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太光：无地彷徨

——小说《我们要结婚》和《神木》中的农村世界*

只有穷人在以激越的方式过着实际的现实生活，赤条条一无所有，因此，只有穷人有能力更新我们现时的生活。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尼格瑞

                         1

他们之所以“意外”死去，都是因为一件麻烦事！

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她，又怀孕了，于是，这成了她和与她相依为命的他必须解决的麻烦事。当然了，对他们来说，首选方案就是去马路旁边那些脏兮兮的小诊所，因为，在那里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简单，也最省心——他们只要交上一笔数目并不怎么巨大的钱就可以了，而无需回答种种令人难堪的问题，无需面对种种莫名所以的目光，更无需出具所谓的“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行为的合法性。

然而，这次不行，他们被从那又黑又暗的诊所里赶了出来，因为，她刚做了手术还不到半个月，再做会有生命危险，“医生”们可不想惹麻烦——有人死在他们那儿。

他们又去了一家大一点的医院，结果还是被赶了出来。

晚上，两个人商量着，慢慢解决这个难题。

“要不结婚，你生下来吧。”[1]躺在铺着塑料的楼板上的他下了这个决心。

可是，她害怕自己的父亲，害怕他知道自己怀孕这件事之后，把自己绑起来，“连同肚子里的孩子一块揍死。”

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要是能在这儿领到结婚证就好了，生下孩子来，带上钱，回去，他能原谅咱。”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去了民政处，“夹杂在一堆散发着香水与口香糖气息的年轻人中”等着领结婚证。

结果，一句“户口本呢？”的提问以及一句“户口在那儿回那儿办去。”的回答，粉碎了他们积攒了一夜的希望，把他们打发到了热闹而又冷漠的大街上。

他们又去了一家大医院，仍然无功而返。

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决定回老家，因为在这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就这样，他们来到了长途客车站，和因回家麦收而空前拥挤的人们一起，挤上一辆长途客车，踏上了黑色的死亡之旅。

与问题出现时的烦躁和沉重相比，问题的解决显得那么“简约”而“轻松”：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们“告别”了这个充满麻烦和尴尬的世界——在如战鼓一样凄凉而热烈的雨水声中，他们的灵魂迈过窗口，迈过坚硬粗糙的马路，来到无边无际的大地之上，前面，是成千上万的身影，他们领着孩子，牵着牛羊，衣衫破旧，熙熙攘攘，往黑暗的原野涌去……

一切麻烦都烟消云散了。

他们彻底解脱了。

                       2

意外事故。

“意外”？

“事故”！

或许，我们永远也不该用一种推论的方法来讨论他们的死亡，哪怕在某些“大人先生”们眼中，他们是一群渺小得像草芥一样的人。因为，他们的死亡，就像他们的生命一样，都是唯一的，不可逆的，都是刻骨铭心的疼痛。因而，永远也不应该变成一个分析的范例，一次记忆的命名，一种昭示的象征。然而，令人痛苦的是，这恰恰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加以思考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的思考能够对这灰暗的世界有所助益，哪怕是点燃一点点惨淡的光明，照亮那些被苦难遮蔽着的人们，让生命如花朵一样美丽，让死亡如生命一样唯一，而不再是分析的逻辑链条上冰冷的一环，也许我们直面死亡、溯流而上的痛苦能够有所拯救。

或许，这就是这种思考唯一的意义之所在吧？

正如笔者用问号质疑而后又用感叹号强调的一样，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这次事故当成一次“意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忽略了作者隐含在后面的愤怒和忧虑，而把自己变成了一则黑色幽默的主角。然而，我们必须同样坚定的是，无论如何，这确实是一次“事故”，不过，我们不是仅仅局限在怀孕和车祸本身——对小说作者而言，这也不过是一根叙事的导火索而已——而是完整地检查这次“死亡之旅”。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与车祸的偶然性相比，他们的死亡有太多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他们小心谨慎地寻求生活的路线图上，有太多的栅栏和陷阱，以致于除了沿着不得不选择的黑暗之途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是的，他们别无选择，就像“她”变成鬼魂之后，向父亲所抱怨的那样：“我觉得整个世道都在与我们作对。”

