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斑知豹：从足协“四风”到足协体制改革

　　2023年中国女足出局世界杯小组赛，中国足协之“四风”及其体制改革势必再次遭到质疑，尤其是其介入“村超”的后果，相关网文可供参考。

　　网文之一：《中国青年报：女足“死”于官僚》（2007.3.14）。电视里播出中国女足以0：2负于芬兰队的新闻时一名不太关注体育的普通群众突然冒出一句：“中国女足怎么变成这样了？”是啊，中国女足怎么变成这样了？昔日的辉煌依然如烙印般牢牢刻在普通群众的脑海中时，输给一支在女足版图上毫不显眼的球队，是很多人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但这就是中国女足的现实。就像不能指望中国男足会在北京奥运会上异军突起一样，对中国女足的最后一丝关于辉煌的幻想，也终于能告一段落了。女足姑娘们输得很麻木，在习惯了输球后，她们已不可能因输球流露太多的情感。而代理主教练王海鸣更是非常明确地站到了足协领导的一边，郑重其事地对请洋帅一事投了赞成票。一个也曾如此渴望成为中国女足主帅并为之奋斗多年的专业女足教练，为何在此时毅然决然地退出主帅竞选？除了无奈，其中恐怕还有深深的绝望吧？！女足主帅一职成了烫手山芋，中国女足积重难返深陷顽疾。而造成这一凄惨局面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如果说后马元安时代的过分倚老而导致中国女足不得不受困青黄不接，那么中国足协在随后数年中的官僚作风与侥幸心理，则令中国女足一再错失卧薪尝胆从头再来的机会。中国女足的滑坡不属于天灾，只能算是人祸。当然，不管是当初一手提拔张海涛的薛立副主席，还是钦点裴恩才的谢亚龙副主席，以及将自己的同门师弟李飞宇放在女足领队位置上的杨一民副主席，他们的出发点肯定是希望女足强大，希望女足像从前一样战无不胜。但出发点是一回事，行事方式又是另一回事。外行以内行的眼光来选角时，运气便成了最重要的东西。譬如选张海涛，譬如选裴恩才，将两位从未带过女足且无前车可鉴的人突然放在女足主帅的位置上并对他们委以重任，这就像是把筹码放在轮盘赌的赌桌上，输赢全看运气。至于内行将“自己人”放在重要岗位并被事实证明并不妥当的事，同样有赌博的性质，只是并非押错了位置，而是押错了人。正是在年复一年的豪赌中，足协手中的改革筹码越来越少，所剩时间也越来越少了。于是，中国女足的振兴更像是喊口号与表决心，但并不落实在行动上。于是，中国女足从一流滑到二流，从二流再滑到三流，然后就是现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病入膏肓了。北京奥运会已快进入倒计时500天了，很多人却还在鼓足勇气正视中国女足没落的现实。主帅必须得找，但比找主帅更重要的理应是赶紧收起那套官僚作风，当务之急捡最要紧的事先干起来。

　　网文之二：《人民网三评“振兴中国男足”之三：改革要深入，不止步！》（2022.4.15）。中国男足又到了改革的关键节点，显而易见的是，男足改革会有阵痛，但若不改革就会陷入4年一轮回的长痛。而对再次进入低谷的中国男足来说，振兴只能靠坚持改革一条路。中国男足的改革要坚持科学的思路，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足球改革7年有余，在校园足球普及、社会足球发展、足球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为夯实足球发展的人口与设施基础、推动足球运动与全民健身相结合作出了贡献。但在涉及一些关键环节，如足球管理体制、联赛组织与竞赛水平、国家队建设等方面未有明显改善，中国男足全方位落后的面貌令人心焦。中国男足的改革发展需要科学稳定的思路与设计，要通过建立基于数据的绩效精确管理、过程精细管理与体系标准管理，实现中国男足的专业化。中国男足的改革要立足长远，避免急功近利，要在未来目标上分好“上下半场”。足改方案中，对男足改革的近期、中期与远期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从足改进展来看，距离目标要求仍有不小距离。对正处低谷的男足来说，未来发展应在足改目标的基础上认清轻重缓急、分好上下半场。短期来看，受金元泡沫破裂与疫情影响的联赛亟待重启与激活，主场亚洲杯的临近让国家队教练与队员的调整迫在眉睫，公众对足球发展的信心也需籍此恢复。中期来看，青训体系的搭建、球员留洋渠道的打通等关涉中国男足发展的治本之策必须坚持。长期来看，培养足球竞赛氛围，打造足球强国是根本。这些任务目标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对足球改革者来说，固然需要处理好眼下的问题，更需要把足球发展的人口基础与管理基础搭建好，不能在这项事业上过于看重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是要牢固树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信念。足球改革要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推进、完善中国足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必不可少。足改方案发布以来，各级政府部门逐渐加大对足球的帮扶，但离“有为政府”的目标尚存距离。