，只能使认识陷入实用主义的粗野极端。实际上，在所谓的用唯一的实践标准检验真理的过程中，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做到排除任何理念指导，而是只排斥真理指导，尤其是刻意边缘化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却放纵实用主义的理念指导标准——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猫论、摸论、不争论、唯生产力论”等特色理论——大行其道。他们所极端化的实践标准，并不是客观的、科学的、唯物辩证的实践标准，而是被实用主义扭曲的实践标准——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瞎子摸象的、刻舟求剑的、牛头马面的、指鹿为马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实践标准。例如，在二代核心主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哲学舆论风暴中，上演了对四*帮的审判，“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破坏文革”)，是其最重要的罪状，但是审判结束才五个月，《1981年历史决议》就将文革全面否定为“浩劫”，于是，“破坏文革”的反革命罪行，实际上就联动变化成了“破坏浩劫”的革命功勋。然而，“破坏浩劫”的罪名如何自圆其说?管它呢，再贴上个“文革余孽”和“极左”的补丁就得了!这真是，同一个实践行为，一会儿贴上个“破坏文革”的反革命标签，一会儿又自相矛盾地变化成了“破坏浩劫”的革命标签，但不管标签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说你有罪你就得有罪——先利用“破坏文革”的罪名从组织上铲除文革派的中坚，再利用“浩劫”的罪名从政治上打倒文革，最后再用“文革余孽”和“极左”的罪名从组织上政治上全面收官。这，就是“用实践标准唯一检验”出来的“真理”!原来，阉割真理指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就是“胜者王侯(正确)败者贼(错)”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哲学旗幡!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只能是以机械唯物史观和精英创造历史的主观唯心史观的二元论混合历史观为基础的、用“实事求是”掩盖着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猫论!所以，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绝不能将实践(的成败或歪曲的成败)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必须将包括社会主义实践在内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作为基本标准，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列毛主义真理体系，作为指导标准。否则，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必然越理越乱，最终只能是权力意志说了算，由权力顶层实用主义地设计“理论思维”，“不争论”地宣判理论和路线的是是非非。

　　二、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

　　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到底有没有客观必然性?是不是搞空想社会主义?是否需要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关于这些基本问题，新自由主义资改派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所以，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人为空想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等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了，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无疑是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谬论，其哲学根源，是歪曲、修正辩证唯物史观的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史观的二元论混合历史观。

　　机械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是：绝对化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无条件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虽然有时也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是并不承认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机械唯物史观，实质上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资改派精英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旗号，贩卖的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和精英创造历史的主观唯心史观，它从哲学根源上将共产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引向了歧途。

　　辩证唯物史观的科学精髓在于：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这是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则发挥着正向的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这是历史观的辩证法灵魂。辩证唯物史观是一种整体系统论观点，它不但重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小系统，而且更重视世界的生产力大系统，同时把小系统(如同小海湾)放到大系统(如同大海洋)中看待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关系。

　　根据辩证唯物史观，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不能仅仅从局部的国家本身找原因，而应该联系整个世界经济大系统进行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大系统发展到垄断市场经济时代，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全面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已经孕育成熟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客观基础。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却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呈直线式正相关关系，而是在迂回曲折中表达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向。这是因为：在美欧发达国家，一是资本专制的力量特别强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革命危机的爆发;二是西方强国能够对外进行财富掠夺，转嫁经济危机，并运用对外巧取豪夺的部分财富对内搞一些安抚性的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革命危机的爆发。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殖民性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能向国外转嫁经济危机，反而要向帝国主义宗主性市场经济国家输送财富，引入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叠加效应，使其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革命危机空前激化，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这就好像火山爆发，地球中的熔岩，并不必然垂直地从地表上喷发出来，而是往往在长途的迂回奔袭中，在地壳的薄弱环节上爆发出来一样，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力熔岩”，虽然主要孕育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是也并不必然就地爆发，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上率先爆发。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灿烂花朵，并没有直接开在美欧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干上，而是绽放在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的后发细枝嫩芽上。这是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规律性使然。

　　这说明，在苏东、中国等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完全具有世界生产力大系统的客观必然性。其实，不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生是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也是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封建社会的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中孕育成熟。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基本制度，却没有在封建经济政治最发达的东方国家率先建立，而是在封建经济相对落后，封建政治统治相对薄弱，社会矛盾激化的西欧国家荷兰、英国等国家率先建立(此后一个多世纪，才发生了以瓦特蒸汽机为开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按照资改派的逻辑，这些率先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应该是空想的社会制度了!

　　另外，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以后，是否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辩证唯物史观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世界统一的生产力大系统中，世界的先进物质文明成果(先进生产技术成果)和先进精神文明成果(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具有超国界的传播扩散作用，可使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借助水往低处流的低位优势和先进社会制度的高位优势，发生后发跳跃式发展。只要社会化生产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先进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植根于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的先进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和跨国界流动影响的作用。在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革命危机严重的国家，完全可以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公有制经济基础，然后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甚至实现生产力的后发跳跃式发展。事实上，苏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的时期内，利用在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中的低位优势和先进社会制度的高位优势，实现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后发跳跃式发展。

　　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列宁尤其是毛泽东，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辩证唯物史观。

　　恩格斯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

　　列宁说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则更经典地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发展起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页)

　　在这里，导师们既唯物地强调了生产力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作用”——“经济状况是基础”，“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等等;又根本反对“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机械唯物史观谬误，辩证地强调了上层建筑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等等。导师们在普遍联系、变化发展中掌握的这种唯物史观，既否定了精英主义的主观唯心史观，又否定了经济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是真正的马恩列毛历史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史观。

　　若如同资改派精英所宣扬的，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发达了以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那么，当代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已经超级发达了，为什么迄今仍未进入社会主义?为什么苏东、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甚至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计划经济能够取得令世界震惊的发展成就?而为什么经过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补课，资本主义发达了以后，却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殖民化大跃退?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的富人穷奢极欲，穷人买不起房、治不起病、读不起书，生不起孩、养不起老、救不了业，是社会主义?不是说补课后资本主义发达了再回归社会主义吗?现在资本主义发达了，如何和平回归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补课恶补强造出来的强大官僚精英买办资产阶级，愿意交出天量的不义之财、和平回归社会主义吗?!霸权主义允许你终止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回归社会主义吗?!

　　其实，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补课的顶层设计师，并非真的打算在资本主义补课后回归社会主义。有“内部谈话录”(恐非空穴来风)，披露了补课改革总设计师的幕后心机：

　　“补资本主义的课，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

　　“关于富起来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中产阶级呢？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要培养的富起来的人必须是大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富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大资本家，他们的富应该是富可敌国的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事国际间的大宗交易。”……。

　　还有，1989年5月，访华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会谈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最高掌舵人之间，居然发生了一段关于改革的真正方向的十分离奇而又不离奇的心腹交流：

　　戈：“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引者注：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再搞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这是“先政治民主化、后经济市场化的硬着陆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或者说是“休克疗法模式”。)

　　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路转向另一条路呢?”(引者注：意思是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效益很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效益很高。我们不要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再转轨，而应当先利用共产党执政权这个方向盘进行转轨，搞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建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后，再完全转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软着陆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者说是“温水煮青蛙模式”。)(《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

　　另外，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内心坦露，也惊世骇俗：

　　在苏联解体已成定局的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中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深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周新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叛徒嘴脸的自我写照——读戈尔巴乔夫的“自白”有感》，《求实》，2001年02期) 听听这些讲话，明明应该是小布什之流对共产主义的咒骂，怎么居然成了共产党掌舵人心腹世界的流露?!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权阶层，当借助市场化私有化抢劫而成为巨富特权阶级以后，为了逃避人民对其原罪和现罪的历史大清算，为了子孙后代能够安全继承巨量的不义之财，他们往往堕落成为卖国势力。这些权贵家贼，是比外鬼更急于推翻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心腹大患。

　　顽固坚持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史观二元论混合历史观的资改派精英，为了官僚精英特权集团的私利，非要引领社会主义国家再爬一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结果发生了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的历史大跃退!

　　喷发社会主义灿烂花朵的火山口被冷却的熔岩堵塞了。但是，世界一体化的社会化生产力，尤其是当代“互联网+”智能化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却不断地聚集着更为猛烈的生产力熔岩，必然会冲破重重阻碍，再度喷发出更加灿烂壮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花朵!

　　三、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改革和文革的本质？

　　只有以马恩列毛的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改革和文革的本质，从而为检验判定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是非，确立正确的基本坐标。

　　（一）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

　　市场经济理论领域的一个关键争议是：市场经济是否具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市场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运用的中性经济手段?

　　关于市场经济概念，当代经济学界广泛认同的说法是：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这个定义没有错。但是，就像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一样，其阶级本性却有意无意地被掩盖了。实际上，市场经济就是马克思一生批判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市场经济概念)。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萌芽，只有获得基本社会化的发展，才能形成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而基本实现雇佣劳动社会化（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就必然形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所以，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化就是私有化。虽然，市场和计划都是没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中性经济手段，但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却只能是与所有制相联系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计划经济当然是社会主义经济!

　　邓小平南巡时，曾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过：“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然而，同在南巡时，他却很“清楚”地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选》第三卷第373页)。把这一惊人论断的前提和结论的内在逻辑关系补全理顺，就裸露出如下两个归纳推理：

　　第一个归纳推理：

　　社会主义有计划，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所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即没有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中性经济手段)。

　　第二个归纳推理：

　　社会主义有计划，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所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

　　所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所以，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搞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里，第一个归纳推理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是正确的，而第二个归纳推理则至少犯了两个低级层次的错误：

　　①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把“计划”偷换成“计划经济”;把“市场”偷换成“市场经济”，形成了前提荒谬、从而推出的结论也荒谬的如下归纳推理：

　　社会主义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所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

　　……。

　　②犯了违背明显经济常识和经济现实的错误——市场经济是雇佣劳动社会化的经济，而雇佣劳动社会化，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基础上。社会主义搞雇佣劳动社会化的市场化改革，必然毁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然而，经过变魔术般的概念偷换，最终却引出了一系列自己想要的谬误结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搞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伟大理论基础，就被惊天地泣鬼神地总设计出来了!之后，宣传的烈风，刮出了“戈培尔效应”。

　　市场经济概念和商品经济概念的关系，属于种属关系。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正是“以社会化雇佣劳动为主体”的状态，才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属性。所以，笔者认为，突出揭示阶级剥削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将市场经济概念定义为：“基本实现了雇佣劳动社会化的商品经济”。

　　关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基本制度属性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总体上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想当初，西方将市场经济概念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物提出来，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时期，市场经济居然成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的“中性经济手段”!这实在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产生了什么畸变，而是因为推行渐进式资改时，必须借助社会主义旗号的机会主义政治需要!