是的，整个世道都在与他们作对，所以，她几乎连生孩子、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所以，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怀孕，一次又一次地打胎，直到黑诊所的医生也不敢给他打了，因为再打，会把她给打死。这个时候，无计可施的他们才想到了登记结婚，而“户口”却成了他们绕不过去的关卡——我们无法忘记他们民政处里的心路历程：满怀希望的忐忑，无可奈何的尴尬，彻底失败的愤怒和绝望。

是的，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他们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让我们暂时离开文本，回归历史，厘清我国户籍制度的来龙去脉：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约束性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该规定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2]

这种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别限定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域里，而且，由于一系列诸如资源配置之类制度安排的支撑，这种地域的不同造就了社会身份的差异。实际上，这种社会身份的差异，代表了两种高下判然有别的社会地位。比如，在物质供应方面，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甚至要求：“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务院就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进行了修改，详细地规定了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伤病后的公费医疗待遇、公费修养与疗养待遇，职工退休、退职后的养老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3]

就这样，一种壁垒分明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虽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和打工，但城乡居民二元分立的状况依然如故，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取得在城市定居的权利，而是实行暂住证制度：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弱化城乡壁垒的措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不妨看作是城乡壁垒仍然岿然不动的标志。

这就是为什么民政处的工作人员只用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们给赶到了大街上的原因：跟“城市人”相比，他们是身份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啊，或者，说得更清楚些，跟“城市人”相比，他们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不入流的“化外之民”啊！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民政处时感觉自己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的原因：与那穿白裙子的长发女孩相比，脸又红又黑、鼻子又圆又亮、骨骼粗大的“她”，“仿佛是从印度来的”。“印度”？一个充满了殖民意味的词语，一个低人一等的词语，一个充满了污秽想象的词语！这可是与她相依为命的“他”的感觉啊：在一种无声无息而又不容挑战的威压面前，他们就像弗朗茨·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萨姆沙[4]一样，开始自我厌恶、自我扭曲，自我变形了，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不是正常人，是肮脏的“印度人”。

这也是为什么被从民政处驱逐出来后，坐在滚烫的石板上，她觉得这车来车往的世界与己无关的原因。

这也是每当不经意间与大街上的行人目光相遇时，她自己就羞愧、打冷颤，仿佛那里面有一股残暴的力量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在迷幻状态中，她对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接吻、做爱、在炎热的空气中产下幼子的蜻蜓充满了向往的原因。

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的世界里没有森严的壁垒，它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恋爱、结婚、生育……

                         3

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死亡仅仅归咎于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依托而构筑起来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的话，那么，即使我们没有南辕北辙，也确然偏离了问题的重心。

其实，导致他们死亡的另一个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是他们无法回归自己的家园，或者说，他们的家园——农村——已经彻底衰败了，因而无法容纳自己在外面出了麻烦的游子。

那个被生活弄垮了的“父亲”，那个在弥漫着尘土气息的屋子里不停地吼骂、咳嗽，掺杂着偶尔几张带人头的人民币出现时比杀人凶手还可怕地笑的“父亲”，就是一个绝妙的象征。虽然苍老，却十分“睿智”，他清醒地向女儿指出，那些进城打工的人都是些“二串子”，虽然他们把在城里的生活说得天花乱坠似的，可其实他们是活在地狱里呢，因为，“从没见到过村子里的狗能跑到城里去吃得肥头大耳”。但是，即便如此“睿智”的他，也几乎忍受不了村子里的生活了，因此，就不停的吼叫、怒骂、狞笑、厮打女儿、想把女儿养大后嫁/卖出去，换几个养老钱。

不过，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他们——农民工——为什么告别世代居住的家园而大规模地迁移，流入举目无亲的城市呢？

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人多地少”这个长期困扰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上来：目前，我国内地耕地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1.4亩，而且，在最近十几年中，由于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耕地在以每年约1000万亩的速度锐减。而从另一方面看，全国70%的人口在农村，劳动力的70%左右也在农村，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只拥有不到4亩耕地，平均每个种植业劳动力实际播种面积为8亩。即使按照20世纪80年代末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平均每亩用工28个标准劳动日，每个农业劳动力全年平均投入农业的标准劳动日不超过200个。仅仅以这种简单的计算方法，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如果不考虑农民的兼业问题，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有1.2亿左右。而且，现在已经有近亿个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5]

