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与文革思想

　　我几乎在第一时间从网上看到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当我看到这个消息时真是非常地高兴，非常地激动，同时，也使我浮想联翩。

　　1977的时候，我正在上中学，那时文革刚结束，各种宣传媒体正开始用另外一种思想重新改造我们的社会，不过与其说是改造，不如说是在促使许多传统的社会价值观的回归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时期提出和强化的许多当时看来是完全崭新的社会理念被彻底抛弃了，激发人们“革新”理念的思想动力就是从分析我国科技的落后开始的。

　　我们的校长曾在一个大会上感慨万千，痛心疾首，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对我们说：“同学们呀，极“左”思想再不能持续下去了，我们必须抛弃过去陈旧的思想，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步子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太慢了，建国都二十多年了，特别是由于文革十年的破坏，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当时，除感觉到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困惑外，我还觉得我们这个老师、学校的校长的举止有些做作，有点赶形势，用现在的话说是有点作秀，但是他的话还是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它使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奖，赢得这个大奖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

　　屠呦呦在生理学或医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其意义非同一般。

　　此前我国也有人在其他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如高行健写的小说《灵山》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他是在移居法国，加入法国国籍后获得的，不被看作是真正中国人的骄傲，他的获奖引来了很多的争议，而这些争议实际上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熟知的莫言了。还有达赖喇嘛、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们要么是试图分裂祖国，要么是试图在中国改朝换代，他们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这样的诺贝尔奖是不会给中国人带来自豪的，甚至他们的获奖或许会被看成是国家的耻辱，自然，中国在文革时期也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由于有政治因素的参杂，在社会学科领域获得此奖，往往是得不到普遍认可的。

　　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等，都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但他们都加入别国国籍，他们虽然显示了华人的智商，但都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的成功往往又成为一些公知们批评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落后的证据。河南省教研室的一位教研员在给老师做中招命题方向的报告时，不知什么东西触动了他的哪个感点，对文革的教育大骂一通后，也谈到我国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他说，自然科学领域要获得诺贝尔奖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需要很多的客观条件，如果我们拿不到这个奖的话，还说得过去，可是，连文学奖也拿不到，一个作家，在中国写不出获奖的作品，到外国就写出来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的教育不行，观念不行!可见，诺贝尔奖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教育发展的标志，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这项殊荣是具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人的梦想。

　　屠呦呦为中国人圆了这个梦。屠呦呦以一个在中国文化熏陶下、在中国式的教育环境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之下成长起来的真真正正的中国人、中国女科学家获得了这一殊荣，按照一些人的逻辑，这是否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水平呢?

　　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不少的青年人对这个进入耄耋之年的女科学家充满了敬意和羡慕，而我除了这些外，充满更多的是感激，她为我们这个国家争了光，她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已经积攒下了相当深厚的实力，预示着中国将来会有更多的能获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诞生，同时，她的成功也提醒人们，特别是当代青年人对历史的反思：

　　一、从屠呦呦的成功，正确认识“文革”。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深思。我上中学时的那个校长说，建国前27年，特别是由于文革十年的干扰破坏，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拿到诺贝尔奖，从1976年至2015年10月5日，几乎四十年了，我们终于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了诺贝尔奖得主，激动与兴奋之后，难道就没有别的好想的吗?当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正和我的几个学生在一起，我给他们讲了一些我所知道的一些关于屠呦呦搞科研的一些情况，当我讲到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文革时期完成的时候，他们感到震惊，不可理解。他们问道，文革不是专门煽动动乱，迫害知识分子，蛊惑学生不读书，叫嚷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吗?从孩子那天真的问话里，我体会到了媒体宣传的力量，体会到了媒体不实事求是的宣传给孩子对历史的认识造成的极大扭曲，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呀!从反面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毛主席提出要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屠呦呦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上的大学，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生药学。中国像世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曾经是疟疾病肆意泛滥的地方，当疟疾病狂潮袭来的时候，它就像脱缰的烈马，难以控制，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1967年，也就是文革造反的高潮时期，政府组织了全国七省市开展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疾药研究任务，屠呦呦任科研组组长。1969年1月开始，历经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她查阅了大量文献，借鉴了古代用药的经验，设计了多种提取的方法，终于在1971年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157℃的活性成份，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以证实其羟(基)氢氧基族的化学结构，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强得多。1975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协助下，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化学结构。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

