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仄随记】观影记--从林昭到巴迪欧

　　周六(2007年4月29日)下午一点左右，一人去吃饺子，忽然想起好友组织的观影活动似乎是今天，便在微信群咨询。活动是下午两点，不可能准时抵达，去便会迟到，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去看看这一流行数年的新风尚。

　　“读书会”一直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随着播放条件的普及，“观影会”发展很快。学术的、政治的、娱乐的，等等，各式“观影会”都有。常见右翼的朋友或左翼的朋友组织此类活动。

　　观影过去几天，突然萌生写一篇《观影记》。在概念高频自我繁殖的时代，这一篇是不合时宜的。

　　一

　　第一次参加这种以期讨论的小圈子观影会，应是若干年前被余世存兄拉去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家，观看以林昭为题材的纪录片。题目已不记得，应是第一部以林昭为题材的记录片，南京的一位先生拍的。听他们说这记录片刚拍出来没多久。一起观看的还有老莫，及另外一位不知姓名的年轻人。

　　他们是边看边骂，骂当时批斗林昭的人，骂当时专政林昭的司法机关，骂当时的执政党，骂当时的社会。他们也边看边赞，赞林昭的勇敢、智慧和坚毅，赞林昭的战斗到底、绝不屈服的精神。我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坐在旁边的余世存兄似乎觉察到什么，扭头问道：“肖兄，怎么一言不发?这不像你。”

　　他哪里知道当时我正十分尴尬。我看一个东西，如果要做点思考，首先是把自己代入，想象在那种情形中自己会怎么思，怎么说，怎么行。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痛快地骂，痛快地赞，也因此努力地给自己找理由，但无论如何努力地寻找，也无法否定一种想象，即在那个年代我肯定是积极批斗林昭的成员之一。如果设身处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从那个时代超拔出来，现在就不能简单地直接去骂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而是要以此反思自己现在的所思所言所行是否从现在的时代中超拔出来。

　　当发现我可能还是那个狠狠再踏上一脚的人，我就很恐怖，双股战栗。我说：“无论如何找理由，也找不到我不是那群批斗者成员之一的理由，我能说什么呢?又能骂什么呢?”

　　我已不记得当时是否说过其他的观影体会。即使说过，也应是语焉不详或支支吾吾。我阅读别人的文字，如果要做点思考，一般会将对方所说涉及的事实进行分层。凡有直接证据证明为实的大体为第一层，凡是用间接证据证明为实的大体为第二层，凡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或可能有真有假的大体为第三层，凡有直接证据证明为假或我确定其为假的大体为第四层。在这四层中，第一层和第四层是确凿无疑的，它们在整体中占比可能很小，但足以构成相对靠谱的反映叙述真实意向的基本结构。我便将这来自文本本身的可能非常简约的意向性结构作为考察文本整体的基本依据。

　　现在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丰富的写作训练，叙述大多是在某种习得的套路中展开，叙述主体反映的也大多是作者的习得状况，而非其经验结构，因此边边角角那些不经意的表述，反而往往反映着作者的经验结构，以此去考察作者本人的思想及其走向，往往是最可靠的。只要自认为没有找到反映作者经验结构的表述，我的阅读一般就处于无感状态。

　　那纪录片拍摄到很多可称为物证的东西，比如林昭的手稿，有些是述之所述的，有些是述之所由的，有些是述之所及的。我便根据这些可称为物证的东西初步构建林昭的基本形象：教会教育对林昭影响很深，林昭心智易走极端。在这个基本形象的建构中，创作者赋予纪录片的叙述逻辑、观点和抒情几乎全部被过滤掉。她参加农村土改工作，看到农民翻身获解放，写下许多极端赞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诗歌和文章。所谓极端赞颂，是因为当时我感觉到其中有着浓重的基督徒颂歌上帝的味道。这种感觉是否确切是不一定的，只能说是我当时对某些“物证性”东西的一个初步判断。

　　她所谓的“觉醒”似乎是瞬间的，也就是在她的好友被批斗的那瞬间就彻底转向，转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咒骂。这些咒骂采用的大多是基督徒咒骂撒旦的语句。即使那些被人们视为很有思想很有见地的表述，大多也是基督徒咒骂撒旦的常见用语。这一种感觉可以说是确切的，因为纪录片反复采用她的血书材料。

　　更恐怖的是，我发现或者说我认为林昭进监狱后很快就疯掉了，是一个深度精神病患者。这是当时观影所获得的最让我震惊的认知。这是当时观影形成的个人判断，与他人无关。在此以前我对林昭一无所知。我并未考察过那个年代精神疾病在司法过程中的具体含义，但现在我已经作出这个判断，就得面对这个具体状况。虽然一般人认为林昭是俗称的因言获罪，但从判决看，主要理由还是“反革命组织”一类罪名，尽管如此，政治言论依然是主要表现形式。这也许会给精神病判定带来一定的干扰，因为“极端反动分子”和深度精神病患者在政治言论上有相当的相似性。据闻张志新入狱后的多次再判就存在有无精神病的争议。现在似乎已经很难追查当年的具体当事人建议死刑的真实缘由，论述者大多是直接将这一个具体的死刑和当时的政治气候联系起来。