这样，按照发展经济学中劳动力转移和社会学中城市化的传统理论，农民工现象应该被纳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知识框架中讨论。然而，这样的解释，虽然在宏观上、静态上是成立的，可如果从微观、动态过程来看，却存在一定偏差，并在很大程度上衍生出对民工潮的扭曲印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几年前，他们进行农民工调查访谈时，几乎都非常详细地询问和了解诸如“你家里有几口人？”、“其中有几个劳动力？”、“承包了几亩土地？”、“亩产多少？”、“来自种田的收入有多少？”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肯定是人多地少，换言之，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调查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各不相同，但出乎调查者预料的是，相当一部分访谈对象对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怎么重视，他们的回答往往是相当笼统的一句话：“种田不挣钱。”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也反映了一个比较有意味的现象：作者跟每个访谈对象座谈的时候，几乎都要和他们算一算家庭收入的经济帐，然而，让他颇为意外也颇为感叹的是，大多数农民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年的经济收入有多少，尤其是种田所得收入有多少，有的农民竟然在作者帮他把经济帐算清楚之后，才发出“种了大半辈子田，到今天才知道自己种田到底收入多少”之类的感叹。

这些现象说明，在农民工们的脑海中，并不存在一种具体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数字关系，进一步说，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样文绉绉的概念，相反，支配着他们流动行为的是一种对农业收益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对生活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说，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映。[6]

是的，“普遍贫困”，以及与经济上的“普遍贫困”相伴随的农民社会地位的沉沦，而且，这“普遍贫困”并非仅仅是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前，作为工人阶级坚定的政治同盟军，农民在整体上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原先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资源开始向农村弥散，农民最初获得了较大收益，其经济地位有了较大提高。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以后，农业经济出现明显的滑坡趋势，统计资料表明，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同时下降：就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而言，1998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其增长趋势较为平稳，此后就出现减产局面，在1999—2001年连续三年减产，年均减幅为4.1%；就农产品价格而言，1997年是一个转折，此前的价格基本上保持上扬趋势，此后便开始下降，而且涉及的农产品种类多，价格降幅大，持续时间长，2001—2002年，许多农产品价格降到十年前的水平，粮食尤甚。

概言之，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趋势在1997年以后明显减缓，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户的收入状况是不难想象的，尽管统计上农民收入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增幅降低了而已，但实际上，许多农村问题专家估计，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确实是趋于下降的，因此，从那时起，“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就不绝于耳。[7]

农民还面临许多其它问题：一是负担重——1993年以来，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负担，普遍超过10%，在一些地方甚至超过25%，即使在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后，其负担仍然达到8.4%；二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比重逐年下降，农民能够分享的公共资源逐年减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和其它社会保障，教育状况也日益恶化，以致于因子女上学和家人患病而陷入贫困者屡见不鲜，农村的生活感觉日益恶化；三是城市和城市工业对农村的资源抽取日益严重，这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剪刀差”、和农村资金向城市倒流等几个方面，而对农民土地利益的抽取，可能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除了得到有限补偿外，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从征地方得到任何保证和安排，沦落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8]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从1997年起，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迅速下降，变成一个地位较低且明显处于劣势的阶层，因此，大量农民离开日益衰败、荒凉的农村，而逃往虽然人生地疏但却有一丝生活希望的城市，即他们不是因为羡慕城市生活的繁华而向城市“进军”、“征服”城市的——如果个别农民工确实是这么想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们也只能说这是问题的结果，而非问题的动因——而是为了逃离农村的贫困和绝望，想通过在城市中多出一份力，拼命挣一点金钱，好滋润日益枯萎的生活。就像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所揭示的一样，这不过是农民在“灾难”来临时，在有限的资源中选择的一种“自救”措施而已。[9]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在城市打工十分艰苦，且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尊重，大量农民仍然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原因。

就这样，“像变魔术一样，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魔术”，一个多么精妙而准确的词语！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村现实，又何尝不是一幅魔术一样的场景：村子里只有羸弱的老人、幼稚的孩子和无助的妇女，而被人戏称为“386199部队”。一些社会调查者在西部一个村庄调查时发现，该村党支部7个成员，年龄最小的67岁，最大的已经83岁，当地人称他们为“7个党员6颗牙”支部。[10][流动，313]

