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起源理论与我国农村改革方向——韦伯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马克思资本起源理论与我国农村改革方向

　　——韦伯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摘  要：马克思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指出，资本诞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资本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或者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有待“孵化”成资本的货币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量。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形成的“地主经济”导致中国不具有产生劳动力商品的条件。这是韦伯中国问题的马克思解。这个马克思解，不但解决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说明，中国现在仍然不具备产生完全意义的“劳动力商品”条件，这是导致中国进入“新常态”，走入“新时代”的重要原因。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中国乡村经济的道路，只能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进行农村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因地制宜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

　　关键词：韦伯中国命题;马克思解;劳动力商品;农村改革方向;集体所有制

　　“韦伯中国命题”即韦伯提出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不是发生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的命题。韦伯的答案是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像西方那样的新教伦理所致。韦伯的答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且属中国文化圈的东亚资本主义的成功证伪了这个命题。围绕这个命题，中国学者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本文试图用马克思的资本起源理论解答“韦伯命题”。答案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形成的“地主经济”导致中国不具有产生劳动力商品的条件。这个马克思解，不但解决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解说明，中国现在仍然不具备产生完全意义的“劳动力商品”条件，这是导致中国进入“新常态”，走入“新时代”的重要原因。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中国乡村经济的道路，只能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进行农村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因地制宜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

一、导论

　　所谓“韦伯中国命题”，是“韦伯命题”里两个问题的一个：(1)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在西方建立?(2)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不是发生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从而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中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没有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像西方那样的新教伦理。(郭荣茂，2015)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无论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体系的便利、城市化水平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市场的开拓、逐利意识和科技发达程度等诸方面远远超过西方。而且中国也远远早于西方在唐宋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工商业就相当发达,大量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无主仆名分”的自由雇佣劳动现象。(周广庆，2010) 按理作为比封建会更高一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该最早在中国确立才对。可是，历史的答案却是，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率先在西欧确立，中国却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瓜分的肥肉，沦为了西方的半殖民地。这样的史实，不但中国人很纳闷，外国人也很感兴趣。韦伯认为，从物质和政治制度等社会条件方面找不到正确的答案，答案就一定在精神层面，即在文化层面。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资本主义社会。

　　“韦伯中国命题”吸引了中国的相关研究，出现了一批从社会学、从文化、从宗教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学者;当然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对韦伯命题的批驳之声也没有停息。与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以及“四小龙”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似乎已“证伪”了“韦伯命题”。对“中国命题”的研究，不但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影响到“中国梦”能否实现。但至今对“韦伯中国命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本文尝试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分析并解决这一问题。

二、国内对“中国命题”的不同解答

　　本文不打算讨论韦伯本人对“韦伯中国命题”答案的对与错。一是对“韦伯答案”本身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二是“韦伯答案”在实践中被“证伪”。国内理论界围绕“中国为何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这些“中国命题”答案的观点虽然很多，归结起来不外乎“多因素论”与“单因素”论两大类。

　　1.“综合因素论”，或者叫“多因素论”

　　根据影响因素的多少，该理论又可分为“二因素论”、“三因素论”、“四因素论”乃至更多因素论。这些多因素论大同小异，差别在于影响因素的数量不同。因此，我们这里用比较有代表性的“三因素论”为例。“三因素论”认为，是长期的封建专制、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阻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封建专制的“国体”有4个特点：(1)追求“长治久安”，维护“小农社会”;(2)以“礼”治国，一元统治多元;(3)为维护大一统，派生出“面子问题”;(4)上述几个方面导致革新人才难出。儒家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一统”天下的文化。儒家价值观的特点，是重义轻利，重情轻法，重文饰轻求是，这迎合了专制封建大帝国的需要。地大物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如下特点：(1)封闭效应。由于对外界需求较少，缺乏向外拓展的经济动力，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2)保守效应。由于与外面的交往不够，长期缺乏竞争对手，因而也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当然也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上述四个方面，相互纠缠，因为果，果又成因，导致大国守成，因循守旧、师古斥新的惯性，阻碍着中国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也阻碍资产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形成。(夏振坤、占俊英，2002)

　　2.“单因素论”

　　有众多观点，比如：“生产力落后论”、“国家经济强大论”、“制度论”、“社会结构差异论”、“商人资本非独立论”和“因外国侵略中断论”等。单因素论并不排除其他因素也起作用，只是认为有一种因素起主要作用或者决定作用。似乎称为“主要因素论”更贴切。

