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仄：“拳打甘刘汪蒋，脚踢奥施儒国”

　　“拳打甘刘汪蒋，脚踢奥施儒国”

　　——在陈纯“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讲座上的评议发言

　　范仄

　　说明

　　2018年6月10日上午，激流网举办一场以“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为主题的讲座。中山大学博士陈纯作主讲人，阳和平老师和我作评议人。讲座详尽请点击“激流讲座纪实|陈纯、南水、阳和平：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现将我的评议发言录音整理出来，供有心人参考。表述不严谨的，直接修订;记忆混乱出现张冠李戴且一时查不到出处的，直接删除;为了表达充分而进行扩展的，用【】标示出来。

　　目录

　　一、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纷争?

　　二、伯克、施特劳斯和罗尔斯在中国的混战

　　三、左翼自由主义：深港台的地方正义主义

　　四、直面“温和法西斯”

　　五、“告别改良”与“告别革命”

　　六、“拳打甘刘汪蒋，脚踢奥施儒国”

　　七、阿伦特、伯林、施特劳斯：族群归属方式与思想形态

　　八、“个人自由”与“生产正义”

一、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纷争

　　举办方邀请我来评议，我开始有点犹豫。现在跟年轻人交往，说实在的，我有一点心理障碍，大家别笑，有什么障碍呢?在平常交往中，年轻人给我一种踢馆的感觉。但我也有发现。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左翼变化的，后来这篇文章被“404”了。我有一个判断，无论左翼和右翼，新一代都在发生变化。这句话是我在一个微信群说的。他们要我概括一下这个变化。我说现在还概括不了。但我分析过，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工人子弟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处境，与我们，也即与第一代农民工同龄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处境，大为不同。与第一代农民工同龄的大学毕业生那时还有很多机会，努力一点还有可能成为资本家，可以去做高级白领。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工人子弟大学毕业生，在我交流过的人那里普遍感觉到自己还不如父辈们的机会多。他们父辈们去打工，也有可能成为资本家，而现在已经很难。但是新一代右翼的变化我还没有遇到。我决定过来看看。陈纯说他是左翼自由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还是属于右翼的，但目前这种左右之辨暂时不重要。【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动起来之前】，泛左翼和泛右翼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过来看看是值得的。

　　来之前我在网上搜了点资料，先谈谈我读陈纯文章的感受。主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纷争。我们都会发现当代中国太多意识形态纷争。读他的文章，会觉得其中有不少怨念。年轻人狂一点，怨一点，这都很正常。

　　他的文章，一下子把我拉回五年前的某种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对自己的人生进行重新定位。此前我几乎和所有思想派别都有深度交往。左派、右派、国学派……当时还有后学派。后学派现在几乎不提。这些不同派别我都有一些朋友，和他们都有一定的深度交流。我那时给自己的定位是查漏补缺。什么叫查漏补缺呢?跟自由派交往，我的努力点是如何使他们成为健康的自由派。跟儒家交往，我的努力点是如何使他们成为健康的儒家。跟新左派交往，我的努力点是如何使他们成为健康的新左派。秋风还是自由主义者时，他和范亚峰、刘海波、刘军宁他们搞读书会，我参加过一些。陈纯讲座中提到的那些外国思想家我几乎都写过书评。这些文章我曾整理成一本书，叫《四面突围——政治哲学的中国困境》，没有出版过。我那时的努力是要从这些东西中突围出来。此后我则似乎越来越不见容于各思想流派。

　　我们该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纷争呢?比如陈纯的文章《施派的逼格》，该怎样看待文中的怨念呢?实际上，接触多了，我们就会发现某些特点。先讲一个只差几天的经历。很多年前，几天前我参加秋风、范亚峰、刘军宁等组织的读书会，他们经常会说到“傻逼”这个词。在他们的会上，这个词肯定是指新左派。几天后我参加三联书店组织的一个座谈，《帝国》一书的意大利作者过来。在座谈上也不时出现“傻逼”这个词。在这里这个词不用说，就是指刘军宁这一拨自由派。我瞬间直观到不同立场之间相互批判对方傻逼是非常平常的现象。当时我特别震撼，既好笑又震撼。但我也直观到该如何去面对和自己立场不同的人，如何去面对意识形态纷争。

