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节选）

陈映真：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节选）
 

一九四九年底，台湾“省工委”开始瓦解，刽子手们在岛内展开肆无忌惮的逮捕、拷问、投狱和刑杀时。苗栗客家佃丁、下农优秀的儿子们，在三湾、狮潭、大湖险峻山区工作、逃亡，终至覆没。徐庆兰在六张犁公墓上的孤冢，揭开了沉落在七古林山区的半边红星……

一九九三年五月廿七日，苗栗县铜锣乡人曾梅兰，在台北市六张犁公墓荒蔓的一隅，果然就寻到了他苦苦到处寻找了三十年的，他的胞兄徐庆兰一方很小的墓石。墓石只有十五公分宽，略为倾圮地露在地面上的部分，约莫只有三十来公分高。泥土把墓碑上的字都糊上了，只露出比较清晰的“徐”字。

曾梅兰用他那几十年泥水师傅的厚实的大手。随手抓了一把墓地蔓生的野草，用力在墓石上搓。墓石上的字逐渐清楚了。他睁大眼睛辨迹。石头上写着：

民国四十一年八月八日

徐庆兰

曾梅兰忽而哭了。满脸都是眼泪和鼻涕。他一边哭，一边用客家话说，“阿哥哇，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曾梅兰不顾默默地站一旁徐姓老“土公仔”（捡骨师），尽情地哭泣。

“阿哥啊……你，几次托梦……你住在，竹丛下哦，阿哥……”

徐老头望着这伤心的弟弟，一边望着离墓石十步远的一小丛野竹。他掏出香烟点上，在心里无声地对自己嘀咕：

－－其实，离开墓前两步，那片竹丛才叫大。盖房子的时候，全铲去了。

◇年轻时，吹得一手好箫……

哭了一回，曾梅兰想到要下山买一些金箔线香，先就地奠拜一番。他于是从一个塑胶袋里拿出一把镰刀，把悒密的野草割了，好有一块空地可以烧金箔冥纸，然而不料把野草割开两三步见方，赫然就发现另外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墓碑，静静地斜站在那儿。

捡骨的徐老头这回也呆住了，他说，“这就是了，从前我也光是听说，现在有两个坟，就有一大片……”。徐老头也拿起镰刀帮着砍密密麻麻菅草、芒草、野芋和野月桃。挨着徐庆兰的第三个墓碑出现，曾梅兰用割下的芒草去擦净石面，他“啊”了一声，惊讶地说：

“黄逢开！”

依李敬出版社出版的《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谍案汇编·下》（一九九一），黄逢开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参加了中共台湾省工委苗栗地区铜锣支部，在廖天珠的领导下，展开活泼的工作。一九五Ｏ年三月，他转入地下逃亡，一九五一年四月，密藏在张锦秀经营的、苗栗七古林山区一个香蕉园石窟内时被捕，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与徐庆兰同一天仆倒在国民党肃共恐怖的刑场上。

曾梅兰最后一次看见他亲爱的二哥，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他当时被关在台北市青岛东路三号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看守所第十房。早上四时许，在睡梦中听见打开邻近押房铁门沉重的金属声。他一跃而起，挨着门缝窥望他二哥关押的第十四房，他早知道他二哥已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起诉，巴巴地在押房里等待死刑的点呼已经数月。因此，曾梅兰虽自知他自己情节不重，罪不致死，但仍然和死囚一样，每天四点钟大清早就起来，挂心他二哥被押出去。

狱卒和宪兵打开了十四房，曾梅兰屏息从门缝里凝望。押房里陆续走出四个带脚镣手铐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果然就是他无限敬爱的二哥徐庆兰。

曾梅兰把手用力捂住自己的嘴，避免哭出声音来，他以泪眼贪婪地盯着二哥的背影。无如四个人很块就走出了他极为有限的视界。但四个人脚踝上的铁镣拖地的铿锵之声，在囚房的长廊上，声声都打在号哭的他的心版上。他噤声哭号。他用客家话呼唤：－－阿哥啊。阿哥……你莫走唉阿哥……

同房的难友都劝他－－那时还只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子不要伤心，要为他二哥善自珍重。翌月，他出去开庭，掮回来十年有期徒刑。

即便是把国民党，特别是在五Ｏ年代初大量制造冤、假、错案当作一种常识，人们还是难于理解曾梅兰的不白之冤。

一九五二年春，家里才听说从家里被带走后乘隙逃亡年余的二哥又被捕，但却没有半点音讯。过了数月，徐庆兰才从台北市青岛东路三号有信寄回家。弟弟曾梅兰还两次老远从铜锣到台北的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探望二哥，送些旧衣和粗食。就那一年的初夏五、六月间，曾梅兰竟而被捕了。

现年已经六十多岁的曾梅兰回忆，他二哥被带走之后，原已贫困的家道，也益发艰难了。他和三兄每天夜里出去电鱼。天亮了，把电回来的鱼交母亲拿出去市场卖了，换些粮食。白天，兄弟俩在家睡大觉。

一夜，有个姓谢的同村人央他隔日送一封信到铜锣乡上的文林医院。为什么要曾梅兰送信？“我每天早晨电鱼回来，一定要骑单车上铜锣街上去为电鱼的电池冲电。那人说：“你骑单车，快，又顺路。”曾梅兰说，“乡下人从来不防着人家。我答应了，替人顺道送封信，这有什么？”

他把电池充上电，揣着人家托的一封信，到文林医院去。他看见很多病人在急诊室等着。他竟到挂号窗口挂上号。轮到他看病了，医院院长伸手摸他的额头。没发烧呀，院长说。他把揣在怀里的信交给院长。院长看完信，把信还给了他，说：

“他要的药，我这儿没有。你去别家试试。”

