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靖邦笔下真实的遵义会议

　　长篇纪实文学草稿《北斗》(今年10月出版)片段：

　　温靖邦笔下真实的遵义会议

　　1月9日，中央纵队进城。

　　走在头里的是中央领导们，都骑上了高头大马。

　　城里的百姓和红军战士都在街道两旁观看。百姓们举着一些欢迎标语，显然都是地下党和“红军之友协会”组织的学生和教师。最前面的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半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朱德。

　　当长发纷披的毛泽东出现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据美籍作家采访了诸多目击者写下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叙述：

　　……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了。看到毛，战士们跃跃欢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他的名字。军队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领袖。

　　据遵义当地的目睹者回忆，战士们呼喊“毛主席”时，脸上都是欢欣鼓舞的笑容，不少红军指战员在欢笑之后又泪如雨下。他们已经很久没看见毛泽东能够走在中央领导行列了。

　　进城之前张闻天就向中央保卫局长邓发打了招呼，把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安排在一处下榻。邓发把他们安排到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那是个两层小楼，坐落在新城区穆家庙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

　　上了小山坡，毛泽东走到这座宅院门前观看一番。笑嘻嘻指着大门对张闻天说：

　　“洛甫呀，看来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啊!”

　　张闻天戏谑道：“今天我们三个人就做一回大人物嘛!”

　　大家都打了一阵兴会淋漓的哈哈。

　　看来心情都不错。

　　毛泽东、王稼祥住在楼上，张闻天住在楼下。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住在柏辉章那座两层的楼房里。中革军委办公地点也设在是处。

　　博古、李德分别住进柏辉章楼房近处的两个小院。

　　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集镇、村庄，发动穷苦百姓，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党组织和各级政权。短短几天，各级革命委员会(政权机构)就建立起来了;游击队、红色工会、儿童团、土改委员会、贫农协会、红色妇女先锋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数天之内就有五千多青年报名参军。你不能不佩服共产党的政工人员那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才华。

　　大街上到处都贴着标语，大都是这么几类内容：

　　“红军为土地革命而战!为耕者有其田而战!”

　　“红军要推倒不合理的社会，建立人人平等的新中国!”

　　“打倒地主老财的总头子蒋介石!”

　　“工农应该坐江山!”

　　“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欢迎白军弟兄带枪参加红军!”

　　遵义召开了两千多人的群众大会，成立遵义县革委会。

　　大会临近结束时，博古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从瑞金迁到遵义了。

　　解放后，那些当年参加过这次大会的遵义当地人都说，亲耳听见一位戴眼镜的瘦高个子青年领袖宣布了这个决定。笔者认为，那很可能是博古。

　　会后，红军篮球队和省立三中学生篮球队进行了友谊赛。红军篮球队里有一名“半老头子”的队员，后来才知道是朱总司令。

　　二

　　住下来以后，王稼祥有伤，累着了，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张闻天上楼来，听警卫员说他睡着了，就没进房间惊动。径往毛泽东房间去了。

　　他征求毛泽东意见，博古与周恩来各自在写一份报告，准备拿到会上讲，我们要不要请他们先交给政治局成员传阅一下?

　　毛泽东拿着刚划燃的火柴，正要点香烟。停住手，瞅了他一下，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待点燃，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才说：

　　“没有必要吧?以前没有过这个审读程序，这次如果添上了，会给人强加于人的感觉!如果他们主动向我们透露内容，我们可以说说我们的意见;如果没说，我们在会上听了再提出赞同或否定也不为迟。这样，是不是更合乎组织程序?也更民主一些?”

　　张闻天端着贺子珍刚给他沏上的茶，喝了一口，放下。脸上露出嘲弄的微笑，乜视着毛泽东说：

　　“人家从来不给你民主权利，你倒是忘不了给别人这个!”

　　“错误的东西怕民主;正确的东西不唯不怕，还欢迎民主!民主争论会把真理越争越明!”

　　张闻天由衷地点点头。“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大家希望由你来领头，你主事不会像他们那样一手遮天!”

　　毛泽东微笑摇头。“不是我来领头，是我们来领头!”