这就是小说中那残酷的一幕出现的原因。

即使已经死去，变成鬼魂，可“他们”“要结婚”的愿望仍然障碍重重，无法实现，因为，“父亲”已经收了国防娘送来的定亲钱——在“父亲”看来，这虽然是门“死亲”，可总比什么也没有强，因为，“他”“都60岁了，连个养老送终的钱都没有，干这些牛马都不干的活儿（指去窑上拉砖，本文作者注）。”

多么可怕的“魔法”：父亲剥削女儿，活人压榨鬼魂！

干涸的农村！

                     4

也许，问题的根源仍然不在这里，或者，换个形象的说法，那就是我们虽然看到了“魔法”那可怕的结果——干涸的农村，但我们却不知道“魔法师”是谁，尤其是没看见他那只“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在哪里。毕竟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资源向边缘群体的弥散，农民是很过了几天“好日子”的，可情况怎么一下子就变得那么糟了呢？

对了，我们要寻找那只“看不见的手”。

或许，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之间的“断裂”，就像作者凭借本能而感觉到，因而用一个充满了寓意的结尾告诉我们的那样：正是因为城市和乡村之间深刻的“断裂”，他们离开城市之后也无法回归家园，而只能死在“路”上。

道路，无边无际的道路，“断裂”的象征。

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改革开放前，由于户籍制度等的作用，我国存在着一种“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待遇……但是，就像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制度性不平等的存在一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种制度性不平等背后，存在某种程度的实质性平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城乡之间资源的流动，在这种表面上的二元壁垒背后，城乡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沟通和联系。

改革开放前，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必然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对农村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当时农村资源被大量转移到城市，以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但是，由于资源再分配体制的推动，城乡之间的资源链条不仅不是断裂的，而且是有机流动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普通城市家庭基本消费支出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那时候，一个城市家庭每个月几十元的收入购买什么呢？可以说大多数是农产品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流入农村，所以，尽管存在“剪刀差”，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种城市和乡村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和谐景观。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农村不是一个被“遗忘”了的角落，所以，尽管当时农民的生活“很穷”，但他们的生活却并不一定“很苦”。

80年代初，国家采取一种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时候，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资源向社会各个阶层弥散，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是最早的受益者：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同时也由于国家提高了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但这种弥散性的资源配置格局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由于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作用，财富陡然重新聚敛：不良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瓜分国有资产，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通过繁重的税收、储蓄，以及其它途径，大量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而且，政府通过税制改革的推动，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而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

伴随着资源的重新积聚，我国的经济生活实现了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开始出现，并与“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切断了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导致了城乡之间更加深刻的“断裂”：一些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汲取全国的资源迅速“窜红”之后，迅速“忘本”，忘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而是转过身去，打着与世界接轨的旗号，一心想投入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怀抱；而农村在向城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由于得不到相应的“反哺”，日益贫穷、衰落、枯萎……

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个普通城市家庭消费项目和收入支出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今天，假如一个城市家庭的月收入是3000—4000元的话，那么，他花费在主副食品上的，可能只有几百元，加上其它与农副产品有关的开销，1000元左右也就差不多了，而其余都花费在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耐用消费品上了，而这些消费项目，与农村和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这些支出很难流入农村去。

在农村，情况更加糟糕。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譬如，作者到河南进行社会调查的第一站是K县D乡L村的老刘家，这个按照恰亚诺夫家庭生长周期学说处于生长鼎盛时期的家庭，全年总收入16397元，总支出8280元，每年积余8117元——这个数字，老刘自己有些不相信。令人感到吃惊的，不是这个家庭的收入情况，而是该家的消费支出情况（按1995年计算）——基本上不消费任何耐用消费品：粮食自种自吃，菜也十分简单，以自制的酱和咸菜为主，逢年过节或请客时，才上街割肉买菜；烟酒每年约花费465元；油盐酱醋等调味品需150元；燃料，购买煤粉，自制煤饼，全年花150元；婚丧送礼等乡风民俗，每年约花200元；衣物每年约花费500元；电费每年约350元；教育费用，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在读初中，全年学杂费500元；该年医疗费用为零——这几年刘家没有人生大病，而“如今治伤风感冒，也需几十元。农民患小毛病，并不去求医吃药。”