曾梅兰把信放进衬衫口袋，踹着单车回家。“我们虽然只公学校（小学）毕业，别人的信不能看，这个道理我懂的。”曾梅兰说。踩了半天单车，热出一身汗，回到家，他就把衬衫脱下来。岂知他一个嫂子顺手把汗渍的衬衣往一堆待洗浸泡在水中的衣服堆里扔，待他想起，从水中捞起衬衫，那信早已泡得又软又糊。曾梅兰急出一身汗，把湿漉漉的信拿到炉火上烤烘，竟而不小心把信烧了。

才过上午十一点，铜锣派出所就来了一个警察，要曾梅兰上派出所走一趟。“人一到了派出所，他们就问起被我烧毁的那封信，”曾梅兰说，“我想了，也不过是人家托我拿药的信嘛，怎么警察也知道，叫人来问话？”　　曾梅兰据实把整个始末都说了，“人家警察却说我连编个故事都不会，问我那么荒唐的情节我自己信也不信。”特务说曾梅兰分明是湮灭罪证，烧了那封信。接着就是夜以继日的酷刑拷打，要他把信交出来。交不出信来，也要指出信的内容。

“他们把我的两个大拇指捆绑结实了，把我吊起来，让我的身体离地三尺。他们也叫我半跪，用木棍横在腿肚上，人上去又碾又踩。”曾梅兰说，“每一次拷问，痛得你一身屎尿，一身汗，满脸的泪，惨叫到神智都昏竭……”

曾梅兰沉默了，他点了一支烟。然后他继续说他后来又被送到新竹宪兵队，再送保密局，接着脸上被蒙上黑布，送到一个至今他也弄不清楚的、阴暗的地下室。不久，再送刑警队，最后才送到青岛东路那个看守所。每个单位重复地讯问同样的问题，也用几乎同样的酷刑伺候他。每次拷讯，也莫不使屎尿涕泪俱下，迨声嘶力竭而后已。

“他们叫你两手虎口卡着桌子，两个拇指用绳勒住，从桌面下拉紧，你的一手四指、双手八指，就扣死在桌面上了。”曾梅兰平静地说，把香烟搁在烟灰皿上，然后把自己的双手扣在桌沿上。“然后他们用针刺进指甲下的嫩肉……”

他安静的诉说，你却仿佛听到了那通彻心肺，屎尿俱下的惨号。曾梅兰被送到看守所的时候，断在他左手无名指里的残针引起严重的发炎感染，”整个无名指头肿得有半个乒乓球那么大。”他说。到了看守所，医生为了开刀取出刑针，不能不切去他的小半个指头。

“我年轻的时候，吹得一手好箫哦。”曾梅兰笑着说，“可是剪掉小半截指头，再也不能吹箫了。”

“我看到他矮了一截的左手小无名指，在长年泥水匠的生活中磨砺，看来干净、硕实，只留下一小片灰暗色的指甲。

他被叫出去开庭宣判的那一天，法官看着他的案卷直皱眉头。

“你这个案，只你一个人。调查记录上说你开了会。”法官问，“一个人，他妈的你跟谁开会？”

曾梅兰说，那全是侦讯机关逼他说的。

“那你怎么在口供上都按了手印？”

曾梅兰说他受到刑讯，特务强拉他的手在口供上捺指印。

“判你十年吧，剥夺公权十年。”

在庭上为他翻译的一个人说：“十年，不会死了，不错啦。“

◇小姜

这贫穷的苗栗客家农民的小儿子曾梅兰，很受到囚房中难友的爱护，协助曾梅兰在狱中学普通话，学习代数、几何、三角和微分，兴味盎然。“我学得很勤，”他说，“我坐牢学了知识，不吃亏。”有难友要教他学英文，他在狱中的政治也提高了。“我反对美帝国主义，不要学英语。”他说。有一位难友在狱中专攻英语，出狱后，可以译书译文章生活了。“我学的数学，出了狱全派不上用场，久了也生疏了，换不了钱。”他笑了起来。

曾梅兰在狱中也学唱歌。《国际歌》、《洪湖水》、《歌唱祖国》……。他全学会了。

“他们说这是共产党的歌，谁管那么多？”他说，“他们不明不白，把我关起来，不是共产党，也要唱共产党的歌。”

问他在狱中十年，最记得什么人，他说他最记得新埔一位姓姜的台湾大学学生。“这小姜，我们客家人哩，”他说，这姓姜的青年教他学普通话，学作文写信，为他绞尽脑汁写答辩状，教他唱歌，叫他一定要保重身体，说他案情轻，不要担心害怕。“但是人家是二条一，就等着宪兵来叫他出去枪毙……”曾梅兰说，把香烟用力在烟灰皿上挤熄了。

一天清晨，曾梅兰从身边异样的骚动中，张开了眼睛。他看见两三个班长乘全房熟睡，摸到睡在他身边的姜姓青年，压住他的四肢，捂住他的嘴巴。　　全房的人纷纷起床坐起，在死一般的沉默中，看着这青年整衣，上铐，让出通路，让他被一伙强盗带出囚房。

“我走了。”

青年安静地说，“他的脸上没有任何一丝忧惧，平平静静，走出了押房。”曾梅兰说，他说要是在外头，谁对小姜这样，他就同谁拼命。“在牢里，你只能默默地让别人把他带走。”曾梅兰说。押房的门沉重的关上。曾梅兰就把脸捂在被头里，哭个不停。“哭得被头上全是泪水和鼻涕。×你妈。”他轻声地用客家话诅咒了。

◇何处竹丛

１９６２年四五月，曾梅兰获假释出狱。判决定罪，发监执行的七、八年间，他在狱中搞过洗衣、烫衣和裁缝的劳动。每天工资新台币两块钱，到了他出狱的时候，竟也攒下了三、四千元。