　　简单地说对方是傻逼，往往表明既没有进到对方的思想世界，也没有进到双方同处的现实世界。这些不同立场的人都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他们分别反映现实世界的某些方向，他们的总和才更加全面地反映他们所处的世界和时代。不同派别，你戴黄色眼镜，我戴绿色眼镜，他戴紫色眼镜，去看同一个事物，看到的肯定不一样，那怎么办?相互之间天天骂对方是傻逼?有一点要知道，他们看的是同一个事物，他们处在同一个世界里。【透过对方的意识形态去发现对方所观察到的世界的某些方面，以弥补自身立场和视角的片面性，从而建立相对完整的世界图式，实现自身立场和总体立场的统一。】这就是在坚持立场的同时我们如何去看待不同意识形态纷争的关键。

　　否则，就会觉得很压抑。我估计陈纯当年在中山大学读书很受压抑。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刚好甘(阳)刘(小枫)都在中大。施派的人我接触过一些。不是施派的人，跟施派交流，肯定会觉得压抑，甚至觉得受伤害。因为他们自认为高贵，自认为眼界高远，【有一种莫明其妙的高感。柯小刚后来用“虚骄”一词形容他们。】还在2002年，施派进来没多久，我在《书城》上写过短评文章，认为施派在中国的影响可能是：种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通过施派，最终会回到中国传统来。在中国成为施派，只有一条道路，即回到中国古代经典;不回到中国古代经典，就不可能成为中国施派。

　　回到中国传统的路径各不一样。【李泽厚通过康德和皮亚杰回到中国传统，张世英通过主客体消弭观念回到中国传统，蒋庆通过伯克回到中国传统，张祥龙通过现象学回到中国传统。】秋风原是崇奉奥地利学派，经过普通法宪政主义这一中介而回到中国传统。在中国一旦接受普通法宪政主义，就会回到中国传统。普通法宪政主义主张以历史结构为前提的规则演进秩序。中国人已有的历史结构，既不可能是美国的，也不可能是英国的。这与哈耶克的观点其实大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哈耶克强调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强调的其实是英国的自生自发秩序。他在《自由秩序原理》这部著作中明确指出，某些国家自生自发秩序发展良好，这些国家的自生自发秩序原理一旦被揭示，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来直接实现。换言之，在自生自发秩序观点外，哈耶克还有国家间学习理论。然而，其他国家遵循学习理论而实现这种秩序，还能不能说是自生自发秩序呢?我看至少会有争议。阅读哈耶克的著作，有时要看它的不经意处。

　　现在很多中国人回到中国传统，走的路径各不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首先不要管他们的对和错，而要对这个历史过程有真正的认知。即使不赞同这个历史过程，但它也是在中国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面对意识形态纷争，就需要注意这一点。

二、伯克、施特劳斯和罗尔斯在中国的混战

　　现在谈谈陈纯刚才的讲座。

　　他首先谈“自由保守主义”，然后谈“中国施派”，把“大陆新儒家”放到“中国施派”。我当时很诧异。这个逻辑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逻辑?这种状况在西方也出现过。我们一般认为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是思想上的死对头，但奥地利学派认为，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是同一个派别。历史上也常常出现这种状况，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第三派却说这两派其实是一派。从第三派立场看，有时就是如此。

　　我猜想陈纯这么谈中国施派和大陆新儒家关系，可能与他宣称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有关。他谈第三大政治思潮，也是他要谈的最后一种政治思潮，果然是左翼自由主义。他把中国施派和大陆新儒家都指为“国家主义”，用“中国施派”命名而已。

　　陈纯所谈的“自由保守主义”是90年代的事情，因此他谈的不是近四十年的政治思潮，而是近三十年的政治思潮。陈纯所谈的中国左翼自由主义，到目前为止是少数几个人的主张。他把自己所主张的政治思想作为90年代以来三大思潮之一，而且是最后一种思潮，跟利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写作可谓异曲同工。列奥·施特劳斯写的《政治哲学史》，最后一章也是写自己的政治哲学。【这种做法不仅无可厚非，反而是值得提倡的。这是一种将自己置于历史并视自己为历史新阶段的做法，蕴含着后来者应有的雄心壮志。】

　　我的第一个感觉，陈纯似乎主要是根据理论来源区分和谈论中国近三十年的政治思潮。我不知道他对这些理论源头及他所谓的政治思潮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系统读过没有，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对“自由保守主义”的叙述框架和基本想法来自于刘军宁和苏小和这两个人的叙述。这是陈纯自己刚才明确说过的。【苏小和的东西我从未读过，不知他是什么理路。】如果从刘军宁角度看，这个叙述是成立的。但如果是从其他人角度，或者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这个叙述则不一定成立。刘军宁后来把自己的主张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这个群体中，“中道自由主义”最早是范亚峰提出来的。我还记得范亚峰当年对这个提法的得意样子。

