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基层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基层传播是指发生在基层空间里的传播行为，是20世纪中国大陆政治、社会变革过程中形成的新闻传播理念。借助基层化的媒介进行基层动员和社会建设，如黑板报、宣传栏、歌咏比赛、广场舞、公共卫生教育、垃圾分类宣传等都属于基层传播。相比社区传播，基层传播更符合中国大陆本土的实践，一方面基层治理、基层建设是中国行政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传播是基层治理的中介和形式，尤其是像中国这种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传播媒介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经济、社会领域。基层传播起源于根据地时期对农村、偏远地区的战争动员和文化建设。在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背景下，根据地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借助黑板报、门板报、壁报、标语等简便的媒介形态，深入基层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让普通群众不仅是这些基层媒介的阅读者，也是创作主体。正是这些扎根于基层单位的各种文化传播手段，使得非现代的、非都市的主体在战争中完成文化启蒙，从愚昧的、落后的状态变成理性化的、有行动力的主体。如果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基层传播不仅是20世纪中国大陆社会改造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群众动员的文化形态，也是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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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传播的历史来源

　　基层传播这个概念是在阅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2018年下半年我和几位青年老师、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开始阅读1946年5月份晋冀鲁豫根据地创办的《人民日报》，是后来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前身。作为一份服务于根据地建设的地方报纸，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般理解的新闻有两种，一种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二是对新闻的深度报道或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前者是消息，后者是特稿或深度报道，而在《人民日报》中有大量的稿件看起来“不是新闻”，这些“不是新闻的新闻”主要是关于村庄的工作经验、群众运动、纺织运动、组织春耕、冬学运动、技术推广等报道，这些报道不是“新”发生的事件，而是与根据地的地方治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相关的报道，发表出来是为了其他地区也学习和模仿。《人民日报》就像平台化媒体一样，让不同地方的、在地的经验呈现出来，这体现了新闻参与地方治理、工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的特征，也显示了抗日根据地除了残酷的游击斗争之外存在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建设。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党报与商业化报纸对新闻的理解不同，新闻不只是传递消息，而是把目前的大政方针、生产建设的方法、模范事迹等与基层干部、老百姓分享。这种对地方经验、在地经验的重视，与红军时期开始扎根基层、动员群众的传统是一致的。面对外部强大的敌人，通过游击战、群众运动的方式创建根据地，让敌后根据地这一高度流动的临时空间成为保存实力、发展生产的地方，这就需要文化宣传来启蒙、动员广大群众成为根据地建设的主体。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截至1948年6月14日停刊，共出版746期，此后与《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为华北根据地的和党中央的机关报，后来《人民日报》跟随党中央进北京，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6年代到1948年的作为根据地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一般被称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借助由代办所、乡邮站、报站等组成的农村通讯网，《人民日报》深入村庄和连队，利用“读报小组”等方式“组织人民，特别是干部普遍阅读和学习人民日报”[1]。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道：“党报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呈现的大量内容来看，中共十分擅长就地取材，基层传播的手段多样灵活，黑板、幻灯、快板、音乐、戏剧、文学等等都是常见的传播形式。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用于基层传播的媒介形式，比如黑板报、壁报、门板报、幻灯片等，这些都是服务于基层的媒体，正如每个教室中都有一块黑板，这块黑板是与班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层媒体，如果把黑板放在教室外面，就变成了宣传栏，在很多农村的村口或者村中心也会有宣传栏，这些都是最简便的基层媒体[3]。