他从新店安坑的军事监狱出来，拎着旧衣、旧被和几箱子书本，徒步走到台北车站，弄到一张车票回到铜锣。

曾梅兰回到了阔别的老家，真叫做“又哭又笑”。哭的是他触景伤情，想起了眼看着拖着脚镣出去赴死的二哥，笑的是他果真回到了魂梦萦绕的老家。

回去的老家，境况依旧窘困，仅仅是三餐差可为继的情况。而堂上两位老人，为老二庆兰的非命之死和老幺梅兰的狱灾，长年忧愁，几年来变得衰弱而又苍老。等待梅兰回到了家，习俗上祛灾补运的一碗猪脚面线还没吃完，父母就叮咛他把老二的骨殖寻回来安葬。

他这才知道，二哥庆兰的尸骨，从来没回来过，家人告诉他，那一年他二兄被枪决，铜锣警察局的人来报，限家属带壹仟元在一个钟头内办理领尸。

“那时候，一天的工资十一元，一甲地也才捌千元，壹仟元可以买下两分地。”曾梅兰说。

曾梅兰想起，即使在狱中，他也几次梦见过二哥对他说他住在一个竹丛下，回家后，这梦更为频繁，也都说住在竹丛下呢。尸身没回来，台湾到处是竹丛，叫他到哪里的哪个竹丛下去寻好呢？

回家后不久，曾梅兰考上了石油公司接油管的工作。工作挺好，但人家查出他的罪科，隔天就请他走路。他一生气，向一位好朋友借了壹佰元，上了台北。曾梅兰和他爸爸学过一点泥水匠的活。“事过十年，泥水活的材料／技艺都改变了／进步了。”曾梅兰说。他到工地上干挑砖头拌水泥的粗活，从头干起，暗地里偷偷观察，学新活，学新手艺。

另一方面，上了台北的曾梅兰更加坚心要找二哥的骨殖。他一边打工找生活，一边想到了，有时间了，就到处去找。他首先到马场町的公墓上找。他看着马场町的沙洲和风中的芒草，想到二哥和黄逢开在凌晨的星月下倒下的情景。那就一定在马场町就近掩埋吧。可他找遍了马场町附近公墓也没有下落。他到新店军人监狱的墓地上找，到国三张犁的靶场去找。“我错将靶场当刑场哩。”曾梅兰抓着尚未秃透的方圆的头颅说，“人说那地方是‘打枪’的所在。福佬人不就说人带去枪毙，叫拖去‘打枪’吗？”他调侃地笑他自己。

有一回，他听人说被枪决的无主政治饭尸身，都送到国防医学院去当解剖材料。他也听说国防医学院的学生，曾经在福马林槽中认出被特务带走，没了消息的同学的身体……他左思右想，打定主义到国防医学院找去。但是曾梅兰在国防医学院大门口，就被守卫的宪兵拦住了。

“我要见院长。”他说。

宪兵问他的身分，有没有事先约定，见院长什么事。曾梅兰说他有要紧的事，非见院长不可。“你看我一个乡下人，身上也没有凶器，你怕我有什么不法？”曾梅兰跪下来说，“你得让我进去，让枪兵押我进去也行。”宪兵不断地给里头打电话。院长说可以见，里面派出来一个医官带他进去。

“他们把我带到院长的办公室了。”曾梅兰回忆说。他把来意说了一遍。

“我知道，如果我阿哥的尸身已经解剖了，骨头，肉也一定找不到了。那没关系。”他对院长说，“我只要看你们的文书，确认我二哥的身尸真在这儿处理过，你们让我在这儿即使抓一把泥土回去祭拜，我，对我爸，我妈都有个交代……”他哭了。

院长听完他的话，只说国防医学院从来没有解剖政治犯尸身的事，自然也没有什么文书。尽管曾梅兰听说时是绘声又绘影，“但是人家说没有这回事，我能怎么办？”曾梅兰说，“我只好回家去，心里想，我阿哥真不灵圣。”

其实院长说谎了，是有人到国防医学院领回被解剖的政治犯尸身。

曾梅兰１９６２年出狱时，年３３岁。他４０岁讨了一个好“婆娘”（客家话：妻室）。４１岁，得一子。

“这期间，我阿哥常常来托梦呀，他老说他住在一个竹丛下……”　曾梅兰说，“从梦里醒来，常常叫人苦苦思量：是什么地方的竹丛，阿哥他总要给个明示或者暗示……”

而每每做了这样的梦，他的心就忧闷，焦虑。他想，他二哥徐庆兰的骨身一定也不知叫人怎么糟蹋，必定十分不适，不安。于是他就会骑着摩托车在台北近郊的公墓兜着，转着，找人问也问不出个道理。“３０年来，我几乎没有一年，一月，把我二哥的事忘了。”曾梅兰说。

１９８１年，他把家搬到六张犁公墓下。这两年，有个老捡骨师傅住到邻右来。“但因为彼此工作不同，很少相借问。”曾梅兰说。

有一天，曾梅兰在公墓走道旁看见这隔壁的老“土公仔”在捡洗骨头。“我阿爸也为人捡过骨，嘱咐他儿子们一辈子也不要干洗骨捡骨的活。”曾梅兰停下摩托车，和老土公仔攀谈起来。他这才知道老头姓徐，“也是我们客家人咧。”他说。

曾梅兰问徐老头，他捡洗一把骨头能挣多少钱。老头说，连洗，连晒，连入骨罐，一把七千元。

“不知道这行当比干泥水匠好哩。”曾梅兰说，“我问了阿广伯－－－他叫徐锦广嘛。我对阿广伯说，有没有听说埋葬四十年，四十一年…。。。被政府枪毙的尸身的地方……”老阿广伯竟而说：

“听说过。”

“在哪里？”

“就在这六张犁公墓上。”