　　无独有偶，根据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的“林昭案两次平反的来龙去脉”一文，1980年8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一次给林昭案平反的《刑事判决书》(沪高刑复字第435号)认为：

　　“林昭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1959年8月开始就患有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1965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女士认为“这里是错划‘右派分子’，错判‘反革命’服刑，错杀，三错到底，主要归咎于她的‘精神病’”，并坚决表示“不认可”。

　　1981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又出具一份平反判决书，指出：

　　“林昭于195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于是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1968年林昭在被错判服刑期间，又先后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按林昭以上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

　　这份判决书明确否定前一平反判决书中提到的“精神病”。换言之，林昭的血书、诗歌以及呼喊口号等等只是表示不服，而不属于“反革命罪”，也不属于“犯罪”。彭女士因为认为：“林昭的平反，最终完成了。”

　　两份“平反判决”显然存在有无“精神病”的分歧，不过它们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无“精神病”，而在于使用或不使用“反革命罪”罪名。这反映的是两次“平反判决”期间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动。

　　中央党史室一位退休领导在一次发言中谈及党史室在改革开放这段党史写作中所存在的困难和争议。一是竟然普遍认为这个时期的党史缺乏主线。这一点其实比较容理解，因为这段历史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缺乏基础理论支持，主要靠一系列政治文件来宣示和维护这种统一性。一是1976年到1978年乃至到1980年到底属于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未尾还是属于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开端，争议很大。这两者其实是互为前提的。

　　一般认为，1976年打倒“四人帮”是文革的结束，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把华国锋与“四人帮”的矛盾看作“温和文革派”和“激进文革派”的矛盾，再结合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政治气候的变化，看法就会很不同。我把华国锋时期看作“文革”的最后一个阶段，把华国锋看作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特别是缺乏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温和文革派”政治家。这样去看，就可以看清楚很多事情。比如“四人帮”的罪名开始被认定为“破坏文化大革命”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四人帮”的罪名和林彪、刘少奇等在文革中的罪名有相当的一致性。

　　打倒“四人帮”主要是“文革派”内部的权力斗争，属于“文革”内部的调整，尚未涉及政治本身的根本变化。真正的政治变化，即从“文革”内部的调整转向否定“文革”本身，是大量“平反人员”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的事情。从政治行为角度看，这是华国锋预事不敏的结果。“四人帮”罪名的变化就是以这种政治变动为背景的。后来人们的记忆出现严重偏差，把1976年对“四人帮”政治认定和历史决议对“四人帮”的政治认定混淆了，把它们的根本差异抹煞了。其实这两者是基于截然相反的政治原则。

　　这位退休领导提到一个困惑，说很多改革开放政策是由华国锋开端的，如果不把华国锋时期放到改革开放阶段，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困惑其实是忽视同一经济行为背后截然相反的政治原则的产物。这种叙事也因此不承认“四人帮”在经济上所做的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比如扩大商品生产范围，比如扩大对外开放范围，等等。很多相似的经济行为是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政治原则的，也因为如此，具有相似开端的经济行为有可能朝着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

　　林昭“平反判决”理由的变化跟“四人帮”罪名的变化，是基于相同的政治背景和逻辑。如果看过林昭的血书，或看过纪录片，用1949-1979年的政治法律看，说她不是“反革命言行”，恐怕支持和缅怀林昭的后来者也都不信。也许可以说，这些缅怀者之所以缅怀，就是因为林昭的言行具有鲜明的“反革命性”。“平反判决”与缅怀者又一次是基于截然相反的政治原则。此中的纠缠确实耐人寻味。

　　二

　　老莫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大咧咧地说：“这么邪恶，为什么不能骂?为什么不能说?”

　　他的意思我明白。这也是我当时尴尬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没做辩白，依然在心里寻找自己当时可能不是批斗者的理由。然而始终没有找到这个理由。我就换个方式思考，我的所思所言所行对我的时代有所超拔吗?是否只是我的时代的直接反应或反映?这很难很难，但我总不时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后来我跟老莫有多次交集。记得一次两人发生激烈争论。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我认为他是民主主义。他不断发表观点，证明自己是自由主义。我不断将他的观点分析成为民主主义的。最后他依然坚持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的。广义地说，他这一坚持是有道理的，但一旦进入实践，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还是明显的，毕竟自由主义更偏向形式自由和形式平等，民主主义更偏向实质自由和实质平等。例如，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自愿的奴隶依然属于自由的范畴，而这是民主主义无法容忍的。所谓“自愿”，可以说是“契约”的同义词，然而“何谓自愿?”几乎是自由主义学者最难面对的问题之一，大多是直接将它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由此建构他们的理论大厦。

　　再后来两人几乎没交集，只是偶尔在网上看到他的文字，基本上依然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民主主义内核，或者只是一些听闻，比如给那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送饭”，比如多次被请去“喝茶”。无论反对他的还是赞同他的，都会认为他是真诚的，这是无疑的。