　　张闻天执拗地哎了一声说：“可是总得有一只‘领导团体’的‘领头羊’吧?革命实践已然证明，这个非你毛润芝莫属!”

　　毛泽东朗声打了几个小小的哈哈，又摇了摇头。说：

　　“只要坚持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这个领头羊不存在非谁莫属的问题!而且，这个领头羊如果由我来做，负面作用将远大于正面作用，万万使不得!”

　　张闻天愣了一下。端详毛泽东一番，见他神情郑重认真，困惑地问道：

　　“此话怎讲?”

　　“我们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办法向他们请示总书记人选。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恢复了联系，你们向他们推荐我毛泽东作总书记，定会遭到反对!从法理上讲，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总部的意见，甚至好恶，都不能不顾及。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考虑推举总书记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

　　张闻天沉默了片刻，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共产国际长期以来对毛泽东的布尔什维克品行是否纯洁，始终存在争论，就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发表过阐释马列主义理论的文章。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是因为电讯密码遗失造成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了，就得向莫斯科禀报博古等人下台后的中央委员会新成员名单及其分工，毛泽东作总书记在那里一定得不到通过。他抬头问毛泽东道：

　　“那么你认为现在由谁来干比较好?”

　　“你，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神情郑重，斩钉截铁地指着他说。

　　“怎……怎么会是我?”张闻天的脸渐渐红了，看了看毛泽东，又避开了他的目光。“不，不行!总书记，我不合适!”

　　“稼祥受重伤，承担得了吗?不行，除非你想累死他!你有民主作风，从谏如流，现在又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共产国际也信得过，通得过!你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我担心我能力有限……”

　　“我们大家帮你呀!当仁不让，不要犹豫!”

　　“那你可得好好帮我!”

　　“那是当然!”毛泽东说罢，停顿了一下，皱眉思索。然后说：“不过，这次会议我还是倾向于主要集中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这个是当务之急!党的总负责人，最好缓一步再换。洛甫以为可否?”

　　“缓一步，缓一步……”

　　正在这时，周恩来的警卫员来了。警卫员说，总政委请毛主席过去坐坐。

　　毛泽东在自己的警卫员陪侍下，由周恩来警卫员引路，走下小丘，穿过小巷大街。见每条街的商铺都开张了，买东西、闲逛的人进进出出;饭馆酒店也重新营业，进去出来的人大部分是红军战士。每个战士身上都有从苏区带出来的十来个大洋。毛泽东知道，总部鼓励暂时没有任务的指战员下馆子、进商铺消费，支援遵义当地的商业。商人们喜笑颜开，多年后都在回忆，红军在的日子是他们生意最繁荣的时候。毛泽东还知道，方圆一两公里内外的打土豪运动，将大量物资分给了穷人，只留下一部分布匹，由当地几十家缝纫店协助红军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新军装和被盖;收缴的黄金、银元数量很大，除了总部保管之外，每位指战员也携带了一些，以备作战掉队时使用。毛泽东见到街上百姓、红军人流如织，满意地笑逐颜开

　　周恩来站在柏辉章公馆大门外迎接。

　　毛泽东笑嘻嘻地打趣道：“我又不是客人，何用在此迎候?”

　　周恩来边往内延请，边笑道：“没住在这幢楼里，就算是客人，何况主席还住在半公里外的山上!”

　　在周恩来的卧室落座。

　　周恩来将一杯早就沏好的茶放到毛泽东面前，说：

　　“这是警卫员从茶叶店买回来的，据说名字叫‘黔绿’。主席尝尝味道如何!”

　　毛泽东急于知道周恩来找他谈什么，所以对茶心不在焉，只应付地品了一口，口称好茶。

　　周恩来一笑，明白他此时“志不在茶”。

　　周恩来将一叠草稿交给毛泽东，说这是他写的会议发言，请毛泽东以私人身份给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解释这是根据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的提议，对五次反围剿以来总的方针进行一次总结和解释。会上将由博古谈政治方针;周本人因分管军事，就专谈军事方针。

　　毛泽东看完这份草稿之后，一时沉吟不语，只品茶吸烟。

　　周恩来审度地看着他。不禁有些担心，微笑着问道：

　　“怎么，主席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不不，恩来多心了!稿子写得很坦诚，也颇有自省精神……我在想，强调了敌我力量悬殊、本次反围剿以及其后的湘江强渡的特殊情况之外，可不可以找一找我们自身的主观原因——军事路线上的原因?如果把着重点放在这里，恐怕更能服众吧!恩来以为然否?”