　　但是我想爆脑袋也想不出中国90年代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怎么成了“自由保守主义”。这些自由派或自由主义保守什么?又能保守什么?他们既没有保守中国的传统，【也有没认为中国古代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国内一些学者将这种“保守主义”界定为保守“自由的传统”，这就为这一概念确立一个历史前提——“自由的传统”。这个“传统”并非仅指一系列观念和意识，而主要指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已经持续比较长时期的自由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结构。这一历史前提本身便限制自身的适用范围。】“自由保守主义”这个名词只有可能来自伯克。【伯克在这方面的特点非常鲜明。他对“新自由”也是如此考察的。】

　　陈纯所谓三大政治思潮——自由保守主义、中国施派和左翼自由主义的叙事框架，主要和西方三大思想家伯克、施特劳斯和罗尔斯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叙事中，这每一派都有不同的理论来源，但核心是这三个思想家。他讲述三大思潮，就好像是伯克、施特劳斯和罗尔斯这三个外国思想家在中国的一场混战。但如果从中国内部的脉络去把握、理解和描述这些意识形态纷争，估计陈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从今天的讲座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东西。

　　伯克在中国90年代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弱的。因为不久哈耶克就传进来，伯林的“消极自由”观点传进来。【伯克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主要是部分中国人用他的《法国大革命论》来“告别革命”。真正了解他的人不多。】伯克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谁?事实上，并不是自由主义，在我看来，而是蒋庆，【把蒋庆称为“中国的伯克”都不为过】。很多人认为蒋庆是专制主义的。你们放心，他不会是的。【他可能会成为威权主义的，也不会成为专制主义的。中国人常常滥用“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三个词。我也常常说漏嘴，把它们混用。】也许可以说，蒋庆把伯克对历史、传统和血缘等的高度信念直接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伯克论述美国和英国的关系，非常强调血缘关系和历史关系;【论述法国大革命，非常强调传统结构的现实性。他有一段话，我曾经保存在手机里，常常读给朋友听：

　　“我应该中止我对于法国的新的自由的祝贺，直到我获悉它是怎样与政府相结合在一起的，与公共力量、与军队的纪律和服从、与一种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征税制度、与道德和宗教、与财产的稳定、与和平的秩序、与政治和社会的风尚相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以它们的方式)也都是好东西;而且没有它们，就是有了自由，也不是什么好事，并且大概是不会长久的。”(《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页)】

　　可见他论述的远不只是自由主义。这道理其实是常见的。一种时代已经过去，坚持过去的时代的某些东西，就是对现时代的权力的一种制约。【在中国古代，祖宗成法对皇帝的制约往往比其他力量更起作用。】

　　从理论源头分析中国近三十年的政治思潮，容易出现巨大偏差。【以中国施派与大陆新儒家为例，即使视这两者为一派，如从中国内部角度考察，也得尝试从大陆新儒家中提炼一点东西指称这一派。何况从现实态势看，后者声势兴旺得多，而前者只是学院中少数一些人的聒噪，离他们三步远就听不到一丁点儿，而后者是到哪都躲不开。】

三、左翼自由主义：深港台的地方正义主义

　　现在讲第二个感觉。这些左翼自由主义是怎么产生的?首先看它是什么。简单地看，它就是政治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本身就包含分配正义主义。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里是包括分配正义主义的。为了让普通人容易理解一点，我们可以说“左翼自由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分配正义主义”。