　　194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创刊

　　在晋冀鲁豫根据地还发明了一种门板报，部队行军打仗时有些连队带着一块门板，当休息的时候，就把门板立起来，战士们写的新闻稿可以贴在上面，既能学习识字，又能相互提意见，这就是在游击战中创造出来一种流动的“自媒体”，媒体的介质“就地取材”，传播的方式是随身携带。1947年4月29日的报道《前线部队的新创造——门板报》就较为详尽地对“门板报”这一新形式的制作、内容、成效进行了描述：一是“谁来写”，是“每个战士、干部”，也就是能写、会画的都要参加，群众性要强；二是“写什么”，门板报的主要内容是表扬，同时也有批评意见；三是“为谁写”，其读者和作者一样，也是连队内部的干部和士兵；四是“通过什么写”。即利用门板这种最方便得到的“平台”；五是讲究“时效性”，理论上要求每天都写；六是达到的“效果”，文中提到，“官表扬兵，兵表扬兵，兵表扬官的群众性的表扬方法，使部队换了一个样子”[4]。这篇报道是一篇典型的工作经验而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和消息，其内容关注的不是“人咬狗”之类猎奇而富有戏剧性的内容，而是立足于当时当地建设，同当时都市新闻形态形成很大的反差。它以一种特殊的“新闻”的样态将毅字部队的先进经验告知根据地的其他部队，以便相互学习、借鉴。类似服务于基层的门板报还有很多，如前沿阵地里的火线报等。门板报是对黑板报的一种创新和改造，让固定在墙上的黑板，变成流动的“自媒体”。

　　徐匡版画：《学习》（1960年）表现了半工半读的学习场景

　　在根据地时期，报纸要想实现与基层空间的融合，变成基层化的媒体，还需要三种制度。一是，读报小组的活动：大部分群众看不懂报纸，有阅读能力的干部或农民或文化教员就利用工作之余或农闲时举办读报小组，通过“读”报的方式，把印刷纸媒变成听觉媒介，这样群众就能了解、读懂报纸；二是，邮发合一的发行制度，与城市中采用报房、报童售卖报纸的模式不同，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一种用邮政来发行报纸的传统，目的是让报纸可以覆盖到基层，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邮发合一的报刊制度推广到全国，使得报纸、杂志可以传播到偏远地区；三是，基层通讯员制度，互联网时代有一种说法“用户生产内容”，其实基层通讯员就是一种“用户生产内容”，基层通讯员是在基层给报纸写稿的普通人，不是职业记者，写的内容也是地方经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就有很多稿子来自于基层通讯员，依靠这种方式可以维系报纸与基层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也鼓励地方干部、普通士兵写稿，用写作这一理性化的表达方式来总结生产、斗争的经验——而来自基层的经验与具体状况，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如何开展工作的样板。《人民日报》成为了“流动的空间”之中各个地方经验交汇与示范的空间——基层与一线的状况成为流动的空间之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关注的方式不是务虚，是总结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解决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被赋予了紧迫性。官僚主义与现代社会科层制中推诿，也成为威胁流动性与生命的大问题，因此成为当时各种运动批判与纠偏的重点。各种非正式的/因地制宜的机构组织，也以特定方式组织联系着民众，保证着“用户生产内容”，并赋予了人民政治的意义。

　　山东省姊妹剧团

　　根据地时期还有很多流动话剧演出队，从30年代抗战爆发后的抗战演剧队，到根据地时期的话剧工作者，都用流动和巡回演出的方式，宣传抗日、征兵、土改等活动。如“活报剧”是一种跨媒介实验，用戏剧来演“活”的报纸，把抽象的新闻变成没有阅读能力的老百姓也能看懂的戏剧。群众（受众）/看戏（剧），剧中人：群众自己的故事。这种在场感、现场感，从观众变成“演员”，入戏/带入感。民众在观看过程中，确立了一种新型的观众与戏剧的关系，在这种在场感中，革命时事成为了活报剧关注的重点。这种直面惨淡现实的文艺形态，使得观众能够带入进浅白易懂的戏剧情境之中，被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活报剧”所感染，激起他们的情感/情绪，进而影响他们的思想认知与社会实践。报纸中的时事，通过戏剧表演的方式传达到了观众这里，报纸所代表的理性秩序的世界也在活报剧的实践之中同现实生活的世界接轨——在这种跨媒介内容的流动过程中，理性与情感的界限被打破了，同时启蒙与被启蒙之间关系也变模糊了，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呈现合二为一服务现实社会生产实践/战争需要。这种混杂性的背后，是充分使用取材于生活之中的廉价的物质来生产流动媒介，提供流动艺术来服务于中国社会中一度被忽略的社会基层的精神文化需要。