“公墓里的什么地方？”曾梅兰睁大眼睛问。

“这我就不明白。听老一辈我们土公仔说过。”徐老头说。

曾梅兰把他３０年来苦苦探寻他二哥骨身的事，细细地说了一遍。

“我阿哥叫徐庆兰。”曾梅兰告诉徐锦广那个“庆”字，那个“兰”字，“什么时候你找着，你叫我一声。”

这以后的一年多，爱吃蜗牛的阿广伯，为了炒蜗牛要加紫苏叶，他就到公墓一个角落上去采野紫苏，无意间在野紫苏丛边找到一个小小的墓石。他随意一看，是个姓徐的幕石。“那阿梅兰阿哥叫徐什么来的？”徐老头漫不经心地嘀咕起来。他早把人家的名字忘了。

第二天，阿广伯找到曾梅兰。

“阿梅兰，我昨天找到一个姓徐的墓。”老头说，“什么名字，我看不清……”

就是这样，曾梅兰找到了他苦苦寻找了３０年的他二哥徐庆兰的一方猥小的墓石，又不竟扯出了２０２个和徐庆兰一样，在噤哑的黑暗中大批被刑杀的，５０年代极少数是真的，大多数并不是真的，台湾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的墓冢。

对于被灭没，弃置，潦草掩埋在台北郊外公墓最荒凉的一偶的尸骨，在找不到任何线索的蛛丝马迹，特别在长期政治恐怖下，有谁能象曾梅兰那样，３０年来，坚不气馁，坚不放弃，苦苦寻觅？如今，事实越发明白：没有这３０年来不知灰心丧志的，曾梅兰的寻寻觅觅，就揭不开这石破天惊地证言了５０年代肃共恐怖的，震动千万人心灵，逼迫着人们去再思那一页黑暗历史的两百多个坟冢。

这当然和客家贫农的儿子曾梅兰独特地执着，坚韧，“硬颈”的个性有关，但和曾梅兰，徐庆兰两兄弟在贫穷中自小培养起来亲密逾恒的骨血兄弟又爱之情，更有关系。

◇二哥突然噗通跪下

曾梅兰说，他听说过祖父是个瞎子。但关于他从未一见的祖母，他就不清楚了。祖父母只生下一个女儿，那就是曾梅兰和徐庆兰的母亲，叫曾草妹。因为曾家只有这个独生女儿，招赘了青年徐阿祥，生下兄弟四人，两人冠父姓，另外两人冠母姓。这就是徐庆兰和曾梅兰亲兄弟俩姓氏不同的缘由。

这一家人原本佃租了三甲多的地，虽然终岁辛苦，三餐基本上是可以吃上饭的。孩子们的爸还是个有名气的泥水师傅。曾梅兰的三哥在农闲时能打些柴草供应砖窑子烧火。家里养了两条精壮的大牛牯，老幺曾梅兰就负责放牛饲草。在农地改革之前，佃农徐阿祥一家的生活，还是可以的。１９４８年底，钟姓地主家，有个儿子在竹南警察分局里干局长。人在官衙，消息自然灵通，先知道了政府就要颁布法令，搞农地改革，５０年新历年开始。地主就来“起耕”（地主收回佃放的田），强迫徐家退耕，伪称收回来家族自耕，以保护钟家的田产。“种田人老实嘛。否则如果我们抗不退耕，拖上个把月，‘３５７’政策发布，我们就分到田了。”曾梅兰说。但这时二哥许庆兰却忿惫地说：

“起耕就起耕，咱们不求他！不种田，打工干活，照样活人，不信不耕地主的田就饿死人！”

因此徐阿祥一家人，佃耕三甲多地的大佃农，在“３５７”减租以及嗣后的农地改革过程中，竟而分不到一寸土地。从此全家在农村打工为生，从佃农而沦为农村工资劳动者。父亲徐阿祥重拾泥水匠的活，小儿曾梅兰跟父亲学手艺。大哥在战前被征调到南洋当日本兵，尚未返来，二哥徐庆兰也从原日本兵复员，到邻村的花生油坊去当打油的工人，三哥打柴草供砖窑烧火。

“二哥到花生油坊去做，认识了罗坤春，两人变得十分要好。”曾庆兰回忆着说。油坊离家约莫３０００公尺，徐庆兰开始夜里不回来睡，睡在油坊，和罗坤春聚谈竞夜。第二年，即１９５１年，这位罗坤春忽然逃亡了。“罗坤春逃亡后不久，听说自首了。”曾梅兰说。“我们估计二哥和罗坤春有关系，不久也离家逃亡。”

“罗坤春咋看也和曾梅兰一样，是一个硬朗的客家庄稼汉。他诚恳，坦率，说话不闪烁冗繁。他曾涉及１９４７年２月蜂起事件，被送到当时台北大直的劳训队去，折腾了半年才回。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共在台地下党，即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全面瓦解。蔡孝乾，陈泽生，洪幼樵等人联名公开投降，劝服在全省地下党员停止工作，出面自首，结束“省工委”在台湾短促的，足足四年的生命。

可是没有多久，在１９５０年５月间一个以陈福生，萧道应，黎明华等人为核心，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中，奋力展开党的重建工作。就是在这困难的时刻，陈福生找到了罗坤春，共同展开再建的工作。

罗坤春和徐庆兰是日制小学（“公学校”）的同学，从小就住得近，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罗坤春的家庭是自耕兼佃农。徐庆兰家则是纯粹的佃农。“我们的家道贫困，过着只是差堪维生的生活。”罗坤春说。

１９５１年，罗坤春的叔叔同一些别人鸠资在村子里办了一家榨油坊，罗坤春和徐庆兰都在油坊劳动。

“徐庆兰是公学校时代的同学。”罗坤春平静地回忆，“他这个人重朋友，为人耿直，很有正义心，人的品质很好。”１９５１年春天，陈福生的新核心进行了一系列思想，政策，路线的总检讨，规定了以艰苦的劳动为建设基地，求生活，求发展的路线和方针，工作取得了明显的发展。以油坊工人为掩护工作的罗坤春负责了在苗栗山区发展据点，建立基地，布建外围群众的任务。