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足改方案认识不足，不能对足球改革给予足够支持，地方足协“脱钩”并不理想，有些地方形式上“脱钩”，但财务、人事、管理等体制机制未能理顺而发展受到制约。足球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只是各级体育与足球管理部门的事，更需要各级政府与社会形成合力。《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在2021年进入中期目标阶段，争取到2030年实现“职业联赛组织与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中国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体育大国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目标”。足球改革进入啃“硬骨头”的“深水区”后更要在制度落实上打破利益壁垒，实现流畅配合。咬定青山不放松，将改革坚持到底，中国男足未来可期。（参见《人民网三评“振兴中国男足”之一：联赛是根本，不折腾！》；《人民网三评“振兴中国男足”之二：青训是基础，不动摇！》）

　　网文之三:《媒体称女足赞助费超亿元，赢一场球不足喜，球迷：男足海参1亿》（2023.7.28）。在2023年女足世界杯中，我们的铿锵玫瑰在不被看好且是10人应对11人的不利局面下1：0战胜了对手。这是女足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场胜利，但就在球迷欢欣鼓舞时，某位媒体人却别有用心，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自从去年2月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至今年女足世界杯开幕前，中国女足在此期间共累积收获了17家赞助商，赞助金额近1亿元人民币，达到历史之最。”而后该媒体记者评论道：“中国女足可能是本届世界杯赞助最多的球队之一，而这样的身价只获得一场胜利，实在是不值得。”其实，这不是女足第一次被媒体泼脏水。早在男足3球输给越南之后，女足姑娘们却在随后正月天里，同样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半决赛淘汰世界冠军日本女足，然后决赛里再接再厉，击败了实力比自己强的韩国女足，可谓扬眉吐气。于是有球迷提出：“以后再说国足时就把这个名字给女足姑娘们吧！”就在此时跟随男足的马姓记者却忽然爆出：“其实女足已不是以前贫穷女足，球员收入已迈入世界女足收入的顶尖行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条新闻是为了男足球员辩解，也是为了给女足被赞誉降温并告诉球迷们，如此高收入却只获得亚洲杯，真的不值得夸耀。有球迷反问：“男足海参也过亿了吧？”现在女足获得胜利时，这样的报道再次冒出来就有点丢人了。试想一下：男足球员即便现在降薪了，收入也是亚洲前列吧？但获得了什么成绩呢？收入前列却遭人嫌弃，是不是能称之为“前列嫌”？这个现状，记者们怎么不报道？再者，男足几次打进世界杯？而女足唯一没进世界杯的记录又是哪个教练的杰作？即便是现在已被带走的、被球迷嘲笑的郝伟，不也把女足带进了世界杯？智商、情商高著称的男足教练不但创造了女足没有进世界杯的历史，而且让男足输给了越南、阿曼，这个记者们怎么不提？最后，男足出行就是包机、包酒店，单人单间不说，相邻两间还不住人。女足出行乘坐的是普通航班，落地后住的是大客房。这个记者们怎么不提？男足花掉了13.5亿得了6分，连世界杯的门都没摸到，还大言不惭说什么顿顿海参，这女足的1亿赞助，是女足姑娘们自己打拼来的，人家花自己赚来的赞助，男足没成绩还花掉13.5亿，这笔钱的来路明确吗？为什么名言正顺花钱却被讽刺，来历不明的钱却被支持？是不是媒体记者有问题？这真的很足协，尤其是符合足协一贯颠倒黑白的特长。

　　网文之四：《贵州“村超”爆火后的担心：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负面影响》（2023.6.11）。这几天贵州“村超”在国内火了，甚至火到了国外。继前期“村BA”之后，贵州强大的体育精神感染了全世界。但随着贵州“村超”爆火，这种现象又被大量的媒体与部分单位盯上了。各路大咖纷纷称赞贵州“村超”，比如央视、驻外大使馆甚至国外的球星也对贵州“村超”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终于，我们担心的事发生了，参见近日网上流传的一张中国足协调研工作的函。