　　从陈纯所引用的周保松的论述看，从参与宣称的主要代表人物看，我个人觉得左翼自由主义似乎是深港台的一种特征，深圳、香港和台湾的一种特征。香港、台湾具有这样的特征比较容易理解。深圳?我在最近几年的一些交往中发现一个特点。大家都知道，深圳发展到今天，是集全国之力发展起来的。但发展起来之后，深圳有些人不这么看，认为全是他们自己打拼出来的，比较反感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对他们的管理和干预。比如陈纯把大陆新儒家追求国家富强也视为国家主义，当做“中国施派”。深港台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面对“国家”概念似乎非常尴尬。我们不能说他们所有人是这样，但对于一些人，这样一种尴尬是存在的。香港和台湾面临“国家”概念，虽然背景和情怀不一样，但都有一种无法直接面对的尴尬。深圳觉得自己发达是自己打拼的，国家并不显得那么重要。上了楼，就不要梯子，毕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陈纯是深圳人吧?(陈纯答：对的)，是看香港影视长大的。不只是看香港影视长大的，还是看香港电视台长大的。看香港电影长大的和看香港台长大的还不一样(陈纯说：是的，我可以用粤语来做讲座)。在这种情形下陈纯对国家的想象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回忆罗尔斯的主张。罗尔斯的主张是在美国崛起成为全球老大过程中形成的。他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全球正义，一个是公民正义。在他那里国家意识我记得也是比较弱的。陈纯给自己提的问题，也是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是如何建立一个国家。他怕自己堕入到“国家主义”里。在这里就存在一个差异。对于美国来说，谈论全球正义和公民正义，是很好理解的。在这种情形下讨论国家正义对美国人的全球正义想象似乎是不利的。也许可以说，罗尔斯是全球正义基础上的政治自由主义。我把左翼自由主义的主张则称之为地方正义基础上的政治自由主义，是地方正义+公民正义。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不一定对。

四、直面“温和法西斯”

　　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陈纯所讲的“国家主义”。这里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国家主义”在现在该怎么描述是个问题。比如“国家主义左派”提法。其实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国家主义左派。只要是国家主义的，就是右翼。但为什么在中国一个时期国家主义成为左派呢?很重要原因是中国弱，面对美国压制，国家主义立场容易表现为左派。中国强大起来，人们再看，这些国家主义者就根本不是左派，直接表现为右翼。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同一种表现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样子和意义。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主义从来是右翼。在毛泽东思想看来，国家主义从来是右翼。我一直搞不明白国家主义怎么被安置到毛泽东的头上的。毛泽东强调国家是有前提的，即工人农民管理国家的权力。保障工人农民管理国家的权力，国家才有价值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不保障工人农民管理国家的权力的国家是反动的。在这个意义上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那里是引申不出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国家的保障，工人农民自己搞民主，是搞不过资产阶级的。我们必须在这个理路中把握，不要被它与国家主义表面上的相似所蒙蔽。他们是有本质差异的。

　　我们要明白目前的“国家主义”是怎么出现的。针对目前这种这种状况，我不用“国家主义”一词，而是用“温和法西斯”一词。目前这是全球趋势。我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简单分析。简单地说，工业革命开创两个变化，但这一两百年只全面实现一种变化，即用机器进行生产。还有一个变化，最近及将来可能会全面实现，系用机器进行研究。很多人把科学看作一套科学理性，我认为那是错误的。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主要是因为用机器进行研究。到现在，从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厂里诞生的迄今所有的工业产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工厂里的生产正逐步被自动化和智能化替代。将来全新的产业要从实验室里诞生出来。这是一个乾坤大挪移。这要比当年在工业化过程中数亿农民变成工人艰难得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转移是很难转过去的。目前无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无力的，都是没希望的。

　　因此我把目前的“温和法西斯”趋势看作是“大资产阶级的危机政治”。大资产阶级面临一时难以解决的危机，往往采取这样的对策。这也可能就是陈纯所说的“国家主义”，【尽管他似乎主要是从“地方正义型政治自由主义”角度来反对，但他的被压迫感则可能是来自这种“危机政治”。】大家在中国应已经感觉到，即特务机制的普遍化。大学里是如此。现在连普通企业单位都开始如此，自我审查越来越强。企业开始管理员工的自媒体发言。特别是2018年3月以来，这种形势越来越严峻。上次我在激流网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会上讲过，目前左派和右派要团结起来。后来我在自己的朋友圈上间接地解释过：“我只在无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但如果自由民主本身变得不可能，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是要团结起来。”有些人看到我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就以为我反对自由民主本身。不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条，就是我们，乃至全球，都看不到希望。我一直讲三个驱逐运动：生产自动化，是在生产领域驱逐工人阶级;生产智能化，是在生产领域驱逐知识分子;农业现代化，是在农业领域驱逐农民。中国城市已经在驱逐“di端人口”。中国要求地方对表实现“高质量发展”。北京已经驱逐，上海已经驱逐，现在深圳正在以它特有的方式驱逐，搞城中村改造，“低端”工人住不起，“低质量发展”——“低端产业”也难以维持。下一步将是这些地方的驱逐升级，是各个省会城市开始驱逐。乡村在搞振兴运动，到时成为美丽乡村，农民也将住不起，只能上楼，在美丽都市和美丽乡村的夹心地带为两边提供自由出卖的劳动力。从目前看，这个趋势还看不到有逆转的可能。

