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途：集体劳动的记忆与合作经济的开拓

　　引言：思想文化的继往开来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写完关于“新工人”的第三本书，初步命名《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我的自我感觉是，并不是我要写，而是我被要求写，但它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任务的要求，而是社会现实和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要求我的。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时候，现实的要求是，打工群体需要对群体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否则无法思考未来。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时候，现实要求是，无论现实和未来如何展开，如果一个个工人和工人整体没有主体性的思考和劳动价值观的建立，工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出路。《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有32个女工的生命故事。我知道我写的不是标准的传记，起这个书名的寓意是：为女工立传。这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会影响处于那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必然折射那个时代的历史的某个侧面。通过32个女工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个体和群体、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能量，但是当一个人没有方向的时候，再有能量也没有力量，反而有深深的无力感。方向从哪里来?从文化中来，其本质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我们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而这一切不是天下掉下来的，是从文化教育与传播、从切身体验的生活世界中获得。

　　我概述写这三本书的原因，其实是想说明我关注工人文化的出发点。而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铃木将久(日本一桥大学)在他尚未正式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出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吕途第一本著作的副标题展示了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她致力于比较全面地描写中国新工人的现状，尤其是他们面对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她试图推动读者的心理以及整个社会的情绪，寻求比较理想地解决新工人困境的未来方向。”“吕途写完第一本著作之后紧接着撰写第二本，其背后原因是她看到资本逻辑的强大控制力量。资本逻辑不仅是资本家的信仰，更是渗透到了工人的思维里，工人也只能从资本逻辑出发解释现实。吕途因此认为不打破资本逻辑，工人就不能找到可行的出路。为了让工人以及整个社会脱离资本逻辑，她决定进一步检讨文化的问题。吕途关注文化，也不是讨论客观上存在的‘文化’，而是始终强调建立新文化的重要性。她的最终目的在于让工人摆脱资本逻辑，因此不能承认既有的文化，而是要建立未来的崭新的文化，而且新文化必须与工人的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才能使得工人们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目前还没形成的真正属于工人们的文化，乃是吕途希望建立的未来方向。如何构建这种崭新的文化?这就是吕途的两本著作和她的一切活动的核心问题。”正是为了完成铃木老师敏感意识到了的构建积极的工人文化，其实更为到位的话应该称之为劳动文化，我写了《女工传记》。读《女工传记》，也许会让很多人纳闷，没有惊天动地的工人运动，没有指点江山的工人领袖，谈何工人文化的建设?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没有个体、群体和社会文化底蕴的建设，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都会导致难以持续甚至灾难。通过对一个个生命故事中生命力的赞颂，我希望我们劳动者产生自信、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改变自己、创造希望、引领社会。

　　连续写了三本书，我先不准备继续写了。对写作和实践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到了深刻反思的时候。接下来，我希望，也非常愿意与创造劳动文化的人们一起去开拓。感谢这篇文章给我这个契机，让我可以表达我的这些想法。通过近10年的学习、调研、实践和思考，我认识到，底层人的出路的可能性在于开拓合作经济，现在国际上也称之为“团结经济”。创办安徽南塘兴农合作社的杨云标说过这样一段话：“先有合作的文化，再有合作的经济，如果说大家心都没有连到一起，就不会有合作，有了也是不好的。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没有对合作的认同，经济上有点成果很快就散伙了。合伙的文化，就是合作的社会基础，建立起来了，后面的合作经济就顺理成章了。要想创办合作经济，必须建设合作文化。”