　　余世存兄善写作，是一个追求精神性存在的人。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体制外到“体制外”之“外”，不疲倦地从形形色色的体制性存在“逃逸”，朝向自己所追求的精神性存在。

　　他曾经倡导“体制外生存”，用“当代汉语贡献奖”形式去拣选“体制外”的“存在者”，显耀他们被体制遮蔽的在体制间缝隙中游走的光。后来他发现“体制外”是另一种更加无法驾驭乃至类似“无物之阵”的资本体制。他去“云之南”寻找“体制外”之“外”的也许是缝隙也许是悠游的空间。再后来他到中国历史的碎片——轶事——中寻找“精神性存在”的零碎的光。体制性背景被隐去，这些光从碎片中来，似乎获得光本身的存在形式。再后来他便是在《老》《庄》《易》等古典中遨游，从现实的和历史的无法隐去的形形色色体制中彻底“逃逸”出来，以“逍遥游”的形式宣示精神性的存在。

　　也已经很久不见，只是不时在网上看见他和各种大咖出席时髦沙龙的消息，出场和言论似乎依然是纯精神性的。

　　三

　　此后再没参加过这样的观影会。这次匆匆赶去的应是我的第二次。从锣鼓巷地铁站F口出来，立即被五一假的消费主义小资洪流淹没。从这头淹没进去，从那头淹没出来，最后转进一家四合院。在四合院里左拐右拐，抵达目的地，观影已经开始一阵子。

　　这次共播放三部小影片，或者说三个小视频。只播放一次，我记忆力不太好，只能说一些印象性的东西。读者可以把此文理解为“电影”及其“播放”对“健忘者”的特殊“刺激”，刺激“健忘者”进行的某种“创作”。为了把记忆中的电影和观看的电影原作区分开来，我决定给这三部电影重新命名，而原有的影片名字在一开始就隐去，以免我的文字污了人家的作品。

　　第一部影片《裂之光·“安亭事件”》，是四名工人在工厂休息室或办公室激辩“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在1966年11月。11月9日，“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工司“)举行成立大会，要求中共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上海市委根据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对“工总司”持 “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态度。

　　“工总司”10日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列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中午12点他们卧轨拦车，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京沪线中断二十个小时。

　　11日，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13日下午，张春桥“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等。

　　毛泽东获悉，迅速同意这一处理意见，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

　　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的上访与截访的故事。

　　影片是四名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围绕安亭事件，边叙述边争论。在事实层面他们似乎没有实质性争议，也谈不上有不同版本的无止尽的争论，只是有人在这个细节上引出这样的理论性问题或政治性问题，比如工人阶级上访是相信官僚集团的行为，从而争论一番，有人在那个细节上引出那样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比如到底谁最能代表工人阶级，从而争论一番。事件叙述基本完成，他们就围绕“什么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分裂”两大问题激辩。在这两个问题上绕圈一阵子，便转变成对“集体”与“个人”关系的争论。最后四名工人激辩变成一名工人独白，阐述阿兰·巴迪欧关于分裂对于政治的正面意义的观点。在一名女工的招手中，一名激辩工人离开，然后一一离开。

　　第二部影片《宣讲·巴迪欧》，是一位年轻人在郑州某广场向老年人宣讲阿兰·巴迪欧。

　　郑州某广场，这些年来一直是下岗国企工人政治辩论的地方。这些辩论者渐渐地由中年变成老年。这次出现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手拿一张纸，应是发言提纲。在镜头里，自始至终是他一个人在宣讲，在这些老年人面前阐述阿兰·巴迪欧的观点，似乎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的。声音不是很清楚，我似乎听到这位年轻人多次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你们知道国外有个阿兰·巴迪欧在讲毛泽东思想吗?你们知道他是怎么讲毛泽东思想吗?这位年轻人宣讲的镜头并没有占满整个屏幕，旁边不断穿插郑州广场老人政治辩论或跳广场舞的镜头。这种镜头并置是这部视频的基本结构，“政治辩论”变成模糊而无声的并置式背景。

　　阿兰·巴迪欧，又译作“阿兰·巴丢”和“阿兰·巴迪乌”。我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据闻是“法国毛主义哲学家”，被推崇者称为“黑格尔以来最具思辨性的思想家，自卢克莱修以来最具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家，也是目前在世的最有影响力的激进知识分子”。

　　第三部影片《时间·工人新村》，似乎是用“时间”概念评论《今天我休息》这部电影。

　　《今天我休息》这部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导演鲁韧。派出所所长爱人把邮递员刘苹介绍给警察马天民，让他休息日去会面。赴约途中，马天民帮助老农救掉在河里的小猪，劝阻骑自行车不守规则横冲直撞的青年，送患急病的小孩去医院，为小朋友捡到的钱包和火车票寻找失主，一误再误，到刘苹家时天已黄昏。刘苹以为他没诚意，没想到那个老农就是刘苹的父亲。