　　屠呦呦的成功，再次向人们，特别是向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证明，文革本身不是为了迫害知识分子，不是不让知识分子搞科研，搞教学，而是教育知识分子积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便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文革也不是不让青年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教育人们为什么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谁学习科学文化科学知识，它与现代学生的学习观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学习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文革时期的学习方法与现在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仅理论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采取实际步骤确保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为实践服务，为生产服务，反对为升学考试而读书，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无用论不是文革所提倡的，正是文革所批判的错误论调。文革时期也没有宣扬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无知荒谬的论调，这是一些仇视文革的人为了丑化文革别有用心地摘掉了前面的大前提“路线不对头”，是一个扰乱视听的伎俩。“路线不对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是真理。好人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能为民造福，坏人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能更有力地祸害社会。如果我们不讨论这句话包含的具体的政治内容，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无懈可击的，纵观古今中外，难道哪一个统治者不都是把一定阶级的德育放在首位的吗?文革时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十分重视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这个道德品质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这个政治觉悟的核心就是让人们自觉永远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做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当然，文革时期在具体的实践中，在纠正过去不重视德育教育的状况时，一定程度上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了德育，忽视了书本知识的学习，在科研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的发生，具体做法不够科学，形式主义严重，这些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我们的责任是应该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把新时期的事情做得更好，而不是带着政治偏见去丑化它，污蔑它，否则，我们就会走向新的极端，实际上近四十年的客观事实已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二、从屠呦呦的成功，正确地看待文革时期的科研成就。

　　屠呦呦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它的决定性成果产生于文革时期，这不是孤立的，它是文革时期我国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缩影。文革时期，还有许多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由中国科学家主导，与工农兵群众密切合作，自主研发的的科研成果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

　　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

　　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3年，数学家陈景润发表(1+2)的详细证明，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具有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作家徐迟以他的事迹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经影响了一代人。

　　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

　　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文革期间还有许多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

　　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现在不少公知，漠视，甚至攻击文革时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他们散布许多奇谈怪论来抹杀文革时期我国取得的科研成果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建国前二十七年，特别是文革十年期间，自主研发的、被世界公认为有重大意义的科研成果，要多于后近四十年，有人曾感叹，中国近40年为什么做不出文革10年那么多的科研成果呢?

　　建国初期，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有许多科研成果的出现是时代的要求，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比如“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主要是在文革时期干成的，它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当时畏惧困难，或只考虑到眼前的经济利益，放弃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发，我们很有可能永远处于别国的核威胁之中，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需要融入所谓的“国际社会”，我们很可能会失去研发核武器的机会，如果我们硬要研发，就会面临像伊朗的处境，我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很可能就会失去自主权，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顺利。

　　“两弹一星”不仅仅是重大的科研成果，而且也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化成果，“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两弹一星”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产生于文革前后，而将其真正看作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财富，其价值的被发现和定位却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屠呦呦的成就与“两弹一星”都是那个火红年代的产物，它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财富。这种财富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这些成果之所以能出现，之所以以那样的方式出现，都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建国前27年，特别是文革10年期间涌现的一大批尖端科研成果，许多都有定国基，立国本的意义。

　　三、从屠呦呦的成就，正确认识文革时期人的精神风貌。

　　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开始从事本课题研究时，还只是初级技术职称，以她的资历能出任科研组长，本身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试想，如果在现在，以屠呦呦的性格和人际关系，以她的身份，不仅当不上科研组长，更难弄到科研经费。现在许多所谓的科学家，总是忙于拉关系，立项目，其目的不是真的搞科研，而是为弄到科研经费，为了能把科研经费变为私有，他们就在成果上弄虚作假。比起屠呦呦所处的那个“黑暗”的年代，缺少经费，科学实验条件差的情况下能做出如此大的贡献，那些混上去的院士们浪费大量的人民的血汗钱，会有何感想呢?

　　建国前三十年，新生政权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政治上遭打压，军事上受威胁，外交上遇孤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科技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旧中国的基础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求进步，如果没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又怎能在科技领域取得如此令世人惊讶的成就，而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障，广大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又能从何来呢?