　　提到合作和集体，现在有很多负面的历史包袱，会联想到建国头三十年的国企和人民公社。国企在90年代纷纷解体，占霸权地位的话语是说，国企工人吃大锅饭、效率低、企业亏损，所以解体;人民公社也以包产到户的形式给解散了，同样的逻辑，说农民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导致没有生产积极性。从城市到乡村，不仅国有和集体经济被瓦解了，更为严重的是，对集体劳动和合作经济的负面宣传，使得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合作”和“集体”这两个词产生了条件反射一样的反感。一提“集体”就会想到“专制”，一提“合作”就会想到“大锅饭”，这就是文化的强大威力，无论你是否经历过，把那种思想观念灌输进你的头脑里后，就会产生影响。其实，“集体”有可能是专制的，也有可能是民主的;而真正的“合作”一定是民主的。所以，这篇文章的想法是，通过对现实的描述来提示大家，资本霸权把底层人打成一盘散沙之后，打工者成为了受害者，所以，现实证明了不合作的恶果。也许有人说，不是不合作的恶果，是不民主的恶果，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我简短回应的话就是，这样质疑的人如果用美国式的民主作为民主典范的话，我可以告诉他的是：美国人中间七分之一的人靠救济生活[2]、六分之一的人没有医疗保险[3]、十四分之一的人在监狱里[4]。 思想认识来源于哪里?一个是被灌输和吸收的二手信息，还有一个是眼见为实的现实。今天的社会环境之中，合作经济的实践少之又少，文化认识就失去了基础。这就是这篇文章在倡导合作经济的时候用“开拓”的原因。本文以打工者的生活现实为着眼点，回顾集体经济的记忆，对新型的合作经济报以切实的期望，而所有这一切需要我们在文化上的继往开来。

　　资本文化主导的年代：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成为受害者

　　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数据，全国打工者的数量为27747万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6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她们制造的;58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6]，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7]：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有农村流动儿童3581万，在农村他/她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打工群体的状况不容乐观，我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们的工作很不稳定，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换了工作之后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很多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城市和企业急功近利地使用了廉价劳动力，但是拒绝支付社会成本，社会把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无偿地转嫁到留守老人的身上;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她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人活着要吃饭，而且不能吃有毒有害的食品;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土壤和水是万物，包括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是被圈地运动剥夺的地方。

　　下面我用社保数据来说明打工者成为受害者的具体证据。阅读《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8]时发现，报告中没有关于“农民工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的相关数据，而这个数据从2009年到2014年是有的，匪夷所思。2015年报告中继续保留了“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数据，而签署劳动合同的打工者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