　　诚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必须利用市场调节的辅助手段。但是，搞市场调节，不等于必须搞市场经济，就像资本主义搞计划调节，也不是搞计划经济的道理一样。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与只能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绝不相容的两极对立——关于这一点，很多官僚精英心知肚明——将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把羊和狼圈在一起，就是要让狼(资本主义私有制)吃掉羊(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绝不会出现羊吃掉狼的情况!可以睁开双眼看看现实，世界上哪里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以后，社会主义不是在本质上被逐步吞噬了?!激进式市场化改革，已经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得“宪政民主剧变动乱”、肢解了;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鼻祖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先河，同样也没有避免“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被肢解的命运。而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其“特色”实际上并非首创，不过是步南斯拉夫铁托的后尘而已。所不同的是，铁托搞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时，还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定的革命情怀动机，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主导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顶层精英，谁还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主导动机不是向往资本主义的西方强国模式?!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宪政民主则是其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走上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之路，且党内外健康力量不足以遏制“深化改革”，则“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命运，就是在劫难逃的历史定数!共产党热衷搞市场经济，最终必然自己挖掉了自己执政的基础和存在的合理性。历史必将刻骨铭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经济理论谎言和抢劫公有财富的现实骗局！

　　市场经济这种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按资分配的形式，而按资分配，则内在地包含着生产过剩。随着资本的运作，市场经济在资本家独占和追逐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再生产着其不治之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张，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使其不断逼近社会总危机的全面爆发。

　　市场经济把劳动力商品化了，而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必须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围绕着劳动力的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在按资分配中，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平均只能得到劳动力的价值(工资)，资本家则无偿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致使绝大部分剩余价值产品失去了有支付能力的买方需求，成了过剩产品。

　　商品的价值构成是：V+C+M(V表示可变资本、或工资、或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价值;C表示不变资本;M表示剩余价值)。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是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的价值买卖平衡——V+C+M=V+C+M，但是实际上，连基本平衡都根本不存在。商品的生产成本总量(V+C)，构成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的基础部分。剩余价值(M)为资产阶级无偿独占，由于他们的人数极少(比如说占1%)，由其生活消费所形成的社会需求(M/X，X＞1)，在日益增殖的庞大剩余价值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余下的大量剩余价值(M-M/X)产品，劳动群众有消费需求但无支付能力，资产阶级有支付能力但无消费需求，于是构成了无社会需求的过剩产品。这部分过剩产品价值，若转向投资，并不会真正消化生产过剩，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从而造成更多的产品、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中，相当于生产成本(V+C)部分的商品，可以被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所消化，而相当于绝大部分剩余价值量(M-M/X)的产品，则成为过剩产品。在市场经济细胞中，内在地存在着社会供给>社会需求，即(V+C+M)>(V+C+M/X)，这一关系式可以简化为：M>M/X或(M-M/X)>0。科技和生产力越发展，商品中的劳动力成本越低，剩余价值量越大；同时，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劳动者的就业率就越低（社会工资总量相对越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对越低。所以，市场经济只要一开工，就包含着生产过剩；科技和生产力越发展，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过剩就越严重，即不等式(M-M/X)>0的两边越不平衡。粗略地估计，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M-M/X)>V，应该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过剩量(M-M/X)，在不断地超过劳动群众的工资总量(V)。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越多，劳动群众越是相对贫困化。面对嗷嗷待哺的大量贫困群众，社会却不得不通过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暴力手段，消灭生产过剩!

　　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规定了劳动者平均只能得到劳动力的价值(工资)，这使得市场经济的基本社会需求（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只能被框定在日益相对降低的劳动力价值量的限度之内（市场经济在疯狂生产社会供给的同时，却在强力遏制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从而引发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这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还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刺激需求的“看得见的手”，或者是新自由主义重新祭起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等等的所有折腾，都根本解决不了的绝症!

　　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是一个不断加剧的过程，从而使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成为一个不断加剧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闷死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要么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炸毁市场经济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外壳。而劳动群众和生产力，才是最终的决定者和胜利者，随着智能化科学技术和世界一体化社会生产的强势发展，市场经济时代正在加速走向生命的终点。

　　当今世界上正在崛起的“互联网+”智能化生产系统，给陷入空前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的根本不是历史机遇，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种远远超过以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互联网+”生产力革命风暴，在市场经济私有制基础上，预示着未来十年，大部分今天的人类工作可以被机器所取代，这将使全球的就业形势空前恶化(银行业、制造业等将首当其冲)，将给人类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下岗潮”，意味着社会工资总量将空前相对萎缩，也就是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将空前相对萎缩，而“互联网+”生产系统，却在迅猛地提高着社会供给能力。这种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疯狂撕裂，将会引发更全面更深刻的经济危机，再加上地球资源的濒临枯竭，恐怕会引发战争的“世界性洗牌”。

　　有人说：“互联网+”，可以按照需求进行计划生产，可以防止生产过剩。从技术层面上讲，这话不无道理，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关键在于如何扬利抑弊。而在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基础上运用“互联网+”，既不会降低工人的劳动时间以增加就业，也不会向劳动群众分配剩余价值(搞点维稳性的社会福利，不解决生产过剩的根本问题)，而是无情地发挥反向作用。“互联网+”越是发展，高产能生产力越是被扼制得喘不过气来。一个全面剥夺群众劳动红利(剩余价值)、竭泽而渔、盲目发展、疯狂浪费、霸权横行、战争频仍、践踏天道正义的变态市场经济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生产力智能化和资源濒临枯竭的当代，何以为继?“互联网+”智能化生产力的发展，绝不是市场经济的福音，而是向市场经济制度发起战略总攻的冲锋号：“推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必将在世界性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走向终结!正如李民骐等合著的《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一书所揭示的：这一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终场演出，没有续集!

　　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质，决定了市场化改革的资本主义本性。

　　某种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否是改革，不取决于自我标榜，而是取决于社会效果。古今中外，真正的改革，都是有利于约束官权，抑富济贫，抑制两极分化和社会腐败的改良过程，而假以改革之名推行放纵官权、劫贫济富、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腐败的政策实施过程，则是异化改革，即假改革、真倒退。张宏良老师说：“古往今来所有改革的共同特点，都是约束官权、抑制豪强，只有当今中国改革是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官僚放权，百姓向地方官僚让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纵容官权、纵容富豪的改革。最终形成了官员皇权化，官权集团主导化的局面，地方官员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古代皇帝的权力。”(《张宏良点评：中国官僚集团已经坐大，东南互保的悲剧已很难避免》)

　　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无疑需要在社会改革中前进。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远大美好的理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运动。指向共产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坚持的就是现实共产主义运动。而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市场化改革，说穿了就是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催化雇佣劳动社会化，就是抢劫瓜分公有财产，劫贫济富，加剧两极分化，催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自毁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异化改革，即假改革、真倒退——就像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首领们抢劫瓜分公有财产，大搞奴隶主私有化，是一样的贪婪过程。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是官僚精英集团从内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过程，而且还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用工业化、经济分工合作的全球化浪潮之势，从外部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金融殖民主义)的基本战略。

　　应该说，在封建社会末期或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时代交替性的社会进步。然而在垄断市场经济时代，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垄断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要被内外资产阶级势力诱迫走上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道路，就是一种极大的社会倒退。在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加速走向坟墓的历史时期，不思前进，却掉头重走数百年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老路，则必然陷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掠夺的魔掌。这些国家对内投降资本主义，对外投降霸权主义，社会矛盾尖锐，从而使国际金融霸权资本和霸权国家，可以利用其破碎脆弱的市场体系进行金融洗劫，利用其社会动荡搞颜色革命，使其只能成为在经济、政治、文化、舆论和规则上被全方位操控的殖民地性市场经济体。在当代，国际金融霸权资本在控制中枢搞的是“霸权计划市场经济”(即通过制定经济政治霸权规则，运作美元、美媒、美军三军协同的立体战，进行霸权计划操控的变态市场经济、寄生市场经济)，而诱迫发展中国家搞的却是“自由市场经济”(即通过无底线的改革开放，建立经济金融高度自由化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国际金融霸权资本便于操控的新殖民主义市场经济、寄主市场经济)。

　　当代市场经济的资本全球化、金融化、网络化，为国际金融霸权资本鲸吞弱势资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开辟了最有效率的捷径。发展中国家只要走上资本全球化、金融化的现代市场经济魔道，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新殖民主义(金融殖民主义)的殖民地。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教和新殖民主义政策，是霸权资本和霸权国家从意识形态上操控广大发展中国家、诱迫其构建“中美国”式新殖民经济循环圈的一体两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颠覆所有国家，没有一个是单纯依靠武力实现的，而都是先通过‘改革开放’将其麻醉，最后再通过武力解决，或者干脆不战而胜。”(《张宏良：党的新闻媒体必须姓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而世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开放的黑恶本质，也在霸权主义的嘴脸上暴露无遗——2006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就威胁中国说：“中国改革涉及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如果中国改革停滞，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 2007年, 时任美国财长的鲍尔森也威胁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

　　关于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及其引发汉奸文化泛滥的机理，张宏良老师揭示得很精辟：“为什么改革开放会使产生大量汉奸?是因为20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其实是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投降的代名词。各个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借口。就是除中国之外所有走上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被美国所颠覆，或者成为美国的附庸或者变成血流成河的动乱之地的根本原因。读者或许仍然会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会成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投降的代名词?道理同样很简单，是这些国家的官僚阶级不想与人民大众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差别不大的经济生活，不想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特别是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权力不能世袭的痛苦状况，于是便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纷纷把权力转化为能够世袭的资本，把公有资产变为个人资产，把国家资源变为个人财富……这是八十年代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这种私有化改革为什么会产生大量汉奸呢?一是国内官僚阶级特别是其中的腐败势力在人数上很少，在对人民大众的抢劫过程中感到虚弱恐惧，必然投靠西方垄断资本势力，走上汉奸道路。二是他们要为自己的抢劫制造合法性根据，就必须妖魔化社会主义，妖魔化本民族文化，同时全面美化西方，形成汉奸文化和汉奸理论，造成许多人糊里糊涂走上汉奸道路。”(《张宏良：改革开放是汉奸产生的历史温床》)

　　市场经济是资本专制经济。资本的经济专制，必然形成资本的政治专制——宪政民主(即资本民主，或垄断资本寡头专政)。宪政民主是唯一与市场经济基础内在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对于宪政民主的本性，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经坦承：“(美国的民主)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美国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在今年年初的新罕布尔州胜选演讲中，也曾一语中的：“美国人啊美国人，不管政见分歧多大，大家至少都清楚，这不是民主。这是寡头统治”。还有，美国240年来标榜的以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也被今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不经意间扯开了虚伪的外衣，在世界舞台上露出了裸奔的尴尬，这也反映了资本文化“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末世凄凉。张宏良老师深刻地指出：“美国两党制民主的特点，就是让老百姓在两个流氓中选择一个，老百姓只有选择哪个流氓的权利，而没有不选择流氓的权利。……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张宏良：民主绝不是在两个流氓中选择一个》)“最近美国以反‘金钱政治’为主题的大众民主运动，再次敲响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丧钟。再加上近年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南美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所有这些全都清楚不过地表明：‘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以资本民主为核心的西方宪政政治，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张宏良：西边的太阳早就应该落山了》)

　　而社会主义国家逆世界进步潮流推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实际上是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膨胀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借助政权的力量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过程。市场经济基础与宪政民主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在统一体，是正常态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坚持一党执政的官僚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既非社会主义又非正统资本主义的“非马非驴”社会怪胎。这是一种有浓重封建色彩的、比资本民主还落后的社会形态，是处于强烈政治排异期的“十字路口”不稳定过渡态。如果体制内外社会主义健康力量的发育长期不能突破逆转极限，则随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羽翼的丰满(尤其是，大型国企被混改私有化、土地被流转私有化、政府职能权大量流失被资本攫取私有化、领导裸官化以后)，必然会在西方的操纵下，通过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形式，回归正常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却必然是新型殖民地社会!苏东剧变，就是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化和市场化改革的量变所引发的宪政民主剧变动乱。而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危机，无疑是苏东剧变的凶险升级版——共产党被推翻，中华文明古国被肢解毁灭，中华民族被当作“垃圾人口”消灭!