　　据介绍，这部评论片是一个项目的系列产品之一。这个项目似乎是对反映上海空间的老电影进行再创作，以揭示电影和城市相互生成的关系。因此这部影片是从《今天我休息》故事主要发生地“工人新村”讲起，但很快转入“时间”主题，以“大跃进”为背景，反复播放《今天我休息》多个角色在不同场合说到“我很忙”，“时间不够”。为了更大的公共性和协作，大家都很忙。

　　然后根据设定的分析框架分析电影中的“时间”，大体分成两部分。首先是通过“加速”和“延缓”来刻画“工人新村”的时间，主要是通过“人民警察”马天民劝阻骑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来表现。一个是“加速者”，一个是“延缓者”。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重新扮演和拍摄，“人民警察”马天民化身为分别作为“服务者”“教育者”和“执法者”的“马天民A”“马天民B”和“马天民C”。这三者对“延缓”加速者的方式和手段存在相应的差别。这种差别在这部电影中被展演出来。

　　然后是通过“空间的压缩”来刻画时间。这次“人民警察”马天民成为“加速者”，跑遍上海寻找丢失东西的人。在这部影片中这被视为“空间的压缩”。影片对失物做了修改，变成丢失“时间”，马天民把失物“钟”送还给失主。这个失主就是为了赶时间，骑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的那个人，似乎是在“寓言”为了赶“时间”反而会把“时间”丢失的道理。在这种情形下，维护日常公共空间的“人民警察”让“时间”失而复得。

　　这部片子是用文字将裁剪出来的镜头或重拍的镜头根据某种向前推进的结构串起来。文字与视频或构成并置的关系，或构成连续的关系。文字可视为评论语，也可视为提示语，视为画外语，视为提炼语，它们都有各自的功能，但文字大多有一定长度，闪现时间较短。这种冲突被多位观影者提到，都说没时间看清楚文字。这种状况可以理解为创作者的有意为之，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者的无意为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给观影者造成“时间不够”的紧促感。观影者只能捕捉到一些文字碎片，在这些文字碎片的提示下理解这些裁剪或重拍出来的镜头及其关系。

　　四

　　这三部影片，既然在这一刻处于一种连连续播放的状态，我们不妨把这次连续播放看成“一个”寓言故事，它有着完整的结构演变过程。

　　第一部影片以安亭事件为背景。在某种意义上，安亭事件可以视为毛式文革的真正开端。此前只是原则性的发动“文革”，聂元梓和毛泽东的大字报等也只是一种舆论准备。“文革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但这并不能说“文革”的主体力量和组织方式等已经明确。这些只能在实践中初步形成，安亭事件就是这样一个重要契机。

　　四名工人的辩论现场，是“文革”年代“工人理论小组”的形式。工人以小组的形式学习理论，应该说从国际工人运动产生起就开始有了。他们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学习不同的理论，形成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从内容看，这次更像是四个穿着工人装束的激进知识分子在辩论。工人阶级是抽象的，辩论是引入阿兰·巴迪欧观点的。根据这个辩论，也许可以认为安亭事件并不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而是工人阶级的失败;毛式文革是以工人阶级的失败开始的。

　　辩论涉及工人阶级失败的因素，似乎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上访行为表明工人阶级对中央官僚集团的依赖、工人阶级造反组织寻求被官僚集团认可的合法性、工人阶级造反组织自身成为一种官僚集团、前三种因素引发的工人阶级的分裂。正因为前三种因素的存在，他们的辩论才引入阿兰·巴迪欧关于分裂对于政治的正面意义的观点。

　　第二部影片的内容，可以视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新兴左翼的一次行为。

　　在这部影片中，广场上的左翼工人和其他左翼人士，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背景。一个是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背景的1999年中国国企“抓大放小”改革所导致的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当然还包括此前的国企工人下岗。一个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所引发的新兴左翼。

　　这部影片似乎没有交代这位年轻人的身份，或者这位年轻人做了自我介绍，只是我没有听清楚。但阿兰·巴迪欧在中国的传播，是和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全球连锁后果有相当的相关性。因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及其持续至今的后果，西方一些原来在中国传播率不高的左翼理论家开始广为传播，比如阿甘本、阿兰·巴迪欧、德勒兹、大卫·哈维、齐泽克，等等。将这位年轻人视为作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果的新兴左翼，是有道理的。

　　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涉及的只是工人的命运，而这次经济危机不仅涉及工人农民的命运，而且涉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司职员、中产阶级和小微资本家的命运，新兴左翼的成分相对复杂。他们需要新的左翼理论。这些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为背景、主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反映所谓“新穷人”金融化存在的左翼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这一轮新兴左翼和中国90年代产生的“新左派”是不同的。“新左派”起因于市场化现实对所谓“人文精神”的冲击，因此首先是“人文精神”对“市场”的反抗，也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市场”的反抗。他们为了反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生产力落后所存在的人对自然条件即土地的依附性，而主张商品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现实作为改革的结果一旦实现，他们发现用商品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帮助自己从对土地的依附性中走出来的同时也颠覆了社会主义，从而进入被资本和市场的控制中，就开始反抗“市场”和“资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敏锐，首先感觉到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中的命运，“欲迎还拒”的姿势也就首先形成。这种反抗与历史上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和关联性，因此在理论资源、话语形态和话题设置等方面这两种反抗具有直接的相似性和捆绑性。