　　针对这个函有网友评论：你想去调研就脚踏实地去调查就行了，如此高调行事，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表现。目的无非是有以下两个：一是让贵州足协准备好相关材料，准备好汇报总结与相关的经验推广；二是让贵州方面准备好接待工作，毕竟是中国足协的领导深入基层，必须的迎来送往，必要的食宿游玩之类的还是要提前安排妥当。毕竟，这也算是一项政治任务嘛！说实话，如果是真心想调研，我还是比较相信某些记者的调研方式。很多记者的调研才是真实情况与第一手资料，因为他们能舍得扑下身子，放下面子，直接到达基层，到达一线去了解。如果记者也是这样事前发一个通知，事中听一个汇报，事后做一个总结，估计这种新闻的真实性就值得我们怀疑了。所以网友对中国足协的这种调研方式嗤之以鼻，这种心情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能理解的。调研怎么调？其实也就是二十大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如果真正能这种发函通知的方式来调研，我估计除了做一些表面文章之外所能取得的其他效果势必微乎其微，这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调研，不要也罢。为什么中央现在强调要开展“四不两直”的方法来检验各地工作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因为长久以来，大家都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发函，发通知检查的严重弊端，所以才想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掌握基层真实情况，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而我们的足协老爷们仍然墨守陈规，还搞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调研，着实意义不大。其实对贵州“村超”这样的事，我的担心还有另一个方面，也在这里摆出来让大家共同探讨一下。众所周知，凡是在我们国家某些人有一个观念，总认为“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相信这次调研也是带着同样的理念来的。从这张函的标题里不难看出，说的是县域足球典型案例，什么意思呢？我个人认为意思有两层：一是通过学习贵州“村超”的成功经验，对国足体制进一步优化完善，二是想通过贵州“村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县域足球经验的推广。我这样说大家都该没意见吧？！毕竟，很多好的东西，都是在一个地方获得了成功之后，这种经验就会形成一种共识，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学习借鉴，进而带动全国足球水平的提高。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国一直以来都讲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总不能要求一个地方成为全能手，各个方面都非常突出，这是不太现实的。比如贵州“村超”的成功自然有他好的方面，但这也算是当地一大特色，加之多彩贵州本身也是旅游胜地，通过网络的推广，逐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但这种现象能复制到其他地方去么？不一定吧？！这种经验推广到其他地方不一定就能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这个现实：有的地方是人文与社会生态总体起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种通用的模式。再比如我国近些年开展的文明城市建设，其实也同样如此。当然，对一些城市或经济条件相对于发达的农村地区来说，这些文明城市建设的标准或许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我们要求一些落后地区或是一些贫穷的农村地区，也建设成一样的，也以同一套文明建设的标准来对待，这就显然不合理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话说有一个班级里有一个学生的成绩特别好，给整个班级带来了极好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学生非常聪明，门门功课第一，而就要求别的学生也必须门门功课都满分，忽略了个体差异，这是完全不合理，也是不现实的。除之此外，我也担心因为这种强制性的全国推广，不仅没有带动全国其他地区足球的发展，反而会降低贵州本地“村超”的规模的水平，也肯定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就像山东淄博的烧烤一样，尽管也有其他城市前去学习取经，但这种模式其实是不可复制的。之所以会有这种特例，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比如马晓磊书记的担当胸怀，比如淄博本地人积极乐观的态度，比如山东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好客文化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其他地方想学能学得过来的。我们再比如前期，央媒就批评了各地文旅局长跟风制造网红的不良现象，也深刻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人口众多，风俗习惯不同，各地的地形地貌与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才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试想一下：如果全国各地都一个样，山东有淄博烧烤，河南有南阳烧烤，陕西有汉中烧烤，那么这些还算是地方特色么？