　　总之，市场化就是资本化，资本化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外资化、殖民化；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让霸权资本和霸权国家发挥操纵作用，就是让资本主义价值观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世界金融垄断市场经济阶段，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开放，使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主动钻入了霸权资本、霸权国家及其“第五纵队”精心设置的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口袋阵”，挤上了市场经济总危机的末班车，酿成了一片“改革的废墟”(俄罗斯人民对市场化改革的沉痛反思和准确概括)，甚至是血腥之地!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是养资遗患引发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现实根源，是一场世界性资本浩劫!

　　（二）计划经济和文革

　　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动物经济、必然王国经济;共同富裕的计划经济，才是真正的人类经济、自由王国经济。如果说，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劳动，使类人猿开始脱离了动物界，那么，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使人类最终地脱离动物界。

　　计划经济可以分为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种形态。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应该是在商品经济消亡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完全以计划机制配置资源，实行按需分配的纯粹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消除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是以劳动者为主人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为上层建筑，以计划调节为主导，以市场调节为辅助，既严格限制市场关系的致命消极性，又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关系的积极性的更高级的商品经济形式——指向商品经济消亡的过渡形式。

　　新自由主义理论鼓吹，市场经济有制度性效益(涵盖经济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势，而计划经济则是低效益的空想经济形式。事实果真如此吗?

　　狡兔三窟而居，田鼠秋藏冬粮，说明很多动物都有行动的某种计划性。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攻篇》)的计划重要性，则更为文明人类所称道。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家们无不在不管黑猫白猫地谋企业管理的计划性，国家也在殚精竭虑地进行宏观(计划)调控。可是，谋求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什么就大逆不道了?垄断资本势力处心积虑地谋行霸权计划，却咒骂计划经济，这是为什么?其实，资产阶级根本不是恨计划，而是恨断了他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财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

　　诚然，在市场经济只能是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资本家只能竭力进行企业计划管理(改进技术，强化监管，降低生产消耗，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实现价值等)，工人只能被迫拼命做工，从而使企业的社会微观组织效率比较高(效益却不理想)。但是，社会经济是个大系统，不但有社会微观组织效益问题，还有社会宏观组织效益问题。资本家们竭泽而渔地独占剩余价值，引发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疯狂扩大生产，追逐利润最大化，使社会整体经济呈现盲目无计划状态，企业的活动呈现一盘散沙式的“布朗运动”;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降低就业率，引发社会动荡;劳动群众失去劳动热情，阶级对立严重;市场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疯狂消耗性、浪费性，使资源、环境和生产不可健康持续;私有制引发严重的社会腐败堕落和战争，等等综合因素，不断消解着其较高的社会微观组织效率，使得社会宏观组织效率很低，尤其是效益更低，并且日益降低。请看现在的宗主性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空洞化，依靠“软、硬战争”掠夺全世界而生存，而广大的附属性市场经济国家，则贫弱、动荡不堪，维稳不迭。同时，疯狂追逐利润最大化，疯狂浪费资源扩大生产，疯狂诱迫超前消费的市场经济，也使得地球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难以持续。这说明当代市场经济，已经堕落成了越来越寄生、腐朽、罪恶、反动的经济制度，还谈何制度性效益优势?

　　而在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下，社会经济制度必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生产目的不是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大化;在经济运行上以计划调控为主，在政治运行上则要求必须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为根本;全民共享劳动红利(剩余价值)，实现共同富裕，消灭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公有制还有凝聚民心，激发群众积极性，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所有这些积极因素，综合决定了计划经济内在地具有社会微观、宏观组织高效益的制度优势。

　　根据系统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的原理，社会系统自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从无序的市场经济(企业有序，社会整体无序)，向有序的计划经济(企业和社会整体都有序)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以，否定计划经济，就是企图阻止社会系统自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必然发展，这就好像否定母腹中的胎儿应该由原始态向成熟态的发育，是一样的荒唐可笑!

　　当然，计划经济的组织效益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很高的，就像原子弹的高能量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释放出来一样。在“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封建色彩资本主义管理路线统治下(用私有观念管理公有经济)，计划经济实际释放出来的效益必然每况愈下;而只有坚持“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群众路线，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管理路线(用公有观念管理公有经济)，才能使计划经济释放出蕴含的高效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最大忧患，不是生产力比较落后，而是私有观念，尤其是领导干部为私观念的主导性腐蚀瓦解作用。所以，要保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首先必须革领导干部为私灵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了，这首先是领导干部浴火重生的痛苦过程。很多官僚精英，不愿意浴火重生改造为私的灵魂，不愿意放弃特权阶层或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反对计划经济、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向往市场经济资产阶级生产生活方式，将改革宗教化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市场经济的综合低效益，是制度性的不治之症，而计划经济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较低效益，却不是制度性的病症，而主要是因为用私有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的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管理路线的干扰所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有像列宁和毛泽东那样的与民同甘共苦、大公无私的哲学大师人民领袖，有像大庆的王铁人、大寨的陈永贵、南街村的王宏斌和兰考县的焦裕禄、张钦礼等那样的以革命精神统帅经济建设等工作的领导干部，焉能搞不好?——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成为这种非常优秀的管理者，但这也正好说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的必要性——而如果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带头谋私贪腐，设置高薪，营造特权，追求“不争论”地“先富起来”，计划经济焉能搞得好?至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谓的计划经济宏观管理“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的恶性循环，也决不是计划经济的内生病症，而是反映了错误管理路线的干扰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弊端，和不愿意拉计划经济公车的官僚精英们扣屎盆子泼污的下作!

　　当然，现实计划经济在运行和效益上的某种程度的弊端，确实也反映了计划经济机体尚处于童年，发育得还很不完善：

　　一是计划经济脱胎于旧社会，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和社会关系，使计划经济的基础很脆弱，时刻面临“系统木马病毒”的肆虐。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机制(相当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机体的“监控杀毒系统”)尚未得到实质性的发育。然而，计划经济确实是历史的进步，是能够根治市场经济不治之症的必然替代制度——就像婴儿是老人的必然替代、但婴儿的发育成长却很脆弱一样——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制度性优势的发挥，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公有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人文环境（绝不是只要建立了公有制生产关系，就可以无视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没有公有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人文环境，计划经济必然被官僚精英集团糟蹋完了再扣上屎盆子打入冷宫，然后自己“倒逼”自己另辟市场化私有化邪径。

　　二是上个世纪计划调节的技术基础尚不完善，不像当今有“互联网+”智能化科学技术的充分支持。然而即使如此，新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能够凝聚社会人心、集中力量和资源干大事的制度，还是取得了市场经济无可比拟的高效率。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尤其是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就是雄辩的证明。所谓中国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完全是历史虚无主义扣向大众民主和计划经济头上的屎盆子!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复兴的物质基础，在当代世界金融垄断市场经济时代的母腹中，实际上已经孕育超熟，完全具有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的客观必然性。

　　而当代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霸权计划操控的发展，也畸形地体现着计划经济因素在市场经济磐石下的顽强发展趋势：

　　19世纪中叶之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以自由竞争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正统的、本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处于进步上升期的市场经济。

　　而19世纪中叶之后的“垄断市场经济”，则是以垄断寡头为主导、垄断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日益腐朽变态的市场经济，后来发展成为垄断寡头控制了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霸权计划市场经济”。尤其是当代全球化金融霸权计划市场经济，其调控方式，更不是所谓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而是金融寡头霸权计划“看得见的黑手”。当今的国际金融霸权资本寡头，就是靠操控霸权国家制定全球霸权规则、运作美元美媒美军三军协同立体战的霸权计划方式，操控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奴役抢劫全世界劳动人民。所以，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如果再相信什么“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所谓的世界规则，云云，实在是迂腐、悲哀得可怜!

　　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到霸权计划市场经济的演变，表现了在私有制磐石的重压下，市场经济从市场一极向计划一极的畸形震荡。这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死亡，垄断市场经济的世界统治地位也正在进入死亡倒计时，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的必然性，却正在空前增强。当社会化生产力(尤其是“互联网+”智能化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发展要求，受到私有制的顽强束缚时，生产力不断积累的内在能量，必然会冲破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爆发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的更加光辉灿烂的花朵!

　　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无疑必须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其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无疑必须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辅以必要的市场调节)，按劳分配(为主体)，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等。笔者认为，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从广义上说，就是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也就是人民大民主与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有机结合，它是在发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众民主权利的基础上，依赖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统领，从而实现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的政治形式(当然，这需要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持续建设)。

　　搞公有制，必须有为公的干部队伍——没有为公的干部队伍，有多么先进的计划经济制度、有多少公有财富，也不够官僚精英们祸祸的。而为公干部队伍的形成，必须主要依靠老百姓的监督——大众民主监督，而不是主要依靠干部个人自我约束或者党内、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可以说，大众民主政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基石。对待大众民主政治的态度，是真假社会主义者的分水岭。

　　邓小平南巡时，面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曾经说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然而同时却很“清楚”地断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第三卷第373页) 这一论断，显然并不包括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而离开这两个基石，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就是送给百姓的一张美丽画饼吗?当然，这一论断的本意在于，通过首要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化改革开放，打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社会都有“发展生产力”的一定功能;所有社会的上升进步期，都有“解放生产力”的一定功能。这是普遍性功能，怎么就成了特殊性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再则，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人的需求与生产供应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所有阶级社会的政治纲领、中心任务、基本路线，都只能是维护阶级统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虽然在哪个社会都是人和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但它却只能是政治统帅下的基本经济任务。可是，邓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却刻意阉割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大众民主政治，连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石和政治基石都给抽掉了，还如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把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作为统帅全局工作的中心和纲领——在“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把本来是“纲”的“四项基本原则”贬低为“目”;把本来是“目”的“经济建设”拔高为“纲”，犯了明显的颠倒性错误。(对这个错误，彭真当时曾提出了异议)——这显然是用经济统帅政治、用发展盲动代替社会理性的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基本路线!在这一路线的误导下，改革开放焉能不走上颠覆性方向?!

