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小说与台湾本土论述

杨逵小说与台湾本土论述

文□赵稀方

一﹑阶级的维度

　　有关台湾本土论述﹐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七年叶石涛在《夏潮》杂志发表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注一﹚﹐更早则可追溯至一九三○︱一九三二年台湾乡土文学论争﹙注二﹚。陈芳明以本土／殖民为线索而展开的台湾后殖民文学史论﹐是当下台湾本土论述较具典型的表达。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杨逵是陈芳明本土论述的重要依据﹐在与陈映真的“独”“统”论争中﹐陈芳明曾经让对方好好温习杨逵有关台湾的本土论述。事实上﹐陈芳明选择杨逵作为支持应该说是一个误会。在我看来﹐杨逵不但不能构成对于陈芳明的支持﹐而且正相反﹐杨逵让我们发现了陈芳明本土论述的漏洞。

　　杨逵的成名作《送报伕》的故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我”的家庭的故事﹐二是关于“我”在日本打工的故事。“我”的家在台湾农村﹐父母原来依靠土地自食其力﹐但日本殖民者对于台湾土地的掠夺导致了“我”的家庭的家破人亡。殖民者历来将殖民地作为其原料来源﹐日本之于台湾正是如此﹐日本侵略者为了本国的工业发展﹐拚命地在台湾兼併农民的土地发展蔗糖种植﹐这造成了台湾农民的不幸。在《送报伕》中﹐我的父亲因为拒绝出卖自己的土地﹐被骂为“支那猪”拖到警所﹐遭毒打而死。失去了土地之后﹐“我”的弟妹先后死去﹐母亲最后也含恨自杀。这种遭遇并非“我”一家的遭遇﹐“我”家所在的乡村整个都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日益凋亡。母亲在临死之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村子裡的人们的悲惨﹐说不尽。你去东京以后﹐跳到村子旁边的池子裡淹死的有八个。像阿添叔﹐是带了阿添和三个小儿一道跳下去淹死的。”﹙注三﹚迫于家境﹐“我”流落日本﹐希望依靠做工维持生计。“我”找到了一份送报的工作﹐但起早贪黑干了二十多天﹐却只挣了四元多钱﹐而自己的五元保证金却被老板扣掉了﹐“我”也被逼上了生活的绝路。在《送报伕》这篇小说中﹐如果说我的家庭的遭遇反映了日本人对于台湾农村的掠夺﹐“我”的遭遇则反映了日本老板对于台湾工人的压迫。由此看来﹐《送报伕》的确是一部揭露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杰作。也许正因为如此﹐陈芳明以“杨逵的反殖民精神”为题命名他的杨逵论﹙注四﹚﹐作为他的本土论述的依据。

　　《送报伕》的确是“反殖民”的﹐但“反殖民”却不足以概括这篇小说的思想。《送报伕》虽然揭露了殖民统治﹐但却没有整体化地以本土“台湾”对抗外来“日本”﹐而是以阶级解放作为出路的。《送报伕》中的“我”的阶级意识是从两个方面实践经验中得来的。一个方面的例子是“我”的哥森﹐我的一母同胞的哥哥﹐虽然是台湾人﹐却担任巡查﹐帮助日本人欺压乡亲﹐我的母亲为此和哥哥断绝了母子关係﹐并且至死不愿接受哥哥的照顾﹐“哥哥当了﹙巡查﹚﹐糟蹋村子底人们﹐被大家厌恨的时候﹐母亲就断然主张脱离亲属关係﹐把哥哥赶了出去。”另一个方面的例子是与“我”同为送报伕的日本人田中君。田中很同情“我”﹐在“我”吃不上饭的时候﹐田中请“我”吃饭﹐并借钱给我。在“我”受到日本老板欺骗的时候﹐田中设法联合起穷兄弟来对抗老板。这让“我”看到了日本人之间的差别﹐“一面是田中﹐甚至节省自己的伙食﹐借钱给我付饭钱﹐买足袋﹐听到我被赶出来了﹐连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把要还他的钱﹐推还给我﹔一面是人面兽心的派报所老板﹐从原来就因为失业困苦得没有办法的我这裡把钱抢去以后﹐就把我赶了出来﹐为了他自己﹐把别人杀掉都可以。”“我”的建立在民族对立基础上的台湾“本土意识”由此“轰毁”﹕原来台湾与日本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台湾既有“我”哥哥这样的败类﹐日本也有田中君这样的好人。“在故乡的时候﹐我以为一切日本人都是坏人﹐恨着他们。但到这裡以后﹐觉得好像并不是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坏人。木赁宿底老板很亲切﹐至于田中﹐比亲兄弟还……不﹐想到我现在的哥哥︱巡查︱什麽亲兄弟﹐根本不能相比。拿他来比较都觉得对田中不起。”伊藤这样对“我”说﹕“日本底劳动者大都是和田中一样的好人呢。﹙日本的劳动者﹚反对压迫台湾人﹐糟蹋台湾人。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对了……就像把你的保证金抢去了以后﹐再把你赶出来的那个老板一样的畜生。到台湾去的大多是这种根性的人和这种畜生们底走狗﹗但是﹐这种畜生们﹐不仅是对于台湾人﹐对于我们本国底穷人们也是一样的﹙朝鲜人和中国人﹚也一样地吃他们底苦头呢。”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投入了阶级斗争的行动中﹐联合不同国度的穷兄弟﹐反抗日本老板﹐终于获得了胜利。