如果全国每一个省都像贵州“村超”这样的规模与热度，那我们还会为贵州“村超”而欢呼么？所以球迷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一旦国家相关部门介入就容易形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这些不切实际的推广工作其影响将是深远的。足协“四风”变本加厉，长此以往不仅会打乱当地的经济发展思路，而且会极大的影响到其他文化事业与体育事业的正常健康发展。

　　网文之五：《中国足球整肃风暴进行时：基层代表委员呼吁足协改革》（2023.2.18）。随着国足原主教练李铁，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原秘书长刘奕，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以及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等人接连被查，足球领域掀起的整肃风暴引人关注。最近，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遂宁市委员会微信公众号“遂宁民建”刊发了多则基层代表委员关于中国足球的提案建议。有代表委员指出，足协务须提高运营透明度，另外，不再为了短期成绩提升而去邀请外籍大牌教练，脚踏实地搞好青训才是正道理。其中，民建大英县总支会员、遂宁市政协委员、船山区政协副主席林云，民建大英县总支会员、县人大代表王黎明反映：足球为世界第一运动，深受各国人民喜爱，但中国足球发展尤其是男足历来让人诟病，足球协会作为行业管理机构，更是遭受社会各界无数次的批评，国内足球环境也是每况愈下。作为中国球迷，对足球成绩本不敢奢望，但足球运动员们在场上表现出的拼搏不积极着实让人气愤与失望。林云、王黎明一致认为，从近邻日本、韩国足球成功的经历来看，成熟的青训是不二路径。国内足球环境每况愈下，社会各界更是把男足当笑话来看，家长们不愿把孩子送去学习足球，青训的对象越来越少，足球人口不多也就选不出好的苗子，本该去踢球的小孩课余时间更多是在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足球发展呈恶性循环状态。此外，各地对体育场馆的建设也是越来越重视，投入大笔资金与土地建设大型体育场，更多成为城市地标性建筑璀璨夺目，但这些体育场一般人进不去、用不起，场馆外圈硬化广场也是被坝坝舞占据。总的说来，体育设施更多是来看的，不是来用的。林云、王黎明还表示，从1994年中国足球联赛启动以来，国家队与俱乐部层面邀请的大牌外籍教练数不胜数，使用较多资金，但效果并不明显或不可持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好的运动员苗子，再大牌的教练也无法带领队伍取得好成绩，大额的外教费用也就打水漂了，若想持续取得好成绩，脚踏实地搞好青训才是硬道理，没有捷径可走。为此，他们建议，提高足球协会运营透明度。足球受到广泛关注，只要遇到国家队输球，足球协会就会迎来铺天盖地的批评，否定足协的一切努力。究其原因是大家没有看到足协的工作过程，一味关注比赛结果也是不客观全面的，对足球行业发展也是不利的，足协要率先垂范提高运营透明度，对年初计划、年中执行、年末评估等都向全社会公示与接受监督，引导社会各界理性看待输赢，支持国家足球事业健康发展。另外，提高青少年在校期间足球课程的比重，指导地级以上城市在周末等课余时间开展足球比赛，把青少年从手机等电子产品中争夺过来。在城市公共空间开辟免费足球场所，营造全社会良好的足球竞赛氛围，提升青少年的足球兴趣，大力提升足球人口数量。通过足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全体青少年积极拼搏，乐观面对人生一切挑战。他们还呼吁，不再为了短期成绩提升而去邀请外籍大牌教练，将有限资金更多用于培养本土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与管理人员，要借鉴国外先进足球经验，要更多派员外出学习。合理设置国内运动员薪酬上限，鼓励运动员出国踢球提升竞技水平。重视运动员场外管理，对短期内取得较好成绩的运动员，拒绝媒体广泛追捧而提高商业参与性，杜绝场外因素影响运动员的拼搏动力。“在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足给全国人民交了一份非常糟糕的答卷，昔日的亚洲一流强队迅速沦为亚洲三流球队，这让广大球迷非常失望，呼吁足协改革的声音越来越高。中国男足必须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全面改革，从基础抓起。”民建遂宁市委园区总支会员、遂宁市政协委员、民建遂宁市委副主委、秘书长黄鹏反映。黄鹏提到，中国足球总体水平低而很难走向世界，加之黑幕、假球、贪污等丑闻频出，让广大球迷失去了信心，降低了参与热情，导致市场发展不充分，职业化道路艰难，越走越窄。青少年从事足球运动发展空间不大，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家长权衡考虑，基本上不愿让子女走足球职业化道路。