　　抗战烽火中的沂蒙乡村剧团

　　这种流动媒介、流动的艺术背后是流动的主体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也就是20世纪中国大陆历史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主体，这体现在流动发行员、文艺下乡、下基层、邮递员等方式，用这种主体的流动实现空间资源信息分配的相对均等化和平衡[5]。这些流动的主体使得信息、文化、技术与底层群众产生密切的互动，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的扩散”[6]。这种流动的主体又形成另一种主体状态，就是培育扎根基层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如下乡干部、下乡文艺工作者、知识青年、邮递员、电影放映员、赤脚医生、代课老师、基层通讯员、技术员等来自于基层、服务基层的科技、医疗、文化工作者。在这种双向的运动中，“将非现代的群众社会化、主体化，使其成为理性的、现代的主体”[7]，完成人的现代化。这些都使得基层传播在根据地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是“基层传播”这个概念的历史来源。

　　科技小院打开了村民与下乡老师之间的隔阂，使知识分子融入乡村。此图为“曲周治碱站”的农大老师在张庄的居所，因其漏雨进风，冬天飘雪，被称为“三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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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传播的概念

　　大众传播、公共传播、社区传播都是西方传播学的基础概念，大众传播强调的是现代社会出现了供大众消费的现代媒介，如现代印刷、电影、电视等都是大众媒介，研究现代传播如何塑造、影响“大众”。公共传播讨论的是现代媒介的公共性、商业性的话题，以及国家、资本等力量如何干预媒体的公共属性。社区传播是研究社区空间的传播现象，如美国社区文化中的社区报传统，强调社区报是一种服务于社区认同的媒介，社区本身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基层传播与社区传播有相似之处，区别在于这两个概念来自于不同的历史脉络，社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经验有关，基层则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形成的概念，联系着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基层传播是一种在学术上被忽视的传统和经验。就像基层这个词汇，一般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主流话语的常用词，在学术领域主要是政治学、社会学中会使用基层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等用法。相比社区研究，基层更多的被作为一种描述性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20世纪中国历史中，动员群众、把群众变成有行动力的主体正是通过基层空间来完成的，认识基层和基层传播的历史经验对理解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

　　基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过，主要指亭台、楼阁等建筑的最底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层用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指一个组织的最底层，如政党的基层组织或者乡村的基层政治等。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三湾村改编秋收起义失败的军队，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机制，自此深入基层、管理基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也根本改变了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的状态。从根据地到新中国之后，下基层、服务基层成为官方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被作为基层工作的基本方法。基层是一个又一个的基层单位，每一个党员都在基层党支部中，每一个群众都生活在基层单位里，这里的基层可以是工厂、村庄，也可以是车间、班级，或者指街道、县城，在部队系统，基层就是连队。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单位制式的基层单位逐渐瓦解，重新从西方引进社区的理念，强调在城市进行一种与西方类似的社区建设工作。相比社区主要指都市、城市，基层的范围更广，基层既包括城市社区，也包括未实现现代化的乡村。从历史上看，西方社区的主体是城市市民，是理性化、有知识、有财产（房产）的现代公民，而基层所动员的恰好是农民、妇女、老人等底层弱势群体，把这些非现代的、前现代的主体变成革命的和社会建设的主人。基层治理的重要特征是借助基层传播和文化建设，让基层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而基层干部也不是行政化管理，更多的是通过思想工作、群众工作进行一种柔性治理，如居委会大妈就是一种最典型的基层干部。基层传播在基层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穷二白”的限定下，只有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电影、戏剧等文艺活动成为基层传播的手段，包括扫盲运动、公共卫生教育等，都需要文艺宣传工作。