　　(1)“生产力落后论”。该论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很早，早于西方，但数百年来没有太大变化，原因是中国当时的生产力落后，生产力水平不足以孕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论断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必要高度的生产力水平才是资本主义发生的决定性条件。近代中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即外国资本的活动起到了扩散先进技术及示范的作用,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虽然外国资本的入侵一方面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现象(朱华，2001)。

　　(2)“国家经济强大论”。 由于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私人经济包括私人工商业、地主经济与农民经济，它们相对弱小，而封建国家经济却异常强大。在长期的封建国家经济的控制和影响下，到明清时代，相对于人口增长，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农业生产内部分工，农产品商品化，只是在江南的部分地区才有所发展，全国的普遍水平则很低。全国大部分地区私人经济发展不充分，不但极大地抑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且还还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转型(刘孟嚷，1995)。

　　(3)“制度论”(中央集权制)。中国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一是个体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二是土地、商业资本、高利贷三位一体，三是专制政体对户籍的严密控制，四是各朝各代重农抑商，五是保甲制和宗族制对人身的拘束、礼教宗法观念对人心的束缚等等。这些特点，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市民阶层都难以获得充分发育。由此，当西欧资本主义由萌芽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并进行产业革命时，中国却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前资本主义状态(冯天瑜，1990)。

　　(4)“商人资本非独立论”。代表性的观点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全译本的首次翻译者之一王亚南教授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的观点。该论认为，中国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与西欧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不同：后者与领主经济为基础，而前者则以地主经济为基础。领主经济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而地主经济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样，中国的商人有了钱就去大量购买土地，从而使地主与商人同为一体，商业资本不能独立运行，无法转化为产业资本。(王亚南，2000：116)中国的这种商业资本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在消极的意义上需要社会落后;但是太落后也不行，在积极的意义上，它有需要社会先进，需要生产力发展到有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不过这种先进性不能跨越封建主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否则它就失去了支配的地位(王亚南，2000：346)。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城市经济不具有独立性，而与乡村经济是同一的。其特点是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同时，经济上却依赖乡村，没能发展出独立于乡村之外的城市经济中心(冯天瑜，1990)。这个观点本质上与王亚南教授的观点是一致的。由于生息资本与商人资本是广义的商业资本，如果把商业与农业看成是相对应的两种经济形式，则对应的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

　　(5)“因外国侵略中断论”。该论认为，中国本来具备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条件，只是帝国主义侵略中断了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刘震、张祎嵩，2013)。

　　(6)“地理环境影响论”。地理环境影响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关系;但地理环境影响论不等于“环境决定论”。人类社会的初期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大，此后越来越受人的能动性的影响。就资本主义发展而言，资本主义起源往往不发生在地理环境好的地方，而是在地理环境差的地方。中国由于相对而言地理环境较好，所以资本主义起源没有发生在中国(张振国、马仲良，1987)。

　　3.对上述观点一个简短的评论

　　“单因素论”和“多因素论”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基本一致的。影响或者决定一个事物结局的原因一般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些因素不是并列起作用，而是有主有次，或者这些因素共同为某个因素的派生，这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论述到了中国没有“率先”或者“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原因。“多因素论”的缺点是，没有分出主次，仅仅并列地把这些因素当成“中国命题”的答案，没有找到决定性的原因。“单因素论”大多论及到从一个主要因素派生出多个因素起作用，从方法论上说优于“多因素论”。不过，这些“单因素论”存在众多不一样的观点，本身就说明，真正的决定“中国命题”的原因还没找到，或者挖掘不够深。其中，“制度论”(中央集权制)与“商人资本非独立论”尽管论述不尽相同，二者其实都是把中央集权制度中的“地主经济”制度作为根本原因。本文认为，这个观点最接近正确答案;但是这个观点仍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仍然没有找封建集权制中“地主经济”导致不能满足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也即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条件。

三、“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的经济学经典。其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当前的各种有关“中国命题”的理论研究，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制度及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但观点却五花八门，甚至南辕北辙，莫衷一是;其中，鲜有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国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来研究的。本文试着运用此理论做一分析。显然，只要分析一下中国是否具备《资本论》中论述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条件，就能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命题”了。

　　1.《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

　　资本主义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生产方式。资本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支配资本主义的根本力量。资本主义的一切运行规则和规律皆受资本的支配。资本是“普照的光”。因此，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要研究资本的起源，或者说，资本的起源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起源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