从上面略显繁琐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不得不用的电费外，他们的生活，几乎跟城市和工业没有任何关系，而这，是我国农村最典型的消费图景。[11]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断裂”，不仅仅是城乡之间的断裂，地域之间的断裂，而且是社会的断裂，是人与人之间的断裂。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经过认真的调研和分析，指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1980年以来，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基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阶层的子女，要想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这表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边界正在明晰化。而且，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出事，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这些倾向，对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12]

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

不用再绕圈子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他们”，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农民，还有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就是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的“化外之民”，或者即将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的人，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在社会阶梯上上升的希望，而且脚下的土地越来越少，被剥夺了生活的根据。

在漫长的马拉松中，大地粉碎，世界旋转，一切都不稳定了，一切都断裂了，一切都幻灭了……

两手空空，走向黑暗，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命运！

                    5

两手空空？

走向黑暗？

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小说结尾，化身为鬼的“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开始“心里怨恨”，“咒天咒地了”——是啊，他们似乎想做点什么了！

是的，当脚下的土地开始旋转，而天空也变得晦暗不明的时候，当生活在疯狂的旋转中变得不可捉摸、无法把握的时候，当生存“活着还是死去”也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想做点什么了事情了：至少，要拯救自己的生活吧？或者，退一万步讲，总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吧？

于是，这些原本像羔羊一样善良、老实、可怜的“家伙”们，一下子就变成了凶狠、坚硬、残酷的“魔鬼”了，他们不认天、不认地、不求人，诅咒着世界、调侃着自己、杀戮着生命，时而伴随着呼啸的人流，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搜寻着一切可以攫取的东西，时而销声匿迹，隐藏在不见天日的角落里，宁愿堕落，不愿毁灭，干起杀人放火的勾当。

看呀，这些面目模糊的“家伙”纷纷从角落里冒出来了！

唐朝阳和宋金明就是两个这样的“恶魔”[13]。

离开了满目疮痍的家乡，像孤魂野鬼一样，漂泊流落在无限大而又无限小的大地上，在生活的残酷打磨下，他们终于沦落为煤矿里的“双重杀手”：先是像钓鱼一样诱骗那些孤身的打工者，让他们假装自己的“亲戚”，一起去煤矿打工，等时机成熟后，就残忍地杀害那些境遇原本与自己一样的人，制造“矿难事故”，然后，就以自己“亲戚”出事为口实，“宰”那些脑满肠肥的窑主——跟他们索取抚恤金。

然而，或许有些奇怪的是，在这些残忍的“恶魔”面前，除了透彻心肺的恐怖，我却没有一点要谴责的冲动和感觉，因为，我们无法忘记他们那荒凉而衰败的家乡，无法忘记他们四处碰壁的城市，无法忘记城市和乡村之间深刻的断裂，无法忘记“老板”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当他们杀死元清明等着跟老板要抚恤金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得恐惧啊：他们怕“老板”杀死自己！因为，在有权有势的“老板”们眼里，矿工的死活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就像一个窑主所说的那样，“吃饭就拉屎，下窑就死人”。也就是说，在“老板”们眼里没有“人”，有的只是能给他们带来金钱的机器或工具，因此，如果这些机器或工具不能给他们带来金钱，甚至从他们手中带走金钱的时候，就只好想方设法抛弃这些机器或工具了。当然了，我们更无法忘记因这一切而呈现出来的社会生存逻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而曾几何时，我们这个社会的生存逻辑还是“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

必须承认，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生物链”！因此，面对着他们血腥的杀戮，我们找不到一点道德的优越感，找不到一点谴责的理由，因为，他们不过是这个残酷的“生物链”上卑微的一环。他们之所以杀人，说到底，是为了自己不被别人剥削、压榨、坑害，杀死，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举动，虽然愚蠢、残酷、盲目，但却很有一些“革命”——也许这个词语不准确，但目前我确实找不到一个更准确的词语——的意义在里边，因为，他们之所以坑杀自己的同伴，不是因为跟自己的同伴过不去，而是为了反抗“老板”，反抗这个社会的不公，想把自己从这个残酷的链条上“解放”出来，至少，要成为这个“生物链”里的强者，只不过悖谬的是，他们在仇恨“老板”、反抗“老板”的时候，却认同了“老板”的逻辑——不把工人当人，采取了跟“老板”一样的手法——“跟自己的伙伴过不去”，把他们“杀死”，换取自己的个人利益！