“在油坊里的日日夜夜，我和徐庆兰谈了许多。”罗坤春回想着说，“他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是，对于一个贫困佃农的儿子，生活早已为他上过深刻的功课…。。”

罗坤春说，特别在那个困难的时代，党很需要象徐庆兰这样的好群众。“党是鱼吧，群众就是水：没有水，鱼儿怎么也活不成。”罗坤春说，“徐庆兰求知如渴，他对于解放穷人的政治和知识，有不知饱足的追求…。。。”

罗坤春望着窗外，沉默了。

“今年这个夏天，特别热。你们用点茶。”他说。

“谢谢。”

“但没有多久，再建的党组织从新竹开始遭受破坏。陈福生一干人全进去了。”他平静地说，“国民党特务开始四处在找我，我只好潜下去，走路了。”

罗坤春说，“新竹，竹南，竹北遭破坏的组织，向苗栗方向涌来大量从地下逃亡的同志，罗坤春得一边逃亡，一边为逃亡的同志安顿避身，工作的据点。临走之前，他向徐庆兰交代过，要他密切注意自己的安全，必要时，他也得走。”我把当时地下党几个据点所在，联系的方法告诉了他。“

显然是罗坤春潜入地下不久，徐庆兰觉察有异，也开始潜入地下。

“二哥躲了这么两三个月，铜锣＝警察局开始到我家来找人了。”曾梅兰说。有一天，铜锣派出所差了一个小工友来叫人，要徐庆兰到派出所去一趟。“一连几天，来了三趟，父母央人去传他，二哥也不肯出面。”曾梅兰说。

到了第四回，铜锣派出所来了四五个警察。

“没什么事啦，请他去一趟，问几句话就回家……”他们说。惊诧们的和气，使曾梅兰的父母对老二生了气，叫人四处去找，果然就把徐庆兰找回来。

“好汉做事好汉当。人家说明白了，去问问话，就回来。”徐阿祥对老二说，“你给我去一趟！”

四五个警察于是带着徐庆兰走上院子里的晒谷场，父母在后头送客人。不料到了院子门口，徐庆兰噗通地向着父母亲跪下，正襟三拜，口里说：

“阿爸阿妈，孩儿怕今后再没有机会孝顺您们了，请您们保重……”

警察连忙把他扶起来，再三保证晚上一定送回来。

“那时我在一边都看得很清楚，”曾梅兰说，“现在想来，我阿哥那时分明知道自己的恶运已经降临！”

刑警把徐庆兰带走了约莫四五十公尺远，看见徐家父母都进了屋，才把徐庆兰的双手铐住，步行到铜锣派出所。“我一直远远地尾随察看，”曾梅兰说，“从此二哥就失去了音讯。”

◇大便当盒子

今年六十四岁的曾梅兰，对于他自己在二十岁出头的那一年，长距离尾随被刑警带走的二哥徐庆兰的往事，至今历历如在眼前。小时侯，曾梅兰和同学打架，打不赢人家，第二天起就不敢上学。大他五个年级的徐庆兰为他撑腰。“二哥叫我一个人走在前头上学，他抄附近可以看到我的小路走。”曾梅兰在回忆中笑着说，“欺负我、找渣来的同学出现了。当我们又打起来的时侯，我二哥又出现了。从此，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可是，生平有两回，眼看着二哥遭了大难，做弟弟的曾梅兰却只能流泪袖手。第一次就是刑警带走他的二哥，他只能流着泪紧紧尾随，从家里直跟到铜锣街上，看见铐着双手的徐庆兰被粗暴的推进派出所。“另外一次就是在看守所，在门缝里看着阿哥挂着脚镣，被带出去打枪，我只能捂着嘴巴大哭。”他说。

曾梅兰上日制公学校一年生的时侯，徐庆兰六年级。兄弟两，共带一个大便当。中午吃饭，六年级的徐庆兰先吃，留下一年生曾梅兰的份，再轮到他吃。“家里穷，两个孩子只能吃一个便当。”曾梅兰说，“阿哥总是尽量把菜留多了给我。”

他们每天一块儿走半小时的路上学，中午一块吃便当。一点点萝卜干炒蒜花儿，兄弟量还让来让去。

徐庆兰毕业以后，到地主家去当长工，帮人放牛饲草。到了十七、八岁，徐庆兰的爸，多佃了一块地。少年佃丁徐庆兰很会干庄稼的活。“村子里出了名。他力气大，耘田的ＬＡＫＤＡＫＫ有多重，他一个人肩起走。”曾梅兰说，“呵，插秧比快，比面积，比好，他老是第一。”

徐庆兰是个孝逊的儿子。

“我二哥从小学毕业后，就出社会挣钱。”曾梅兰说，“一直到他在花生油坊，每个月挣的钱，一个钱不留，统统交给涯阿妈。”

徐庆兰对村子里的长辈都恭敬有加，也是出了名的。二战末期，日本调动老百姓，榨取人民的无偿劳动，要人们出丁出力”奉公“（义务劳动）。有一回，日本人要赶建水尾的军用机场，来了单子调人，要他阿爸徐阿祥去机场奉公。徐庆兰代父出工，到了现场，看到的净是些村子里的老人家在劳动。年轻力壮的徐庆兰，一方面要赶自己的活，一方面忙着帮别的老人家去推上坡的台车，挑重担子，因此，很得村子老一辈人的夸赞。