五、“告别改良”与“告别革命”

　　现在谈谈陈纯的主张。陈纯的左翼自由主义和比他长一辈的左翼自由主义有点不同，就是他要求“告别改良”。90年代要“告别革命”，现在他要“告别改良”，觉得渐进式改良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

　　他谈到“自由保守主义”的“告别革命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他们不是告别革命本身。他们是要告别法国、俄国和中国式革命，而不是英国和美国式革命。陈纯呼唤的，我估计也不是法国、俄国和中国式革命，而是英国和美国式革命。我们来看这些不同的革命。英国和美国是第二等级带领第三等级一起来革命的，第四等级还没起来。法国是第三等级带领第四等级一起革命。俄国和中国是第四等级起来革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凡是带有第四等级的革命似乎都野蛮一些。第三等级是新兴资本家，第二等级是自由贵族。自由贵族是什么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主要是货币地租地主。货币地租地主在封建社会后期跟工商业者利益是一致的，都需要发达的商品经济。法国大革命时，法国货币地租地主似乎不够发大，但是工商业很发达，这似乎是第三等级带领第四等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人希望只要英国式革命和自由民主，而不要法国式革命和自由民主。在这里指出一点，英法德意，缺了谁都不行。没有法意德，英国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局面，发展出推崇者所推崇的那些东西。这几个国家相互之间可以说既都是自己的内部，也是自己的外部。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既要有核心思想，也要能延展。反“国家主义”是可以的，但不能反到最后连“国家”这个维度都没有。如果是这样，核心思想就没法实现延展。

六、“拳打甘刘汪蒋，脚踢奥施儒国”

　　陈纯的一系列文章，可以说是“拳打甘刘汪蒋，脚踢奥施儒国”。【“甘”是甘阳，“刘”是刘小枫，“汪”是汪晖，“蒋”是蒋庆，“奥”是中国式奥地利学派，或者是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式经济自由主义，“施”是中国施派，“儒”是大陆新儒家，“国”是国家主义。】

　　年轻一辈起来，找这样的切入点，我认为是对的。要从前辈束缚中摆脱出来，重新出发，就必须直面最强的前辈，不断地打击他们。但如何打击不是小问题。年轻人起来，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厘清自己所处时代知识结构、思想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等的来龙去脉。来龙去脉的时间长度，决定于所处时代的知识和思想的开端年代。比如钱穆和梁启超，都进行过三百年学术史梳理。只有经过这种梳理，才能对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所习得的观念有基本的反思。【现在的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具有广泛的阅读，习得的观念可以说是层层累积的。】我们必须知道自己习得的各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是怎样层层累积的，它们各自的历史前提和观念前提是什么，它们对自己的源始经验是怎么表达或改写的。】该怎么着手呢?当然是从当前大腕的知识背景入手。开端时间一定要选对，像钱穆选择三百年梳理，确立自己的出发点。【在当前中国，学术思想要重新出发，可能至少得从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袁(世凯)起开始梳理，另外还得加上外来思想在华传播史。后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这两条脉络相互交错所造成的观念的层层累积，是需要厘清的，否则会陷于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幻想中。

　　比如最近丁耘和吴飞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争论，双方都会讨论到古希腊哲学。我个人感觉，双方谈的都是经过海德格尔阐释过的古希腊哲学，具有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反思的明显痕迹。中西哲学或中西文明的差异，在讨论过程中最后变成最早的取象或取譬比较问题。西方哲学的开端取譬于工匠造物，中国哲学的开端取譬于女人造人，一方认为后者高于前者，一方认为两者不可或缺，可互补互生。根据人类学知识，生殖崇拜几乎是所有民族最早的崇拜之一，对农业的崇拜长期占领各族人的意识。关键在于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的反思转基因于对古希腊哲学的阐释中，从而他们所谓的中西哲学之争其实是对技术时代的态度之争，反映了技术初步宰制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在技术借助资本宰制中国人尚不彻底之时，中国人尚可将这种宰制怪罪于西方这个替罪羊，尚可想象中国从来是另一种可能。假如技术借助资本彻底宰制中国人，并成为中国人思想和意识形成的出发点，中国人会不会像海德格尔那样去阐释中国人早期的思想概念呢?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的。】

