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死磕党”的画皮

　　不知何时，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声称“为弱势群体发声”，以“对抗公权力”为己任，还呼朋引伴叫嚣“死磕”，就差宣告成立“死磕党”了，他们在“死磕”的同时还不忘把自己梳妆打扮成与“腐朽落后专制的制度”相对抗的正义的化身。那么为什么他们扬言“死磕”还被一些人认为他们“死磕”有理呢?

　　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群众路线意识淡薄，经常会损害百姓利益。而被损害利益的百姓作为弱势群体，在他们感到茫然无助的时候，当然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倾听，希望他们的合理利益能得到保护，希望他们的身边有人可以给他们依靠，这就给了“死磕党”以“为民请愿”的名义收买人心的机会。因为“死磕党”的画皮太过美丽，难免会让那些百姓有找到了依靠的感觉，他们把自己利益达成的希望寄托在了“死磕党”身上，心甘情愿的成了“死磕党”的“利益共同体”，在这里，我们不能说这些百姓不辨是非，因为我们并没有资格去要求他们分辨这些“死磕党”背后的真正意图，因为他们是受害者，是我们应该给予帮助的弱势群体。

　　话说回来，如果“死磕党”真像他们承诺的那样为弱势群体谋利益，解急难，那么，我们应该挥舞双手热烈欢迎这样的“死磕党”，可是“死磕党”真的是真心在为弱势群体的利益鼓与呼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寻求答案。

　　一、“死磕党”的人员组成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前叫嚣“死磕”的除了律师，还有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地产大亨等等。无论这些人是什么身份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仇恨社会主义、崇尚资本主义;仇恨公有制、崇尚私有制。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统统归为“死磕党”(区别只是有些人把“死磕”摆在了嘴上，有些人把“死磕”放在了心底)，“死磕党”包括但不限于所谓的“大法党”和“地产党”，“死磕党”反对权力世袭，却从不反对资本世袭，尽管他们承认权钱可以相互勾结，尽管他们知道很多时候资本即意味着权力。他们反对官商勾结，却只反官商勾结中的官，却从不反官商勾结中的商，这点我们可以从他们从来都绝口不提“潘任美事件”就可以看个一清二楚。

　　二、“死磕”的定义

　　“死磕”说白了就是“没完，和某人或者某事对抗到底”的意思，用于表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

　　三、“死磕党”“死磕”的对象

　　“死磕”是个动词，要构成完整的意义，后面必须要加上一个宾语即“死磕”的对象，才能够使意思完整，那么所谓“死磕”律师们到底要“死磕”什么呢?他们没有说，至于为什么没有说，那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不想说，不愿说，当然，更可能的是不敢说(说都不敢说，还要“死磕”，可笑啊)。但是他们不说，并不代表别人就不会知道答案，因为答案通常隐藏在细节之中。

　　“死磕党”口口声声宣称他们“只对抗公权力，不对抗私权力”，翻译成老百姓也能听懂的白话文就是“只打公家，不打私家”。那么为什么同是权力，“死磕党”要刻意的将二者区分的这么清楚呢?因为无一例外的，这些所谓“死磕党”都是私有制的忠实拥趸，在他们的眼里“私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他们却并不管更不介意这“私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同时更是毫无廉耻的为“原罪”洗地，用“白马非马”的逻辑鼓吹“原罪不是罪”。

　　同时，既然是“公权力”，按理来说，只要有政府的地方就会存在“公权力”，那么“死磕党”应该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才是，可“死磕党”却从来不磕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公权力”，哪怕那些“公权力”再污秽不堪，哪怕那“公权力”犯有对全民进行监听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他们也绝口不提。这个时候，“死磕党”会告诉你，那些“公权力”离他们太远，但是他们却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在赞美那些“民主国家”的“公权力”的时候却一点也不含糊，他们不吝赞美之词，简直到了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地步。

　　由此可见，“死磕党”磕的只是中国的“公权力”、磕的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权力”。

　　关于“死磕”的对象，我们来看下面一条微博，看看迟夙生律师是怎么说的。

　　迟夙生律师在这个微博里言简意赅，开门见山的告诉了大家他们“死磕”的对象，请看：死磕律师死磕的是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真正被贯彻实施，即他们坚决不会让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真正被贯彻实施，为此，他们不惜“死磕”。

　　四、“死磕党”“死磕”的方式

　　既然“死磕党”言必称要“死磕”，那他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死磕”的呢?

　　请看下面这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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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死磕党”代表迟夙生律师一句“邱律师内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死磕党”“死磕”的方式是通过“激起民愤”，那么“激起民愤”会有什么后果?

　　显然，“死磕党”是希望通过“激起民愤”从而将水搅浑，好让他们浑水摸鱼，至于“激起民愤”对国家、民族、人民会有什么伤害?对不起，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这不能不让笔者想起那些在乌克兰基辅街头的“民主人士”，当初他们在美元、性派对的诱惑下走上街头，要求“民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的祖国乌克兰会陷入如今的绝境呢?恐怕有些没想过，有些想过。面对现在这个状况，当初没想到更不愿意看到乌克兰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人除了后悔，拿手扇自己耳光，也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将永远都是乌克兰的罪人，但他们比起那些想到过这个结局还依然不依不饶的要求“民主”的那些人的罪过要轻，因为前者是出于无知，而后者则是出于无耻，但无论出于无知还是无耻，都是罪人。

　　笔者引用乌克兰的例子，倒不是说中国如果真的“激起民愤”就一定会像乌克兰那样走向分裂。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是未来却是可以假设的，如果中国真的出现那种情况，那些现在跟着“死磕党”屁股后面摇旗呐喊的无知之徒，你们准备好扇自己耳光了吗?