　　周恩来沉默了一下，深深点了两下头。说：

　　“啊，是这样，是这样，主席指点得对!一会儿我重写一稿，然后再请……”

　　“恩来，你不要再客气了!”毛泽东摆手打断他的话，恳切地说：“自从前几次我们在路上深入交谈，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坦诚与无私。有了这个，不仅稿子可以修改得更好，一切都可以办好的!稿子不必看了，我们在会上再讨论如何?”

　　他们谈到了政治局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态度十分坚决。他说：

　　“你们那个三人团绝不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一切独断专行，怎么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吃败仗呢?”

　　“是的，这个我也已经痛切感受到了!”

　　“对于将来组建新班子，恩来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博古和我不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了，这个是肯定的;至于李德，他只是个军事顾问，只要没人听他的，他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轻轻摇了摇头。恳切地看着周恩来，说：

　　“我个人认为，具体的人和事，不应该一刀切!三人团当然要坚决切掉，但三人团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决不可一刀切!只要把党的路线端正了，以前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也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好作用。比如恩来你吧，我个人认为应该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仍然负责军事!”

　　周恩来苦笑道：“第四次反围剿是听了你的指点，所以获胜了;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我们没听你的意见，一败涂地!事实已经证明，党的领袖、红军的统帅应该是你，毛泽东同志!我再干下去……”

　　毛泽东鼓励道：“以前的失败，不能全记在你一个人头上，要记在错误路线头上!大家如果能同意我的建议——也就是请你继续主持军委工作，我一定会尽全力协助你!”

　　周恩来没有说话，动情地握住毛泽东放在椅子扶手上的手，感慨系之地长叹一口气。

　　后来，周恩来说：“博古同志让开后，总书记一职，我个人希望你来担任!据我所知，这也是不少同志的愿望!”

　　毛泽东戏谑地笑道：“总书记这职务我可干不了，太累人!再说我还要集中精力协助你打仗呢?而且，没有经过全党代表大会认可，我们不能过早用这个名头，应该叫总负责为宜!”

　　毛泽东又说：“洛甫干这个活儿最合适，我知道他一定愿意干的。不过不必一定要在这次会议解决太多的课题，弄不好会吃夹生饭的。缓一步再说，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这天，他和周恩来交谈空前融洽。可以说是从这一刻起，开启了他俩的终身合作。

　　毛泽东回到下榻处，刚要休息一下，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就来了。

　　李卓然敬了礼之后，笑嘻嘻地说，临走之前董振堂再三叮咛他，一定要告诉主席，这次“汇报思想”，他李卓然是代表全军团指战员，并非个人意见。

　　毛泽东打着哈哈，拉李卓然落座，一边说：

　　“代表大家也好，只代表你个人也罢，都可以说!”

　　李卓然说，也许我的意见不仅代表五军团，也能代表更多的同志，反映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愿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败仗连连，特别是湘江一战就损失了几万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前九万多，突围离开苏区时八万多，湘江之战以后仅剩三万多人!大家要求必须清算这笔账，必须撤换中央领导，否则现在的三万人会被他们糟蹋得精光的!

　　毛泽东说，中央马上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请你们几位军团负责人列席参加。你可以把这些话拿到会上去说一说。

　　李卓然兴奋地说：“中央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把话讲透!”

　　他沉吟了一下，又说：“广大红军指战员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期盼主席指挥我们!以前主席指挥我们，从来都是红军获胜，白匪吃亏，大家十分怀念那样的日子呀!”