　　当前的大腕，陈纯选择甘刘汪蒋也是可以的。与“新左派”相对举的自由派，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学术思想发展，除了抄袭还是抄袭。【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除了涉中国部分，几乎是全书抄袭。】面临中国问题，他们这种立场也许只需要抄袭就足够。大陆新儒家和新左派面对中国问题则不能只是抄袭，需要临机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新左派属于资产阶级左翼一脉。儒家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些人一看别人讲孔子，就说别人是封建主义。这是不对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孔子本人的思想是属于奴隶主阶级的，但在封建社会被封建阶级利用，就变成封建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资产阶级利用，就变成资本主义的。因为后来的理解和原来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反映的是后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大陆新儒家在目前崛起，主要是他们的主张在客观上和中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存在相当的一致性。【对于儒家来说，儒家崛起是对孔子的圣化，而对大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圣化。这一点他们是不承认的。这里试以家族重建为例。我有儒家朋友从事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也曾向我咨询过这方面的内容。我的建议是家族重建的前提和基础是家族产权制度。在当代法治时代，可用有法律效用的家族产权契约来确立。其次才是儒家规范和礼仪。没有前者，后者瞬间崩溃。我相信我的儒家朋友也深刻地感觉到一点，即资本家对家族重建不仅有强烈的动机，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性，而普通劳动者则是连家庭都越来越难以维持。这样一种带有鲜明差异的趋势不足以值得重视吗?】

　　挑战甘刘汪蒋是可以的，我也是鼓励挑战的。【我很不喜欢那些粉丝辈。】我两次退出复旦大学思想史微信群，不是被踢出来的。第二次进群是被拉回去的，后来我就不再回去。在群里我批评甘阳几句，群里个别死硬甘粉就反复围攻我。只要我一发言，死硬甘粉就对我进行无休无止地胡搅蛮缠。我觉得十分无趣，就退出来。任何人说话都会有特定的主题，特定的语境，特定的对象。他们胡搅蛮缠起来简单得很，故意离开特定语境，就可以无休止地曲解、谩骂和阴阳怪调。

　　陈纯的文章也有类似特点，比如批刘小枫。我把这种批评称作“碎片的混战”。批这篇文章时用A角度，批那篇文章时用B角度，批第三篇文章时用C角度，这是要不得的。比如他批刘小枫“国父论”那篇文章就说存在历史知识错误问题。这样批判是隔靴擦痒。【历史知识错误问题，如果不涉关键论证，善意指出就是。帮助他人下次修订文章，善莫大焉。】批其他文章，则说文章有国家立场……(陈纯插话：我最新一篇文章是系统性批判。)

　　任何一种批判不能只是用自己的观点去衡量对方观点。那种批判毫无意义。要从对方观点的自相矛盾中去批判它。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他人，从来是从对方内部批判对方，而且是大段大段引用对方观点，最后才引出自己的观点。凡是用自己的观点直接去批判对方的观点，肯定是盲人摸象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些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这些年部分历史进程的。他们对现实有严重的反映面。如果如此简单地批判，就会把从他们那角度对现实进程所能反映的方面屏蔽掉，使自己丧失进去那个方面的机会。【横看成岭侧成峰，用“横看”否定“侧看”，便永远不知道对象“成峰”的样子。我们应该把打击他们看作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种方式，一种彻底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回避的方式。】比如甘阳在国内是最早称自己为“自由主义左派”的。别人批他是“新左派”，他说自己不是“新左派”，而是“自由主义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可能是为了与甘阳区分开来而提出这么一个招牌来。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个简单问题，即施特劳斯是甘阳介绍给刘小枫的，但甘阳在写过一篇文章之后基本上不提施特劳斯，想想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还是和他此前的自由主义左派立场有关。甘阳写文章强调民主和自由之间要平衡。让他完全接受僧侣式信仰和专制估计也不可能。虽然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个人的霸道和专制越来越强，但要让他接受专制政体和极权政体估计很难。【至于他的思想和行为在客观上有助于专制和极权，可以针对这一点进行批判，但不能直接将他们等同，正如不能把大陆新儒家和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等同。】批判自由主义，不等于否定自由主义，一定要区分，这两者不是一回事。