　　(1)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是历史的产物，是货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货币变成资本的根本条件是劳动力变成商品。而劳动力变成商品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劳动力必须是自由民，必须对自己劳动力拥有所有权，以获得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否则，在身为农奴的封建依附关系中，劳动者无权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除了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卖，即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否则，即使劳动者有了人身自由，如果劳动者能够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谋生，也不愿意出卖劳动力。

　　（2）资本产生的经济条件

　　当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具备，也不等于任何货币都能够变成资本。“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者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量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56页〕

　　这不但因为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需要一定量的货币，还因为资本主义是为了剩余价值而生产的。如果货币量能够购买一定量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但是生产的结果只够成本，而没有剩余价值，则资本家不会购买;如果有一定剩余价值，但这个剩余价值只够资本个人消费，而没有积累来源，再生产也无法进行。因此，货币要变成资本的一个经济前提是，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货币量要足够大，达到既能够生产出剩余价值，且剩余价值在满足资本家消费后还有足够维持超过简单再生产所需追加资本量的“余额”。

　　货币变为资本必须有一个最低规模的量。货币变为资本的历史条件是资本的“质”的要求，货币变为资本的经济条件则是资本的“量”的要求。资本主义的前史都有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货币变为资本的“量”的要求使然，是货币变为资本的经济条件的“历史”实证。由于在资本产生之前，社会上没有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又是资本的来源，所以在剩余价值出现之前的“元资本”，即第一个资本，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达到那个“最低量”。

　　（3）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

　　资本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但是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与其他商品一样，都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这时，资本的流通公式就会产生以下矛盾：

　　G-W-G+△G，其中，W包含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G是投入货币资本的一个增殖，即剩余价值。既然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怎么会多出一个△G?具体而言，就是：(1)等价交换与价值增殖的矛盾;(2)资本和剩余价值不能在交换领域等价交换产生，但它却离不开流通领域。马克思说，“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注：马克思：《马克恩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93页〕

　　关于第一个矛盾。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都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因此，增殖△G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产生。既然流通领域不能创造△G，货币也不可能在流通过程变成资本。其关键在于，虽然都在流通领域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购买，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不同于消费品的购买。前者为了增殖，后者为了直接消费。前者的使用价值是其增殖的手段，而满足这个手段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的体现;后者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直接满足人们的消费要求，满足这个手段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增殖的秘密正是这种“社会属性”的使用：使用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如果不使用劳动者，则虽然购买了生产要素，仍然不能增殖一个原子。

　　关于第二个矛盾。流通，即使贱买贵卖，也是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产生。但是，如果不能在流通领域等价交换到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则剩余价值也无从产生。这是因为，劳动力这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自身大的价值。资本家使用劳动力进行劳动，即进行价值创造，劳动者除了创造自己的价值，还提供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是解开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全部秘密。

　　2.《资本论》对“中国命题”的解

　　《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告诉我们，资本诞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资本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或者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有待“孵化”成资本的货币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必须积累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孵化”成“产业资本”。这两个条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决定性的、主要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即使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量足够大，也无法转化为“产业资本”，也就是说，无法“孵化”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要具备了劳动力商品的条件，即使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量不够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量，迟早也会达到这这个量，资本主义的诞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些条件是否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被孕育出来。

　　（1）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是如何解决上述两个条件的？

　　为了对比，我们先分析一下最早诞生资本主义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条件。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西方资本主义诞生是先解决“货币量”问题的，即先积累大量的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这种资本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因为这种“商业资本”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商业利润”不外是贱买贵卖的结果;而真正的商业资本是资本诞生后从属于产业资本的、用于流通而需要的资本。为了达到能够“孵化出”资本的足够量货币，商人资本家采取了与封建君主“合作”的方式：商人借给封建君主货币，帮助封建君主“集权”，从而使分散的“诸侯割据”式封建领主制度向“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度转变。君主通过商人提供的财政支持，可以扩充军队，进行扩张;作为交换条件，商人则从国家获得经营特许权，获取垄断商业利润，并借助国家的军队和行政力量，制定新的法律，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商业贸易迅速向国内外拓展，乃至暴力开拓殖民地市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有了充足商业资本的积累，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就能顺利诞生。还需要将“原始资本”(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即建立企业，从事以利润为目的生产。虽然“原始积累”阶段，商人与封建统治者由于各取所需进行了“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不越过“商业”的界限进入产业。由于商人阶级与封建领主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存在利益的根本冲突。劳动者属于封建领主的“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因而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领主之外的人(在封建庄园内部也不存在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农奴的劳动力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领主所有)，产业资本所需的劳动力商品无法购买到。为了创造劳动力商品这个条件，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只能推翻封建制度，摧毁农奴制，解放农奴。在给予农奴“人权”和“自由”的口号下，新兴资产阶级带领农奴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解放了的农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为了谋生，只能将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这样，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顺利转变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建立。