或许，他们还不够残酷，因为他们最后一次行动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宋金明——这个时候他叫王明君——的人性突然抬头了，他不忍心杀死王风——他的原名叫元凤鸣——这个小“点子”，因而导致了自己和唐朝阳——这个时候他叫张敦厚——之间的内讧，最后，一起埋葬在地下。

好啦，好啦，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在死亡——被他人杀、杀他人——这个问题上纠缠太多了，因为，不管是《我们要结婚》中负屈含冤死去的“她”和“他”也好，还是不管不顾地坑杀自己“亲戚”的“唐朝阳”和“宋金明”也好，他们都不过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找一个共同的名字：穷人——的两个极端，而他们的行为和命运也是两个极端，在他们背后，站着那么多人：四处奔波的农民工，在日益干涸的土地上挣扎的农民，在工厂里挥汗如雨的工人，或者，连挥汗如雨的机会也没有的下岗工人……总之，就是那些在漫长的马拉松中被甩出去的人，或者，在这场漫长的奔跑中居于劣势地位而面临被淘汰命运的人。

                     6

这些无地彷徨的穷人该往何处去？

难道他们只能做肆虐的鞭子下无声的奴隶？

难道他们只能在残酷的生活中自相残杀、盲目反抗？

难道他们只能在无尽的奔波中横冲直撞，化为马路上的灰尘、大雨中的水汽、火焰里的轻烟、旷野里的鬼魂……

不，决不！在他们的迷茫和彷徨里蕴藏着无尽的力量和智慧，而且，他们已经小试牛刀，在个人的冲撞中展示了这种力量，展示了这种力量的盲目残酷，也展示了这种力量的巨大绵长。

在他们横冲直撞的奔波中，既蕴涵着永远的愁苦和惨淡，也饱含着战斗的智慧和毅力；既暗示着自我拯救的羊肠小道，也暗示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的光明大道。

生活让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彷徨者，可也同时赋予他们拯救自己、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必然在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同时，让自己成为世界存在的论点、论据和论证——世界存在的主体。

在尼格瑞和哈特理智清醒、热情洋溢的“帝国”里，我们已经依稀看到了穷人的历史、穷人的道路、穷人的未来，我们看到了一幅丰富的“风景”：在拉伯雷振聋发聩的笑声中，前现代社会的“穷人”哈哈大笑，笑碎了中世纪庞大、臃肿、虚伪的肚子，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在马克思父亲一样的召唤中，现代社会的穷人在阶级分析中脱颖而出，在旷日持久的艰苦奋斗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在坚苦卓绝的斗争中，撕下了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在“历史终结”的喇叭欢呼雀跃的时候，后现代社会的“穷人”却如放飞的鸟儿，在无垠的大地上尽情穿梭、游荡、翱翔……

尽管尼格瑞和哈特把叙述的着力点放在了无处非中的后现代穷人身上，然而，我们却更愿意从他们对历史的知识表述中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是当考虑到这个社会已经“断裂”了的时候，这个愿望就不可遏制地强烈起来——

       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要认同一个历史主体，这一历史主体无处不在，面目相似，总是令人不快而又迫不及待地附着在一种共同的生活形态上，这种生活形态不属于有钱有势者：有钱有势者只是部分的、地方性人物，数量有限，偏居一隅。任何时代中纯粹差异的唯一非地方性的“共同之名”应归入穷人名下。穷人一无所有，饱受贬斥、压迫和剥削——然而还在继续生活！他们是生活的共同依托，是诸众(multitude)的基础。后现代主义的撰述者在其理论中及少面对穷人，这是令人奇怪也令人深思的。奇怪之处在于，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永恒的后现代式人物：一个横冲直撞、无处不在、互不相同、四处流动的主体；不屈地探求存在之偶然性的见证。