　　1946年（左）和1948年（右），

　　毛泽东两次为《人民日报》题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恢复社会学研究，从西方引进社区的概念，也翻译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著作，在社会学领域逐步设立社区研究、社会工作等专业，随之也引介了关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在社会学中，社区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单位。一般把19世纪末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和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作为社区研究的先驱。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在《城市社会学》中指出，社区是在一定限定区域内聚集、生活的人群，20世纪30年代帕克到燕京大学讲学时把这个概念传播到中国，当时还是学生的费孝通把Community翻译为社区[8]。这种社区观念与西方对城市、社会的理解有关，西方社会指的是城市文明组成的联合体，城市由不同的社区组成，社区被认为是一个高度自治化的空间，也是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社区往下就是家庭和个体。这种自治社区的想象来自于古希腊的城邦，理想的城邦是凭借自由意志结合在一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和共同体。从原子化的个体结合为家庭，从家庭（居所）组成社区，再由社区联合为城市，最后由城市组成社会，这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来源。因此，社区不仅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础，也是个体、家庭走向社会的中介。在西方文化中，社区教育、社区服务是个人和家庭的必修课，定期从事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也是良好公民教养的体现。这种社区自治的传统背后隐含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社会是市民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独立于国家、政治之外，政治国家不能干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可以监督掌握行政权力的国家，而自治化的社区就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简单地说，主要有两种社区研究的理论脉络，一是西方社区自治的理念，强调社区是与国家、市场相对立的空间，这背后是20世纪60年代欧美反叛运动的遗产，用自治化的、自我管理的社区、社群来回应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美国式的垄断资本主义，社区是一种另类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实验田，这种另类社区的构想也赋予互联网，把互联网看成是扁平化的、去中心化的虚拟社区，是对等级制、科层化的主流社会的批判；二是来自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区理念，包括社区营造、社区规划、社区重建等，在这些东亚区域依次完成二战后的经济高速起飞之后，社区空间成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工业组织的反思，带有绿色革命、生态保护等反现代化的底色。这些社区动员又与韩国、中国台湾等区域的政治民主化运动结合起来，变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重塑社会形态的中介。这样两种分别来自于欧美国家和东亚发达地区的社区治理经验，确实呼应着90年代以来中国高速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为培育中国都市社区的活力提供样板，尤其是借助非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的模式把这些“先进”经验应用到中国社区建设中，比如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服务等领域。

　　相比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实践，基层和基层传播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形成的经验，根植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具体来说，基层建设回应的问题有这样几个特殊之处：

　　首先，基层所面对的空间主要是农村等欠发达地区。中国在落后、贫困地区进行基层建设，摸索出了一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方法，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经验。在非现代的农村地区开展基层工作，改变了五四时代在沿海城市通过精英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启蒙的模式，一方面这些被启蒙的五四知识分子把自由恋爱、个人权利等新价值带入乡村地区，另一方面乡村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也是被改造和重组的对象，这就需要党组织、知识分子与基层群众广泛结合，既让外来的现代理念本土化，又实现本土文化的现代化，这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现代启蒙理念与乡村社会的伦理结构彼此批判和融合的辩证过程。

　　“既是人民邮递员，又是党的宣传员”

　　其次，基层传播在基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群众从受压迫、受欺凌的主体变成社会的、文化的主人，除了土地革命等社会变革，最重要而有效的方式是鼓励群众参与识字扫盲运动、群众文艺、公共卫生意识等文化教育活动，通过读报小组、农村夜校、群众大会等形式以及借助广播、电影、电视等基层媒介宣传，帮助群众实现从社会“翻身”到精神“翻心”的转变，获得主体性和能动性。

　　第三，发展是基层建设的核心任务。与社区不同，基层不只是居住、生活、消费的场所，还包括单位、工厂、公司等生产性空间，这就涉及到如何在基层组织生产、发展生产的问题。通过改造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生产关系，改善科层化的等级结构，来提升工业生产的效率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在生产过程中，基层传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城市单位提供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工人俱乐部、大礼堂定期上演电影、话剧或其他群众汇演活动，另一方面农村也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包括露天电影会放映服务于生产的科教片，这些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传播学实践。

　　村村通工程宣传画

　　第四，国家为基层建设提供基础设施保障。与自由主义传统中自治社区、市民社会对国家的排斥不同，基层是国家权力的延伸，通过基层党支部和基层行政力量，国家完成对基层的管理和治理。除了国家介入基层日常事务之外，国家的角色还体现在为基层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上，如路、水、电、邮政、通讯、网络等，这些都是国家或国有企业投资建设，还包括“四级”办广电制度、计划经济时代的电影发行、放映制度等，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偏远地区的群众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现代化服务，也为基层生产和建设提供便利。

　　中国基层建设的基本经验是，面对如农村等落后、欠发达地区，借助国家力量，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和文艺工作者在基层从事生产、文化和社会建设，把资金、技术和生产者有机组织起来，让基层变成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些基层工作，基层将会沦为底层。如果有了这些，底层有可能变成有活力的社区，基层是实现底层社区化的关键。至今中国依然有40%、近6亿农村人口，这是基本国情，在城市中也存在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中低收入群体，这些都需要新的基层建设和基层工作。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阅读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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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传播的媒介特征