　　（2）中国具备资本主义起源的两个条件吗？

　　我们同样先分析“货币量”这个条件。仅就这个货币量而言，实际上当时中国的条件优于西欧：一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不但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而且个别地方局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商业资本已经转化为产业资本。当时，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对海外的国际贸易有了一定的规模。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使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就算当时的“货币量”不足以产生资本，中国为何就不能像西欧那样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呢(唐文基，2005)?所以，这个条件是不成问题的。再看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个条件。由于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式封建制度，就算到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14、15世纪，也延续了1500年左右。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像西欧那样，是与商业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的，而是把“分封制”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地主制”的封建社会。在地主制封建经济中，劳动者不但是“自由民”，而且还是拥有生产资料的小商品生产者;就算在土地兼并中，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他仍然可以从地主哪里租种土地，并不改变其小农的身份，况且就算没有了土地，劳动者还有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料，比如农具、耕牛等。中国由于土地兼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起的朝代周而复始地更替，每个新的王朝初期都重新分配土地，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因此，中国的劳动者并不像解放了的农奴那样是“一无所有”者。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人身自由和“一无所有”，中国的农民只具备前面一个条件，因而“资本家”很难购买到足够的“长期”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无法普遍在中国出现，只能停留在萌芽状态。

　　（3）资本主义起源的生产力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人根据这一原理，从生产力方面寻找中国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所以出现了文献综述中的“生产力落后论”“科技水平落后论”。作为生产力整体水平，历史事实是当时中国的综合生产力远远优于西欧;至于“科技水平落后论”则是将西欧资产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革命成果，来对比中国的科技。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不过是手工工业的集中分工与合作;西欧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生产力水平绝不会高于当时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水平。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出现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国，而出现在生产力水平不如中国的西欧呢?我们觉得，不能从个别国家去理解生产力的问题，而应该从世界历史的整体，从世界结构的整体去理解。一个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比较低级的社会形态，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当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是最后的推动力量;但不等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得依次递进，从低级社会形态进入高级社会形态;或者说，进入高一级社会形态的一定是生产力发展最高级的国家。只要整体上世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新的社会形体就会在母体孕育，但这个母体是整个世界，而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至于孕育着“母体”的位置在哪，是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的发展状况而定;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国家，无论先进与落后。这个论点已经是被世界历史发展证实了的事实，而不是理论假说。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最早出现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西欧，而不是生产力相对先进的中国，是因为，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程度。事实上，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尤其是中国古典科技成果火药、造纸术和指南针等发明，也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个问题，世界杰出的思想家比如德国的马克思、英国李约瑟、日本汤浅光朝等，都多次论述过三大发明摧毁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的重要贡献。除了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三大发明”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古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也曾影响西方的启蒙运动(于传波，1991)。此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是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而不能仅仅看成是中国的生产力，因为由这个生产力决定取代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世界整体的社会形态，而不是那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证明了这个论点。

四、“中国命题”马克思解对当今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

　　由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发育得过早，中央集权制下的地主经济模式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在这种地主经济模式下，劳动力不具备变为商品的条件，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中国命题”，不但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马克思解”说明，不但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再到抗日战争，外国资本的入侵下，也没能像其他殖民地那样催生出资本主义道路。那么，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后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诞生的条件了呢?

　　1.现在的“农民工”，不具有完整意义的劳动力商品性质

　　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包括外资在内的私营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所需劳动力从市场“雇佣”。这些雇佣的劳动力主体是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从形式上看，他们具备了劳动力商品的性质。但仔细分析起来，即使是民营或者外资企业里，从市场“雇来的”劳动力，也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商品不同的。区别正是在于我国的这些“劳动力商品”他们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农村有承包的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他们不是本来意义的“工人”，而被称为“农民工”，本质仍然是农民。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成了“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体系，以此加入了国际分工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比较低，80%以上的劳动者都是农民。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城市经济对劳动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性质，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存在较大的反差，即城市务工收入高于农村务农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尽管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由于后备“农民工”的数量十分庞大，仍然大大超过需求。其结果是，“农民工”由于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加上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这种性质决定了他们不是长期的“雇工”，只是短期的“农民工”。大多数农民工到年终都回家了，而且次年也不一定再回到原来的企业。但是，农民工总体上处于供过于求状态，这种短期“农民工”效应并没有太大影响企业用工;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低素质劳动力，替代性强;一波“农民工”离开，会有几波替补者进入。同时，劳动力的供过于求状况决定了企业可以用极低的价格雇佣劳动力;这种低成本的模式维持了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的秘密所在。

