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基因是“救党”或“炮打”论的最好实践

   “救党保国”论和“炮打”论出笼以来，可谓褒贬兼有，议论颇多，迄今不断。尽管所论都不无道理，但因之过于空泛或纯属网上谈兵，与现实相距甚远，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所以与其关注所论，不如着力反转，因为这是“救党”或“炮打”论的最好实践和保证。

    有网友说得好，中国不缺理论家。高明的大夫不仅会对症下药，还须做出切实管用的医嘱，即不能开完药方了事，而是应该详细告知患者及其亲属如何煎制、服用和忌口等事项。以免药到而病未除，甚至起反作用。“救党”或“炮打”论就是如此，论者只是告诉人们欲“救”和欲“打”的目标及理论上的“因为所以”之类，忽略了或根本无视其行动的时机、步骤、细节和料想不到的困难，结果无疑是形同庸医而颇遭诟病。

    说反转斗争是“救党”或“炮打”论的最好实践和保证，是因为关系到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反转必及其人，必然要涉及积极推广转基因的张启发、黄大昉等美国鹦鹉，与之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农业部的汉奸们，特别是豢养、纵容、支持和庇护这些美国鹦鹉、汉奸们的作为党和国家决策高官的大卖国贼。反转斗争进入到坚决揭露或铲除这些汉奸、卖国贼的关键阶段，作为腐败利益集团或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党政高官能不赤膊上阵直至暴露其丑恶嘴脸？如果说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那么所谓的“救党”或“炮打”岂不刚好在其中了！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对于“救党”，意义固然重大，但绝非仅限于口头之“救”，而是重在行动，即在于能否主动向那些危及党的生命的腐败问题、修正主义、卖国主义和错误路线展开坚决斗争。斗争越残酷、激烈和富有成效，党的生命才越能确保。就像杨芳洲等反转志士那样，深入而广泛地开展下去，直至引发一场举国反转、反汉奸和反卖国贼的人民战争，结果能不是最实际和最好的“救党保国”？

    谈及“炮打”之论，所论者只要稍加思考几个问题，即谁可做号令三军乃至全国人民的统帅？谁来侦查敌情？谁来扫清前进障碍和外围之敌？谁来担任主攻？谁来运送炮弹和各种给养？谁来与战斗在敌司令部的同志取得紧密联系并确保其生命安全？……在这一切都没有充分准备或纯属未知的情况下盲目鼓吹炮打，如果没有或排除其它用心，则结果只能是左倾盲动主义的自不量力而得不偿失或自取其祸而已。

    迫使当权派放弃“重组改制”和“攻坚国企”反动政策的通钢工潮爆发之际，“救党”论者和“炮打”论者做了些什么？举国大力声讨富士康残酷剥削工人以致“N+1”跳楼死之际，“救党”论者和“炮打”论者做了些什么？辽宁庄河千余农民跪政府而很有燎原之险的时候，“救党”论者和“炮打”论者做了些什么？特别是杨芳洲等反转志士组织部分北京市民冲进农业部抗议转基因犯罪，造成当权的汉奸、卖国贼既不敢公然镇压，又极力封锁消息而生怕影响迅速扩散之际，“救党”论者和“炮打”论者做了些什么？……如果在类似很有可能造成举国响应的重大事件中，自诩为“左派”或“左翼”的同志不是瘸子打围座山喊，而是挺身而出，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全身心地予以大力声援和必要的支持，则即便不说“救党”或“炮打”，谁又敢说你们不是在以行动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