　　基层传播作为发生在基层空间的传播行为，涉及的传播媒介也非常多样，有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也有依靠广播、电视完成的基层传播，现在更多依靠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手机社交软件完成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其实宣传栏、布告栏是最经典的基层媒介，看起来不太智能化，但在基层空间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北京大学原来有一个贴布告、海报的地方叫三角地，是前互联网时代北大校园的文化交流中心，位于学生从宿舍区到教学区的路上，一个不大的三角形区域，却是信息发布、学生讨论的公共空间，后来北大BBS出来之后，三角地成为一个网络虚拟的“街角”。

　　“十七年”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场景

　　基层是在地理空间上相对小的区域，一个村庄或者一个社区。在这个空间中，有三个因素决定基层传播的效果，基层工作者、媒介平台和公共空间。第一，基层传播最重要的不是媒介，而是基层工作者与群众的关系。在学校，反映在班主任、辅导员与学生的关系；在社区，反映在居委会干部与居民的关系；在农村，反映在村主任与村民的关系。目前参与基层治理的人员大概有三类，一类是居委会主任、村主任等基层干部，是国家行政级别的最末端，村主任不是公务员，由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不会向上晋升。基层干部的工作特点是一种偏女性的、母性的说服工作，典型的基层干部是居委会大妈，从电影《本命年》（1989年）、情景喜剧《我爱我家》（1993年）、电影《甲方乙方》（1997年）、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2000年）等影视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类基层工作者的形象，这些走街串巷、婆婆妈妈、啰哩啰嗦的大妈们就是融洽邻里关系、解决鸡毛蒜皮的家庭矛盾的主力军。这类基层干部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前身是根据地时期出现的革命母亲、农村大娘以及基层连队政委的形象。她们一方面可以了解每家每户的人情冷暖，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及时与基层百姓沟通。这种细致的说服和面对面的交流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第二类是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这类的组成非常多元化，社工可以是专职的社会工作者，也可以是公益化的社会机构提供的社区服务，还可以是社区居民、大学生或者业主党员等组成的志愿者，属于义务劳动、志愿服务，如周星驰在《喜剧之王》（1999年）中扮演一位社区戏剧工作者，帮助街道居民排演话剧《雷雨》；第三类是城市住房商品化后出现的市场化的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签订合同，通过交物业费的方式，物业公司提供保洁、保安、维修等社区服务。在基层空间中，这三类权力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基层干部与群众是一种政治关系，是党与人民、干部与群众关系的体现；社区志愿者与居民是一种社会互助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或者相互服务的关系；业主与物业公司是一种市场契约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也决定了各自的职责和工作状态，但不管那种关系，基层工作者与群众、居民、业主建立融洽互动，都是良性的基层工作的前提。