　　施特劳斯比较复杂一点，在中国则可能引向僧侣式信仰、专制和极权。【以刘小枫为例。在《诗化哲学》的结尾，刘小枫说：“本书的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又是永远需要解决的。”该问题即“不管怎样……为自己的生存的意义操心、忧心，无论如何是人不应失落的内心性。”那是1985年前后的事情。这是他对从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美学到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美学的思考中提出的问题。大家知道，德国浪漫主义美学是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所带来的变化持有深深的质疑，是在这种质疑中产生的美学观。在这个时点上刘小枫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直接往过去走，走到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晚期，二是直接往20世纪、21世纪走。事实上是刘小枫绕了一个大弯，他往现在走，往20世纪存在主义神学走，往20世纪现象学社会学走，最后通过列奥·施特劳斯杀向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城邦的，一种是反城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反城邦的。施特劳斯这一脉所阐释的古希腊政治哲学是反城邦的。在古希腊反城邦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刘小枫接着往古希腊的未来方向走，直至走到“国王的两个身体”，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晚期，终于走到《诗化哲学》之后可走的第一条道路上。

　　我曾在博客文章中写过一段：

　　“刘小枫的‘施特劳斯’与施特劳斯有一根本区别，即后者是捍卫某一特定信仰，而刘小枫并不持守施特劳斯的特定信仰，也不持守某种特定信仰，更无特定信仰可以捍卫，只是以‘施特劳斯’反抗自身的虚无。这只可能导致更深的虚无，从而成为一种虚无主义行动。”

　　走到“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刘小枫是否会安顿好自己的心灵呢?不好说。

　　但也可以知道刘小枫走的路程之曲折，反映了这一代经过多次幻灭不得不在政治秩序和心理秩序的双重挣扎中艰难前进的历史过程。由此反观大陆新儒家的崛起，也许就变得容易理解。这也无疑构成丁耘和吴飞争论的直接背景。1976年那次事变就已经奠定这些变化的基础，终结了一种可能，而走了今天的这种可能。】

七、阿伦特、伯林、施特劳斯：族群归属方式与思想形态

　　陈纯引用到的几个重要的外国思想家，从他的文章也可以知道，“左翼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首先是罗尔斯，其次是阿伦特，再其次可能是伯林，而且伯林的思想不会全面地用。伯林、阿伦特、施特劳斯之间思想的冲突非常诡秘。陈纯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可能觉得中国施派很强大。而其实在另外一个群体，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或者在当笑话讲。施特劳斯在美国也是如此。据说在美国很多高校根本不提施特劳斯。我一个朋友是在加州毕业的。他说那里是奉阿伦特为美国政治理论之父。他说尊崇阿伦特的大学是不提施特劳斯的，觉得施特劳斯太小玩意儿。如果是在这种情形下，陈纯就不会受到中国施派带来的压抑。

　　但反过来一想，阿伦特、伯林、施特劳斯全是犹太人。伯林是俄裔犹太人，阿伦特和施特劳斯是德裔犹太人，而且都处于一种移民状态。在族群归属感方面，阿伦特我没有阅读到。阿伦特有点不同，她是经历过三重背叛的。国家对她的背叛，老师对她的背叛，爱情对她的背叛。老师的背叛和爱情的背叛是重合的，但依然是两种不同的背叛。也许可以说她是在这三重背叛状态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伯林和施特劳斯都有很强的族群归属感。如果不了解伯林这一点，是很难读懂他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思想的。很多人认为伯林是在批判积极自由。我认为这两个东西他是同时主张的。记得当年我是这么理解他所说的两种自由：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前提，积极自由是消极自由的功能。为什么要消极自由，当然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如果没有自己想做的，这消极自由就没有意义。但是他也认为，如果没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肯定也没有。如果个个都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肯定是相互伤害。我认为这两种自由的相互关系与他的族群归属感有关。凡是有族群归属感的，都会强调这一点。

　　施特劳斯，不管讲了多少希腊经典，但核心还是犹太教信仰。他有单篇文章讲到这个意思。也许可以这样说，伯林对犹太人的族群归属是情感上的，而施特劳斯对犹太人的族群归属是信仰上的。这使得他们面对自由主义采取不太相同的面向。相对于施特劳斯反城邦的政治哲学，阿伦特对古希腊哲学的阐释则属于捍卫城邦的，努力阐释城邦正面的政治意义。我们不能傻乎乎地跟着他们去混战。还有一个叫沃格林的思想家，大家可能不太关注。有些人介绍他是奥地利裔犹太人。这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奥匈帝国裔犹太人，这样就容易理解他的思想。当年奥匈帝国也是很牛的，欧洲几大列强之一。他们是有帝国记忆的。同时沃格林对犹太人也有很深的认同。这是他的思想渊源。