　　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高度民主(大众民主)和高度集中(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辩证统一，所以，它的本义就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体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政治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统帅性决定”着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的兴衰存亡；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和社会公有文化观念是否占据统治地位的状态，又“基础性决定”着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和社会主义的兴衰存亡。

　　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背离了民主集中制，过分强调民主，会滑向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极端;过分强调集中，又会滑向官僚专制的极端。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和“官方马克思主义”，往往偏好强调“集中和服从”的绝对权威，同时偏好边缘化甚至严厉遏制大众民主政治的发育和制衡，致使官僚主义的膨胀不可抑制。而官僚主义膨胀的过程，也就是从内部和平瓦解社会主义的过程!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制构建不了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而官僚主义和官僚精英特权阶级的顽强滋长，又是共产党一党领导制的主要危险。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了既要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无产阶级中央集权，又要遏制官僚主义专制集权，共产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必须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为基础、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的集中为指导。

　　毛主席曾经强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宪政民主多党制选举不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执政后党的领导干部往往会在当官做老爷中使党和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究竟应该怎样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决“权力腐败变质”的问题?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近百年来碰到的天大难题。如何应对这一难题?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古典传统模式：即自上而下的官僚精英民主监督模式。事实证明，这种实际上是“以权力之刀削权力自身之柄”(或者说“用权力自身的左手去防止右手盗窃”)的古典传统方式，根本不能使国家摆脱权力腐败的历史周期律。在中国，毛泽东开创了大众民主监督模式，理论和实践证明，这是社会主义跳出历史周期律、摆脱幼稚童年的唯一出路。可惜可痛的是，毛主席辞世后，这条唯一正确的出路却被全面否定了，继之走上了“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的新路，实际上，这还是官僚精英民主监督的传统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不绝于耳，法律被抬到了大于天的地位，“人治”则被踩到了脚下。可问题是，“法治”就不需要人治去“治法”?其实，所谓的“法治”，不就是统治阶级的人借助统治阶级的法实施的统治阶级的“人治”吗?资产阶级的法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人治;无产阶级的法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治!对于治国来说，仅有“法治”，只是一条腿走路，普遍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的两条腿走路，即“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所谓“德治”，即统治阶级通过道德教化、文化教育、艺术熏陶、风俗引导、思想政治运动等等进行的综合治国方式。德治是法治的统帅，法治是德治的工具，换句话说，法治只是人治中治标的强制性工具，德治才是人治中治本的灵魂教化。当然，德治也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德治，是最进步的德治，而剥削统治阶级的德治，在社会上升期，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而在社会没落期，就只能是愚民教化。例如，西方的普世价值，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政治路线等等，就是这种愚民教化。所以，把有阶级性的法律、法治吹嘘成天王老子(即把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抬到了大于天的地位)，是连处于进步时期的剥削阶级优秀思想家、政治家们都不齿的。一个社会如果主要依靠强制性的法治了，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到了道义上和发展上的没落期了。

　　国家、法律、法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所以法律法规无疑有阶级性。而法律法规的阶级性是由执政党的政治路线的阶级性决定的，在不同阶级性的政治路线的统帅下，可以对包括宪法和党章在内的法律法规进行指向不同阶级性的制定、修改和运用。这就是说，执政党及其政治路线的阶级性，统帅性决定着法律、法治的阶级性。因而，主要依靠法治决定不了政治路线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不了宪法和党章的阶级性，从而遏制不了无产阶级革命党向官僚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内在自然蜕化，遏制不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庄严名义下向资产阶级专政的内在自然蜕化。所以，排除大众民主的群众路线，只想主要通过法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一劳永逸地解决执政的共产党官僚化、腐败化的问题，只能是一厢情愿，其发展的逻辑归宿，只能是堕入宪政民主的陷阱!因为，在资本专制时代，脱离大众民主约束的法治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大众民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就只能官僚化资本化。当资本的市场经济基础坐大以后，国家权力就只能陷入“资本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宪政民主资本专制结局!

　　任何系统正常运行的对立统一状态，都表现为异质结构部分间的协同平衡，社会主义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也是这样。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就是两个基本的异质结构部分，人民群众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和服务(身无头不行)，共产党也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头无身不立)。如果官方只依靠封闭的自我监督和法治，却排斥开放的大众民主群众路线监督，就是只要“法治”不要“治法”;只要“官治民”不要“民治官”;只要“党要管党”不要“民要管党”;只要剥削阶级愚民，不要无产阶级德治。这就把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这两个最重要的异质结构部分间的协同平衡给打破了(就像钟表上的两个基本联动齿轮脱节一样)，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处于“排异反应”状态，社会主义机体焉能不患危急重症?只有以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统帅德治与法治这两种人治手段，才是能够遏制共产党政治路线资产阶级化的根本保障，从而能够遏制执政的共产党官僚化、腐败化、资本化的顽强颓势。如果把共产党比作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的巨人安泰，那么，大众民主政治就是安泰的大地母亲。安泰只有保持与大地母亲的亲密接触，接上了“地气”，他才是不可战胜的。

　　而害怕和否定自下而上的大众民主监督——例如：中国《1981年历史决议》全面否定文革;《1982年宪法》废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权利和工人罢工的权利，取消了“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1999年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反革命罪”一词。又如：《邓选》中有30多处强调“不搞政治运动”(注：主要是指：不搞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政治运动，不走群众路线，只搞精英的依法治国);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更进一步强调“永远不搞政治运动”;在起草《1982宪法》时，邓小平还强调：“四大”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作为一个整体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则一党领导制和精英依法治国、依法治党相结合，就只能蜕化为官僚民主政治。可以说，一旦背离了大众民主政治，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只能成为背道而驰的空谈。

　　毛主席曾经强调：“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39—140页) 而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就是通过大众民主政治的形式来行使和保障的。

　　不是说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人、领导干部是社会公仆吗?可是，公仆怎么可以不让主人监督?怎么可以不让主人发言、“不争论”地杜撰顶层总设计?社会公仆如此轻慢社会主人，反仆为主(自称“父母官”，已经成为官场文化)，必然会把官员对社会的代理管理权异化为不受群众监督的官僚专制权。封建社会的官权，有维护皇家天下的皇权制衡;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权，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权操纵制衡(表现为资本专制的幕后操纵和宪政民主多党制的幕前制衡);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权，既无把国家当作家天下的皇权制衡，又无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权制衡，如果再排除了大众民主的民权制衡，这样的官权，虽然有法治和纪检监察的权力系统自我监督制约，也仍然摘不掉“绝对权力”的帽子。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自由与权力》)，所以，绝对的官权，必然会导致比正统资本主义更甚的权力腐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弱化，汉奸文化泛滥)——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说：在修正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权力体系内部的强化监督、反腐败，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时甚至有较大的震撼作用，应予必要的肯定，但这种积极功效，不过是遏制权力腐败燎原之势的杯水而已。明朝朱元璋皇帝那么严酷的体制内反腐败，都奈何不了权力腐败的顽强颓势。更何况改革开放后，顶层还总设计了这么个“废除大众民主四大自由和罢工权利，取消惩办卖国贼和反革命罪条款，不搞政治大民主运动，不走群众监督路线，‘硬道理’、‘不争论’地发展市场化私有化，“不管黑猫白猫”地让特权精英先富起来，不换上猫论思想就换人的官场逆淘汰律”的权力腐败激进工程?可怜的领导干部们，得需要有多么超级高尚的定力，才能逃过骄奢淫逸、贪腐败国的政治瘟疫?!

　　这从举世震惊的中国裸官现象就可见一斑。据中国官方权威机构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披露：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中，存在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定居或加入所在国国籍这种情况的，中央委员中有187人，占委员总数204人的91.7%；中央候补委员中有142人，占候补委员总数167人的85%；中纪委中有113人，占委员总数127人的89%。另外，在2010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谈到裸官问题时说：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现在的裸官人数是多少?不得而知。面对这样一大批连祖国母亲都嫌弃的裸官(可谓“准西方国籍官员在华执政团队”)，如何期望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维护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观朝鲜和俄罗斯，为什么对霸权主义那么硬气?为什么没有汉奸文化泛滥和第五纵队嚣张的乌烟瘴气?一个重要直接原因，不就是因为官员的钱袋子、户口本和直系亲属人质不在西方手里捏着吗?裸官现象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大问题。在任何国家，大批中高级官员怀揣双国籍、脚踏两只船，不忠于自己的国家，都是一个国将不国的天大问题!对此，习总上任初期就清醒地指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境外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社会已把这三个问题列作新时期亡党亡国的三大祸端。”“党在今后五年时间内将面临着一场自我反思总结、自我改造、自身建设的生死存亡抉择，人民和历史留给共产党的时间是不会无止境的。”

　　笔者认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腐败度一旦持续超过40%(可用官员贪腐人数的比例进行量化)，社会腐败的惯性基本超过反腐败的力度，无疑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存在着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腐败、经济政治两极分化、汉奸文化泛滥，可以说已经名列古今中外世界前茅，上下全面腐败(包括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路线的“腐败”)的惯性，顽强超过反腐败的力度。这种令世界瞩目的全面腐败和经济政治殖民化现实，不能不标志着以全面否定文革、推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为核心的邓**路线的根本错误和全面失败!另外，即使从“把公有制占绝对主体地位改革成私有制占绝对主体地位;几乎无官不贪;几乎无一物不造假;几乎无一食没有毒;全世界唯一的主粮搞转基因国家;裸官成灾酿成的国将不国忧患;党校反党、党媒反党、党员干部反党、文人公知反党的诡异现象;黄赌毒黑成灾;恶法横行;汉奸文化泛滥;农村凋敝，三农严重;涉及人口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工人下岗失业大潮;国民经济的私有化、外资化、殖民化;美国负债消费、中国负债生产的‘中美国’模式的形成;东海南海台海危机，美国军舰定期开进中国南海巡逻;等等”之中，拿出任何一条，都可以独立标志邓**路线的根本方向性错误——当然，党内外健康力量正在扭转这一严酷的路线惯性现实。正如习总所说的：“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国家前途危机能否化解，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坚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呼声和动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面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挑战，面对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势力的全面腐蚀，共产党应该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组织，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绝不是执政的生产党、经济建设党!党的根本政治任务，在执政前，是夺取政权——是在政治统帅下做军事等工作，而不是单纯的军事主义;在执政后，是不断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持续建设大众民主政治，防止和平演变(要维持一个政权，比夺取它还要难)——是在政治统帅下进行经济建设等工作，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属于“万里长征”第一步的经济基础革命，那么，不断夺取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思想文化的统治权（核心是建立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就是不到共产主义永远也不会结束的“万里长征”整个过程的上层建筑革命。如果不能持续有效地完成上层建筑革命任务，社会主义就永远脱离不了幼稚的童年，就会堕落成畸形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的主要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基本上总是落后于公有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首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认识到上层建筑革命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而是认为：夺取了政权或完成了经济基础革命后，打天下的功臣们，只要代替人民坐天下、以经济建设为纲，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大众民主政治制衡，就必然会滋长出新的剥削统治阶级，照样会陷入“社会官灾人祸”的历史周期律。关于这一点，即使毛主席的很多战友们，也没有跳出这一深重的历史认识误区，总看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顺眼;不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革，开展的是必需的上层建筑革命，大众民主革命。