　　排练《黄河大合唱》的延安“鲁艺”合唱团

　　第二，基层传播所使用的媒介平台，可以分为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在基层空间中最常见的传统媒体是黑板报、布告栏或宣传栏，一般在单位入口处或者社区门口，主要发布两类信息，一类是国家、国际大事，二是与基层社区相关的消息，承担着向所在单位员工、社区居民通知、公示的职能，谁负责出黑板报、谁能够在宣传栏发布信息，这显然涉及到基层民主和言论表达的问题，在特殊年代群众用贴“大字报”的形式来发表意见。在电影《李双双》（1962年）中李双双认为妇女参加劳动不积极与记工分马虎有关，她就在村口黑板上贴了一首打油诗给干部提意见，“希望认真把分记，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把黑板报从教室内转移到教室外的做法，实现了从五四时代现代教室里的文化启蒙向农村公共空间的群众参与政治的转变。黑板报和“大字报”都是最简便易得的基层媒介，却发挥着基层宣传和群众民主的职能。有时候布告栏里也会贴上好人好事或者坏人坏事，起到榜样和警示的作用。在基层还有一种常见的传统媒介就是“刷墙”，从战争年代一直到现在，房屋沿街的外墙都会粉刷上各种用美术字写的标语，“美术字”也是一种把文字视觉化的特殊书法，是战争年代的宣传发明，好处是简便、醒目、扎眼、随处可见。现代媒介主要指广播、电影、电视等通信基础设施，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建设，以保证这些媒体既是国家的喉舌，又是服务基层的媒体。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媒介开始借助国家力量深入基层，广播是第一个建立全国网络的电子媒介。由于广播是一种能够实现远距离传输的听觉媒介，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听懂，比报纸具有更大的传播优势。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整合邮电、电力和广播资源，建立了县级广播站为基础的全国有线广播网，一方面可以实现信息自上而下的传播，另一方面广播也是一种服务于基层的媒体，县级、公社都有基层广播站。就像黑板报一样，广播站除了发布国家、国际新闻外，还借助基层广播通讯员报道本县、本公社的新闻。广播是50年代到70年代覆盖面最广的大众媒介，直到当下农村地区，广播、高音大喇叭依然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是村庄组织公共生活的平台。80年代电视媒体也是如此，1983年借助行政力量“四级办电视”，使得电视成为覆盖全国的大众媒体，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广电制度，只是相比广播的大众性，作为置身于家庭内部的电视更多地发挥基层社会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功能。新世纪以来，基层的广电媒体受到互联网的兴起、中央、省级卫星电视等多重挑战，近些年推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图重新激活基层广电媒体的公共性和在地性，让县级广电在数字化、信息化的融媒体时代更多地参与到地方政府的基层治理中。

　　焦波拍摄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三是，基层公共空间建设。基层的主体是群众、居民，基层传播的意义不只是自上而下的传递消息，而是群众成为基层活动的参与者，这就需要基层有公共场所，如室内的会议室、活动室，室外的社区广场、街心公园等，这些都是休闲、娱乐和交流的空间。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释放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但也瓦解了农村的公共生活和集体事务。2006年农村取消农业税，也没能根本缓解农村处于被掏空的状态。2015年新闻摄影师焦波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片子呈现了山东淄博市沂蒙山区某乡村一年四季的生活，片中出现了广播喇叭、电视、手机等多种媒介，也展现了村主任为村庄发展、协调村民矛盾的日夜操劳的身影，有个情节是县里的驻村干部为村民筹资修建了一个乡村文化广场，春节的时候，村民们在广场上举办了春节联欢会，演员就是村民自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文化广场看起来不像其他的富农项目可以直接增加村民的收入，却能给村民带来久违的快乐和放松。联欢会有一个节目是从外地回家的儿子给父亲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让站在旁边看节目的父亲感动落泪，还有喜欢琵琶的文艺老汉首次登台弹起了“沂蒙小调”，引得台下村民阵阵掌声。这台为村民提供文艺活动的舞台虽然简陋，节目也很业余，但发挥着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大功能。在当下新乡村建设的合作社实践中，群众文艺活动是重新组织村民参加公共事务的有效手段，如山西永济蒲韩社区是1998年开始成立的农民合作组织，最初培育村民参与意识就是通过动员妇女跳广场舞。和农村相似，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单位制解体、商业社区兴起，其实也缺乏有效的社区公共生活。在单位制时代家属院是“远亲不如近邻”的熟人社会，而商业社区里的业主、租户则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门口的陌生人”。近些年城市当中修建了越来越多的社区广场、街心花园，这极大地改善了居民公共活动的空间，只是缺少社区工作者组织社会化的公共活动，如联欢会、群众文艺活动、体育比赛等都与事业单位的工会、后勤设置有关。尽管如此，在很多城市自发兴起了广场舞，这也是一种群众文艺活动的延伸。还比如社区公园中摆放着很多健身器材，相比会员制、私人教练、紧身衣的健身房，这些露天的、免费的健身器材，看起来很粗笨，却是老人、孩子、妇女们边健身、边聊天的公共场所，是一种群众体育、全民健身传统的体现。

　　全民做广播体操的盛景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一是电影放映队和露天电影，二是乌兰牧骑式的草原流动宣传队，这是两个在大陆基层社会中常见的文化、宣传方式，延续了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用流动的主体来实现文化、信息传播的方式。