    穷人这一共同之名是人性之每种可能性的基础。正如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指出的，在标志着“向起点回归”的宗教革命阶段和现代性意识形态出现的阶段，穷人几乎总是表现出了某种预言的能力：世界的可能性不仅仅存在于生活在世间的穷人身上，而寄寓于贫穷本身。只有穷人在以激越的方式过着实际的现实生活，赤条条一无所有，因此，只有穷人有能力更新我们现时的生活。将穷人作为一个整体神圣化并不能把我们带向某种超然境界。相反，只有在这儿，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穷人生活的世界上，才是一个无处不在，被确证和巩固，并向我们敞开的领域。穷人是现世的救世主。

    今天，甚至连关于一个先验的上帝的幻象也已不存在。穷人已打破了这一形象，并重新获得了力量。长久以前，现代性(modernity)在拉伯雷的笑声中登场，带着穷人肚子的现实霸权，还带着一种替代所有被“彻头彻尾”地剥夺了人性的人表达的诗学。后来，经过原始积累过程，无产阶级作为这样一个集体主体出现了，他们不仅能在物质世界中表达自己，而且还能表达自己的内在世界，他们是这样一些穷人的诸众(multitude)，这些人不仅具有预见性，而且还具有生产性，他们因而打开了各种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具体的，而不是虚幻的。最后，到了今天，在生产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al)体制和后现代化过程中，穷人成了一个受支配和剥削的符号，但却又是一个生产的符号。这就是问题的奇异之处。今天，无论是在“穷人”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还是在“穷人”这个共同之名之下，穷人与生产的关系无处不在。后现代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发现这一关系呢？他们告诉我们，在价值的统一和抽象的世界中，出现了一个生产的横断的语言学关系体制。但是，谁是生产这种“横的切入”的主体呢？谁给语言赋予了一种创造性的意义？如果不是穷人，是谁深受压迫却又充满渴望，是谁赤条条一无所有却又充满力量，并且越来越精进强悍？这儿，正是在全球生产统治体制之内，穷人卓立而出，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凭借其预言能力，而且还凭其在共同财富生产中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们常常是越受剥削，越与统治的代价（the wages of rule）密不可分。穷人本身就是力量。存在世界性的贫穷(World Poverty)，但更存在超越一切的世界性的可能(World Possibility)，而且，只有穷人有能力达成这种可能。

    “放飞的鸟”(Vogelfrei)，是马克思用来描述无产阶级的词汇。在处于原始积累的现代性的开始阶段，无产阶级获得了两次解放：第一次，它被从主人的财产之下解放了出来(也就是说，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第二次，它从生产工具下“解放”了出来，与土地分离，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无所出卖。从这一意义上说，无产阶级被迫成了财富的纯粹可能性。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流一般是厌恶贫穷的，具体说，是因为穷人“象鸟一样自由” ，不接受工厂的规训，而且也不能遵守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的纪律。我们可以想想，50年代早期，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 和赛萨尔·扎瓦蒂尼（Cesare Zavattini）在他们美丽的电影《米兰奇迹》(Miracle in Milan)的结尾中，让穷人骑着扫帚腾空离去，为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言人是如何强烈地抨击了影片的乌托邦主义。

      “放飞的鸟”是天使，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鬼。在这儿，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将穷人转变成无产阶级，将无产阶级转变成一支解放的军队(军队这以概念象一个沉重的秤砣，重重地压在“解放”上面)的努力之后，到了今天，在后现代的眩人耳目的青天之下，再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诸众，他们是穷人的共同之名。他们走到了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在后现代性之下，被征服者吸纳了被剥削者。换句话说，穷人，每一个穷人，穷人的诸众，吞纳和吸收了无产阶级的诸众。正是由于这一事实，穷人变得具有生产性。就连被出卖的肉体、一无所有的个人、众人的饥饿，以及各种各样的贫穷形式，都变得具有生产性了。而且，穷人因而变得更加重要：穷人的生命哺育了我们这个星球，并以其对创造和自由的渴望包裹着这个星球。穷人是任何生产的条件。