　　关于文革和大众民主的必要性，邓小平也曾经有过高度的肯定：

　　“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讲话)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文革时期邓小平给毛主席的检讨信)

　　“……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在中央重要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叶剑英元帅临终时，在全面否定文革的社会氛围下，表达了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个全盘肯定毛泽东和文革、否定邓小平的一句政治遗言：“现在看来，毛主席生前整的人，一个都没有整错。”(叶选宁曾经在小范围公布了他父亲叶剑英临终最重要的这句政治遗言)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是语出令民心震撼。凤凰卫视曾经采访过王光美，当记者问到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她实事求是地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一句话，表达了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良心!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包括体制内的一些干部)，才开始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毛泽东的文革。

　　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一旦脱离了大众民主政治这个群众基础，而又不能有效地纠正，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离开大地母亲一样，只能走向失败!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跳出权力腐败(社会官灾人祸)历史周期律，开创了唯一正确的出路!所以，文革绝不是所谓的“十年浩劫”——文革中的三分错误，根本不是文革内生的，而主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反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所造成的。随着人民觉悟程度的不断提高，文革必然会走上规范化、常态化的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当代的网络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艰难而又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中)。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公有思想文化大革命，是继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无产阶级探索自身和全人类解放道路的第三个里程碑，是社会主义告别幼稚童年、创新完善科学社会主义、开创世界大众民主时代的空前伟大的社会革命(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实践，将毛泽东思想推向了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毛泽东主义阶段(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政治理论)。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两个彻底决裂”，是共产党“初心”的精髓。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开始了其中的第一个决裂——同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文革实践，就是开始了第二个决裂——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不开始第一个决裂，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就不会诞生;而若不开始第二个决裂，不对私有文化观念进行大众民主的“斗私批修”，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就不能建立，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形态就无从诞生。而国家机器虽然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但若建立在私有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就无论如何强调“依法治国”、“党要管党”，都避免不了社会主义被和平演变的历史宿命!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若否定了改造人、尤其是改造干部灵魂的温和的文化革命，就只能拥抱“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武化革命”!

　　综上所述，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必须是计划经济基础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没有计划经济，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就没有立身的经济基础;而没有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成了失去保护的“唐僧肉”(计划经济是群众路线经济、大众民主经济。没有大众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干部队伍就必然官僚化，公有制计划经济就只能走向解体)，必然被和平演变为私有制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否承认和坚持计划经济与大众民主政治相结合，是真假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分水岭。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建设保障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的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就是“群众路线治国、群众路线治党”，就是“人民治国、人民治党”，这是社会主义机体的精气神。没有这种内守的浩然正气，社会主义机体必然丧失灵魂、道义和民心，成为政治僵尸，走向自我解体!新生的社会主义，如果始终不能通过思想文化革命自觉持续地建设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即使没有帝国主义战略遏制的外因，内部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文化因素势力，也必然会由量变到质变地占据统治地位，将共产党“政治转基因”，使其自我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简单一句话，如果共产党放弃思想文化革命的基本路线，推行把阶级斗争降格为生产斗争的经济主义路线，社会主义就只能自我和平演变。笔者认为，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平演变定律”。即使将来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也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自觉持续地建设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否则，同样跳不出无情的和平演变定律!

　　总之，社会主义离不开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离不开大众民主;大众民主离不开文化大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世界、救地球，而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众民主革命）才能救社会主义、救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拯救）!

　　四、社会主义社会演化的三种形态

　　“传统社会主义”，是有关文章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这个概念贬义过重，致使对社会主义这个新生事物(包括对斯大林)的态度有失客观公允。例如，当代著名的左翼学者和政治理论家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英国)就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式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论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但在客观上却产生了根本否定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包括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后果。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属于高能态耗散结构体)，比之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属于低能态耗散结构体)，发育起来确实难得多，但我们终不能因为新生儿尚未发育成熟，就非要说他不是人吧!笔者认为，提出“朴素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和“大众民主社会主义”三种发展形态概念，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演化，应该说比较好。卡利尼科斯的错误，在于把朴素社会主义与官僚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混为一谈了。而“传统社会主义”概念，则把社会主义演化的三种不同发展形态都搅成一锅粥了。

　　一般来说，仅具有朴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完成了夺取行政统治权，或者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革命任务之后，往往不能自觉地转向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有效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任务。也就是说，很多仅具有无产阶级朴素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在革敌人的命的过程中，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在需要革自已自私灵魂的历史阶段，往往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糖弹”的心灵腐蚀。所以，在朴素执政的过程中，安于现状的领导集团，往往难以遏制当官做老爷的腐化颓势。只有具备了自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才能领导社会自觉继续革命，不断“斗私批修”、践行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的革命任务，从而能够遏制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严重颓势。

　　（一）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演化　　

　　社会主义在诞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可以称之为朴素社会主义形态。所谓“朴素社会主义”，应该说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建立的新生的、不成熟的、朴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占主导的社会主义幼年形态。这里所谓的“朴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主要是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强化提高、但尚未达到自觉继续革命的理论认识和精神作风的状态(例如，能够朴素忠诚地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群众路线、践行民主集中制等)，而不是指在和平执政时期，在建设大众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通过“斗私批修”的思想文化革命而形成的“自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精神”(即自觉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认识和精神作风)。

　　朴素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实行朴素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朴素的民主集中制。

　　①朴素计划经济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既对市场关系的积极性利用不足，又对市场关系的消极性限制不利。这是经济基础方面的一个十字路口：既可以向公有制计划经济不断改革完善的方向艰难攀登，更可能向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方向自发退变。

　　②朴素民主集中制的不完善性主要表现在：其大众民主基础很弱。并且，共产党执政后，由于自觉不自觉地推行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基本路线，使得大众民主基础越来越弱。而其高度集中，则随着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推行，则日益官僚化、专制化。这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一个十字路口：既可以向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的方向艰难攀登，更可能向官僚民主政治的方向自发退变。

　　③朴素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在朴素社会主义形态中，无产阶级革命的两大历史夺权任务，只完成了第一个，即夺取国家的行政统治权，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第二个更重要的历史任务，即不断夺取社会主义公有思想文化的统治权，持续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进展。这就使得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继续革命性很弱，形成了思想上层建筑方面的一个十字路口：既可以向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艰难攀登，更可能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泛滥的方向自发退变。

　　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理论工作者和高层领导干部，往往形而上学地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认为只要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会相应建立并适应其经济基础，无需搞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大众民主政治，只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力，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路线，反之，就是“极左”路线。这种打着唯物史观红旗的思潮，把近百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害惨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马恩列毛的辩证唯物史观，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史观，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在理论上误导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使其不知不觉地滑入了修正主义歧途。

　　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如果形而上学地理解为经济基础“直线单向决定”上层建筑，无疑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强调过：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就不存在“残余的旧社会上层建筑卷土重来推翻新社会经济基础”的危险性。

　　只有理解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双向决定”关系，才算抓住了辩证唯物史观的精髓——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由生产力基础性决定着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则发挥着正向的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

　　也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如实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生、发展、演化的规律，尤其是阶级斗争规律。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就世界生产力大系统和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方向而言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当社会进入生产力社会化和垄断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危机逼迫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但这种由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的转型，不像历史上由一种私有制社会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私有制社会的转型那样，先自然发展新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萌芽，然后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建立新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是在社会化世界生产力大系统提供的公有制新社会产生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在社会化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然后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再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并且，即使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建立的初期，也不是建立了市场经济基础后，以经济建设为纲就万事大吉了，因为残余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还有复辟的危险性(实际上，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也经历过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反复斗争)。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则不仅是在建立的初期，即使是在政权比较巩固的中后期，残余的资本主义思想上层建筑和资本影响因素势力，也仍然是很强大的，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是一种时刻处于量变过程中的直接现实性。为了有效遏制量变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必须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而其唯一正确有效的途径，只能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通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持续地建设大众民主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否则，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自发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相反，由于资本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残余的自发扩张性，使其可以自发地夺取统治地位，实现复辟。可以说，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逆水行舟，如同让水往高处流，必然“从善如登”;而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如同顺水行舟，如同水往低处流，自然“从恶如崩”。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地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必然导致自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经济主义的管理路线!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还不到五年的时间，列宁就发现并深思，为什么新的苏维埃权力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披着苏维埃外衣的旧沙皇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复活)?直到逝世，列宁都在忧虑苏维埃政权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颓势问题。列宁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0页)列宁还天才地指出：“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页)可见，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大师的列宁，当时已经基本抓住了社会主义的要害问题：离开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不可能防止“不完全社会主义”的退化堕落。可惜，由于列宁的英年早逝，使得他雏形的英明思想政治路线，难以得到贯彻和完善。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他的重大功绩在于：坚定地排除了布哈林的“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干扰，朴素地坚持了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创造了经济发展和卫国战争的伟大业绩，把苏联从一个扶犁耙的个体农业弱国，建设成为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拥有核武器的工业强国，等等。

　　他的错误和不足：不在于坚持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恰恰相反，这是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是在于，在坚持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没有抓住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牛鼻子，从而不能建立保障高度集中体制正常运行的基本平衡机制，即占统治地位的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当然，这更多地是历史的局限。由于最早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尚没有前人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酷教训可供借鉴等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致使在高度集中体制的基础上，特权官僚主义失去天敌制约地膨胀起来。由于公有制的新生社会主义脱胎于私有制旧社会的历史局限，由于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使得他难以理解和推行列宁所设想的正确思想政治路线，难以避免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官僚主义的强大腐蚀。;例如，斯大林不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1938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偏离了唯物辩证法。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急忙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1936年，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以致走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道路。

　　由于尚无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历史材料可供借鉴，斯大林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领导。都难以认识到：坚持社会主义，最大的困难不是推翻旧的剥削统治阶级，而是摧毁旧的社会关系，并防止它复辟；仅仅在法律上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能废除资本主义关系因素渗透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力量，不能消除阶级存在的条件。在现实公有制的基础上，正在量变指向质变地滋长着新的剥削统治阶级——首先是官僚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经济形态的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之后，“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还严重地存在着，并且首先在官僚精英特权阶层内部量变指向质变地滋长着经济形态的官僚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代理占有支配权的实际分离，为行使代理权力的政府官员公器私用、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条件。如果官员代理权力的滥用，得不到大众民主政治的天敌制约，就必然会滋长出能够无偿侵占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官僚精英剥削统治阶级。同时，社会上也还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因)，如果在以经济建设为纲(放弃对人、尤其是对干部的思想世界观改造和群众监督)的经济主义基本路线的催化下——例如，斯大林在30年代就提出了唯生产力论和经济主义的口号：“速度决定一切”(如同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然会由量变到质变地复辟。所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必须重视对国内外敌对分子的专政，但其核心必须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不断夺取和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如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也是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一样)。