　　电影《李双双》剧照

　　在50年代到70年代，新中国改变了民国时期只在大城市看电影的历史，把电影变成覆盖城乡、偏远地区的群众艺术，这体现在从电影生产到发行两个环节上来改造电影制度。首先是生产上，40年代后期陆续组建了东北、北京、上海、八一、珠江、西安等八大国营电影制片厂，分布在国家的不同区域，电影生产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采用农业、工业、军队等题材来组织电影生产。其次，在电影发行上实行“统购统销”方式，建立了一套行政化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和广电制度一样，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发行放映公司，农村和偏远地区采用流动电影放映队的方式。这跨越了城市与农村的界限，也创造了两种新的电影院空间。一种是，城市中除了专门的电影院外，在基层单位还出现很多会议厅、剧院、大食堂兼具放映电影的职能，是一种真正的“多功能舞台”，既能开群众大会、联欢汇演、集体聚餐，又能看戏、看电影。第二种，在农村是电影放映队放映露天电影，露天电影本身是占据一个临时的空间，把空地变成电影传播的空间，这突破了封闭电影院放映电影的空间限制，扯上一块白色幕布，架上一台放映机，就可以把村庄、街道的某块空地临时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电影院，四乡八镇的群众自己带着板凳，像赶集一样，去享受现代电影的魅力，农村露天电影院成为一座“移动城堡”。

　　电影《李双双》（上）《闲人马大姐》（下）海报

　　这种流动的露天电影院也来自于根据地时期的流动演剧队、流动电影队的传统。电影虽然不能像广播那样实现即时的远距离传输，但是可以依靠几十万电影放映员的“身体”实现跨空间放映，这和报纸通过邮递员发行的“邮发合一”制度是一致的，也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化的文艺、新闻作品传播与流通的特殊模式。这种制度的优势是让电影深入农村，让更多的群众变成电影观众。不仅如此，50年代到70年代所生产的人民电影或者说工农兵电影也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观众与银幕的关系，银幕下的观众在基层单位观看电影，而银幕上的电影所表现的又是基层群众的故事，从而实现了观影空间（基层影院）、观影主体（基层群众）与银幕空间（基层故事）的“三合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不是奇幻的世界，是与真实的现实生活平行的“镜像”，或者说真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实践就像一场银幕中的电影。80年代以来这种国营电影制片厂和电影放映体系也遇到经营难题。从90年代中期引进好莱坞电影，到2001年开启电影产业化改革，国营电影制片厂被民营电影公司取代、电影放映网络被商业院线制取代，中国电影也从表现各行各业的题材电影变成商业化的类型电影。在电影产业高速崛起的同时，商业院线也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延伸，但是商业院线无法、也不愿进入农村地区，因为农村没有电影市场。直到2005年国家启动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采用数字化的“新”电影放映机和流动电影放映的“旧”制度来解决农村看电影的问题。虽然放映的都是城市类型片、缺乏与农村生活相关的电影作品，但是这种流动电影放映模式依然使得露天电影在农村保留一种重建村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可能性。

　　1968年周恩来总理接见进京表演的乌兰牧骑成员

　　乌兰牧骑是50年代在草原上流动的文化馆。乌兰牧骑的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意思是红色文化工作队，活跃于农村牧区间。1957年6月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群众文化工作比较活跃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宣告成立。全队只一辆马车便能拉走，因而被誉为“一辆马车上的文化工作队”。以演出为主，兼做宣传、辅导和服务性工作，属于文化事业单位，而不是单一的艺术表演团体；队伍短小精干，人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使用的图片展览、幻灯放映、时事宣讲、图书借阅以及辅导创作，教授歌舞、欣赏录音、录相、开展摄影活动；如代写书信、代售图书、代修收音机以至理发、诊病等；还注意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艺遗产 , 如民歌 、民谚、宗教、舞蹈、寺庙壁画、民族图案、民间饰物等。乌兰牧骑依然像根据地时期流动演剧队一样，是“观众不动，演员流动”的基层媒介。