　　毛泽东点头不语。

　　李卓然正要辞别，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来了，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来了，总参谋长刘伯承来了，接下来各军团的负责人陆续来了。李卓然又坐了下去。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很多带情绪的话，主要内容其实与李卓然大同小异，李卓然哑然失笑。

　　毛泽东叮咛他们，各自带好自己的部队，不准出任何差错。中革军委的人事问题，要相信中央会解决好的。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他们的居住地密锣紧鼓地作着开会前的各种准备。

　　三人商定，张闻天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并就此与毛泽东、王稼祥进行了反复磋商。

　　毛泽东也准备了一份书面发言提纲。他也把他准备沿着提纲将要在会上发挥的具体内容向张闻天、王稼祥二位战友交了底，听取他俩意见。

　　关于三个人谁先放第一炮(发言)，张闻天、王稼祥主张由反三人团的主将、两条路线较量的中心人物毛泽东来放。

　　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最策略的顺序应该是张闻天来击发第一炮。理由是政治局常委除了博古、周恩来、项英就是张闻天，而且排列顺序是在博古之后、周恩来之前，张闻天还是书记处书记。将来共产国际若要过问这次会议的合法性，张闻天的身份也足以抗住可能发生的质疑。

　　遵义会议的议题，毛泽东建议由洛甫去找周恩来商榷，可否暂定两点：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分清是非，明确责任;就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作出决策。

　　毛泽东指出，关于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敌情，最初打算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已不相宜，应该迅速北上，在川南渡过长江，寻求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柏辉章公馆二楼有一间比公馆内其他屋子大得多的屋子，被作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屋子中间放一张长方形桌子，是从附近学校借来的。桌子上摆放了几小堆当地产的糖食、点心，然后就是十几副茶杯。桌子周围摆放着木质椅子、藤椅、长条木凳。还有一盆木炭火的火盆。

　　15日傍晚19时，吃过晚饭的人们陆续来到这里。王稼祥是用担架抬进来的。人们帮助他起身，坐到一张舒适的藤躺椅上。

　　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个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列席的各军团负责人以及《红星报》社社长。据伍修权回忆，这些人的名单为：“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李德为列席身份，以下的列席者还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红星报》社负责人邓小平到会采访(页末注：会议后期在毛泽东竭力举荐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开会常常如是，有时还在溪边田中。各人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了。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几个凳子空着，掉头问周恩来道：

　　“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刘少奇还没到，怎么回事?”

　　“他们几位都分别来过电话，”周恩来小声解释。“交代完工作就来。也就稍晚一会儿吧!”

　　“是不是……”

　　“先开着吧!”

　　于是，博古就对大家说：“有几位同志还没到，时间紧迫，不等他们了，我们先开着吧!”

　　会场里原先的小声交谈都停下来，刹时静得能听见人的呼吸。

　　博古从他那只莫斯科带回来的黑皮公文包内取出报告提纲，工整地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开始讲话。

　　“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现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抱怨很多，有用书面形式批评中央的，更多的是直接找我和恩来同志谈。一路争论、各持一端，说得上十分激烈。归纳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两个：一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看法，二是对突围西征以来军事指挥的看法。其实这两条也可归纳为一条，一言以蔽之，对本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信任。现在，我们在遵义安顿下来了，趁这个机会，大家好好讨论，认真总结过去的工作，以利于下一步行动。这就是本次会议的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手说：“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很好。”

　　博古满意地点了点头，又下意识地扶了扶眼镜。说：

　　“那么我就代表中央作一个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完了后，恩来同志做一个军事方面的报告。然后大家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

　　这时邓小平轻脚轻手溜进会场，找了个靠墙壁的空位子坐下。坐在门附近负责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对他点头打招呼。

　　博古看了看摊在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讲起来。

　　“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反围剿，我们没有能予以粉碎，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但这个“责任”，他自始至终都讲得很抽象，说到头与会者也不明白他究竟认为自己该负什么责。接下来他把这次反围剿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过于强大;抱怨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的牵制作用没发挥出来，各根据地之间互相配合不密切;还夸大了后勤供应质量。

　　毛泽东从棉大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沓折叠成本子的毛边纸，放到面前的桌上;又从上边小口袋里掏出一支用去一半的铅笔。认真听博古说话，不时记着什么。但脸上没有表情，看不出对博古的话是赞同还是反对。

