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尖兵：文革不应成为漂白违纪违法分子的借口

　　学习党史时，发现某些所谓“迫害”属正常的惩处违法违纪行为，但因为发生在文革年代或前三十年，便成了“迫害”，某些人由此被漂白得异常无辜。

　　如“北大才子”沈某，父亲是民国官员，母亲是右派分子，因经常撰写反共反社会主义文章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曾装扮成黑人，试图闯入某国驻华使馆被抓。这些行为即便放到现在，也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但仅仅因为发生在文革年代，沈某便成了反对文革的英雄和专治迫害的冤魂。

　　“最*奋斗者”张某，刚开始因作风问题，下放到五七干校；1968年12月被举报有“现行反革命”问题，被送到干校“学习班”，从此失去自由。重压下的张某精神出现问题，如大冬天跳到洗牛池中乱蹦乱跳，大骂林彪、江青，后直指毛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书写张贴反动标语，如“打倒毛**”、“绞死毛**”、“油炸毛**”、“千刀万剐毛**”等；还在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攻击、漫骂毛**和周总理的言论，后于1969年9月被判刑入狱。但她入狱后拒不反省、拒绝改造，还大肆谩骂监狱长，继续呼喊“打倒毛**”等口号，由此成为反面典型而被判无期。1973年11月，张某在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时，突然站起来喊道：“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一时众人震惊，由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监狱提请加刑，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1975年4月被处决。从中看出，张某从1969年9月被捕到被执行死刑，前后长达6年，而且从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到死刑，中间经过很多环节，只要稍微收敛都不至命丧黄泉。她之所以被杀，就在于因一心求死而坚持反动立场，由此触犯文革时期的法律，而且这些行为，即便放到现在也是违法行为，但同样因为发生在文革年代，张某也成了“英雄”。

　　被捧为“圣女”的林某，起初仅仅因为有点错误言论，但态度过于嚣张才被划为“右派”，后在她官员母亲及中央部长史某、大学校长吴某等人的努力下，学校安排她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听起来很唬人，但内容仅是在学校资料室整理书籍、收集资料、制作卡片等，每月还发放了能够保障学习生活的助学金。此时的林某，劳动量不大，生活水平尚可，期间还谈了恋爱，所受惩罚不大，而且学校、公安等单位后来还数次给了她改正的机会，如休学养病、保外就医等，但林某性格偏激、一意孤行，不仅没有珍惜来之不惜的机会，反而变本加厉对抗组织，如参加地下组织、散发“反动”传单，向英国驻上海代办寻求帮助等，后在狱中多次绝食自杀，并试图通过狱警向海外组织邮寄资料，致使矛盾逐渐激化，性质越来越恶劣，她也由“右派”分子变成“反革命”分子，普通罪犯变成刑事重犯，直至被判死刑。林某的死也许是个悲剧，但只要她在任何环节有所收敛，就不会酿成悲剧；而且像她的这种“反体制”行为，放到任何社会都将受到严惩，但只因发生在文革年代，林某便成了“圣女”。

　　还有“科学家”束某，其父亲曾在民国政府担任全国水利局主事，后成为资本家；弟弟是《自由论坛》主编；弟媳妇是“国大代表”，曾任宋美龄秘书；连襟是国民党蓝衣社社长、军统特务。他本人曾被民国政府授予少将军衔，2次受蒋介石接见，后在浙江大学任教。虽然披着“科学家”外衣，但束某学术成果聊聊无几，反而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属于典型的反共分子。如解放前称戴笠是“爱国志士”，参加学生游行时领头高呼“枪毙斯*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反动口号，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吴三桂”；解放后，拒绝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浙大惟一不写“思想汇报”的教授，且与1名曾担任军统特务的学生联络频繁，家中藏有无线电设备，还曾交出一把手枪，但又拒绝登记为特务。1952年调任山东大学后，束某公开反对“马列主义第一”的说法，宣称不接受马列主义，胡说唯物辩证法骗人，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污蔑山东大学党委是法*斯，公开否定和破坏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金钱收买为手段，和周某平、刘某舟等，组织学生成立反共反苏团体；在1953年11月山东大学选区选举人大代表时，竟然将外籍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列为代表，一时舆论哗然；1954年冬，青岛海军想开办雷达技术培训班，准备邀请他讲课，他却借机索要属于军事机密的雷达波长。此外，束某还曾组织小团体试图夺取山东大学物理系的领导权，给系主任郭某诚以打击，对校领导辱骂顶撞，影响极为恶劣。1955年后，束某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开除公职、“管制劳动”3年的处分。劳改期间，他仍坚持反共立场，贩卖反动言论，再次被人揭发。劳改结束后，束某调到某学院“管制劳动”，主要从事教学活动。文革期间虽被打成“牛鬼蛇神”，但直到1968年9月，生活费才有82元降到30元，并仍从事教学活动；1972年9月，因统战需要和高层干预，工作生活继续改善；1974年春节前，又从位于乡镇的学院分院调到位于青岛的学院本部，9月又被摘掉“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可见，束某被打成“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并被开除公职、劳动改造，纯属咎由自取，后被摘帽主要出于统战考虑，并非以前定性有误。遗憾的是，只因束某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某些媒体便枉顾事实，将他树为“被迫害”的典型，并吹捧他是“天才科学家”、“中国的爱因斯坦”。

　　总之，某些“右派”、“极右”分子，文革前后因违纪违法、反党反毛受到惩处，这原本稀松平常，却因发生在文革前后而被定性为“迫害”。此举严重偏离史实、败坏党的形象，使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长期处于被道德审判的地位，实在令人忧虑。（202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