　　文革是干什么的?文革是保卫社会主义的，防止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文革的目的不是干打砸抢的。保卫社会主义是文革的最大旗帜，是文革的根本大“纲”，是文革要坚持的根本路线，毛主席总结的好，“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文革期间，除了斗走资派这一许多人不感兴趣、甚至遭非议的事情外，还在文革思想的指导下，干了许多与国计民生关联紧密的事情，这些事情旧中国要干，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干，但由于历史的和当时现实的原因，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干这些事，这与其它一切社会制度在从事这些工作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本质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文革强化了社会主义原则，特别在人们的思想领域极大地挤压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地盘，这就是为什么建国以来，就科技自主创新这一项而言，建国前三十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超过后三十年，而文革时期在失去前苏联的援助后，在比文革在许多方面更困难的情况下，以十年的时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当然，也由于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与普及运用方面，后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

　　屠呦呦为什么能在那个所谓“混乱”专门“迫害”知识分子的时期，也就是在文革十年期间完成这一世界性的、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福音的科技成果，首先，我们应该肯定那时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爱国、爱人民的精神。青蒿素研究课题，在他们看来不只是一个科研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任务。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或许在某个时期里，或在某件事上受到了一些人的干扰，但那不是主流，我们从青蒿素的研制过程就可以清楚地发现，研究工作整体是相当顺利的。

　　文革思想，凝聚了人的精神，为科研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精神环境。屠呦呦在完成此项目中，经常拿药物在自己的身体上做实验，冒着巨大的风险，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身上所拥有的勇于探索的精神;废寝忘食，顾不着照顾家，不图名，不图利，那是中国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社会风尚。那种公而忘私的工作精神不仅体现在屠呦呦身上，也体现在那个时代的广大科技人员身上。

　　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在自主研发的成果上，比现在许多享有十分优越条件的所谓的“科学家”、两院“院士”要多，他们的发明创造的科技含量和实用价值也要比那些“科学家”、“院士”要高。过去科学家搞科研是为民造福，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工资还比不上一个普通工人，但他们仍能兢兢业业地工作，加班加点，从没有报酬，也没有奖金，正像屠呦呦说的那样，一心想的是早日完成任务。有一些科研项目在过去能获得成功，在被人认为是浮躁的年代的今天就很难，因为现在几乎一切都商品化了。

　　有一些科研项目既是意义重大，但由于人们看不清它的经济前景，研究周期又长，他们或许就不干了，也没有人提供经费了。在许多人的眼里，科研不是事业，而是一个挣钱门路。我的一个学生，30多岁了，博士毕业了，一次，我问到他的工作及收入情况，他伤感地说，我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弄到项目，现在的项目难搞呀，没关系不行，没有科研经费，仅靠那么点工资能干啥?抓项目，弄经费，过富自己，这是当前科研部门普遍存在的想象，与文革及文革前的科技人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旦拿到经费，总是让学生、让助手干，到结题时，东凑西拼，想法交差了事。近年来，教授、研究员、科技领导干部盗窃别人成果的事情时有发生。过去被人崇拜的科学家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屠呦呦所参与的科研成果荣获诺贝尔奖，不仅是我国医药科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之一，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浓缩承载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内容，蕴含了包括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在内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四、从屠呦呦的成就，正确认识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大协作精神。

　　屠呦呦获奖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地很淡定，她没有像一些所谓的科学家那样，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为了私利不择手段，借记者之口为自己获取更大利益打基础，而是诚恳地认为获得诺贝尔大奖不是她个人的荣誉，它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又从一个新的角度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的胸襟。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文革时期大多数的重大科研成果，正是在文革思想的主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大协作完成的。一般科研立项往往要有科研人员自己先产生创意，然后向有关单位申请立项，而屠呦呦研究的课题是集体立项，以政府的名义实施的。毛主席、周总理都很重视这个项目。1967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旨在找到克服抗药性的新型抗疟药物。据有关资料显示，523研究工作的特点是部门多，专业多，地区广，任务相互联系，工作相互衔接，十多年来，全国一盘棋，军民大协作，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发挥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技术上相互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保障了有限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使用。在科研工作中呈现出了大家争挑重担，主动配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协作局面。