　　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内部。回到中国内部，要比这些认知复杂而艰难得多。【梳理康章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和外来思想传播史是一种较切近的方法，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过程才是直接深入的方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表达过一个观点，外来思想的翻译史是中国另类思想史，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中国内部矛盾运动的过程，因此要学会从中国内部矛盾去考察这些外来思想和翻译。很多翻译往往反映着翻译者认为所翻译的对中国很重要的观点。

八、“个人自由”与“生产正义”

　　有人觉得“自由主义”这个词所指游移不定，不知道它到底是指什么人，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同一词语，在不同时代都会发生变化;即使在同一时代也是争议纷纷。90年代中后期与“新左派”争论的自由主义是有明确所指的，主要是指朱学勤、刘军宁他们这一拨人。秦晖一直属于复杂类型，他有些观点比新左派还要左，有些观点比右派还要右。自由主义拿他没辙，新左派拿他没辙。我没想到今天左翼自由主义也拿他没辙。但这都是正常现象。90年代中后期那拨自由主义，估计很难承认“左翼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

　　有一个现象需要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新左派”在西方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而中国的自由派放到西方则属于右翼，甚至是极右翼。我们不要拘泥于对方说了什么，而要考虑他是怎么说的。有人说某某是自由主义，他肯定不只说一句话，关键要看他是在何种意义上说别人是自由主义。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谱系性的东西。如果自己没有建立谱系性的东西，就会永远处于云里雾里。儒家内部也争论不休，说我才是儒家，而你不是儒家。看到这种争论，要觉得这很正常，要有平常心，然后要明白他们说的意思是什么。听话要听音。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我们要通过听对方说话弄明白他的标准是什么。在思想讨论中，弄清楚这个标准，就是听“音”。陈纯认为“自由保守主义”不是自由主义。陈纯所描述的“自由保守主义”在西方也是极右翼的。现在流行的一个词“白左”，在西方是自由主义主流，至少这二三十年里是如此，主流到成为“政治准确”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国内这些被陈纯称为“国奥”的奥地利学派，反对法国革命的这些自由派，在西方肯定不属于流行的自由派，而属于右翼。

　　阳和平老师说到生产与自由的关系，【认为自由主义不讨论生产领域的问题，只谈个人自由，不谈生产场域中的自由。前面讲什么是左翼自由主义，谈到分配正义，阳和平老师在这里则提出生产正义问题。】不知大家对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做过文本分析没有?如果做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很微妙：它是从“个人自由”论述入手，但展开论述，谈的基本上是“企业自由”。西方偏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谈个人自由，我个人觉得大多最后是指“企业自由”，而不可能转到阳和平老师所说的个人生活上的自由。

　　哈耶克讲“个人自由”，强调的是非强制性。这是一种消极自由的概念。他要由此过渡到“企业自由”是很难的，在文本上就会出现逻辑上的断裂。他们最后诉诸于残暴专制者皮诺切特。我个人认为奥地利学派很多主张只要想实现，就需要专制和极权做支持。没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支持，奥地利学派很多主张根本实现不了。这是我的一个重要感觉。【我阅读德索托关于货币托管和储蓄分离的政策主张，就觉得在当前情形下需要极高的专制水平才能实现。中国当前的“出清僵尸企业”政策，其背后就有奥地利学派的影子。】

　　他们混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私有只可能是少数人拥有。少数人拥有，其结果是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在企业工作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老板说了算。在企业里老板的专制性是至高无上的，是无可挑剔的。这里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供大家体会。很多年前在广东开第一次儒教会议。我、秋风，还有笑蜀，坐在一起。笑蜀，大家知道他是自由主义者，算得上正统自由主义。秋风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主张劳资和解。我说，劳资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和解的。在企业呆过一天的，恐怕都知道是不可能和解的。秋风说，我们可以培养企业家大君子精神。在秋风的概念中，企业家可以是大君子。笑蜀笑着说：你太不了解实际了，劳资之间怎么可能和解呢。连笑蜀这样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当时乐得不行。

　　任何一个大思想家都要面临一个社会问题，即生产性。一个社会失去生产性，任何希望都没有。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必然会考虑生产资料怎么用，这时只有极少数的自由主义幼稚派不会从“个人自由”跳到“企业自由”，而只要稍微聪明一点的，了解现实的，都必然从“个人自由”跳到“企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