　　这一轮新兴左翼是在金融资本主义在中国具有相当的发展，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第一次爆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前提下产生的。市场化的存在和资本化的存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其总体已经开始以金融化的存在形式出现。对“市场”和“资本”的反抗不足以涵盖这一轮新兴左翼的反抗结构。对“金融”和“资本”的反抗开始成为反抗的基本结构。哈贝马斯那一代左翼理论已经不足以满足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需求，缺乏理论创新能力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需要引进新的左翼理论。根据极为有限的阅读，我认为这轮左翼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为碎片化的反抗赋予正面意义。

　　现实中的工人阶级在干什么呢?他们的反抗其实迄今一直停留在经济斗争范围，为他们当下的具体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由于市场化改革和新技术革命，他们深陷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双重边缘化中。而那些在进行政治辩论的“工人”，都是被“国企”抛弃的曾经在社会主义国企享有“主人翁地位”的老工人。他们损失的固然有经济利益，但首要的损失是政治地位。这是这些老工人进行“政治辩论”的现实原因。

　　因此，第二部影片可以说是作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产物的新兴左翼对作为1999年“抓大放小”改革产物的工人左翼的宣讲，是新兴左翼重新塑造工人阶级意识，唤起他们所期望的工人阶级“觉醒”的宣传行为。可惜的是，这是一个悲剧性结构，即宣讲者面对的是国企下岗老工人，因为目前的工人中只有他们才可能进行“政治辩论”的“对话”。

　　关联起来看，我们可以把第一部影片所辩论的“工人阶级失败”，视为第二部影片的“两个历史背景”——国企“抓大放小”改革背景下的千万工人下岗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共同原因。把这两者关联起来，在中国该如何反思这个关联?第三部影片则是一个不错的提示。

　　第三部影片以“大跃进”为背景，在前两部影片后面播放，似乎是在提示我们应该如何反思这两种左翼的“两个历史背景”，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大跃进”。

　　“大跃进”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具有特殊的含义，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3-1956)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展，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矛盾第一次大规模的暴露。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开端。中国社会主义，始于“大跃进”，终于“文革”。如果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就应是反思从“大跃进”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的中国进程，就应从它的开端——“大跃进”开始反思。

　　如果说第一部影片中的工人辩论是在工厂内发生的，那么第二部影片中的工人辩论是在工厂外发生的。这意味着在第一部影片中，正在辩论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他们探讨的是如何成为工厂外的政治和社会的主人，而在第二部影片中，那些辩论的老工人是被工厂驱逐出来的，只能在工厂以外的广场上辩论，他们的探讨的是现在的工人如何成为工厂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第三部影片则是从“工人新村”的今昔比较开始，将第一部影片的工厂办公室或休息室现场，即工人阶级的工作场所，搬到第三部影片的工厂外的社区和街道，即工人阶级的生活场所，将第二部影片的作为今天老工人辩论空间的工厂外的广场切换到第三部影片的作为过去工人生活和社会协作的工厂外的社区和街道。这都是把工人阶级放到它与其他阶级或阶层的关系中考察。第一部影片虽然涉及工人阶级与地方权力结构、中央权力结构的关系，但在辩论过程中，这种关系退隐。第三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处的城市社会，特别是城市基层社会，社会内外的流动和互动。这部影片中城市的基层社会空间的联结点是人民警察“马天民”，他是社会主义日常秩序的维持者、服务者和修补者。

　　这部影片对这种社会秩序的构成做了某种程度的反思。社会主义的“时间”，首先是通过“加速”者对“忙”的反复陈述及其与“延缓”者的冲突来表现，而作为“延缓”者的“马天民”分身为“服务者”“教育者”“执法者”，分别展演这三种不同角色可能带来的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及不同的后果，特别是不同的社会秩序形态。这三种角色的划分至少是具有分析的功能，而这种分析的功能能否转化出反思的功能，需要新的因素参与进入。在理论上，这三种角色在社会秩序构成中是缺一不可的，关键在于作为一种总体形态是哪一种角色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普照的光”。

　　接着通过“空间”压缩来表现社会主义的“时间”。“马天民”从“延缓者”转变成“加速者”，但主要是作为“服务者”的“加速”。在空间压缩的加速者这一角色设定中，马天民的角色非常单一，就是寻找“失主”这样纯粹的“服务者”。分析这一情节，这影片没有像此前做一分为三的预设性展演。这是一种真正的“时间”——必须在火车开动前为“失物”火车票找到失主。用一个速度(寻找失主的速度)实现另一个速度(火车的速度)。

　　“火车票”是《今天我休息》中的“道具”。在这部影片中，“道具”变成“钟”，大抵是为了将创作者对这个“道具”的象征意义——速度——的理解直接呈现出来，实现一种评论的功能。影片总主题也就变成“‘时间’的失而复得”。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主题简约为“失而复得”，作为三部影片连续播放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隐秘的渴望，一种隐秘的主题。