　　讲完后，博古边收起桌上提纲，边说：

　　“下面请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

　　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多年后回忆，此刻没人鼓掌。笔者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只能猜测：也许是大家对博古的报告不感兴趣，也可能是那些年还没有鼓掌的习惯。

　　博古把提纲放进皮包里，就留神观察大家的表情，冀能捉摸出大家对他报告的态度。透过镜片，不难看出他眼睛里颇有几分焦虑和紧张，有人回忆说还有点诚惶诚恐的味道。

　　周恩来站起来，拿起他那份报告提纲。客气地环顾了一遍大家。他发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在注视他，眼里含着一种鼓励与期待。

　　周恩来做的这个报告，算是作为红军主要领袖和战争的主要指挥者进行的交代，也算是博古主报告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指出根本而论是军事路线出了问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也不客气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约莫讲了五十分钟，与博古的时间旗鼓相当。

　　对这一个时刻，李德多年后在其《中国纪事》里这样评述：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作战失利”，“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李德)划清了界限。这就给毛(泽东)提供了他所希望的借口，把他的攻击矛头集中到我们两人身上，让到会的多数人起来反对我们;而他从此也对周恩来多方加以庇护。他把周恩来的真正错误，例如周关于在长期战争中通过战术上的胜利来夺得战略上胜利的理论，都算在我和博古账上。”

　　此时的李德，坐在过道的门旁，脸上显然有恼意。一个劲地用吸烟来平抑心中的风暴。李德认为，周恩来今天的态度，其实已在他意料之中。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到“通道会议”，他察觉周恩来开始动摇了，出现了不与博古和他合作的倾向。“黎平会议”后，周恩来否定了他与博古的意见，转而按毛泽东主张办，为此他和周恩来还大吵了一场。此后他越发感到周恩来抛弃了他与博古，倒向毛泽东一边。他记起了突围前夕项英叮咛博古的话：要警惕毛泽东夺权!

　　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

　　博古温和地说：“对两个报告有什么看法，请大家讲讲!”

　　毛泽东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张闻天接着说：“我也不同意!”

　　王稼祥也说：“我不同意!”

　　其他有表决权的人也纷纷表态。

　　尽管应该是意料中的事，可真的发生时，博古感到突然了，惊惶起来。

　　毛泽东大声说：“洛甫同志有重要发言，请他讲一讲!洛甫，开始吧!”

　　张闻天站起来，拿起刚才根据博古讲话又临时改动过的那份提纲，说：

　　“我和博古同志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现在讲一讲，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洛甫首先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拒绝了毛泽东的合理化建议。其具体表现为：不顾敌我兵力悬殊，大兵团对阵，堡垒对堡垒，死打硬拼;毛泽东一再提醒他们与闽变当局合作，以分蒋介石之势，但三人团断然拒绝;战略转移与突围，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前进路上敌军云集之际还要坚持去走蒋介石已知的路，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

　　对于张闻天空前尖锐的批评，博古颇为震惊，心里寻思：这不像以往开会的气氛，他们想干什么?对了，还把这么多军团负责人召来列席!是要夺权，把老毛抬上去么?他这才开始不安起来。

　　而在场的绝大多数人，从他们脸上看得出来，对洛甫的发言普遍持肯定和欢欣的态度。

　　柏辉章挂在墙上的大钟敲了十二下。

　　博古宣布休会，用餐、休息两个小时，下午2时半继续开会。

　　大家三三两两低声议论着三个报告，纷纷离开了会场。

　　吃过午饭，向大家道了暂别，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回小丘上的穆家庙巷子休息。途中，他高兴地对张闻天说：

　　“你讲得很好!第一炮打成功了!”

　　“承蒙过奖!”张闻天多少有点腼腆，“可能讲得不深不透吧?下午的主炮还得你来放，你一定要好好讲!”

　　“要讲的!是要好好讲讲!”

　　彭德怀、杨尚昆策马离开三军团司令部所在地懒板凳，径奔遵义。

　　进城来到老城区柏辉章公馆，已是午后1时了。将马匹留下，上楼向周恩来报到。

　　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会议情况，大略讲了一下三个报告的内容。最后说：

　　“你们好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还要继续开会。争取都发个言，讲讲你们的意见!”