战争末期，徐庆兰被征去当日本海军。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调到新竹一个日本海军机关管厨房的事。有一次，曾梅兰代替老父到新竹的南寥去“奉公”二十天，当时才十六、七岁的曾梅兰就利用上工之余，去新竹海军机关找他二兄。“当时正是因为打仗生活十分艰难的时代。”曾梅兰说，“人人都每天三餐吃番薯签饭，其实很难看见几颗米粒。”找上在海军厨房的二哥，嗣后曾梅兰就每天晚上去二哥厨房吃白大米饭。“过了几天，我阿哥干脆在南寥和新竹之间，找到一个草丛，要我每天夜晚到草丛那儿搬军用沙丁鱼罐头。”曾梅兰说，“你想吧，那是什么时侯！沙丁鱼罐头！”

一九六二年曾梅兰出狱回家，明探暗访，把徐庆兰被押送铜锣分局后伺机逃脱的始末摸清了一个梗概，并且亲自按照这个梗概，自己也走了一遭他二兄逃亡的苦路。

徐庆兰从家里被押到铜锣警局，初步问过口供，当夜十一点左右，有两个警员押着坐火车转送苗栗。“从铜锣到苗栗，经过南势之前有一段急陡坡，火车飞快。”曾梅兰说，“我哥通押人的警员说他要上厕所。警察在火车厢里的厕所门外等着，我二哥却从厕所的窗子跳下急行中的火车，跑人了。”

徐庆兰跳下火车，沿着一条小溪水往前跑。在日本海军里锻炼过的徐庆兰，到１９５１年，已经从铜锣翻了一座山，过了一条水，到了公馆的福基，伪装农村散工，帮当地农民割稻子，晚上睡到地下党的群众赖福相的家。侦警掩至，“我阿哥身上怀着日本式手榴弹，正想拉开保险扣，和敌人同归于尽，”曾梅兰说，“他突然想到两个地主家的儿子也在一个房子里睡，手榴弹炸开，一定害及无辜。”徐庆兰这一犹豫，侦警就扑上身来，把徐庆兰上了铐，反扣在一张桌子的桌脚下，好让他们继续去搜索整个地主家的宅院。

“我哥他居然就能趁他们搜屋时挣断手铐，大模大样往院子里走出去。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曾梅兰说，眉飞色舞了。徐庆兰走了二，三十步，蓦而开始向黑色的山丘狂奔，一时枪声大作。“我阿哥边跑边往后扔石头，警察以为他扔的是手榴弹，纷纷趴下，要不就往后撤人。”曾梅兰说，“你瞧，又让他跑了！”曾梅兰说，两眼闪耀着赞赏的光辉。那时候，正是大雨倾盆，刑警们知道了他身上没有手榴弹，力追不舍。徐庆兰跑到一条溪边，看见原先一条小溪竟在大雨中变成了轰轰怒吼的大水。“可是我哥他纵身一跳，跳进湍急的洪流。警察料定徐庆兰必定丧命在大水中。”曾梅兰说，“没想到不多久徐庆兰我二哥，他就在对岸叫人了：有种的，过来找我！”

人们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对岸滂沱大雨的水雾中。抓不到徐庆兰，“窝藏”过“奸匪”的小地主赖福相就被抓走了，后来判了十年徒刑。

１９５２年，徐庆兰由罗坤春带到大湖的咸水坑，同另外一个在地下行走的党人黄逢开白天里在一个蒸香茅油的作坊干苦活，晚上则在一个张锦绣家香蕉园里的一个石头洞里睡。

“那时节，香茅油的价钱多好！一斤香茅油换一百斤谷子。你去算吧。”曾梅兰说，“别人不知道，这香茅油是人的血膏蒸出来的。”工人白天割香茅草，晒香茅草，晚上蒸香茅油，一蒸就是大半夜，工作十分辛苦。“工作太苦了。黄逢开和我二兄每天倒头就睡死了。”曾梅兰说。一个漆黑的半夜，十来个特务摸到蕉园的石窟，七手八脚压在两个人的身上，徐庆兰没有完全醒来前就被扎扎实实地捆了起来。“黄逢开趁隙遁走，跑向荒山里。特务开了枪，打中了他的腿肚。两人就那样被绑走了。”

曾梅兰点上一支烟。我们一时又沉默了。

可是跳下火车，一个人徒手逃亡的徐庆兰，怎么能一路上就逃出日式手榴弹，又怎么和黄逢开逃到一出去？

除了罗坤春，和徐庆兰同属于一个地下党“小组”的谢其淡回答了这个问题。

◇又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和徐庆兰一般样，谢其淡也是苗栗铜锣贫困的佃丁。他九岁丧父，母亲是苦命的童养媳，是个从一数不到十的文盲。日制“公学校”毕业以后，谢其淡就到乡中一个地主家当小长工看牛。地主家隔壁大户人家有个少爷，年龄相仿，就学高等工业学校。少年长工谢其淡每夜贪婪地看这小少爷作功课。“他待我很好，他一边作功课，一边教我……”谢其淡回忆说，“我当了两年长工，也读了两年书。”

小长工的工价，是头一年八百斤谷子，第二年升为九百斤。以年计算。“我看人家作功课，学知识，常常遭地主家责骂嘲笑，他们说，你如果有读书的命，今天还用来当长工？”谢其淡说。每次受到嘲骂，心如刀割，羞愤地无地自容。“但回想起来，这么小的年纪，作什么那么贪恋读书。”他说，“心痛，羞耻。但第二天晚还是老着小脸皮，噙着眼泪，挨着人家聚精会神地、贪心地学知识……”

那么多年过去了，吃了那么多苦，在国民党围剿的坎坷里走了多少艰苦的山路，但回想起这一段忍辱求学的童年，谢其淡嘴上虽是笑着，眼眶却闪烁着颤动的泪光。

谢其淡有两个叔叔，早年奔到日本去工读。光复前不久回来，带回来新的思想。“记得一个叔叔让我读了孙文日文本《三民主义》，还记得当时我有这激动的感想：三民主义的生活，直如天堂的生活！”谢其淡说。光复后不久，后来也知道叔叔们都参加了地下党。“当时叔叔们就说，孙文的三民主义，和当下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是一般样！”谢其淡说，笑了起来。