　　同样匪夷所思的是，看一下2009年这一栏，42.8%的打工者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只有7.6%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1.8%的人有工伤保险，我们不禁要问，这劳动合同里面到底写了啥?在这个事情上我有点儿发言权，当初为了撰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工厂文化”的章节，我去工厂打工体验。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被派遣到苏州一家台资厂之前，劳务派遣公司和我签了劳动合同，叫“实习协议书”。填写的时候是在厂子大食堂的餐桌上，派遣公司横眉怒目的工作人员吆喝着，指示我们什么地方填什么，然后让我们签字上交，整个过程的时间很短很短，我们不可能有时间阅读完协议书内容，阅读完也不一定理解，当然更谈不上是否同意里面的内容了。但是，我们必须填写并且上交，而且，我们只填一份，上交了之后我们手里是没有备份的。当时的我跟着大家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我想到了，无论一个人懂不懂法律，在那样没有地位和话语权的资本霸权气氛之下，只能任人摆布。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应该可以解释上面的质疑了，我的确签了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劳动合同和我的权益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还被用来损害了我的权益，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协议的最后一条：“如果工作不满一年将扣除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一个工人是否有劳动合同和是否进入国家社保体系不是一回事儿。但是，这些是不会有人给工人解释的，也不屑于给工人解释，而且工人也没有任何地位和资格去询问任何问题。现在打工者和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意义只是劳动关系的证明。工人对劳动合同的内容是没有发言权的，其实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雇佣劳动合同这一个过程有两个层次的含义：(1)工人从宪法中的领导阶级变成了被雇佣的劳动力;(2)由于工人实际上失去了政治地位，因此，在成为劳动力的过程中也是没有发言权的，工人在接受了作为被雇佣的劳动力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下无力影响合同中的内容，甚至无力维护合同中规定的有限的权利。 上面表格里面的2014年数字的第三行，打工者中参加了工伤保险的人数只有26.2%，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工友来说，如果受了工伤，手指头被切掉了，因为没有工伤保险，他的治疗和赔偿都得不到保障。下面的这段记录是北京皮村一位家具厂木工的真实叙述： “2016年4月15日那天，在木工车间，老周在打线，老周的侄子抱着手跑过来，他的手指被立刨打掉了。我们立刻去立刨那里找手指，但是手指被打得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连渣都找不到了，只能看到他走过的路上一滴滴的血迹。老周的手指也少了一节，那是他20多岁的时候被机器打掉的。老周是湖北人，2010年带着儿子、侄子和外甥在这家家具厂包下了下料这个工序。第二天上班后，各种机器已经转动，工友们各自干着自己的话，老周正在用他那9根手指做着示范动作，手把手的教儿子怎样操作那台只停了半天的每年都会切掉至少一根手指的立刨机。下了班我问老周的儿子：‘你爸的手指掉了，你堂哥的手指也掉了，你不怕吗?’，他硬声声的回了句：‘活着干，死了算，有什么好怕的。’他堂弟那根被打得粉碎的与木屑混在一起的手指，将会和木屑一起做成板材，做成高档别墅里的一个漂亮的柜子。一周后，老周儿子在用平刨刨很小的木料时碰到了手，还有一半指甲在，医院还是给截了一节，说是不好缝合。我有点自责，同样是木工的我不该问他‘你怕不怕’这些不吉利的话，真的出事了，真的不怕吗?真的死了算吗?我没有敢去看他。”在皮村，工友上社保的比例几乎为零，老周承包了那个工序，老板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这和他没有关系，如果想得到赔偿只能通过打官司。”这个悲惨的故事中，有很多悲惨的地方，在我看来，最悲惨的地方是资本文化的内化，劳动者内化了让他们深受其害的文化本身：劳动的价值是低廉的，劳动者付出的身体代价要由劳动者自己承担。 在工厂里，工人的数量占大多数，无论资本家和管理人员如何地贬低工人，他/她们必须依靠工人的劳动。他/她们对工人的领导权不是通过“消灭”工人，而是通过获得工人的“同意”。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压迫的传递者和被压迫者似乎都认同这样一个道理：老板花钱雇人，那么受雇佣者就必须接受一切。受雇佣者不受尊重，因为能用钱买到的就只是“东西”。工人受到了压迫，但是可能不仅不与压迫者做斗争，反而去压迫其他工人，弗莱雷这样解释这种情况，被压迫者受到压迫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一定是反抗，而是“几乎总是想让自己成为压迫者，或‘次压迫者’……被压迫者采取了‘依附’压迫者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不知道他们被践踏……(只是这个时候)被压迫者渴望的不是解放，而是认同压迫者一方。”[11]内化压迫文化是对被压迫者最深重的伤害和压迫，这也是资本/工厂文化蓄意实现的目标，工人在这种文化下被程序化了，他们自觉地遵循着压迫者的旨意行事。 工人是劳动的创造者，理应公平享受劳动成果并且获得应有的尊严，但是今天，工人却成为受害者。使劳动者创造者成为受害者的途径是两个：第一个是硬功夫，通过强制手段让工人服从;第二个是软功夫，就是让工人内化使其受压迫的资本文化和强权文化。

　　公有制经济下的工人文化：美好的追忆和历史的包袱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历史时期，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国企工人被称之为老大哥和国家的主人，而现在，这些老工人成了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不仅老工人的辉煌不再，而且，有人用各种说法通过否定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来抹杀老工人曾经拥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曾经拥有”是有很大分量的;如果“曾经拥有”，但是今天却失去了，我们才可以追述失去的原因和过程;如果“曾经拥有”都被抹杀了，那么那种“存在过”的力量就没有了。

　　在《女工传记》中，我访谈了几位国企女工。我这里摘取片段，从中我们可以追忆过去工人文化中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

　　薛姐的故事

　　薛姐195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的农村。高中毕业，做过10年村小的民办教师，后来去哈尔滨市的大集体和国企做工会的领导干部。下面是访谈薛姐的部分内容。

　　1984年到2001年，薛姐在哈尔滨一家火柴厂工作，属于民政系统的企业，有将近300职工，其中有100多名残疾人，大多数是聋哑人。哑巴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参与劳动没有问题，开会的时候有个会哑语的做翻译就可以交流了。

　　80年代的时候，女工比男工多，90年代以后引进机械设备，男工比原来多了一些。男女工资没区别，健康人和聋哑人的工资也都是一样的。薛姐一直做管理工作，各个科室都干过，工资是50多块钱。火柴厂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按事业单位的工资走。每年涨工资，一年涨几块钱，工人评级，升一级好像涨七块多。厂长也按照级别逐渐往上涨。那个时候的厂长绝对有范儿、有魄力，一厂之主，像一家之主一样的。