　　为了达到“激起民愤”的目的，死磕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迟夙生律师曾编写“微小说”。她说：“某法官说‘法庭不是讲法的地方’”，这当然不是迟夙生律师年老色衰导致耳聋耳鸣将“法庭不是讲法律课的地方”听岔了，而是她很清楚，在她这样轻微的改动之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然，这结果正是她和她所代表的“死磕党”所需要的。但是在公布证据之后，她依然能够脸不红，心不跳，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其心理承受能力表示钦佩。她的逻辑如下：不公布视频(理亏没胆子)——公布视频(只公布了六分钟，有种公布四天的)——公布四天的(肯定是经过剪辑的)，从这个路线图可以清楚的看出，死磕党为了达到“激起民愤”的目的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更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良心。请问，这样的“死磕”律师就是@杨学林律师 口中的职业道德无可挑剔之人?

　　五、“死磕党”“死磕”的目的

　　那么“死磕党”为什么要“死磕”呢?欧阳修曾在其著名的《朋党论》中说道：“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这些“死磕党”拉帮结派，呼朋引伴，上蹿下跳搞串联，显然“死磕”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益可图的，那么“死磕”到底对他们到底有何好处呢?

　　首先，“死磕党”通过“死磕”扮演“正义与民主斗士”，能够欺骗到一些人。而这些人对他们的依赖在意味着金钱的收益(如诉讼费等)的同时还意味着他们个人影响的扩大(好接更多的单子拿更多的诉讼费)。.

　　其次，“死磕党”通过“死磕”满足了他们背后资本力量的需求。因为他们与“公权力死磕”的同时“讴歌私权力”，积极的扮演着一些有政治目的或通过不法手段积累起巨额财富的人的吹鼓手的角色。他们通过“死磕”继而得到本国和外国资本的支持(如茅于轼等人)，可以出书的出书(如李承鹏等人)，可以演讲的演讲，当然有些实在提不上手，扶不上墙的，也会有直接的金钱进账(如已经被曝光的所谓大V转一条帖子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的，见下图)。当然也有部分“死磕党”中的巨富赤膊上阵，但他们更多的是政治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因为钱已赚差不多了，该到保住这笔钱的时候了)，如任志强等，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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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死磕党”“死磕”的行为符合美国等国家的利益要求。“死磕党”大多对美国无限向往，尤其在看到一些“民运人士”在美国吃香的、喝辣的之后，不由得更加动力十足。中国在很多外国朋友的眼中是个奇怪的国家，他们恐怕至今依然不能理解二战中的中国为何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汉奸。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汉奸在身后都会永远的跪在中华民族面前(如秦桧、汪精卫等人概莫能外)，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无限的风光，所以，中国的“死磕党”为了眼前的利益根本不会计较身后的骂名，可以说他们是“苟利美国生死以，岂管身后汉奸名。”

　　六、“死磕党”“死磕”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死磕党”的“死磕”行为完全否定。“死磕党”说“只磕公权力”这句话本身当然错，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但是我们却必须客观的承认当前中国的“公权力”存在着“公权力私用”、“公权力寻租”等现象，如“潘任美事件”中的权钱媾和，对这些事件中的“公权力”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死磕”，但遗憾的是，“死磕党”好像对与这些应该被“死磕”的“公权力”全无兴趣。

　　七、小结

　　尽管“死磕党”一再的说：他们这么做是为这个国家好，他们“死磕”是因为他们“爱”这个国家，但笔者始终难以相信，原来爱就需要不择手段，就需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毕竟列宁曾说过，手段的卑劣证明了目的的卑劣。

　　“死磕党”言必称中国当前存在着“体制问题”，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确实存在着“体制问题”，比如到底是什么样的体制才能容忍整天要推翻它的人存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体制才能让反抗它的人有恃无恐?到底是什么样的体制才能让恨它的人吃香喝辣，而让爱它的人委屈受苦?什么样体制下的国家才让跟她玩命的人成了国家的“良心”而让爱她的人成了“爱国贼”?这个体制确实太可怕了，难怪“死磕党”坚决的要将它推翻以解决它的问题。

　　“死磕党”的代表茅于轼先生口口声声的声称“汪精卫是大英雄，他当汉奸是因为他‘爱’中国”。但善良的中国人始终无法相信，当汉奸怎么就当出英雄来了?汪精卫对中国人的“爱”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助纣为虐帮日本鬼子杀中国人来表达?所以，笔者认为茅于轼先生坚持这个观点，无非有两种可能：1、茅于轼先生对汪精卫的赞美是出于一片孝心，间接验证了坊间茅于轼先生是三公子的传闻，2、茅于轼先生自己也是和汪精卫一样的汉奸，他通过赞美汪精卫来抬高“自己”，否则，无从解释。

　　“死磕党”对于分裂分子、恐怖分子、“民主斗士”的美化大多不会超出茅于轼先生的逻辑范围。但人世间，善恶有报，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来做定论，岂会因自我“美化”就可得善终?“死磕党”的自我美化到头来也无非落得个惹人齿冷，徒做他人笑柄的下场而已。毕竟，再美丽的画皮，也终有被揭开的一天，“死磕党”的画皮，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