　　种种主客观原因说明，在斯大林等高层领导者的身上，正在难以突破历史局限地滋生着修正主义的萌芽，这为苏联的朴素社会主义蜕变为官僚社会主义提供了原始的内在根源。然而必须强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严重缺陷，但总归是朴素社会主义的新生儿。俗话说：“月子孩丑似驴”，却也没有人因为自己的新生宝宝污秽丑陋、发育不完善，就咒骂他不是人!所以，我们必须对斯大林模式给予辩证的肯定，切不可继续自毁根基，跟在西方势力的后面，将新生的朴素社会主义咒骂为“极权主义”、“官僚社会主义”，制造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性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

　　可以肯定地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一正确路线尚不能自觉践行之前，官僚主义特权精英必然会通过经济主义的管理路线，将朴素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官僚社会主义，酿成权力腐败的“社会官灾人祸”，最终导致“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浩劫。在苏联，斯大林刚刚逝世三年，赫鲁晓夫就在1956年苏共20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官僚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官僚社会主义”，就是在朴素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由于放松阶级斗争、尤其是放松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上层建筑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官僚精英资产阶级在经济形态上强势滋长，形成了名义上还保留着社会主义框架，实质上却蜕变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通过宪政民主剧变向正统资本主义的自然过渡，或者向更高层次社会主义的自觉过渡)。

　　在苏联，从赫鲁晓夫的以准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熄灭论;发展上的经济主义;管理上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开始，发展到戈尔巴乔夫的以激进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路线——经济上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多党制改革等，再到其逻辑终点的宪政民主剧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自然堕落过程。这说明，苏联的失败，绝不是如同西化派和西方势力所攻击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而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失败，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失败，是资产阶级文化泛滥、共产党初心丧失所酿成的失败！

　　市场经济是资本专制的经济基础。资本在经济上“自由民主”地剥削剩余价值的本性，必然在政治上表现为宪政民主诉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基础的建立，决定着宪政民主上层建筑迟早会形成。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形成了如同一个钢镚的正反两面那样的不可绝对分割的共同体关系。而官僚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上，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和平演变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层建筑上，已经不是推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一党领导制，而是推行官僚民主集中制的一党专制。市场经济与官僚民主政治媾合的这种社会怪胎，是一种没有亲缘关系的不稳定杂交体，是处于分化中的过渡态。因而，苏联官僚社会主义，从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报告开始，在不断深化的准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仅仅过了35年，就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与西方的勾结中，爆发了苏联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原因是一些上层领导人犯有颠覆性错误或罪行，但社会文化原因却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即使没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也必然会有其他的“某某夫”、“某某钦”之流来代替前者颠覆社会主义!

　　（二）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演化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形态，与苏联斯大林模式有很多共同点。例如，坚持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但是，毛泽东模式又是辩证扬弃斯大林模式的更高级形态，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计划经济运行机制上，既以计划调节为主，又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对市场关系积极性的利用和对其消极性的限制，都做得比斯大林模式更好(当然，对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左”右干扰，则另当别论)。在经济管理上，发扬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公有价值观管理模式。

　　二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公有思想文化建设为中心、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经济建设等全局工作的统帅的基本路线。

　　三是在政治体制上，通过“斗私批修”的文化革命，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政治上层建筑的建设。

　　公正地说，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绝不是所谓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帝国主义的封锁制裁，不是毛泽东模式的所谓“封闭”!毛泽东时代并不“僵化”，也有改革开放，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是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继续革命的前进方向，开创了正在质变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形态——大众民主社会主义。

　　所谓“大众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在朴素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到能够自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的哲学路线，自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思想政治建设为中心、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经济建设等全局工作的统帅的政治路线，通过持续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基本建立了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的自觉社会主义形态。当然，大众民主政治，是一个需要不断建设和改革完善的过程，但是不管如何改革完善，都不能脱离其精髓，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大民主，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腐败作风，发动群众运用“四大”自由进行批判揭露(可谓“群众专政”)，不断夺取和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关于大众民主和三大复兴等问题，张宏良老师有大量的论述，很有世界科社理论前沿的高度，令人惊叹!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思考。张老师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在这个民权主导的社会主义分权体系当中，由执政党选拔干部，人民监督委员会罢免干部，人民代表大会决策和审查政府工作，政治协商会议咨询和批评政府工作，这就彻底清除了现在这种由权利滋生权利、用权利谋取私利的制度基础，从而能够彻底解决人类社会迄今没有解决的腐败问题。”“对官权最主要的剥夺，就是要彻底剥夺官员任免官员的权利”(《张宏良：社会主义复兴大纲》)“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将是21世纪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中华民族复兴奉献给人类社会的伟大政治文明，比资产阶级奉献给人类社会的宪政文明更加伟大。”(《张宏良：民主绝不是在两个流氓中选择一个》)

　　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应该是社会主义脱离幼稚童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成熟的根本标志，她无疑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唯一正确目标。笔者坚定地认为，一些关于“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如果在精髓上与毛泽东的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相抵触，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潮的羁绊。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内在地要求建立为其服务的公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还非常强大。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是变换了斗争的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属于阶级社会，其主要矛盾，绝不会是人的需求同生产供给之间的非阶级性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必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主要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基本上总是落后于公有制经济基础。所以，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离开这个纲领，绝不可能解放生产力，也不可能正常发展生产力。例如，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发展的都是不可持续的“大流血生产力”——资源、环境的大流血，国民财富向官僚买办资本和西方列强的大流血。

　　“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就不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也不是只抓革命轻视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的左倾机会主义，而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恰恰是资产阶级路线“左”右干扰正确路线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忧患，不是国内外有形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而是执政党政治路线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经济主义纲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路线的否定。这才是最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性开拓前进的严峻时刻，人民领袖毛泽东撒手人民，使阶级意识倾向和政治力量的对比急转直下。1978年年中，一向对真理并没有什么兴趣的顶层官僚精英，开始导演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反向无底线思想大解放的序幕，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政治旗幡，首先指向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的中枢神经——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众民主。否定了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众民主政治制衡机制，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革命灵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得以大行其道，致使经济建设资本化，权力商品化，干部官僚化、贪腐化，执政党去革命化，使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以不可遏制之势羽化为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

　　与我们党的很多高层领导政治态度截然相反的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尔•贝特兰，却敏锐地认识到了文革的伟大作用：“文化大革命是使人民群众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阶级斗争……广大群众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基本的条件，因为只有具备这一意识形态，广大群众才能够正确分析社会矛盾，并通过阶级斗争解决这些矛盾。”(夏尔•贝特兰：(1973年1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而全面否定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是社会主义的灾难，是历史的大跃退。关于这一点，夏尔•贝特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否定文革的华国锋时期，就看得很清楚：“(中国)在宣布文化革命结束的同时，一年多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官方讲话和报刊文章中所阐述的论点，实际上是对文化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系统地全面地总结文化革命，……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夏尔•贝特兰：(1978年3月)《大跃退》)

　　然而，夏尔•贝特兰的警告和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的断然行动，没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历史逆流，以全面否定文革的《1981年历史决议》为标志，代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前进方向的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被实际上根本否定了(虽然宪法和党章中还保留着“毛泽东思想”的条款)，中国开始从形成中的大众民主社会主义向官僚社会主义大跃退。

　　50年后，重温毛主席在1966年的预言——“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会觉得不可理解吗?还会觉得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极左”阶级分析吗?　　

　　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演化的脉络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生产力比较落后、处境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能够蓬勃发展推向世界高潮，而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繁荣昌盛了以后，却萎缩退化陷入了极端低潮。这种强烈的反差，表明了“生产力直线单向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史观的荒唐，反证着马恩列毛辩证唯物史观的真理性。

　　笔者认为，辩证唯物史观的精髓应该是：“辩证双向决定论”：

　　①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进步走向，发挥着最终的、归根结底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歧途。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在世界市场经济生产力大系统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孕育成熟了物质和精神条件，而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上率先绽放出来的制度性文明花朵。这种灿烂的花朵，没有直接开在美欧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干上，而是绽放在苏东、中国等后发的资本主义细枝嫩芽上。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从计划经济折而重走市场经济的老路，是一种悖逆社会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大倒退!

　　②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对短期走向，则发挥着正向的或反向的、正确的或错误的、进步的或落后的、革命的或反动的“统帅性决定作用”。不承认这一点，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只能发挥无决定性影响的“反作用”，就陷入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史观的歧途。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发挥着正向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政治路线，对社会主义运动发挥着正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而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邓**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则对社会主义运动发挥着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

　　修正主义的历史观，主要是精英创造历史的主观唯心史观和“生产力单向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史观的二元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主观唯心地用“生产力单向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史观冒充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反对在生产力尚未高度发达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祭起机械唯物史观，为的是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推行经济主义的管理、改革路线。他们只承认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否认无产阶级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义管理路线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路线。同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主要不是败在生产力基础落后，而是败在主导运动的思想政治路线尚幼稚一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也主要不是败在生产力基础相对落后，而是败在主导运动的思想政治路线背离了辩证唯物史观的真理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思想政治路线演化的脉络　　

　　（一）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新生的朴素社会主义阶段，一般来说，共产党执行的是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朴素践行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为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推动了新生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但是，这条路线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一般来说，仅具有朴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完成夺取行政统治权的任务之后，往往不能自觉地转向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的战略任务。也就是说，大量仅具有朴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在革敌人的命的过程中，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在和平执政时期，需要革自己的命(自私灵魂、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势下，往往经不住资产阶级“糖弹”的心灵轰炸。所以，执政的共产党若是只满足于朴素的革命路线，往往难以遏制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的强大颓势，难以遏制执政党及其政治路线的去革命化。而具有自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共产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才能将朴素的革命路线升华为无产阶级专政下自觉继续革命的路线，从而才能将朴素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以政治建设为中心”改造成为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主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安于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然不能阻挡朴素社会主义社会堕落的颓势!