　　“毛主席住在哪里?我先去看看他吧!”杨尚昆说。

　　“一块儿去吧!”彭德怀说。

　　彭、杨在往毛泽东住地去时，一路上说着话，猜度这个会可能导致的结果。

　　午后的会是按时开的。

　　没有人迟到。可能是上午听了洛甫与博古针锋相对的报告，以及周恩来检讨式的副报告，都十分关心会议的发展，更关心最后的结果。

　　博古宣布继续开会。

　　凯丰要求发言。

　　张闻天做手势请他稍候，说：

　　“请毛泽东同志先说，他上午就该说了，被我僭了先!怎么样，博古同志?”

　　博古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好的，毛泽东同志先讲。”

　　毛泽东向后拢了拢满头乌黑的长发，款款起立。

　　那时他比较年轻，身材高大挺拔;长期在疾风暴雨和硝烟里出没使面部呈古铜色，而秀气的双目却黑白分明，闪烁着时而柔和时而刚毅时而两者溶合的光，顾盼之间从容潇洒，堪谓风度翩翩。

　　他手里拿着那本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但言谈间却很少看一下，因为那时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侃侃而谈，不讲北平官话，满口湖南湘音，从容的举止、儒雅的风度、自信的神情，使那湘音显得特别有魅力。

　　“……博古同志上午的报告里，对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刻意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页末注：《遵义会议文献》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环顾大家。包括被批评的周恩来在内，一多半人都在默默地点头。

　　毛泽东继续他的发言。

　　“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页末注：石永岩著《从遵义会议到延安》9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说到此，毛泽东把目光移向周恩来。

　　周恩来迎着他的目光，坦诚地点了点头，又掉头对身旁的同志悄声说“主席说得对”。

　　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了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页末注：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19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毛泽东讲到这里颇为愤慨，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而且把目光投向博古。

　　博古一脸忧愁，避开了他的逼视。

　　毛泽东继续说：

　　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求，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页末注：陈果吉等主编《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19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毛泽东此前已放下了手里那一沓毛边纸，自由发挥开了。

　　“这里，我要斗胆说一说华夫(李德)同志的工作，很不称职呀!华夫同志最擅长的就是手执一支铅笔，在地图上这里划条线、那里标注个点;还有就是把西班牙内战的模式搬到中国来。典型的闭门造车、典型的纸上谈兵啊!华夫同志从来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完全是瞎指挥!”(页末注：《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南巡中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由于毛泽东说这话时不断瞥视李德，眼里含着嘲讽与愤慨，使坐在门口的李德敏感到是在指名道姓说自己。于是督促译给他听。伍修权本欲略过，免得李德又暴跳如雷，此时只好照译了。李德听了，将手中的半截香烟用力掷向过道外，霍然起立，指着毛泽东用俄语呵斥道：

　　“毛!你这是报复，报复我以往批评过你，是不是?今天，你是抓住机会找我算账了!”

　　毛泽东笑吟吟地把视线固定在他脸上，一头云雾地眨巴着眼睛说：

　　“伍修权，他说些什么?”

　　伍修权赶忙起身，把李德的抱怨准确地译出来。

　　毛泽东啊了一声，没有理会李德，只微微一笑平静地说道：

　　“有话好好说嘛，发什么火呀!”(页末注：《遵义会议，历史的丰碑》，毛泽东旗帜网，2006年9月8日。)

　　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毛泽东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他的发言好像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拟就了一个批判提纲，只待大家去补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里费力地调整了一下身子，稍稍坐起来一点。说：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发言!诚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决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页末注：《革命危急关头的王稼祥与毛泽东》，载《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9期。)

　　张闻天也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意见。他说：

　　“……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页末注：《张闻天与长征》载《国防》杂志2006年8期。)

　　聂荣臻说：“毛主席指出顾问同志是瞎指挥，我们完全赞同，我们对此有痛感呀!华夫顾问对部队的一个军事哨位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地方，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都不干涉的事，他都要横加干涉、强行改变。这不是瞎指挥，又是什么呢?”