　　这个“失而复得”，可以理解为希冀《今天我休息》这种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今天的“失而复得”。

　　这个“失而复得”，也可以理解为希冀“中国社会主义开端”“失而复得”。

　　我们需要重启“中国社会主义开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在新的全球政经形势下，重启这个“开端”。

　　五

　　主题的变奏，往往会带来结构的变奏。

　　第一部影片《裂之光·安亭事件》是辩论结构片，政治辩论贯穿始终，只是在最后隐去，变成一人独白阿兰·巴迪欧的观点。

　　辩论，是主体之间为揭示客体和真理而发生的相互关系。激烈辩论在现实中的结果，要么是客体强烈地呈现出来，要么是客体在主观世界中被“毁灭”，要么是主体之间的相互离散或毁灭，要么是主体之间的相互淹没。文学作品或电影作品中的辩论结构，是被创作者操纵和有意为之的，大多会无例外地统一到创作者的主体结构上去。创作主体的结构状态决定这种辩论结构的最终命运，辩论主体各方的作用各不相同，但都是这一“统一过程”的推动因素。

　　在这里，辩论就是情节。工人甲、工人乙、工人丙、工人丁在辩论结构中各自起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辩论过程中的每一个新主题分别是谁提出来的，谁最先响应，谁引导新主题方向，等等，一次性观影说不清楚。辩论主体是甲乙丙丁的命名形式，戴着相同的安全帽，衣着也相近，这是一种抽象化结构，是一种匿名化结构，谁是谁这样的问题说得清楚或说不清楚也就不重要。

　　这种抽象化结构或匿名化结构，更加有利于创作者的“操纵”。总体来说，它是从具体走向抽象的过程。反观整个过程，四名工人的辩论全部是基于安亭事件这一个政治事件。观影结束，我提出一个问题：基于一次政治事件如何讨论政治?基于一次政治事件讨论政治如何可能?

　　“文革”的完整表述是“抓革命，促生产”。“工人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社会结构概念，然后才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他们的辩论中，几乎没有丝毫的经济因素，可以说已经把“工人阶级”和“安亭事件”视为纯粹的政治概念。叙述事件过程涉及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但在辩论中这两者主要是作为消极的因素存在，发挥着否定的功能。在讨论作为政治概念的“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政治”时，它们不仅被隐去，而且“工人阶级政治”也变成没有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这些结构性因素的政治，辩论者们似乎认为“工人阶级政治”一旦沾上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这些因素就会“异化”和“蜕变”。经济基础因素被隐去，国家权力结构因素被隐去，“工人阶级”及其“政治”变成纯粹的阶级内部问题。

　　这是一个不断抽象的过程。在这种抽象化过程中，工人阶级政治一旦变成纯粹的工人阶级内部问题，可以展开的议题也就越来越少。在电影中，这一问题直接转变成“集体”与“个人”的抽象关系及随之而来的“团结”和“分裂”的抽象关系。他们在把各种因素几乎全部抽离的状态中讨论它们的关系，直接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但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这两个结构性因素依然在发挥否定性功能，成为后续讨论中不在场的在场因素。此时，阿兰·巴迪欧的“分裂”概念就基本上水落石出。在一个有意或无意拒绝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的“工人阶级政治”概念的观照下，在一个具有国家权力结构意图的工人阶级政治中，分裂的正当性显而易见。分裂是一种反抗，是一种瓦解，是一种凸显。

　　由于辩论者是抽象的，他们的具体性全部来自对“安亭事件”的叙述和争论，叙述和争论中具有推动“情节-辩论”功能的动机，只能来自他们在辩论中的表述行为，而很少来自这些辩论者的具体生存、具体行为和具体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分歧也就展演为纯粹语言性的。

　　第二部是宣讲结构片。它紧接第一部影片结尾，直接进行结构转型，宣讲阿兰·巴迪欧的观点。第一部影片中的辩论工人在第二部影片中变成早已被工厂排斥的老工人，老工人们的政治辩论在影片中被隐去，通过拼接作为似隐似显的背景而存在，辩论者成为“被宣讲者”，在背景中有激辩的嘴型变化，而没有他们的声音。宣讲结构是单极主体结构，隐去的辩论主体作为客体存在。如果说在辩论结构中，辩论主体同时是互为客体，那么在宣讲结构中，宣讲主体就是纯粹的主体。吊诡的是阿兰·巴迪欧是在辩论结构中产生，却在宣讲结构中存在，这也似乎是一种思想一旦被人认同的一般命运。

　　这部宣讲结构片，除了由宣讲者和受众构成的宣讲现场，还将广场上其他的辩论镜头和广场舞镜头与宣讲镜头并置起来。无论随机的宣讲现场和有意为之的镜头并置，既不存在“团结”的问题，也不存在“分裂”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关联性是微弱的，或者是间接的。没有关联，就没有“团结”，更没有“分裂”。

　　宣讲主体一旦成为纯粹的主体，就会自我想象为“普照的光”，去观照他想观照的东西。这就会产生评论结构。第三部影片就是这样的一部评论结构片。被评论者是一部影片，评论者以文字和裁剪出来的镜头组合的形式出现。