　　很明显﹐杨逵在《送报伕》中主要并不是从本土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旨在强调阶级的分野和解放﹐这正是作为左翼作家杨逵的特徵所在。陈芳明单以“反殖民”为线索叙述杨逵及其台湾文学史﹐显然不足以概括作为台湾文学重要部分的以杨逵等人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立场。《送报伕》中“我”从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正是对于陈芳明所强调的本土主义立场的局限性的说明。当然﹐这并不是说﹐台湾不需要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送报伕》中﹐“我”最终还是回台湾去投身于革命运动了。从台湾历史及文学史的实践来说﹐反抗殖民主义和反抗阶级压迫是两个不可偏废的维度﹐民族和民主运动缺一不可。陈芳明的问题在于以本土的维度遮蔽了阶级的维度﹐这在日据时期看起来还不太严重︱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是首要的任务﹐但推及光复以后的台湾历史﹐其后果就十分严重了。它以所谓的“本省人”反抗“外省”﹙中国﹚殖民者为线索叙述台湾历史﹐事实上是以族群之争取代了几十年来的党外民主运动﹐这就完全抹杀了由本省人和外省人联合构成的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我看来﹐族群与省籍问题﹐只是人为製造出来的一种政治策略。将“外省人”等同于“中国”等同于“殖民者”﹐“本省人”等同于“台湾”等同于“被殖民者”﹐在台湾内部製造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鸿沟﹐目的只在于煽动本省人对于外省人的仇恨﹐从而为本土统治者﹐具体说是为了陈芳明所服务的民进党拉拢本省人的选票。族群的幻象﹐其实掩盖不了台湾内部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无论本省人还是外省人﹐都不是划一的﹐本省和外省人中都有阶级之分﹐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外省人而言﹐难道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外乡流落人是殖民者吗﹖就本省人而言﹐目下显赫一时的统治阶级民进党党阀是被殖民者吗﹖因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台湾意识”到底是谁的意识﹖所谓的“台湾人”到底是什麽人﹖

　　对于本土立场的执着﹐接着又导致了陈芳明对于杨逵认识的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即虚构了杨逵以本土“台湾”对抗“中国”的立场。上文提到的陈芳明劝陈映真温习杨逵的一段话﹐出自杨逵的《台湾文学问答》﹐它刊登于一九四八年《新生报‧桥副刊》﹐原文如下﹕

　　自郑成功据台湾及满清以来﹐台湾与国内的分离是多麽久﹖在日本控制下﹐台湾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在生活上的环境改变了多少﹖这些生活环境使台湾人民的思想感情改变了多少﹖如果思想感情不仅只以书本上的铅字或是官样文章做依据﹐而要切切实实的到民间去认识﹐那麽﹐这统一与相通的观念﹐就非多多修正不可了。这﹐不仅我们本地这样想﹐就是内地来的很多的朋友都这样感觉到的。所谓内外省的隔阂﹐所谓奴化教育﹐或是关于文化高低的争辩都是生根在这裡的。

