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尖兵：谈谈被滥用的“被迫害致死”

　　“被迫害致死”几乎成了文革标配，有的文章还大量列举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人员名单，以凸显文革罪恶。但如果深究这些人的去世过程，却发现部分人“被迫害致死”的说法比较牵强。

　　一、因病去世

　　有些人虽在文革中去世，但直接死因却是心脏病、癌症等重大疾病，跟是否被迫害无关或关系不大，因此，不能将他们列入“被迫害致死”。

　　如彭德怀元帅1973年4月查出直肠癌，4月18日送301医院治疗，周总理闻讯后和叶剑英元帅嘱咐有关方面：“对因患直肠癌住院的彭德怀，应尽全力治疗”，医院虽对彭德怀精心救治，但他还是因癌细胞扩散于1974年11月逝世。陈毅元帅1970年7月查出患有癌症，同样得到精心救治，但仍于1972年1月逝世。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子恢1970年病重，如经常发烧、骨瘦如柴等，周总理派飞机将他从疏散地接到北京治疗，但邓老一直没有完全康复，直到“九˙一三”事件前后，还在医院救治，后来还带病参加揭发林彪的会议，1972年12月，邓老在北京病逝。上海市长曹荻秋，1975年3月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华山医院逝世。其他如京剧大师马连良、周信芳、相声演员刘宝瑞也都死于心脏病，作家张恨水则死于脑溢血。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这些人的死属于正常的生老病死，与是否受到“迫害”无关或关系不大，就像我国每年有300万人死于癌症、50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与这些人是否受到官员欺凌、资本家压榨无关一样。康生、谢富治等文革期间未受“迫害”，但同样死于癌症，可见，有时候死亡与“迫害”无关，某些人刻意将彭德怀等人的死模糊成“被迫害致死”，应该另有目的。

　　二、死于他杀

　　有的人文革期间死于他杀，本质上属凶杀案件，而凶杀案件任何时代都有，应由凶手负责，因此，不能将他们的死甩锅给时代，列入“被迫害致死”的范围。

　　如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被官员子女殴打致死，凶手已公开道歉，她的死应由这些人负责，而不能笼统地说“被迫害致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1966年8月死于官员谋害，从现有材料看，其死亡过程非常清楚，涉案官员有名有姓，是典型的刑事案件，因此，同样不能笼统地说他“被迫害致死”。

　　作家老舍，都说他投湖自杀，但没有证人遗书，所谓自杀仅是推测，而且据说他脚上还绑了石头，更让人感觉是他杀。据戚本禹的说法，毛主席和江青对老舍的死非常惋惜，因他死前曾遭干部子女殴打，江青怀疑是某元帅女儿搞得鬼，就让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调查此事，但无果而终，致使老舍死因成谜。

　　著名科学家姚桐斌死于“保守派”分子的毒打，2名罪犯虽受到高官庇护，但在周总理、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的督促下，文革期间就被绳之以法，1979年分别被判刑15年和12年。

　　1967年去世的罗广斌据说死于自杀，但他夫人胡蜀兴讲，在罗广斌自杀前一天，还托人给她送纸条，说他一切还好，让她带钱和粮票去，可见，罗广斌不会“跳楼自杀”，很可能死于他杀。此外，著名京剧演员叶盛章因脑后有伤，据推测很可能死于他杀。

　　总之，文革中一些人死于他杀，应由凶手负责，而不是笼统地说死者“被迫害致死”，就像当下许多凶杀案，不能笼统地说死者在改开时期“被迫害致死”一样。部分媒体含糊地说老舍等人“被迫害致死”，旨在嫁祸毛泽东时代，为真凶开脱罪责。

　　三、名不副实

　　仔细深究，发现一些“被迫害致死”的案例不合情理。

　　如“反共亲蒋”的陈寅恪1969年10月去世，很多人将他的死写得很凄惨，并说他“被迫害致死”。事实上，陈寅恪1944年12月后双眼接近失明，1962年7月因洗澡滑倒导致瘫痪，彻底失去行动能力，而且他体弱多病，原本就是老病号。像他这样的老人，不要说受到“迫害”，即便治疗时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不测，而昂贵的治疗费用，对他本人也是负担。最终，是党和政府为陈寅恪治病，派人悉心照顾，才使他活到79岁寿终，从而出现一个怪现象，即“被迫害致死”的陈寅恪，寿命反倒超过其他4个没有受到迫害的兄弟。

　　曾犯叛国罪的张东荪，1968年1月以“特务”罪名被捕，后关在北京复兴门铁道医院接受“迫害”，1973年6月去世，享年87岁。他被“迫害”的结果，是其寿命远超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还有“百岁革命老人”任芝铭，许多文章说他在97岁时还被红卫兵“揪斗”。虽不太懂文革，但我很难想象，一群青年学生会对一个90多岁、疾病缠身、太爷爷级别的老头感兴趣。被揪斗后，任老又坚持活了2年多，在接近100周岁时辞世。

　　当然，列举上述案例不是说文革中没有“迫害”和“被迫害致死”，而是想证明“被迫害致死”已被滥用，我们周围有很多伪史，很需要仔细鉴别、还原真相，避免被伪史误导。（202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