　　辩论结构是一种互不相让结构，但由于是一种虚构，且受虚构者的强烈引导，辩论具有相应的虚假性，所以结尾直接转向一个的独白。宣讲结构是一种单方面的自言自语，相互关系不明朗，但由于该片是实拍，被宣讲者的沉默也是一种力量。评论结构则是单方面的强制性嵌入和再组装。这样一个结构演变过程是必然的，也是往复。这三种结构也从来是如影随形和相互蕴含的，尽管总体形态总是表现为其中一种。

　　这种结构演变，也许会让一些人想起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关于民主、寡头和君主等政体的演变过程，由此引发对权力结构、形式结构和意义结构动态关联的思考。这种起兴是可能的。

　　六

　　事后我在网上搜阅了阿兰·巴迪欧的文章，总体感觉是他是一个标准的“文艺左翼范”。所谓“文艺左翼范”，即“文艺左翼”的“典范”。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剩余劳动的增多，小资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的队伍急剧扩大。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教授因此提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反抗“金融”和“资本”提供政治经济学的蓝图工具。“文艺左翼”发展到今天，也足以把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发展到极致。

　　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个体状态难以保持基本的完整性，而进一步碎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人与自己之间的关联，都是通过绝对抽象化的货币建立起来。货币的绝对抽象化建立在货币“独立的”生息能力这一基础之上。人的碎片的创新也来源于货币“独立的”的生息能力。绝对抽象化的货币是一把切割一切的利刃，也是一切碎片随机黏合的万能胶。任何主体都无法阻挡也不惧怕不断被切割成无数的碎片，因为任何碎片都可以随即组合成新的随机“主体”。这是货币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魔力。这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

　　今天的“文艺左翼范”，必须是适应这一状态的超级“反抗秀”。“文艺左翼”的反抗强度，最后决定于它的哲学度。这是他们惟一的测量工具。任何观念的批判发展到极致，惟一的测量工具就是哲学度或哲学性。

　　参与观影讨论的艺术家引用阿兰·巴迪欧的观点，说哲学的使命在今天只能交给艺术家来完成。阿兰·巴迪欧似乎确实建立了“艺术-反抗-哲学”这三者的直接关联。受这一倾向影响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也似乎存在着严重的“哲学主义”冲动。他们似乎是要运用艺术来建立“哲学帝国主义”的反抗模式。在我看来，这是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所有碎片确立绝对意义的必然结果。

　　在观影中我也感觉到这三部影片中浓烈的“哲学主义”冲动。这也是我针对第一部影片提出“基于一个政治事件如何讨论政治?基于一个政治事件讨论政治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

　　百度“事件哲学”一词，人们会发现充斥从德勒兹到阿兰·巴迪欧的东西。这一哲学现象被推崇者推崇为“法国哲学的转向”。“事件”成为哲学一时的中心问题，是有思想意义的。自然科学运用显微镜进行微观研究，将自然界的各种微观机制揭示得非常充分和清晰。社会科学也需要这样的微观研究，把历史社会的微观机制揭示得非常充分和清晰。人们一时聚焦“事件”，有助于人们相对充分和清晰地揭示它的细微过程和机制。但如果将它发展成为一种总体性哲学形态，则是一个时期的历史社会表现形式出现“事件化”的态势，思考者就将这个时期历史社会表现形式的基本样式看成总体的。

　　这就至少会出现两种“事件哲学”，一种是意义全部来自“事件”本身，一种是事件因为被置于一种结构中而成为意义的源头。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前者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揭示过程，正如当前流行的学术论文写作，后者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过程，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称得上人类经典的，不少也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过程。《周易》从乾坤两卦演化出64卦。《道德经》起首论“道”，然后展开“道”的种种状况。

　　观影发言，针对第一部电影《裂之光·安亭事件》，我说：应把生产力、经济基础和国家权力结构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的内在要素，来谈论工人阶级政治中的“集体”与“个人”、“团结”与“分裂”等关系。政治的核心就是建构权力“成己成物”的生成性。如果把这些内在要素视为异己的外部要素，就会把“工人阶级政治”置于抽象化境地，“集体”与“个人”的统一因为失去丰富的现实中介而成为纯粹的概念之争，“团结”也会因为失去具体的现实意义而远不如“分裂”更有正当性。这其实是在拆解和消灭“工人阶级政治”，是彻底的投降主义行为。

　　在艺术中，“哲学”只能是被表现，而不是被表达。“哲学”在艺术中被表达，只能认为这一个时代已经失去表现“哲学”的能力，从而也是对“哲学”和“艺术”同时缺乏洞察的能力。

　　即使安亭事件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失败，通过安亭事件反思“工人阶级政治”，也应是在生产力、经济基础和国家权力的结构中反思和重建“工人阶级政治”，让“工人阶级”获得新的具体性，而不是新的抽象性。