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后现代主义感觉的基础和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建构应归功于法国那些曾经抱有社会主义观念的哲学家，他们在年轻时曾热烈拥抱工厂的纪律，欢呼出现在地平线另一端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光辉，但是，在1968年危机之后，他们一时间幡然醒悟，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宣称共产主义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口号是虚幻的。今天，同样是这些哲学家，他们玩世不恭地解构、平庸化和嘲笑每一种与交换价值的全球胜利进行抗争的社会斗争。媒体和媒体形成的文化告诉我们，这些哲学家是那些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新时代的人，但这不是真实的。后现代性的发现包含在穷人这个问题重新出现在政治和生产领域的中心中。真正具有预言性的是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自由之鸟式”的笑声中向我们揭示的那种贫穷，当一切乌托邦的幻影都已褪去，而且更重要地，当卸下了所有解放的强制，他解释出了一种贫穷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同时，他将穷人的名字与一种生活，一种解放了的生活和一种解放了的生产联系在了一起。[14]

*  《我们要结婚》，作者李嫣红，笔名野狸红，发表于《海峡》2004年第5期。故事描写了一对打工的青年男女因为种种障碍，无法结婚，不得不屡屡打胎。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不管是黑诊所的医生，还是大医院的医生，都不敢给他们打了，因为这样会出人命。无奈之下，她们想到了登记结婚，可是，在城里，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们没城市户口！可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她家里还有一个被“生活弄垮了”的“父亲”。百般无奈之下，他们还是决定回家。不过，事情的解决却无比“轻松”：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们的麻烦烟消云散了。不过，这却只是浮现在海水之上的冰山一角，其实，作者敏感的心灵抓住的是农民工流动的原因、现状、以及模糊的可能。因而，作者用纷繁芜杂的文字呈现的，几乎是一场梦魇，一个寓言，一个几乎要爆炸的世界。

《神木》，作者刘庆邦，发表于《十月》2000年第三期。小说同样呈现了一个满目荒凉的农村世界和一个“动物凶猛”的城市世界（潜在的），不过，与《我们要结婚》中农民工的愤怒因处于萌芽阶段而模糊不清相比，《神木》中农民工的愤怒可具体残暴多了。他们洞察了他们所处世界的逻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因而，急切地想脱离弱者的境地，不惜盲目地反抗：诱骗、坑杀自己的同伴，而后以此为借口，“宰”煤矿老板——索取抚恤金。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文本开始自己的叙述，因为它们是一部农民工的血泪史，既呈现了农民工问题的危险性和急迫性，也零星地暗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线索。

[1]  小说《我们要结婚》中的原话，本部分下文中的直接引语与此同。

[2]  孙立平，《断裂》，第9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   本部分借鉴、引用了孙立平《断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6页的内容。必须说明的是，孙立平精警的发现，不仅为本文的书写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而且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支持。本文还有几处活用了《断裂》一书内容，不再一一注释。谨表谢意。

[4]  格里高尔·萨姆沙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里的主人公，由于受不了周围环境的压抑，一夜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甲虫，当然，他/它也更加令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人讨厌了。

[5]  孙立平《断裂》，第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6]  这是孙立平教授等调查者修正了自己的假设之后得出的结论。我承认“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而导致农民工流动，但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应该将这种“贫困”的内涵扩大，即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社会概念和文化概念，即导致农村“贫困”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沉重的征收，让农民感觉生活更加难以忍受，社会地位的迅速沉沦，则让他们感觉十分不平，农村文化的淡薄，让他们进一步离心离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更宽广的范围内考虑农民工流动的原因。

[7]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93页，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8]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93页，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9] 詹姆斯·C·斯科特在该书中以“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为核心，讨论了农民在反叛/革命前对生活中的困难所进行的种种规避之道，从而讨论了农民反叛或革命的原因——因无法生活而不得不选择的铤而走险之举。

[10]《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313页，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1]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第4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

   我们无意忽略该书在此处以老刘自言自语的方式指出老刘家这几年买了一台拖拉机，然而，老刘家为了买这台拖拉机“砸锅卖铁”，而且可以断定地说，对老刘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一锤子买卖”，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在农村中是何其稀罕！

[12]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14页，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3]  唐朝阳和宋金明是小说《神木》里的主人公。其实，深究他们的名字本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叫不同的名字，这只是他们的一个代码。

[14]  《EMPIRE》第156—159页，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著，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本书江苏人民出版社有一个汉译本，但错误太多。

本段译文是笔者的师兄何吉贤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