　　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气得用力挥了一下手。但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因为他记得那都是事实。

　　林彪没有直接批评三人团的错误，只把一军团在五次反围剿以来惊人的伤亡数字罗列出来，与前四次反围剿进行比较。然后扔出一句话：再这样用兵，一军团只能打光。

　　李卓然说：“我们五军团在瞎指挥之下付出了惨重牺牲后，基层指战员口没遮拦，不下一百人次质问我，‘政委，上边究竟是哪些人在指挥呀?毛主席在干什么呀?’”

　　毛泽东慨然叹道：“五军团的同志们在批评我呀!惭愧!惭愧!”

　　彭德怀是个脾气不好的人，对谁他都敢顶撞。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三人团的瞎指挥深有痛感。他想起了广昌战斗后与三人团的一次大吵，心情便难以平抑。

　　“今天我要说的话，其实几个月前就对中央领导说过了，当时还吵了个一塌糊涂!今天既然是全面总结，那就有必要旧话重提，再说说!那场战役，中央领导坐在瑞金，指挥我们第二次进攻南丰。荒唐啊，居然连迫击炮放在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绘制者事前根本就没有实测过，有些时候连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就像毛主席刚才嘲笑的，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善于应对突发战况，一、三军团早就被中央领导们断送了!广昌战斗，完全就是逼我们同敌人拼消耗，损失空前惨重啊!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有六年了，创造根据地八年了，不容易啊!就这样被你们的瞎指挥断送掉了，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呀!”(页末注：《毛泽东与彭德怀》58—59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博古坐在那里，双眉紧锁，一言不发;就像个被告一样。

　　李德不断吸烟，倾听伍修权的翻译，神情十分沮丧。

　　刘伯承感触良多。他最初对三人团的错误看得并不是很清楚的，甚至一度还缺乏认识。逐渐感到这种打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尽吃败仗，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大家对军事指挥有抱怨，也只能背后发牢骚，不敢公开向上面提出来。他用四川话说道：

　　“第五次反围剿，毛主席分析得对极了!我们确实在军事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前面好几位同志已经说得很具体了，我在这里不必重复。我要说的是，这些来自中央的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察觉，是不敢说呀!谁敢说就是思想动摇，就是机会主义，甚至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页末注：《历史的选择——长征中的红军将领》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又有几个人发言。都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三人团的错误。人们的发言基本上是摆事实讲道理，尽管气氛肃然，但没有任何过分的言词。但是，后来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越多的问题摆出来大家越有气。

　　终于，一直被三人团实际上当传令兵使用甚至有人戏称他为天篷元帅的朱德终于拍了一掌桌子说：

　　“把毛泽东同志排斥出领导集体，是一系列错误中最根本的错误!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朱德这话可是说到要害了，大家心里一震，无不面露赞赏之色。但一时却没人说话，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人们都在深思这个问题;特别是几位在场的红军将领，感到总司令说出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心声。

　　博古抬腕看了一下表，说：“5点半了，今天的会是否就开到这里?”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下周恩来。

　　周恩来点头说：“好吧，明天继续。”

　　博古说：“总司令刚才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建议大家会后好好考虑吧!”

　　后来的会议，毛泽东拒绝了大多数人要求他做党和红军一号领导人的呼吁，主张现有的党和军委领导班子不必作太大变动，以体现思想路线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

　　会议经过了三天讨论，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

　　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指挥红军，毛泽东协助他们;指定洛甫起草决议，经常委会审读后，发到支部一级讨论。

　　会内会外，许多同志要求毛泽东取代博古领导全党并主持军事。毛泽东坚决推辞，借口自己身体不好，重病缠身。所以张闻天在决议上写下“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以示总负责人尚未定，暂时由博古代理。

　　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路线)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评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页末注：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1982年2期。)

　　最初以《红星报》总编和记者身份列席会议，后来在毛泽东竭力举荐和多方斡旋下被任命为秘书长的邓小平，这样评价会议的成果：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事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这样评价：

　　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页末注：《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一期。)

　　会议结束以后，过了一段时期，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负责”(因为无法召开党代会确认，故不能称总书记——笔者)，后来又组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也就是新的红军统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