　　杨逵的这段话﹐是为了反驳钱歌川关于台湾文学的概念不能成立的说法﹐他认为因为历史的原因﹐台湾文学获得了与中国文学并不完全相同的品格。孤立地看这段话﹐我们的确很容易将杨逵视为陈芳明“文学台独”的支持者。无怪乎陈芳明为找到这段话而自鸣得意﹐他接着说﹕“请陈映真谦卑地好好温习这段文字﹐杨逵的立场是如此耳提面命地对傲慢的统派作家严正教训”。﹙注五﹚在我专门找到杨逵的《台湾文学问答》并通读之后﹐才发现事实远非如此﹐陈芳明其实割裂了杨逵的文章而为我所用。杨逵的确认为台湾文学有其与中国文学相隔膜的地方﹐但杨逵并未像陈芳明那样由此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杨逵在文章的开头就申明﹕申诉台湾文学的概念并不是为了“树立其分离的目标”。而在陈芳明引文的后面﹐紧接着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不能切离中国”的话﹐陈芳明却因其不合乎自己的需要而不加引用。杨逵在后文回答“你是不是以为台湾新文学可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对立的”的问题时﹐又严正申明﹕“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注六﹚由此看﹐杨逵的思想显然并不能构成对于“统派”作家的“严正教训”﹐倒是对于陈芳明等分离主义思想是一个“严正教训”。

　　其实﹐杨逵的思想一直是“统派”的。杨逵一以贯之的认同中国的立场﹐可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看得很清楚。杨逵的《模范村》写于三○年代末﹐描写日本人在台湾农村建立“模范村”的过程中欺榨台湾农民的故事。这部小说仍然採取了阶级对立的结构﹐对立的双方是一对台湾父子﹐代表农民的革命者阮新民与他的依靠日本人为非作歹的父亲阮老头。因为时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小说中多次涉及到日本人与台湾及中国的关係。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杨逵借人物之口表达的台湾与中国共为一体的思想。比如阮新民在对农民谈到他的父亲的罪恶时说﹕“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愈来愈大﹐手段愈来愈辣﹐近年来满州又被它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的命运。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父亲这种作风的确是忘祖了。他不该站到日本人那边去﹐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在阮新民出走后﹐大家在看阮新民留下的书刊时﹐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这些青年人既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看过报纸﹐很多事情自然是听不入耳的。不过﹐台湾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把台湾佔领了﹐叫台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是大家由日常生活得来的很切实的经验﹐不会不知道的。台湾虽然被日本人管了﹐不过﹐我们还有祖国存在﹐就是在隔海那边……这是大家约略知道一点的。今天听到日本想把整个中国都要吞下肚裡去﹐免不了要发生深切的感触。”这些话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台湾与大陆同属中华民族﹐大陆是台湾的祖国﹐台湾民众应该和大陆人民联合起来抵御日本侵略者﹐捍卫我们共同的民族。这些思想不仅体现在口头上﹐更体现在行动中。在结尾的时候﹐阮新民“本想在城裡准备当律师﹐为穷苦同胞争取一点权益的。但是﹐炮声在芦沟桥响了。但说﹐做律师是无济于事的……”小说暗示我们﹐阮新民奔大陆而去了﹐直接投入了捍卫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而对上述材料﹐再看陈芳明的论断﹐不禁让人哑然失笑。陈芳明以“反殖民”概括杨逵﹐并且将中国与日本并称为“殖民者”﹐这与杨逵的现实不能不说谬以千里了。

二﹑文化观与民族主义

　　陈芳明等台湾本土论者之所以孜孜于“去殖民”﹑“去中国化”﹐旨在强调台湾本土的独特性﹐为最终建立台湾民族国家作理论准备。但无论从文化观还是从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看﹐陈芳明等人的理论都是狭隘而肤浅的。