１９５０年，他二十一岁。当时政府颁布了“三七五”减租办法，很多地主消息灵通，想方设法，在正式实行减租前强迫佃农退耕，收回土地，逃避分田，非法保住田产。谢其淡的一位穷亲戚便是这样的受害佃农中的一个，年轻的谢其淡很替这位佃农亲人不平，竟出面依法抗争。谢其淡说，地主和佃农全是谢家的人。到了最后，争讼两造全上桃园的地政机关相诉，地主请来了二、三十个士绅、教师和有名望人为地主作证，七嘴八舌，发言长达三个钟头，“轮到我们佃农发言，才开口讲话不及五分钟，他们就百般驳斥干扰，我有了很深刻的感受。”谢其淡说。

地主乡绅们的专横，更加激发了青年谢其淡的斗志，他到处查访搜证，以确凿的铁证，证明地主是个不在乡地主，历来从未自耕。这终于使佃方胜诉，青年谢其淡也一时名动乡里。

但是谢其淡当然不知道地下党正以赞赏和关怀的眼睛观察着他。有一天，一个行脚药商来找谢其淡。这行脚药商正是罗坤春。

艰难的生活，不平的社会，贫困而充满侮辱的佃丁的童年和少年生涯，早已为他积下对于公平、幸福和光明生活的、强大的感性渴望。和徐庆兰一样，罗坤春成了头一个点燃了他思想火花，相信了透过穷人自己最坚定的斗争，去改变世界，扭转命运，创造美好生活的可能的人。

“这以后不久，我就被带去参加了读书会。那是一个穷人的读书会，对解放的知识，如饥似渴。”谢其淡回忆说，“和徐庆兰，就是在读书小组认识的。”

但他记忆中的徐庆兰和他并不十分熟识。“他身体魁健，有异常人。他沉默、勤劳、正直。”谢其淡说，“那个时代，乡下贫困农民，大半都是这样、诚实、牢靠。但一旦觉醒，英勇异常。”

然而，也是在１９４９年底，早在韩战尚未爆发之前，台湾地下党蔡孝乾核心就遭到致命性的破坏。省工委最高指导着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和张志忠先后被捕，北部各地各级党组纷纷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同志被捕。翌年，韩战以后，报纸上更是日日月月刊出组织破坏和同志殉死于刑场的消息。“在读书会不久，北部、新竹、竹南地区重建后的党组织纷纷受到破坏，四处逃亡避难的同志们，一批又一批大量地向苗栗一带疏散过来。在幽暗的地下，四处窜奔着从溃败的火线上潜来的同志们……”谢其淡回忆说。

也就在这时节，台北（松山）机场的组织破坏了。侦警迅速地到谢家寻找逃亡中谢其淡的二叔。机灵的谢其淡，也不能不抛下年轻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幼儿，开始了在苗栗东势山区、卓兰一带逃亡和重劳动的生活。“徐庆兰和新竹方面撤退下来的黄逢开，估计是在地下党的协助与安排下，在大湖基地咸水坑一带游走，躲开豺狼的侦骑，和我又全不在一条路上了。”谢其淡说。

这和罗坤春的话是一致的。

罗坤春说，他得到通知，知道形势已经在往不利的方向迅速扩大。为了接纳行将大量撤退下来的同志，他因必须安排基地的整备，而潜入了地下。“临走前，我特地把几个万一之际可以退避藏身的基地外围点，告诉了徐庆兰。”罗坤春说。因此，脱逃后的徐庆兰，不消多久，就找到了罗坤春，罗坤春带着他在大湖一带，窜走于咸水坑、七古林等地，安排他同撤下来的黄逢开在七古林一家群众所经营的蕉园地窟里住下来。

“当时，我忙着巡走在各基地之间，和黄逢开、徐庆兰也不能经常相见。”罗坤春用他独有的、和缓、简洁的语调说。“曾经告诉过他们的，两个人一道，一定不能同时都睡着了。一定要一醒一眠，轮番守护。一个睡白天。一个睡夜冥。”

这时候，罗坤春的神色闪现了一瞬间忧伤的暗淡之色。他轻微地叹了一口气。“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他们是怎样暴露了身份。”他独语一般地说。

徐庆兰是怎么暴露了身份，引起侦警到迢隔的山区抓到了徐庆兰和黄逢开？其实曾梅兰也老早问过这个问题。

１９５０年，曾梅兰辗转被送到警总看守所。他给二哥徐庆兰送过衣物饭食，自己住进十号房，就嚷着十四房里有他的二兄徐庆兰。

押房外头有个大院子，每天早上，看守班长一房房开门，限极短时间中让囚人们盥洗。“我关进来的消息，经善心难友辗转告知了我二兄，”曾梅兰说。第二天一早，我从窗缝里看见二哥在盥洗台上，背着看守，向我用手指比“二。一”。同室的难友说那意味着我二哥已经以“惩治叛乱条例”二条一款起诉。“二条一”，在当时就是死刑的意思。

“从此，我知道我哥原来已经是活在天天等人来点呼赴死的日子里了。”曾梅兰说，“我天天早上贪心地从窗口看着在盥洗中我那不知明日尚能存活也否的二哥。我二哥也每天在盥洗时间默默地凝望着他的小弟。很多时候，洗脸和抹泪对我常常是一回事……”

但是年轻的曾梅兰终于不能忍受这生离死别的苦痛。有一天，曾梅兰在全房放出漱洗时，趁隙不顾一切地冲到他二哥的十四房。“我渐渐听说很多案情是经人密报而招来被捕。我冲到十四房，问二哥有谁密报或着招供了他。”曾梅兰说，“我同二哥说，我会为他报仇。”