　　（二）向市场化私有化蜕变的经济主义管理路线

　　“打天下坐天下，当官做老爷”，是传统私有观念统治下的历史惯性，也是权力腐败滋长的文化基础。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形态的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尚未未受到过资本主义复辟惨痛教训的形势下，很多领导干部难以突破历史的局限，从本质上把握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阶级”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灵魂的经济政治辩证统一体。当“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势力(其中包括执政党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路线和资产阶级法权等资本社会关系)，也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幽灵”。在朴素社会主义阶段，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不是没有物质基础，而是经济形态的统一阶级基础被基本摧毁了，但其分散的经济形态阶级基础却仍然很充分。比如，特权、贪腐、投机倒把和雇佣劳动小生产等所滋生的分散的经济形态阶级基础在不断膨胀，并且首先在官僚精英特权阶层内滋长着经济形态的新生剥削统治阶级，这是从内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主要阶级危险，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腐蚀，是比国内外有形的颠覆破坏势力更为危险的文化瘟疫。所以，阶级斗争的“大场”和“急所”，绝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形态领域和有形的国内外阶级敌人方面。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重点和主流。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必然阻挡不住资产阶级文化瘟疫的肆虐，从而使社会主义陷入失败。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极端低潮的根本教训。

　　太平安乐和特权执政的环境，极易催生领导集团的贪腐享乐之风和消极庸俗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官僚精英都认为：经济形态的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就熄灭了，或者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就不再是矛盾运动，而是精神上、道义上的一致。他们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观唯心地归结到符合官僚精英集团利益的框架内——强调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矛盾转嫁到人的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的非阶级矛盾上，也就是把社会堕落的现实危险，从特权集团的堕落上巧妙地推诿到生产力的落后上。其实，官僚精英大都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按照这种逻辑，他们既是如此自私，手里又捏着公权力，在生产力还不能提供极大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满足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如何能阻止公器私用、贪污腐败、剥削掠夺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古今中外，治国最难的，不是治民，而是治官。民是“社会食物链”最低端的弱势群体，官是“社会食物链”最高端的强势群体，稍一放松治官，“社会官灾人祸”就会坐大。所以，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阶级矛盾，绝不可能是人的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的非阶级性矛盾!人的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是所有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的矛盾，怎么可以定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人的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先入为主的“哲学贫困”，是庸俗腐朽的机械唯物史观和主观唯心史观的二元论的理论迂腐。而在根本错误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上制定的政治路线，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发挥颠覆性的危害作用。

　　把人的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的非阶级性矛盾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设计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属性，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深陷“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潭，奉行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管理路线。

　　人要生存，社会要存在，国家要强大，都离不开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天经地义。但是，经济建设在阶级社会是有阶级性的——经济建设离不开生产目的、生产关系和科学技术。生产目的和生产关系无疑有阶级性;自然科学技术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其社会运用过程却渗透了阶级性。而阶级性表现了阶级意志对经济建设等工作的政治统帅。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是为什么阶级、为什么人的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是政治统帅经济，而不是经济统帅政治——是头脑指挥手脚，而不是手脚指挥头脑!奉行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映的是“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吃饭(以吃饭为中心)”的兽性化发展逻辑。以经济建设为纲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应该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幼稚童年的基本标志。

　　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金钱、利润、私心、实惠、GDP为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置换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置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以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置换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就是不言而喻地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就是管理层放弃思想改造和排除大众民主监督。在现实中，其势必导致不管黑猫白猫、黑道白道、姓社姓资，有奶便是娘的金钱拜物教堕落。

　　市场经济是私有经济，自然是以私有价值观进行管理(即使如此，日本和欧洲的一些私营企业，也借鉴毛泽东时代“鞍钢宪法”的管理理念，以加强集体组织效率)。计划经济是公有经济，必须用公有价值观进行管理。然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却都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以经济建设为纲的资产阶级经济主义管理路线。它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为管理价值观，以“一长领导，专家治厂”为管理形式(例如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它排斥“党委民主集中领导，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突出政治，走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管理方式(例如中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模式)。这是以私有观念管理公有经济的资产阶级管理方式。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资产阶级文化腐蚀、同化、颠覆作用，是社会主义的最强大、最可怕的敌人。也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指向的，就是经济建设唯利化、市场化、资本化、私有化，直至外资化、买办化、裸官化、殖民化、汉奸化、宪政民主动乱化，大国肢解化。这，已经不是逻辑论证，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铁的逻辑演变!

　　“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哲学前提，我们必须从广义上把握它——它不仅仅表现为完全不承认阶级斗争，而且还包括“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不承认阶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内涵。“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自然否定。

　　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什么输理的。在阶级社会里，哪个阶级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搞的是无产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专政搞的是资产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无产阶级是光明正大地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像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阶级那样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地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统治阶级，手里没有真理和道义，人数又极少，只能打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阶级斗争熄灭论和经济主义的愚民旗号，搞资产阶级专政。所以，以经济建设为纲，并非不讲政治，它只是不讲无产阶级政治，却隐蔽地大讲资产阶级政治，大搞官僚资产阶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会冲击经济，是根本错误的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本义是：

　　一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承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具有敌我阶级矛盾的性质;而在法律领域内，认为犯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错误的人和事件，很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若对此类问题一律按照敌我矛盾进行法律处理，则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二是在经济工作中，不是要用政治来代替和冲击经济，而是要用政治来统帅和促进经济工作，使经济建设坚持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空头政治的“左”倾错误。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并不是其内生的弊端，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路线从“左”、右两个极端干扰破坏的结果。

　　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真理。社会主义要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列毛主义的分水岭。而是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真假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水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方式。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会有大众民主政治权利，就无法建立人民监督政权的大众民主制衡机制，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失去了革命的灵魂，成了冒牌货，执政党也就必然滑向人民的对立面。看看那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蜕变为实际上的资产阶级专政?

　　可以肯定的是，各国执政的共产党，一旦染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政治瘟疫，实行以经济建设为纲的路线，执政者即使怀着自认为良好的动机，也改变不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很多精英，往往比共产党的很多高层领导和理论精英都敏锐得多。例如，针对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替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美国的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就曾一针见血地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注;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连马特洛克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客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伙社会主义的叛逆者所否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实质的内容。如果抛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种“别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也就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都能认可的主义和社会了。又如，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的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也有触目惊心的评论：“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注;指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着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愈来愈不象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象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的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商业共产主义(注：指“资本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腐败和贪欲的幽灵困扰着中国。”“(进入21世纪后)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风起于青萍之末，其来也渐，其入也深。起点差之毫厘，终点缪之千里。从自觉不自觉地实行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义基本路线开始，新生的社会主义就开始了指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的量变。由于经济主义管理方式主要关注金钱、利润和实惠，刺激的是经济人的自私积极性，在放弃改造主观世界、为了特权利益而盲目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使官僚主义、权力腐败日趋坐大，使计划经济难以释放其强大的效益潜能，于是，资改派精英又将“屎盆子”扣到计划经济头上，借口所谓的“倒逼改革”，进一步向激发经济人自私积极性的方向找出路——掀起了彻底解体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逆潮。

　　总之，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两种对立认识，决定着两条管理路线的矛盾：一条是以经济建设为纲、建设官僚民主政治的资产阶级管理路线;另一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大众民主政治的无产阶级管理路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危险的忧患，是内部的机会主义路线，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以经济建设为纲及其引发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开放，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具体表现。

　　（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路线

　　如果说，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那么，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则发挥着正向的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其中，“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发挥着正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而“保护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价值观则发挥着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路线，从朴素的革命路线，到经济主义管理路线，再到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路线的蜕变，本质上就是以自私价值观为强大吸引源的堕落过程，表现为官僚精英特权阶级不断向“人性自私论”投降的过程。

　　“人性自私论”(宣扬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是西方经济学和西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它既是私有制的产物，又是维护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理论武器。

　　人，既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又是在社会群体中通过分工合作相互依存地生产、生活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性是个体性与集体性、自私性与为公性的对立统一，这种公私对立统一的状态，随着社会所有制的变化和社会执政路线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变化。那种认为人的本质完全是自私的观点，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谬论。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干部若能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利”的领导作风，就能够带领群众发扬人的为公性，抑制人的为私性，使计划经济得以健康运行。反之，若领导干部在和平执政时期追求安逸享乐，奉行“当官做老爷，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领导作风，则只能挫伤群众的集体主义精神，激发人的自私性，使计划经济的运行陷入困境，社会矛盾不断凸显。计划经济是公有经济，必须用公有价值观进行管理，才能凝聚和发挥干部群众的为公积极性，使计划经济释放出巨大的有序组织效益。而运用公有价值观进行管理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发挥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的积极带头作用。否则，若领导层带头追逐私利、用私有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则必然造成强大的“社会堕落惯性场”，使得推行经济主义管理路线的官僚精英集团，必然向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寻找保护特权利益的“退路”。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广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退化脉络：

　　①随着官僚主义的滋长，必然逐渐告别革命理想，引发思想政治路线的退化——在计划经济基础上推行“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义管理路线。

　　②经济主义管理路线引起计划经济运行矛盾的积累，“倒逼”出承包经营改革(在集体化农业中，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再到“分田单干”，“土地流转”，堕落方向直指土地私有化的中外资本大农场经营)。

　　③承包经营的短期效应不治之症，又进一步“倒逼”出产权私有化改革——这标志着正式进入市场化私有化改革阶段。

　　④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堕落惯性，引发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浪潮(管理层以几乎零收购价将产权私有化以后，又通过所谓“善意取得合法”的《物权法》和大赦富豪原罪，对官商勾结抢劫公产所形成的巨量私产进行法律洗白和保护)，从而基本建立起以私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尚未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在排除“鞍钢宪法”管理模式的条件下，也只能堕落为事实上的官僚所有制。对特大型国有企业，不直接进行私有化出卖，而是进行股份制混改，实际上搞的是曲线私有化。苏东等国家的产权制度私有化改革，走的基本是“休克疗法”激进模式。

　　⑤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一般结局——如果体制内外健康力量不能强大到通过“党群一体化”有效遏制颓势，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浩劫，只能是唯一的结局!

　　当今中国的主导观点认为：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导致了苏联解体，因为他们搞的是激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和多党制民主政治;而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中国搞的是稳健的、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并且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社会主义终于找到的正路。这种理论观点，只有某些部分道理，而从根本上说，则包含着致命的颠覆性理论错误——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不管是采取“休克疗法”的激进模式，还是“温水煮青蛙”的渐进模式：不管是坚持多党民主制，还是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制，其宪政民主剧变动乱和大国被肢解的一般结局，都是一样的。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世界金融寡头专政时代”的国际形势共同决定的历史必然。

　　苏联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后期，于1990年10月才正式推行。而在这之前的1987年，戈氏就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原则，并于1990年3月正式推行多党制民主政治，引起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以致丧失了苏共的领导地位，结果不到一年，就在1991年8月爆发了苏联开始解体的过程。应该说，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来，苏共意识形态已经日益资产阶级化，导致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推行，是官僚精英特权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发展到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战略总攻的阶段。

　　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从方针政策的明确上讲，正式开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共十四大，而从现实上讲，则正式开始于1983年的强制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推行农业分田单干的制度。对于中国来说，将渐进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与共产党一党领导制结合起来，是不是就真的是找到了一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正路?应该说，社会主义发展的邪路有很多条，但正路却只有一条，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路线。老路的关键是正路还是邪路，是正路的老路，不但应该走，而且必须走!用嘴吃饭不就是走老路吗?谁见过正常的人非要折腾出一条用鼻子吃饭的新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因。雇佣劳动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是资本吞噬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狼。你激进地催肥养大它，它要吃羊，你渐进地呵护养大它，它还是要吃羊!所以，若不想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推入火坑，就决不能走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之路!中国已经被霸权主义牵着鼻子搞了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恶狼已经养得膘肥体壮、凶恶异常了——私有制已占绝对地位，政治腐败、官民对立、两极分化、社会腐烂、道德崩溃、汉奸文化猖獗等等社会矛盾，正在登峰造极，房地产泡沫冲天，转基因毒食品泛滥，资源趋向枯竭，环境濒临崩溃，经济危机愈陷愈深，霸权势力磨刀霍霍……。所有这些都说明，当今中国的社会状况，比苏东剧变时要凶险得多。中国之所以还能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决不是因为在发展道路上找到了一条有什么突破性的正路，而是得益于特殊的社会环境：

