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引蛇出洞”还是相时而动：再谈流沙河其人其事（上）

是“引蛇出洞” 还是相时而动：再谈流沙河其人其事（上）

——　谭兴国　先生访谈录之二

流沙河在某网站答记者问以及在一些媒体的座谈会上，多次表白自己从来就没有过反对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心思，相反还抱着一种崇仰之情追随左古。后来响应毛主席号召“帮党整风”， 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东西，完全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不料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没名其妙地” 成了右派分子。

这一席话让我们想起了国内外一些人对“反右” 的评价——引蛇出洞。亦即先诱使你大放厥词，然后揪往你的小辫，无限上纲，深文周纳，打下十八层地狱。从流沙河对媒体的多次答问可以看出他也是作如是观的。

不可否认，“反右” 确实误伤了不少同态和朋友；但如果说要全盘否定，那也不符合当时的实情。否则，章罗联盟要共产党下台以便由他们来改旗易帜推行欧美制度、一个姓龙的高官叫嚣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作何解释呢？

然则流沙河是属于“误伤” 抑或“准确命中”， 不可遽下结论；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1956年是双百方针的活跃期。系由　1956年4月27日　政治局讨论，毛主席作总结，确定为党的方针。这场被西方人称为“百花运动”的“思想解放”之举，是否有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子，也不便遽下结论。但它的有力倡导者是毛主席则是毋庸置疑的。只有他才有那样的胆识，那样的气魄。然而即使以他那样的崇高威望，也受到了党内“马列主义正统势力”的挑战。这些同志抱怨在双百方针鼓励下产生的一些作品对新社会“充满着失望和讽刺”，担心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家之唱”，表示“看不下去”。毛主席及时召开了几场会，对这些同志进行了批评，充分肯定了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与建设性作用。其中有一场会的规模较大，参加者有各省市自治区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八百多人。会期从　3月6日　—13日，共八天。毛主席从头到尾出席每一个座谈会，倾听意见，解答疑问，畅谈看法。可见重视的程度与关注之殷。他希望用双百方针来活跃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在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他12日向大会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不短，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他侃侃而谈妙语连珠幽默风趣，与会者无不倾倒。那个素来讨厌政治、不和当政者打交道的傅雷，听完报告，激动不已，写信给他的儿子傅聪，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了，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堪称“艺术高手”，“而且胸襟宽大，思想自由”，“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傅雷告诫在波匈事件中站到亲西方势力一边的儿子道：“毛泽东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傅雷说的是心里话。就在他后来大鸣大放中走得很远而成为右派时，他依然认为是一些“心怀叵测的政阀与党阀”蒙蔽了毛主席。傅雷的怀疑也许有道理。毛主席一再告诫主持反右斗争的领导，全国的右派不会也不应该超过五千人。而这些领导并不理睬，放手划定了五十万右派分子。

毛主席对推行双百方针的决心是很大的，尽管有来自苏联与国内同志的不满与抱怨，他也不改初衷。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国内受其影响，出现了以“成都二师学潮”为标志的群众闹事现象，毛主席也力排众议，断言匈牙利事件与中国的这些现象不一样；他坚持认为国内群众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由官僚主义引起的。甚至认为“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法”，“是调节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而且“国内合法的反对派正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要素”。

假如后来没有发生少数右派借整风之机全面否定共产党，企图颠覆人民政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得不起而应战，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许早就在毛泽东的有力推动下得到基本确定了。历史是不可假设的。在那场大较量之下，不幸几十万精英受到误伤，成了党内一些野心家和党阀的牺牲品，成了少数对新社会怀有仇恨的人的陪葬。事实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有时甚至很激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潜藏在我们社会的深处。

最初是共产党在毛主席推动下，为繁荣社会主义事业，打击官僚主义，全力提倡双百方针，发动整风运动；接着是少数期盼变天复辟的人借此机会向人民政权发动猖狂进攻。在这个短短的过程中，什么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不能由他本人说了算，也不能由什么红头子文件说了算，而应该由事实说了算，由历史来作结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