　　薛姐记得她们的大厂长好像是学包装装璜的，函授学校毕业;副厂长挺年轻，好像是学经济管理的。厂长有专车，是一个小破吉普，有的时候是小货车，前面拉领导后面拉货。厂长会议多，经常出去开会，厂长一回来大家都静悄悄的，趴那里赶紧好好干活。遇到任务紧急的时候，车间人手不够，管理人员全下去参加劳动，厂长也下去;如果晚上加班一宿，厂长和管理人员也跟着加班一宿。那个时候的厂长真有范儿，拿的薪水不多，付出的劳动不少。工人之间讲感情，很团结，你这块活儿多，他那边干完了就去帮你干点儿。大家对公共财务和设备也比较爱惜。真是挺好的。

　　管理很正规。每天工作8小时，早上8点上班， 11点半到12点半休息1个小时;下午上班到5点半。各部门都有考勤，迟到和早退都是要扣工资的。劳动部门来厂里组织《劳动法》学习，学习完了之后要求干部和职工按照法律要求办事。

　　管理都是自上而下地完成。上面开个会说现在有什么什么精神，回来厂长找办公室主任把它形成一个文件，在工会上宣读一下，大家提提建议，完了回头就基本落地了，就按照这个执行了。比方说，医疗费报销标准，住院的按75%报销，在什么样的医院按75%报销，哪些药费包括在内等等，上面有一个大概的框框，然后到了企业层次通过工会来讨论和明确一下，然后就执行。

　　各项职工福利和活动都是厂里组织和安排的。厂里有托儿所、食堂和职工卫生所。托儿所是免费的，办得很不错，有几十个孩子，有个小活动场地，滑梯什么的都有，那个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有这样的配套服务，国家有要求的。体育运动会和文艺演出也都有，还都要参加比赛。工会定期组织各种活动，还发电影票。乒乓球台、篮球架都有。

　　后来，出现很多问题，货源问题、三角债问题，企业越来越困难。最后职工工资都不能按时支付。一到开支之前，厂长必须得召开一个销售会议，抓紧清账，好开支。因为欠贷款，你得去银行看着，否则很可能一笔货款通过法院直接给你截走了。

　　1998年，企业开始酝酿改制。2000年，私人老板一分钱不用给，零价买断火柴厂，直接接手了。当时拖欠职工的账目都经过公证处公正了，但是那个私人老板也没给。后来，找老板都找不到了，换了几个老板，没人管你了，账目可能都没有了。

　　薛姐说：“不愿意回顾这些事情，往事不堪回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领导指到哪儿，我就干到哪儿。改制完了，火柴厂变成一个私人企业了，换牌了，翻牌了。托儿所和卫生所不是在改制以后没的，在90年代的‘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就自灭了，不知道原因就没了。我都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托儿所的那些小床，卫生所那些玻璃的装药的小柜子不知道怎么就都没了。篮球架哪儿去了?乒乓球案子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就都没有了。”

　　赵姐的故事赵姐1970年出生在长春市。1986年初中毕业。毕业以后在家闲待着，待了2年。18岁开始上班，在长春一家机械厂上班，是一家国企。是家小单位，有员工100多人。赵姐的岗位是刨工，刨电轮的。工人两班倒，上午班从8点到12点，下午班从1点到5点，一天工作4小时。

　　赵姐已经记不得当时工资具体一个月多少钱，她的印象是一个月80多元。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计件，但是大家工资都差不多。赵姐的师傅比赵姐的工资大概多10几元。当时厂里最高学历是技校毕业，无论学历高低工资也都一样。厂里男工多、女工少。男工干的活儿比女工重，但是男女工资都差不多。那时候领导对工人都挺和气的，跟工人打成一片，不会找工人什么麻烦。普通工人除了上班工作不会参加其他厂里管理方面的事务，赵姐也不记得厂里组织集体学习或者其他集体活动。当时单位有幼儿园，不用交钱。赵姐那时候岁数小，年纪轻，感觉上班就像玩一样，觉得活儿也不累，感觉也挺好的。就这样上班4年。