　　有关台湾本土论述的思想﹐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这次最早的建立台湾乡土文学的论争的不了了之﹐我们即可以认识到狭隘的台湾本土论述的窘境。这次论争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于一九三○年九︱十一号的《伍人报》的黄石辉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文章的一开头就提出了后来引发论战的宗旨﹕

　　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见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见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亦是台湾的经验﹐嘴裡所说的亦是台湾的语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笔﹐生花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台湾的文学如何写呢﹖便是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曲﹐描写台湾的事物……

　　作者强调台湾的独特经验﹐提倡产生于这一片土地的乡土文学﹐这是正确的﹐但将此推向极端则不免走向了荒谬。为表现台湾的独特性﹐作者主张台湾话文学。与中国各地方言一样﹐台湾话与普通话只有语音的不同﹐并无独立的书面文字﹐作者因此主张专门为台湾语音另铸文字。这是一种试图剥离中国﹐建立“彻底”的台湾乡土文学的设想。这种设想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可操作性。如果说因为台湾的独特性﹐而要建立台湾语文学﹐那麽是否因为台湾内部就有多种方言的不同﹐就还需要建立台北文学或台南文学等多种地域的文学呢﹖按照它的追寻本质起源的逻辑推衍下去﹐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以何种语音作为台湾语的标准呢﹖黄石辉的文章发表后﹐立刻招来这类的质疑。克夫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台湾新民报》发表《“乡土文学”的检讨︱读黄石辉君的高论》一文﹐指出﹕“台湾的话有好几种﹐如广东人的广东话﹐福建人的泉州话及漳州话﹐福州话……等等。虽然是泉州人较多﹐其馀各省的人也不少﹐倘若採用这二州的话来做单位﹐那麽他省他县的人就不能懂了。而且各地方也有各地方固有的俚谚﹐台北﹑台中﹑台南等各地方也有多少的不同。”而“在地理上全面积不过二千五百方里而已﹐独立的岛屿不少﹐因与大陆不能直通﹐自然而然风俗﹑语言各异。所以要用一地方的话来写乡土文学给全台湾的民众看得懂﹐是一种很困难的事。”克夫又指出﹕“他又说﹕‘用中国的白话文﹐是不能充分地代表台湾话。’这却也是事实。然而中国各省各地的方言岂不也是不能以普通话的白话文充分代表﹐难道中国各地也要另外造出一种的文学去表现其乡土文学不成﹖”时过六十年﹐今天本土论者仍然没有比黄石辉有所长进﹐他们同样排斥国语﹐强调台湾话。他们将福佬语作为台湾语﹐这就不可避免出现上文所说的福佬话排斥压抑其它台湾语言的问题。邱贵芬是第一个支持台湾本土论述的后殖民批评者﹐连她都认为“本土文化重整运动所触及的语言问题的确有令其他族群不安的福佬沙文主义危机。”她站在本土论述的立场挪用霍米巴巴的hybridity和mimiery的概念主张已经成为既定语言的国语“用来作为不同母语族群的沟通工具﹐不必斥之为‘外来语’而敌视之。”但邱贵芬的好心却没有得好报﹐她的主张受到了本土论者的抨击﹐如廖朝阳认为“视台湾国语为台湾的语言并反对回归本源的说法﹐无异接受殖民暴力﹐合理化殖民暴力所造成的文化权力结构。”﹙注七﹚