　　第三部电影《时间·工人新村》最后把《今天我休息》的“失物”“篡改”为“钟”，这是赤裸裸的哲学诉求。在讨论中，还有人提出用“钟”表现“时间”是不是有点机械和死板这一问题。我尝试运用“时间”和“空间”概念来刻画不同性质的日常社会形态。

　　首先我不同意一位发言者用“现代性”概念来讨论这部影片中的“时间”概念。这似乎是国内批评界一种习惯性行为。他们大多不能区分“时间”与“时间性”这两个概念，一看到表现“时间”的作品就直接用“现代性”讨论。其实所谓“现代性”中的“时间性”概念，是一个不相对于“空间”，也不通过“空间”来表现的概念。德里达的“延异”比较准确地反映这种状态。在这里，“空间”旋生旋灭，是不断再生产的“瞬间”。阿兰·巴迪欧的“事件”也许具有这样的意义。第一部影片中的“安亭事件”讨论到最后也许具有这样的意义。“分裂”就在那一瞬间具有正当性，绝对是过时不候。

　　第三部影片不仅有“加速者”，而且有“延缓者”。在这一个结构中，“延缓者”具有更强大的权力和力量。“延缓者”变成“加速者”，则已经由“服务者”“教育者”“执法者”三位一体转变成“服务者”单一角色。在这一环节中，“空间的压缩”作为一种提示性因素被凸显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些冲突和解决都被置于“大协作”这一总体背景中。这些表现因素毫无“现代性”痕迹。即使最后将“失物”改为“钟”，表现“时间的失而复得”，也只是将对“时间”的“表现”改为对“时间”的“表达”。

　　其实“加速”和“延缓”、空间的“压缩”和“扩张”都是刻画“时间”概念的一般要素。用它们来直接刻画社会生活中的“时间”，特别容易犯群马跑进黑夜全成黑马的抽象性毛病。关键在于用这些要素来表现不同形态的社会生活的差异。

　　讨论到“马天民”一分为三“服务者”“教育者”“执法者”时，一位发言者指出不是“马天民”教育说服违反交通规则的骑自行车者的，而是旁边的大爷、大妈的批评，特别是一位小朋友大胆地指出违反交通规则是不对的，这位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才承认错误。我受此启发，首先指出这是小微的“人民战争”，并由此引申开来。

　　同样是“时间”，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加速者是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方式;延缓者也是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老板是主要的“加速者”，采取绩效工资、罚款和解雇等恩威并施手段。延缓者是被雇佣的工人，即所谓的“磨洋工”。很多人常常说公有制劳动者爱磨洋工，其实是他们混淆了改革开放前的国企工人和改革开放后的国企工人，是一种记忆改写现象。改革开放前国企工人是国企的主人，改革开放后国企工人是国企的被雇佣者。在现代大城市中，延缓者是违反交通规则造成拥堵的驾驶者，加速者是疏通交通的警察。

　　加速者和延缓者冲突的类型也是不一样，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在《今天我休息》中，一场小微的“人民战争”共同解决为着共同利益(“大跃进”)而发生的冲突。在今天的执法现场，一般是首先驱散围观群众，然后是警察现场运用公权力处理，或者把当事人带回警局处理。

　　同样是“时间”，既有“空间的压缩”，也有“空间的扩张”，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是相对于不同人群的。第三部电影主要提示“空间的压缩”，而没有提示“空间的扩张”。“马天民”作为“服务者”类型的“加速者”跑遍上海市寻找“失主”，固然把空间压缩了，但也让失主的空间扩张了，他因此可以拿到火车票而去向远方。

　　七

　　我还用观影活动所在四合院的时代变迁讲述空间的压缩和空间的扩张。

　　这四合院，据说是清代川陕总督私宅。我走进来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不是一般的四合院。首先是高高的门槛和大门，然后是左摸右拐的大杂院痕迹，最后是保留古宅痕迹的观影地。

　　我说，1949年以后，为了解决劳动人民的住房问题，人民政府将官僚、地主和商人等的四合院改造成大杂院，让劳动人民搬进去。将四合院改造成大杂院，对于官僚、地主和商人来说是空间的压缩，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是空间的扩张。

　　现在这些大杂院不少又开始改回四合院，再通过现代化的设备配备，又开始成为官员、资本家和富贵人家的生活空间。这次全市“开窗破洞整治行动”将进一步提升这些四合院的内外环境，提升城市社区的内外环境。这一整治行动，对于因此被驱逐的人来说是空间压缩，而对于社区业主来说是空间扩张。

　　如果将这一百年涉四合院特别是其中主人的电影镜头加以剪辑，反映这一百年的变迁，肯定是耐人寻味的。

　　观影活动结束以后大家还在海侃，我便乘着夜色在四合院里走走。

　　后面还有一座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院子，两颗大树特别苍劲有力。这院子似乎荒废了很久，特别地安静。我很纳闷，在这寸土必争的首都，怎么还有这样的好去处荒着。根据经验，应该是产权纠缠不清造成的。我回到活动场所，鼓动几个朋友一起来观赏夜色中的四合院。

　　其实什么都看不清，除了院子、树和月亮的剪影。

　　2017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