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五四运动
读“无字之书”
1910年秋,毛泽东考取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对17岁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他要离开闭塞的韶山冲,走向外面更为广阔而又多彩的世界。
毛泽东无论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湘乡驻省中学,还是后来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都很用功,是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认真读“有字之书”的同时,提出必须读“无字之书”。

1913年的毛泽东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社会的了解,毛泽东更加自觉地认识到读“无字之书”比“有字之书”更为重要。他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毛奇”。
毛奇(Moltke)是普鲁士陆军元帅,著名军事理论家,聪明过人,精通7国语言,既会打仗,又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在同学们眼中,毛泽东是这样一位有学识、有奇志的青年。
毛泽东认为,读“无字之书”,就是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实际,勇于社会实践。他在一师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
1917年暑期,他同萧子升一道从省城出发,徒步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他们有意识地不带分文,像“游学先生”一样,每到一地,靠为人写字作对联,解食宿之难。
一天,在从安化司徒铺到梅城的途中,已近黄昏,看不见尽头的河堤上荒无人烟。毛泽东执意露宿沙滩,并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这便是衣架,顺手将包袱、衣服挂在树枝上,安然入睡。
8月16日,他们来到长沙楚怡学校,放下包袱,打开一看,还剩余两块多钱。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他与萧子升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当过好几次这样的“游学先生”。“游学”活动使他更加了解民意,了解群众的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918年春,毛泽东与蔡和森赴洞庭湖滨部分地区游历,路上详细商谈了组织新民学会的问题。不久,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不久,毛泽东主持了学会的会务。
两上北京求真理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决心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
1918年8月15日,他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20多名青年离开长沙,准备赴法勤工俭学。8月19日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
历史悠久、风光美丽的古城北京,对毛泽东来说太具吸引力了。他早就神往这个当时中国政治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里有一批他景仰的人物,特别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毛泽东选择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大钊,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热情不懈地投注在向中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工作上。他写道:“……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及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1918年10月,李大钊安排毛泽东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八块银元,能够基本解决生活问题,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十分必要的。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作《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不几天,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新青年》杂志主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思想界明星”。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深入到工人中去调查研究,使自己的思想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
毛泽东除了图书馆工作之外,还积极投入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
1919年4月,毛泽东因母亲病重,回到了湖南。
毛泽东回湖南不久,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联系,交换看法,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
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6月3日,在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20个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
7月14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的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先后撰写了创刊宣言及长短文20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

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
他在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该刊第二、三、四期。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明确提出了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查禁。
然而,《湘江评论》的影响早已越出湖南,飞向全国。《民众的大联合》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好评。李大钊看到《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后,认为是当时最有份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赶紧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向全国读者推荐:“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
12月6日,省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
这一年的冬天十分寒冷。毛泽东不顾严寒,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抵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
毛泽东很注意新闻舆论的力量,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在开展驱张运动的同时,毛泽东怀着渴求真理的心情,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革命的书刊。李大钊向他推荐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中文书籍。毛泽东认真学习研究这些书籍,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0年5月初,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湖南改造促进会发起宣言》和其他几篇文章,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
这时,陈独秀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
毛泽东在上海稍事逗留,就返回湖南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致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目光主要地转向俄国。他在湖南《大公报》发表《发起文化书社》,文中写道:
“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
他已经开始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不久,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
此外,他还致力于另一件大事。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个人或与他人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4篇文章,系统地提出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毛泽东为实现这个设想多方筹划奔走。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彭璜等代表向湖南督军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
11月下旬,取谭而代之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使毛泽东对自己的非暴力观点,重新加以考虑。
毛泽东意识到,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辟一条新路。他认为“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1920年12月底,萧子升从法国回国,带来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很快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立即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函约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寄了一些进步的书报给他。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着手进行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16人,到7月份发展到39人。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采取“事须秘密”,“潜在运动”的方式,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毛泽东是1921年6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的。6月29日,他偕同何叔衡离开长沙,7月初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这也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为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

中共一大期间的毛泽东
爱学记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