　　第一，中国存在着“毛泽东热”这种源自民心的社会主义伟大精神政治力量。中国人民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的正面教育，植入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基因。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之所以忌惮“休克式”，只能选择“温水式”;中国迄今之所以没有出现公开亮出资本主义宪政黑旗的叶利钦式人物，都与文革所造成的社会主义浩然正气有着直接的关系。生前的毛泽东，西方和西化势力无法战胜;身后的毛泽东，化作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幽灵，他们仍然难以战胜!要不然，为什么在世界上所向披靡的颜色革命，一到中国就会“泥牛入海无消息”?这使他们强化了一个邪念：要瓦解中国，就必须逾越毛泽东这道坎。怎样逾越?只有妖魔化毛泽东。可是，妖魔化毛泽东，就如同火上浇油，妖魔化越甚，毛泽东热越炽!面对越扑越旺的毛泽东热，宵小们陷入了两难的窘境。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毛泽东代表的是真理民心、天道正义，越是妖魔化毛泽东，他们的反面教员嘴脸就越是凶恶丑陋。中国人民不像苏联人民那样，在社会剧变时，只能在“官僚民主”和“资本民主”之间二选其一，而是多了一个毛主席开创过的“大众民主”选项，并且，也只会压倒性地选择后者。这就是中国民意独一无二的特色!有些人认为，中国广大的年青一代，不会成为左翼。错!在不断升温的毛泽东热正面教员和私有化改革废墟的反面教员的双重教育下，绝大多数年青人只能被逼成左翼主力军!孔庆东老师说，90后将出现毛泽东。这应该是一句名言。

　　第二，中国存在着拼死捍卫共产党的左翼爱国力量。“30多年来，党校反党，党报反党，党的新闻媒体反党，特别是党的电视台反党，已经成为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在这方面，中国的问题远远比苏联东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严重。之所以中国没有变成第二个苏联东欧，不是因为党的新闻媒体反党力度不够，而是毛主席生前布局的中国左翼爱国力量，在利用网络媒体，率领广大民众拼死捍卫共产党的结果。”(《张宏良：党的新闻媒体必须姓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第三，中国存在着党内健康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拒绝宪政民主邪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借助“毛泽东红利”的社会氛围，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尤其是习总执政以来，大力扭转改革初期延续下来的“放权让利，党政分开”的错误方向，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中央集权，等等。否则，中国恐怕早就爆发“升级版的苏东剧变”了。

　　不过，要想有效借助“毛泽东红利”，长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社会主义，就必须补上大众民主的民权平衡保障机制，使中央集权与民权有机结合起来。民心强烈要求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必须切实努力，为毛泽东政治路线和文革正名，摘掉“极左”和“文革余孽”的大帽子!堂堂的中华民族，决不能再让真理民心、天道正义继续哭泣了!否则，已经坐大的官僚民主政治，由于比资本民主政治还要落后，根本就不是西方操纵下的宪政民主势力的对手!看看当今国内外矛盾和敌对势力的惯性发展，就会知道我们在崛起和毁灭的“十字路口”所面临的“升级版的苏东剧变”危机，实际上是何等的凶险!

　　“或许有人会说，国家解体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不是照样生活得挺好吗?那是因为苏联原本就是许多独立国家，具有彼此和平相处的历史，特别是又拥有广袤的资源，再加上俄罗斯抗拒着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掠夺，因而没有发生血流成河的惨剧。如果这种解体发生在资源和环境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国，那么历史上军阀混战的分裂惨剧就会重新上演，即使是按照历史上伤亡规模最小的分裂战争来看，至少也会有70%的中国人死于非命。这就是中国坚决不能走上解体道路的根本原因。”(《张宏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纪念8.19事件25周年》)

　　（四）毛泽东的自觉继续革命路线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1967年3月.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贯穿着两条对立的思想政治路线：

　　一条是机会主义路线。它包括左倾机会主义，但主要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广义上包括阶级斗争非主要矛盾论);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一长负责;“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有些国家甚至让大批资本家加入共产党，进行阶级成分的和思想组织的“掺沙子”);“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直至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等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条以主观唯心史观和机械唯物史观的二元论混合历史观为基础的、从内部自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自我颠覆性的路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重要、最经典的代表，不是苏联的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而是邓**路线。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能够在近百年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大范围地占据统治地位，表明了领导干部改造自私灵魂、掌握辩证唯物史观的极其艰难，也标志着99岁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尚未脱离幼稚童年。

　　另一条是自觉继续革命路线。它主要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建设为中心”)，进行斗私批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断建设与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以政治为统帅，促进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全局工作，等等。需要强调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是革资产阶级灵魂的命，而不是主要革资产阶级肉体的命)。当然，那种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属于敌我阶级矛盾性质、而在法律领域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阶级斗争事件，在法律上也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行为，无疑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并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生错误，而是机会主义思想路线干扰破坏的结果。所以，决不能因为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就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真理性、必要性，就像不能因为尿床而不睡觉一样。深刻的历史教训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借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上演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灾难”，例如，用暴力手段解决文革中的路线斗争矛盾(抓捕审判“四*帮”，清理“三种人”);军事镇压学生运动;大规模私有化，工人下岗，农民失地，野蛮拆迁;扭断讨薪民工的脖子，公审讨薪民工;暴力拦截上访群众;黄赌毒黑泛滥;主粮搞转基因;甚至苏东剧变中的共产党被全面镇压，等等。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以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为基础的八大政治决议中，就已经包含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雏形。若不是毛主席及时遏制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这种经济主义路线萌芽(邓小平曾经以“政治正确”的口吻说过：“56年八大的路线……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代表的路线”)，恐怕最先发生的，就不是“苏东剧变”了!

　　全面否定文革的《1981年历史决议》，实质是邓**路线的政治宣言，以它为标志，实际上根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全面否定文革，打造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策源地，在客观上主动为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锻造了一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推翻共产党、肢解中国的意识尖刀、政治尖刀，是政治自杀行为，犯下了颠覆性的政治错误。

　　关于毛、邓政治路线的社会作用，美国前国务卿、著名的政治家基辛格，以他的立场和语言作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评论：“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但是这是一种不同的‘革命精神’——推崇个人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非自给自足。他(邓小平)将像‘伟大舵手’(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基辛格2011年推出的大部头专著《论中国》，第437页) 这段话的社会背景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过两次“彻底改变中国”—— 一次是毛泽东的“彻底改变中国”，是打破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大众成了摆脱剥削压迫的主人。另一次是邓小平的“彻底改变中国”，而“方向正好相反”，他打破了自己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工农大众重新打回了受剥削压迫的奴仆地位。

　　俗话说“人活一口气”。社会主义活着，也是靠着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思想文化革命所锻造的大众民主政治。没有这口元阳正气，阳虚阴盛，必然导致官僚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形成。等到“社会官灾人祸”积重难返时，就只能导致宪政民主剧变动乱或者“武化革命”。而毛主席的“文化革命”，却可以温和地、持续不断地将社会矛盾遏制于萌芽状态。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选择，都要么是“文化革命”，要么是动乱或“武化革命”。拒绝了温和的“文化革命”，无论如何“依法治国”、“党要管党”，都不可能摆脱动乱或“武化革命”的逻辑结局!

　　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经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正反两面反复检验，确凿地证明了：毛主席晚年不但没有犯所谓的严重错误，而且主席的晚年更辉煌——在国际共运史上作出了开创科学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空前伟大的贡献。毛主席开创的(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与大众民主政治上层建筑有机结合的成熟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现实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载体，它使马克思主义经过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正确思想政治路线的唯一经典代表。否定了这条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

　　“原本是最正统的苏联社会主义，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变成了争霸世界的超级大国；毛主席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被邓小平妖魔化为是历史浩劫，被污蔑为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一条死路；现在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变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镇压学生运动的国家。如此一来，看上去条条道路都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已完全进入了历史死地。”“西边的太阳本来早就应该落山了，就是邓小平的出现，拖延了西边太阳的落山。当然，邓小平的出现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现象，而是一个阶级现象，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劳动阶级取代剥削阶级统治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反复现象，如同皮球落地一样，只有经过几次不断地反弹，最终才能落稳在地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同样会有这样一个反复过程，同样是这样一个道理。”(《张宏良：西边的太阳早就应该落山了》)

　　综上所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首先必须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统帅。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由矛盾的性质决定的。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由建立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意识形态的、经济形态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正确的政治路线，非“以阶级斗争为纲”莫属。如果对客观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不能或不敢正视，就根本无从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于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是以私有观念和资本价值观管理公有经济、导致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从内部自我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始作俑政治路线!

　　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具体执行，在国家陷入被侵略战争的非常时期，还必须考虑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形势(虽然民族矛盾的实质也是阶级矛盾)。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判定国家处于战时状态的非常时期?我认为，在虚拟经济发达的金融霸权时代，被侵略战争的爆发，不仅表现为枪炮“硬战争”的爆发，而且更表现为经济、金融、文化(汉奸文化相当于政治转基因战)、主粮转基因生物战等“软战争”的爆发。这是因为硬战争是软战争的收官战，如果硬战争爆发了才宣布进入战时动员状态，无疑为时已晚!当今中国是否处于被侵略战争(尤其是软战争侵略)的战时状态?是否应该进入人民子弟兵军事管制（反汉奸文化）的非常时期?这已经不是一个模糊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火上了房子的明确现实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政治路线是策略的基础，策略是政治路线的实现形式。正确路线强调“正”，正确策略强调在“守正”的基础上“出奇”。不能守正而出奇，就会继续犯南辕北辙的颠覆性错误，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政治势力的大忌。扭转数十年错误路线的强大惯性和物极必反极端的强力吸引，是一项极其艰难的认识和行动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一非常历史时期，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无疑应该首先守住逐步回归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和党群一体化的大方向之“正”——打好正确理论和正确路线攻坚战，对改革进行改革，对法治进行治法，分清敌友，丢掉“中美斗而不破”的战略幻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同化，这是霸权主义的软战争，比硬战争更为可怕!“中美斗而不破”，美国从来不信，而是殖民文化瓦解中国党心、军心、民心的“思想政治转基因迷魂汤”)——否则，处于毁灭和崛起“十字路口”的历史转机，将会稍纵即逝、一去不返!

　　祈求人民之神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保佑中国在崛起或毁灭的十字路口不要重蹈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铁托和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萨达姆的伊拉克、穆巴拉克的埃及、卡扎菲的利比亚之覆辙!!!保佑中华!!!保佑世界!!!保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世界性复兴!!!保佑21世纪大众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复兴!!!保佑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早日告别幼稚童年、长成理性成年人!!!

　　【2016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