　　乌兰牧骑：草原上的文艺轻骑兵

　　目前，基层不只是居住的空间，还越来越承担着养老、教育孩子等社会职能。基层空间的社会化和公共化，不能只采用物业管理公司的商业模式，还需要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的介入，通过基层传播的多重媒介，让群众、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发挥主动性、自觉性。当然，如果只把基层理解为社区，就忽视了工厂、公司、企业等生产场所也需要基层文化建设，工人、白领、程序员不只是流水线、格子间、电脑前的“生产者”，也需要获得工作的意义。另外，对于农村、第三世界地区，基层还承担着发展经济和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更需要加强基层与社会的沟通，让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农业工作者等专业人才参与到基层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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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在基层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国家在基层建设、基层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种第三世界来说更是如此。从20世纪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来看，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处于持续重构过程中，这体现在双重转型上，一是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二是从半殖民地国家向主权独立国家转变，也就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与西方形式上平等的现代主权国家，这样两个任务是依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几十年漫长的武装革命实现的。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现代转型不同，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化的列宁主义政党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制度和品性的核心，这种历史经验使得政党处在国家与人民的中介位置上，党代表国家，又代表人民，党既可以动员人民从事国家建设，又可以代表国家为人民谋发展。

　　1970年代，劳动间隙听广播的社员们

　　具体到通信设施、交通网络来说，这是与国家治理能力和人民现代化生活都相关的领域。在古代，道路、河流、文字是帝国统治的媒介基础。中国很早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被认为是中国集权化制度的缘起。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制度，确立文字、道路和伦理规范，这些都有利于幅员辽阔的帝国统治。在美国，有很多学者研究过美国国家制度与全国邮政网络建设的内在关系，深入社区和边疆的邮政系统有利于美国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至今邮政部门还是美国少有的国有企业。近代以来铁路、电报、邮政、报纸等成为物资、信息交流的关键载体，也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网络。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家主权独立之后，才逐渐建立自上而下、覆盖城乡的通信网络。中国通信基础建设有这样几个特点：

　　1956年中央广播说唱团合影

　　第一，跨越城乡的行政化的发行网络。中国区域发展非常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东、西部差异比较大，但是在信息资源分布上，中国基本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模式，相对均等化地分配信息资源。有一级政府，就建立一级发行渠道，如邮政、新华书店、广播站、电视台等都是如此，实现在基层也有邮局、书店、广播站、电视台等配套设施；第二，政府重视对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50年代到70年代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公路和铁路建设，80年代以来“想致富先修路”成为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发动机，这使得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铁公鸡”项目被作为刺激经济的法宝，这为为物资、人员、资本流动提供了基础；第三，与发达国家由民营资本控制通信基础设施不同，中国主要依靠国家和国有资本来掌握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不容易受短期利益驱动，瞩目于长远目标，而且修建的速度和质量非常快，这也是中国称为“基建狂魔”的来源，中国超级工程也成为“厉害了，我的国”的象征。

　　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政府与通信网络的原有关系，在互联网之前，报纸、广电、电影等都是政府控制的文化宣传媒介，互联网对于中国来说是第一次以民营公司为主体形成的媒介制度。不过，互联网的网络基础设施由国有通信公司如移动、联通、电信等建设完成，这就使得中国的互联网延续广电制度，实现城乡全覆盖，这带来三重效果，一是中国网民数量增长迅速，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至99.1%；二是中低收入群体使用网络也很普遍，相比其他媒介形态，互联网既是底层发声、看见底层的主流媒介，又是底层休闲娱乐的廉价平台；三是农村用户借助网络进行电商活动，这也是淘宝村、快手村、农村直播等互联网电商能够快速发展的前提。还比如短视频网红李子柒得以出现，与贵州黔东南地区良好的通信网络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基层传播的前提在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掌握通信基础设施，可以用基层网络服务于地方生产和生活。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这种国家主导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种中国经验。

　　基层传播作为一种产生于20世纪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根植于国家、政党介入基层、改造基层的过程中。基层空间是人民群众生活、居住的场所，也是工作、生产的空间，基层“化”本身隐含着通过政治介入、社会革命、文化教育等手段，让普通百姓、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空间的多重主体，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工作，而需要一场“漫长的革命”。基层传播在基层建设和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赋予基层表达、发声的平台，也是构建基层空间的公共性、社会性的媒介。如果给基层传播找一个对应的英语词汇，我想用People Communication来表达，这联系着20世纪中国历史中人民政治的想象，也联系着在基层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