　　可是，这种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农村看，由于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吸引到城市，农村很多地方成为“空巢”，土地抛荒，使国家粮食不能自给，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供给受制于人。从国家战略上说，产业长期在低端运行，导致付出高能耗、高污染的代价，得到的是却低工资、低附加值、低内需;造成两极分化严重，产能过剩，容易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宏观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劳动力”角度分析，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生活成本上升，劳动力价值必须提高，企业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由于低端产业的利润微薄，工资成本的上升将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以致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农村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务农”(含农村工商业)的收入与“务工收入”差距缩小，农民工由于家里有生产资料，有退路，于是回乡重新务农或者回乡创业。这就是前些年起每到春节过后，用工单位都会出现“用工荒”的原因。也就是说，这种发展模式的持续，会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都遇到困难。

　　要改变这种困境，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升级。但这种升级是很难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快速实现的，它需要国家战略布局，需要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更需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国家对这种状况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制定了产业升级的“新时代”战略方针，决定“振兴乡村经济”。

　　2.农村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

　　根据“马克思解”，假定我国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需要创造出劳动力变成完全商品的条件，即剥夺农民的土地，让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民。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可以是暴力式的强制剥夺，也可以是先通过土地私有化，然后自然发生土地兼并，大多数农民重新失去土地，沦为一无所有的自由民。“暴力式”剥夺显然在我国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性;“土地私有化论”却是有一定市场的。无论是一些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有人主张我国的土地私有化，或者变相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的主张，正是代表了资本的愿望和利益，这种主张符合“马克思解”中资本运行的规律。假定这种私有化的主张得以实现，是否会像主张土地私有化者的愿望那样发展呢?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新中国建国后的情况，答案就很清楚了。由于中国不能产生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最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大革命”代为完成，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部分。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土地改革”使全国农民成为了拥有私有土地的商品生产者。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这个阶段，刚好就是上面假定的“土地私有化”的状况。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如果允许土地买卖，则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土地多数会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重新分化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回到解放前的半封建半资本资本主义的状态，农村劳动力仍然不能变为商品;如果通过法律禁止土地转让，则农村将永远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状态，土地不能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则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足够的剩余产品，也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剩余劳动力，更别提“劳动力商品”了。无论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无论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新民主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土地私有化后自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都不能完成。

　　改革开放后，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制度，在当时是必要的;但通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建设，“小农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所以党中央的提出新的“四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并提出了“振兴乡村经济”的口号。乡村经济如何振兴，农村改革的方向如何确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振兴乡村经济，就是要改变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在保证我国粮食自给的前提下，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使之成为工商业的劳动力提供者;从而尽快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上所述，由于土地私有化条件下无法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乡村的任务只能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改革和完善经营方式，才能取得成功。

　　3.根本出路是农村经济“农工商一体化”

　　农村私有化不能为城市工商业提供实质“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农村坚持集体所有制条件下，不是更加不能为城市经济提供“劳动力商品”吗?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1)城市经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问题如何解决?(2)农村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

　　关于第一个问题。城市经济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属于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另一部分是包括外资在内的民营经济。根据上面的分析，假定没有国有经济，全部实行私有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不能购买到足够完整意义的“劳动力商品”，因而发展不起来。没有长期“劳动力商品”的提供，则劳动力素质不能提高，产业升级也遇到瓶颈。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城市经济中也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中，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应该与私有制企业中劳动力在商品性质有所区别;余下的部分民营经济的劳动力属于商品性质，可以用现有城市新就业人口(含来自农村的大部分中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能基本满足现有这类企业的“雇工”问题，这就解决了“农民工”带来的矛盾。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可以到国有经济中就业，余下的大部分，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农村就地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工商业化的途径，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1)南街村式的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建成农工商联合体。(2)股份合作制。农民可以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实行股份合作制，进行规模化经营，建成农工商联合体。(3)土地流转。农民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具有经营能力的企业集中进行农工商联合经营，参与分红，农民的劳动力则出售给企业，成为企业的雇工。农村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而不是全部农村“城市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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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1期

　　作者：杨继国  骆革新

　　作者简介：杨继国，男，重庆市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骆革新，男，湖南桂阳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批准文号：FJ2018MGCZ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