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要奖金谈起--以此文纪念铁人逝世38周年

从不要奖金谈起——以此文纪念铁人逝世38周年

钟声

“1958年6月，我们1202钻井队全体职工纷纷提出不要奖金，很快，包括1205等许多钻井队都效仿我们，开始不要奖金。‘逼’得上级没办法，只好从此取消奖金。”

原1202钻井队党支部书记、大庆钻井二公司农工商党委书记刘正魁，一次与我谈心时旧事重提，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们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和努力超额完成任务，是我们理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党和国家已经给了工资，再拿奖金实在过意不去。再说国家还很穷，不为国家着想还叫啥主人翁！”

你们当时真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吗？我问道。

“当然。那时节，各级党员干部个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我们工人都能干。工人有困难，领导比工人还着急，不解决连饭都吃不好，觉都睡不稳。对于我们工人提出的意见，对的马上就接受，不对的也心平气和地给以解释，决不穿小鞋。在这样的环境里，谁感觉不到自己在当家作主，那才怪呢。”

眼瞅着老刘书记越说越激动、越自豪的样子，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下了这段谈话后，感奋和忧虑一齐涌上心头。甚至多年以后每每忆起，都会感叹不已。

说良心话，以1202、1205等钻井队职工为代表的广大石油工人，当年自觉为国家着想，“不要奖金”，这种实属难能可贵的主人翁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谁能不为之感奋！相反，面对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一切向钱看”、奖金多多干活，奖金少少干活甚至消极怠工等不良现象，谁又能不为之深感忧虑？

当年的广大石油工人何以会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正象刘书记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切实“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也诚如所言，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奉献之举的产生，是有主客观条件的。从客观上讲，主要来自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来自于一种催人奋进的社会风尚，特别是来自于对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好坏具有举足轻关系和决定因素的人民公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率先奉献，非此不能！

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多年来，社会上也出现过一些无私奉献的事例。但是，同五、六十年代相比，从质到量，都远难相及。症结在哪？就在于从中央到地方，放松了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放松了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爱集体和爱人民的传统道德教育，更放松了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教育和表率作用教育——这是决定的因素和关键的关键。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风波的惨痛教训尤其证明，放松了这些须臾缺之不得的教育，并且一味宣扬“致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和一切向“钱”看，极端的利己主义甚至损公肥私和无政府主义就要泛滥成灾；党和政府的清廉、威信乃至生命，就会随着腐败的愈演愈烈而受到严重伤害；早已蔚成风气的无私奉献精神、主人翁精神就会日渐消祛甚或被人敬而远之，受到讥讽。所谓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大寨精神和雷锋精神“过时了”、“太正统了”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意味什么？

事实上，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时刻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宗旨，即教育全体人民，特别是教育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发展——绝大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先富”的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社会主义所以能够被国际社会公认并不断发展，就在于她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也正因如此，绝大多数人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才能为所爱的国家、政党和社会心甘情愿地做贡献而非只图索取。而如果说这恰恰是当年广大石油工人主动“不要奖金”的思想基础和源泉，那么她给当今的启示是否就在于此？她给大庆油田持续稳产4000万目标实现的启示在哪里？

（注：铁人王进喜于1970年11月15日逝世于北京。特以此文纪念铁人王进喜逝世38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