　　上述本土论述的理论盲点﹐来自于本质主义的文化传统观和民族主义观。台湾本土论者没有认识到文化传统是开放和发展的﹐既没一个可以追溯的源头﹐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一味向前追溯传统﹐只能像剥葱一样﹐到头来一无所有。台湾本是大陆移民社会﹐如果一定要强行剥离作为台湾主体中的“中国性”的话﹐那麽真正的台湾人只剩下原住民﹐陈芳明等本土论者本人也将被排除出台湾人的行列。以这样一种文化本质主义作为民族国家论述的基础﹐必然会落入自相矛盾之中。我们可以历史为鉴。哈贝马斯所谈到的十九世纪以来“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建立文化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困境﹐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与台湾本土论者一样﹐“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开始强调语言是民族国家的基础﹐雅各布‧格林认为﹕“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由此﹐他们强调以语言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界线。但他们立刻遇到了麻烦﹐首先是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与语言共同体的边界并不重叠﹐那麽如何处理民族国家内的异族人以及海外的本族人呢﹖另外一个问题是﹐但内中仍有“低地德语”与“高地德语”的区别﹐有各种各样的方言﹐如何处理这些方言之间的关係呢﹖与英语﹑法语相比﹐德语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纯粹的语言﹐但德语之中已经有大量的外来词﹐离开这些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进行交流﹐那麽如何保证德语的“纯粹性”呢﹖直到后来格维努斯接触到托克维尔﹐了解到现代民族国家并非以狭窄的族性语言﹐而是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的努力的破产。“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的问题在于﹐他们狭隘地理解本地文化传统﹐并且构造了其与民族国家的必然联繫﹐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做法“失去了现代公民民族在组建过程中所具有的建构特徵”﹐他说﹕“如果一个民族与语言共同体的边界是吻合的或应当吻合﹐那麽﹐国家疆域的偶然性就被语言地理的自然事实所遮蔽。”﹙注一﹚“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后来修正了自己的错误﹐弗勒贝尔对雅可布‧格林的民族定义进行了纠正﹐明确指出了语言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构关係﹐但很显然﹐今天的台湾本土论者仍在重蹈了“法兰西斯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当年的覆辙﹐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文化传统与民族国家的历史重构性质。这样一种强调语言和地域的台湾本土论述﹐其严重的后果是走向了排外的种族主义。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民族的概念﹐即哈贝马斯所言的“民族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公民的民族”。从理论中说﹐也有两种民族主义理念原型﹐那就是种族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强调宪政基础上的公民权利﹐强调民主﹐它来自于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种族民族主义则迷恋于“我族”与“他族”的差异﹐强调种族中心﹐它来源于德日法西斯主义。台湾本土论述一直强调所谓本土意识﹐强调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别﹐甚至喊出了“反中国猪”的口号﹐这裡的种族主义倾向是十分危险的。

三﹑后殖民理论

　　为了寻找理论支持﹐陈芳明以后殖民理论作为其本土论述的框架。不过﹐陈芳明对于后殖民理论实在不甚了了﹐他只是在望文生义地使用。在我看来﹐陈芳明的本质主义的本土论述的方式﹐其实正是后殖民理论的批评对象。下面从陈芳明对于后殖民理论仅有的几次引用入手﹐辨析他的对于这一理论的误读误用。

　　陈芳明对于西方当代理论的运用十分草率﹐常常只是凭自己的想像信口发挥﹐基本上不能直接进入理论原典进行讨论。他偶尔有所引用﹐也仅限于后人编的“选摘本”。以陈芳明后殖民理论建构的代表作《后现代或后殖民︱战后台湾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为例﹐从仅有的几个引注看﹐这篇文章关于“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资源不过来自两个“选摘本”﹐即Charles Jencks编的The Post Modern Reader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92)和Bill Ascnoft, Gareth Griffiths和Helen Tiffin三人编选的The Postcolonial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5)﹐这两本只是对于后现代后殖民着述的摘译﹐不是完整的原始资料。举Bill Ascnoft, Gareth Griffiths和Helen Tiffin三人编选的The Postcolonial Reader为例﹐这本书分为“表现与抵抗”﹐“后现代与后殖民”﹐“民族主义”﹐“溷杂”﹐“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等九个专题﹐编选了八十六本﹙篇﹚着述的节略﹐在每一个专题的前面都有一个编选者介绍。出人意料的是﹐陈芳明即便是对于如此方便的“摘录”也不去看﹐而迳直以编选者的介绍充数。在《后现代或后殖民︱战后台湾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中第三十四个引注的正文为﹕“后现代主义在于解构中央集权式的﹑欧洲文化理体中心(logocentrism)的叙述﹐而后殖民主义则在瓦解中心／边缘双元帝国殖民论述。”陈芳明注解这段文字来自于Kwane Anthony Appiah, The Postcolonial and the Postmodern一文﹐但查遍Kwane Anthony Appiah的这篇谈论非洲文化的文章﹐也找不到陈芳明引述的这段文字。巧合的是Kwane Anthony Appiah的这篇文章恰恰是对于陈芳明所主张的本土抵抗思想的批判﹐而作者所阐述的文化建构的立场﹐恰恰是陈芳明所应该汲取的。陈芳明正应该好好读读Kwane Anthony Appiah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话﹕“如果我们应该从这种广泛的文化流传中汲取什麽教训﹐那麽肯定无疑的是﹐我们所有的文化都彼此污染了﹐不再有一个完整的纯粹的非洲土着文化等待我们的艺术家去拯救﹙同样﹐也不存在一个失去了非洲文化根源的美国文化﹚。某些后殖民书写中所呈现的单一的非洲与单一的西方的对抗︱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是我们必须去除的现代主义者的最后的陈词滥调。”