为此，黄鹏建议，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职业联赛、改革中国足协的机制体制，培养更多队伍，举办更多高水平联赛，向世界接轨，促使其健康、规范、可持续化发展。坚持市场化运作足球职业俱乐部，按公司化管理，自负盈亏。要加强与亚洲与欧洲职业联赛的交流，在人才培养、商业运作、技术交流等方面全面合作，为中国足球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民建遂宁市船山区总支、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本草文化研究院综合办主任冯耀文在《我国足协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指出，中国足协作为行业性的自治协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常理上应由与该行业有关的利益团体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中国足协更多表现为半官方的身份，足协的官员本身又有行政级别，这就使得足协有较强的行政性，足协代表大会与执委会形同虚设。文章梳理道，中国足协依赖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足协章程》、《民法通则》、《体育法》、《国际足联章程》与《亚足联章程》。但相关法律法规更多的是对足协的原则性的规定，中国足协章程更是流于形式，在实践中更多依赖于上级的“红头文件”，在决策执行方面缺乏弹性与灵活性。同时对足协的决策与执行也缺少监督。此外，足协章程规定与足协相关的法律纠纷不得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员会又是足协内部的专门委员会，其本身的公正性已很难服众，足球俱乐部及球员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因此建立一个独立于足协的由足球相关专业人员参与的仲裁委员会刻不容缓。冯耀文为此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充分吸纳足球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决策、执行与监督。作为由多种利益主体交织的足协，其改革必须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首先应克服其自身的单一行政性，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取消人员编制，充分吸纳政府人士、足协专业管理人员、专家学者、足球人士、足球俱乐部成员、地方足协等相关利益主体参与足协的决策、执行与监督，以实现足协的社会化、自治化、市场化与透明。第二，完善相关治理法律法规。在足协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足协要有精确的职能定位，使足协的管理活动在决策、执行与监督程序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为实现足协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第三，建立独立的足球仲裁机构。在完善足协内部管理体制的同时还必须建立独立于足协的仲裁机构，该机构由相关法律人士、足球专业人士、相关专家构成，针对足球相关纠纷依法独立处理，从而有利于足球纠纷获得更加公正合理的判决。民建遂宁市委文卫总支会员、民建遂宁市委青联委主任陈舒扬也反映，目前中超联赛由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表面是独立公司，但实质隶属于足协，表面运营整个联赛，本质上局限于项目招商，导致联赛受行政指令影响严重，失去“职业化”“市场化”的先决条件。另外，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中超联赛为赛会制且比赛都是在同一年完成的，这就与国际主流的联赛主客场制、跨年制步调不一致了。加之明年亚冠联赛也将采用跨年制，总体结构的不同会使各球队身心俱疲，同时又因为赛会制联赛，让球队失去球迷支持，让足球脱离发展基础，更加不利于中国足球发展。为此陈舒扬建议，要坚定真改革的信心，加大对足球领域反贪腐的查处力度，尽力降低“场外因素”对足球联赛发展的影响制约；坚持“管办分离”，让中超公司独立运营，建立完善的俱乐部进出入与竞争机制，在减少行政命令干涉的同时严防足球联赛变为“政绩工程”；继续鼓励、刺激专业俱乐部青训发展与球员留洋，持续提高足球联赛的整体水平，重视提升中国足球形象，不断提高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深入调整联赛结构，取消持续两年之久的赛会制模式，接轨亚足联实行跨年制。实行主客场制模式，让球队靠自觉成长起来，充分激发中国球市内在的动力，营造更健康的足球竞赛氛围。

　　结论：长期明知可为而不为之，哪里来的自信“跳出历史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