曾梅兰说，他哭着问二哥，语无伦次。“我二哥说，没有人相害。这条路是我自己走的。”我二哥说，阿梅兰，阿爸阿妈都好吗？他们都还好，阿哥放心了。“我说，”曾梅兰说，声音哽痖，“我说阿哥，这怎办？不怕，我哥说，我走，你要跟，要跟到底。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要勇敢。我阿哥说。”

曾梅兰因此被看守班长拖走，挨了一顿好打。“这以后不到两个月，我哥就被带出去了。”曾梅兰说，“和黄逢开同一天，同一时，走的。”

◇阿坤哥

六张犁公墓上，在绝命四十多年后，徐庆兰和黄逢开的猥小的墓石相并出土。报上刊出了曾梅兰的述怀。

“我一直到１９５３年才出来自首。”罗坤春平静地说，“是整个地下党、连整个再建后党核心也早已彻底被破坏后近一年后才出来的。应该可以说，我是最后一个人了。”

罗坤春没有明说的，是从新闻报导上曾梅兰的叙述中，他知道曾梅兰有所误会。“我１９５３年才出来。徐庆兰１９５２年５月在七古林被捕，当然不是我出来后泄露了阿庆兰的行踪……”他沉静地说。

１９４９年底开始，“省工委”逐次崩坏。１０５０年中叶，以陈福生为中心的地下党劫余干部，展开了党的重建工作，至１９５０年底，全岛各地的组织竟能再度形成粗略的规模。但是到１９５１年四月，这个重建核心在新竹、竹北的支部开始被国民党侦警逐一侦破。终于在特警全面、细密的布置下，在１９５２年四月间，重建的地下党因领导核心全部被捕而告瓦解。

这时，失去上级领导的罗坤春开始寻找可能残存的地下组织。当他在地下且走且寻，逃亡至鸭母坑一带时，突然遭到八十余宪警的围捕。他在惊险中开枪拒捕脱走。但一路上相伴而行的党的群众，却在混乱中失散。这时整个苗栗地区早已密布着敌人的侦探，形势极为险恶。身上的盘缠已尽，在严峻的形势下，群众已经很难再掩护逃亡的干部。“而我们也忌讳再去叨扰群众，以免祸及他人。”罗坤春说。在诸路断绝的时刻，一个漆黑的深夜，罗坤春摸回了自己的家。

在如豆的灯火下，罗坤春的父亲静静地听着面目黧黑削瘦落肉的儿子要求取得盘缠，立刻再奔赴逃亡的路。“出人意料的是，父亲没有半句责骂的话。我阿爸说，目前情况，危机四伏。只有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我父亲说的。”罗坤春说，声音平静，却若有所思，“他竟要我就躲在自己家里。”

罗坤春的哥哥当夜在宅院的后园，挖开一个隐蔽的地洞。“从此，白天里在地洞中躲藏，入夜出来洗澡、吃饭、活动筋骨。”罗坤春说。这时节，报纸上大量出现组织破坏，同志被杀，大量自首、自新的同志群出，和政府不断号召自首恫吓的消息。他在屋后黑暗、闷湿的地窟中，切肤地感受到整个形势在迅速而难以挽回地崩解。

一天夜里，他从地洞中出来吃饭洗澡。忽听得有人轻声相唤：“阿坤哥……”

罗坤春霍地拔出身上的手枪，准备地指向声音的来源。他看见那发声的黑影轻轻地叹息了：“阿坤哥，是我……你要开枪，我也认了。”

罗坤春很快地认出是他早听说已经出面自首的两位老同志。他想到，如果开枪把这两个人打死在罗家后院脱逃，老父亲和一家人都要遭到残酷的报复。

“这一犹豫，命运就起了变化。”罗坤春独语似地说，“是老钟和另外一个同志。他们说，咱组织全垮了……”

徐庆兰和黄逢开，据安全局的材料，是一个黄姓的自首后被运用的人，密报徐黄两人在大安乡竹林村七古林的行踪，布线侦察终至逮捕。

我忽然记起第一次到苗栗铜锣乡罗坤春家采访，主客坐定，说明了来意。“我是共产党人。”罗坤春平静地说。

“……”

“世人都说共产党多么坏。”他说，“我不那么想。”

到外双溪采访谢其淡，他也劈头就说：“我走过的路，是我自己选的。自己决定的。”

“是。”

“别人说，什么人受到共产党‘邪说’的欺骗、迷惑……”他说，“我就不是。我是照着我的思想去做……”№№　　我想到他抛妻弃子，在险峻崎岖的苗栗山区艰苦、勇敢地在危机四伏的地下跋涉，遇到农民的番薯田，同志们只挖瘦小的果腹。“共产党人不该拿人民的粮食。肚子饿了，没办法了，也只挑小番薯……”谢其淡说。会到社会，他照样奋力向前，从一个染工，升到染色技师，载誉退休。

“我曾经问过徐庆兰的大哥，问他关于徐庆兰的一些事。”罗坤春以他一贯平稳的语调说。

我沉默地记着笔记。罗坤春又为我们倒了一轮新茶。

“说是，黄逢开、徐庆兰，同一天叫出去。”

“是的。”我说，“说一说，你对徐庆兰的印象……”他沉吟了半晌。

“他，很老实，很正直……”这大半天来一直心绪平稳，说话不疾不徐的罗坤春，这时忽然泪流满面，怎么也无法自抑。“很勇敢，很好的，青年……”他哽咽地说。

罗坤春忙着掏出手绢揩着满脸不能自已的泪水。“对不起……”他说，“我，失态了。”

我沉默地、轻轻地摇了摇头，看着罗坤春低下头奋力吞声。我移目窗外，那是一个晴朗的天空。“不，罗先生。即使嚎啕失声，也不为失态的。”我心中无声地说。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