　　虽然连“摘编”都没有时间读﹐但陈芳明有时也觉得有引用后殖民原典的必要。这种时候他会採用一种非常笼统的注解方法。陈芳明在《后现代或后殖民︱战后台湾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中认为﹐“台湾作家对于殖民权力的支配﹐从未放弃过抵抗的立场。”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的精神﹐“后殖民主义所强调的主题是摆脱中心或是抵抗文化”。注解三十三云﹕“在研究后殖民主义的西方学者中﹐对摆脱中心与抵抗文化的提倡最力者﹐首推萨依德无疑。参阅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8);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3)”这种注解的方式有点让人费解﹐不指出具体的论述﹐却让人去参考整个两本书。注解的言下之意﹐是萨依德在Orientalism和Culture and Imperialism这两本书中最有力地提倡了本土抵抗的思想。不知道陈芳明有没有读过这两本书﹐我所知道的是﹐他的上述概括离萨依德这两本书的原意差距甚大。在后殖民批评中﹐可能的确有人强调本土抵抗﹐如上述Kwane Anthony Appiah所说的某些后殖民书写中所呈现出了“现代主义者的最后的陈词滥调”。但那不是萨依德。萨依德的特点恰恰是将法国“高深理论”与殖民论述结合起来﹐反对陈芳明的那种本质主义的本土抵抗的方式。

　　先谈Orientalism﹙《东方主义》﹚。在这本书中﹐萨依德知识构建的目标﹐其实是想“通过描述一套观念体系”︱如西方的东方学及经典文化背后的与帝国权力的牵联︱来探讨“文化差异”的概念﹐探讨人们如何表现(Representation)其它文化的问题。赛义德将前者视为“破”的部分﹐后者视为“立”的部分。但萨依德的着作发表后﹐其影响却主要在于陈芳明所说的“去殖民”的部分﹐即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反抗﹐但对于后殖民的忽略令人们将“去殖民”理解成为与后殖民批评的主旨完全相反的对抗的本土主义。萨依德以后现代历史观作为前提﹐强调非本质主义﹐它虽然解剖了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权力的牵联﹐但这决不意味着应该从东方的立场上正本清源﹐也不意味着反西方﹐因为这样就堕入了与殖民主义同样的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逻辑。正因为如此﹐当《东方主义》一书在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作者被称讚为“阿拉伯文化的支持者﹐受蹂躏﹑受摧残民族的辩护人”的时候﹐赛义德本人却十分沮丧﹐他认为这种说法与他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驰。萨依德明确声称﹐“在所有着作中﹐我一直对洋洋自得﹑毫无批判意识的民族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陈芳明强调殖民对抗﹐貌似有理﹐其实正好落入了上述后殖民理论运用的一个最为常见的误区之中︱即狭隘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应该说﹐在《东方主义》之后﹐萨依德对于法国“高深理论”的看法有所转变﹐这从他对于福柯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萨依德在写于这两本书之间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九八三﹚一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对于福柯的尖锐批评。批评正致力于我们说到的“抵抗”思想﹐大致意思是认为福柯强调“权力无所不在”从而失缺了反抗的可能。到了Culture and Imperialism﹙《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中﹐萨依德果然增加了对于“抵抗”的主题分析。但需要说明的是﹐萨依德在《东方主义》中反对狭隘本土主义的思路并没有任何改变。后殖民理论有一个上文中Kwane Anthony Appiah提及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思想前提﹐萨依德在这本书中谈到﹕“‘身份认同’并不意味着本体上的一种先天性质﹐或者意味着一种永恆稳定的惟一性和不可变更的特徵。”故而强调抵抗其实是强化边界﹐而“这些边界之争是本质化的表现︱使非洲非洲化﹐东方东方化﹐西方西方化﹐美国美国化︱没有尽头﹐别无选择。”因而﹐民族主义者必须首先要反省自己﹐“最优秀的反帝民族主义者往往不惮于批判自己”。《文化与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在于萨依德对于民族主义界线的挑战和对于国际主义身份的强调。书中认为﹐如果说“盎格鲁︱萨克逊文学”或“世界文学”这样的定位有什麽意义的话﹐那是因为它们挑战了以民族主义为基本的文学构成和研究理论。而丧失了国土的流离的作家﹐正有幸地处于接近“正常”的状态﹐因为他冲破了民族的疆界。关于萨依德的国际主义思想﹐本文这裡不拟评说﹐这裡只想说明陈芳明对于《文化与帝国主义》主题的概括是如何地不着边际。