　　523工作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应该说，主要原因是：1、有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特别是周总理亲自过问这个项目，曾经多次给以指示，2,、有各部门、省、市、自治区、军区和承担任务单位的领导和支持，3、有一支目标明确，专业配套，技术精练的科技队伍，4、有精干的办事机构，中央和地方设有523办公室。

　　许多科研人员参加了这项研究，还有许多人员为这个科研项目做了不少的临时性工作。科研人员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做了大量的实验和有益的探索，虽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为以后继续实验探索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使以后的科学探索少走了弯路。一年多之后，年轻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以组长的身份加入该项目。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内部会议上首次公开报告的全部内容，引起参会人员的极大兴奋。

　　在这一研究成果的启示、鼓舞下，云南药物所的罗泽渊与山东中医药研究所的魏振兴，也分别提取到含量更高的青蒿素。在此后的临床应用、结构测定和新药研发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周维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李英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大协作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

　　文革为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人们爱国家、爱人民、爱集体，特别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批判个人成名成家思想。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能有意识地、积极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一起办大事，这在国家困难时期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如果采用资本主义那一套管理科研，那么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就很难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注重知识产权，注重个人利益，小团体和部门利益，他们往往把科研成果当作自己获取利益的敲门砖，科研活动是一种商业活动，科研成果也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商业有商业秘密，科研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变成了一种秘密活动，因此，他们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大规模的真诚的协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文革时期进一步坚持贯彻了这一观点，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搞科研的优越性，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人与人之间，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壁垒，及时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形成资源合力，缩短了科研时间，降低了科研成本。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科技力量十分薄弱、科研资料积累甚少的情况下，独自研发，以惊人的速度，捷报频传，令西方发达国家望洋兴叹，除了全国人民具有崇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协作精神了。

　　如果说这项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型科研项目，采用集体协作的办法很容易被理解的话，那么文革前后的许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何尝不是集体智慧、集体劳动的结晶?1965年我国自行研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功，这也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具有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直接参加这一科研项目的单位有中国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由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花、李爱雪、刑其毅、汪猷、徐杰成等人组成协作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研究者与助手之间的关系，而分别都是项目的主持人。这一科研成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众说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难以确定谁的贡献最大，谁应该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以致误了时间。据说1966年底，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迪斯蒂尤斯访问中国，希望将此成果推荐角逐诺贝尔化学奖，但中方以"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为由拒绝，这发生在文革时期，是可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足以被嘲笑。袁隆平为杂交水稻的培育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成功又何尝不是团队协作的结果，不是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的胜利呢?

　　屠呦呦在参加523科研项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拿诺贝尔奖，如果她要孤军奋战，为个人的利益奋斗，莫说她是否能拿到这个项目，既是拿到了恐怕凭自己的一人之力，也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在文革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也是文革思想的组成部分，她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土壤里才能生长，所说它是时代产物，时代的标志。

　　大的方面我们不仅从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科研项目的研发上看到，还可以从国家建设方面看到这一点，地方保护主义是最近几十年才盛行的新词，在文革时期是很难看到经济利益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小的方面，我们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一点。文革时期很多著作、艺术作品、及科研成果都是用的集体的名义。

　　用什么样的方法管理科研，不全是个技术性问题，有些方式方法是能够体现出阶级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许多管理办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能或没办法施行的，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管理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是行不通的，既是想学也是学不来的。当然，这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互相借鉴。

　　在被“文革”强化了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科研管理办法有它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但全盘否定是不可取的，把文革期间在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文革截然分开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对“文革科研思想”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正确地批判和继承这一文化遗产，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才是正确的态度，也是我们应有的责任。

　　我们的那位校长，为建国二十多年，特别是由于文革十年的破坏而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而感到悲痛时，那么再看看近四十年来，我国的科研创新状况，他会有什么感想呢?再看看文革时期，也就是在所谓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时期出现的科研成果，经过以后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其价值又被世人认可，在被丑化成暗无天日的文革期间产生的成果，今天获得了诺贝尔奖，为当今中国添了荣加了彩，他又情何以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