　　陈芳明从他的后殖民文学史观出发﹐将台湾文学史划分为“殖民﹙日据时代﹚”﹐“再殖民﹙光复后﹚”与“后殖民”﹙八七年解严后﹚三个时期。这裡最为荒谬的是将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视为“再殖民”﹐这明显地溷淆了后殖民理论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述。后殖民理论有多种说法﹐但就其根本来说﹐应该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係有关。殖民时期的政治军事压迫是显而易见的﹐殖民地独立后的西方的文化控制却不易察觉﹐后殖民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对于西方“现代性”普遍主义的名义背后的殖民性的辩识。从早期的法农到萨依德到斯皮娃克到霍米巴巴﹐均都在谈西方殖民统治与殖民地的关係﹐如西方对于殖民性他者的“东方主义”想像与表述﹐及其知识背后的权力关係﹐如西方殖民性对于属下的戕害及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话语的溷同等等。按照后殖民理论﹐检讨光复后台湾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才是台湾后殖民批评的正途。从台湾所受到的美国的巨大制约和影响来看﹐这一方面的确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陈映真先生曾专门着有《美国统治下的台湾》一书﹐反省美国对于台湾的文化殖民。陈芳明对此视而不见﹐却将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称为“再殖民”﹐将解严后称为“后殖民”﹐显得十分溷乱。按照后殖民理论﹐光复后国民党专制的问题其实应该放在后殖民理论所谈及的民族主义的范畴中去认识﹐国民党的残酷统治政策﹐如陈芳明所乐意谈到的国民党与日本人相类的压制﹐其实正是法农所谈的警惕民族主义複製前殖民主义逻辑的问题。台湾后殖民批评曾以国民党掩盖日据时代的殖民历史作为验证国民党为殖民者的重要依据﹐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国民党在大陆抗日战争期间即与日本人为敌﹐到了台湾之所以不敢声讨日本恰恰是由于美国︱台湾︱日本的冷战结盟所导致的﹐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台湾后殖民批评应该将目标锁定在对于美日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清理上。

注释
注一﹕王德威《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周英雄﹐刘纪蕙编《书写台湾》﹐台北麦田﹐二○○○年。
注二﹕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允晨文化﹐民八十五。
注三﹕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小说卷一﹚﹐台北文化保存筹备处﹐民八十七。
注四﹕陈芳明《杨逵的反殖精神》﹐《左翼台湾》﹐台北麦田一九九八﹙民八十七﹚。
注五﹕陈芳明《三答陈映真的科学创见与知识发明》﹐《联合文学》十七卷十期﹙二○○一年八月﹚。
注六﹕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诗文卷下﹚﹐台北文化保存筹备处﹐中华民国九十年十二月。
注七﹕邱贵芬《后殖民的台湾演绎》﹐论文宣读于国科会主办的“十年台湾文化研究的问题”研讨会上﹐一九九九年。
注八﹕尤尔根‧哈贝马斯《何谓民族》﹐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07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