　　1992年，经人介绍，赵姐认识了一位军人，他从军校毕业后留校做教务工作。两人见面后彼此都很满意，就结婚了。很快，赵姐怀孕了。一怀孕，赵姐就请了病假，没有再上班，因为工作岗位噪音很大，担心对孩子产生影响。按照赵姐模糊的记忆，当时请病假也发工资，但是具体发多少就不记得了。

　　1993年，儿子出生，赵姐休产假。当时可以休产假一年半，印象中也是开工资的，但是开多少赵姐也不记得了。产假休完，自己带孩子，也没有上班，就像停薪留职一样。丈夫在连队带兵，很多时候在连队值班不能回家。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学期间，赵姐一直接送和照顾。早上8点钟之前送去，晚上4点20接回来。孩子放学在家里的时候赵姐悉心照顾和陪伴。

　　后来单位就慢慢解体了，到2000年，赵姐正式下岗，单位给了2年的失业金。没有解体之前单位好像给交了社保，现在赵姐的关系转到丈夫的单位了，因为够随军的条件，部队里可以接续。 薛姐和赵姐都曾经工作在公有制下的国营企业里。薛姐亲身体验了一段黄金时代的记忆：干部和职工同等待遇、男女同等待遇、工人得到尊重、干部既参加劳动也有领导风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黄金时代已经孕育着苦果：工人的待遇和地位是国家和政策赋予的，一切文化活动也是集体组织的，工人在这中间少有主动性和主体性。还有，从赵姐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中间也有很多像赵姐这样的，虽然完成了本职工作，但是几乎处于一种“养尊处优”状态的工人。

　　针对国企的改制，我和薛姐有这样一段对话：吕途：“听你的描述，企业开始运转得挺好的啊，怎么就运转不下去了哪?”

　　薛姐：“等到后来我也确实发现了，就像现在说的似的，干的就不如看的，看的都不如捣乱的。风气有点不太正了。”

　　吕途：“那这种风气的转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大家都挺好的，风气怎么就变得不好了哪?”

　　薛姐：“我也觉得好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技术和设备的进步，人们的思维可能就复杂了。”

　　吕途：“技术进步了，我们的风气反而不好了?按理说，技术进步了，我们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东西，那我们的财富就会积累得更多，我们的生活应该变得更好，结果反而变得不好了。会不会是因为整个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比如说，当社会上存在少干多得的时候，这个风气就会带到我们厂里。”

　　薛姐：“我觉得有直接关系。过去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等到后来，八几年到九几年以后全变了。”

　　吕途：“比如说，如果厂长还像以前一样，跟大家一起来到生产线干，干不完了跟大家一起加班，我就不相信那些耍滑的他们会得逞。”

　　薛姐：“对。另外吧，一个企业在运作的时候，有很多关系户的，一点一点的这事情就复杂了。厂长需要拉关系啊，销售人员开始拿回扣啊，就变化了。”

　　吕途：“企业出现困境，为什么非要改制呢?为什么一定要变成私营的呀?”

　　薛姐：“亏损。当时就说，谁有能力使这个企业扭亏为盈，谁有资金使这个企业复活起来，谁就来管理这个企业，逐渐的就走到现在了。我不知道受什么影响，肯定受了什么影响，所有的企业稀里哗啦全下来了。不过，大家也都看到了，企业的领导，特别是企业的一把手肥透了。那个时候搞更新改造，今天整一个项目改改，明天整一个项目改改，上项目啊，越上项目企业越不行了，你越上项目贷款越多，贷款越多企业就亏损，入不敷出了。我亲眼看到企业从挺发达、到没落、到最后停产、到破产、到翻盘成了私企。职工都有感叹，和共产党的干法不一样了，在私人企业里，你有技术有能力的确实能挣点钱，但是你辛苦得多、付出得多很多。就跟给你喝了麻醉药一样，按照人家的安排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就像当时跳忠字舞没想到会荒废学业，现在改制你也没考虑到企业职工的生存情况。最感触医疗这块啊，职工在单位看病、吃药多好，又能报销、医药费也不高;现在这医药费升得这么高。那些人先了解和掌握情况的，该做的都做了，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发一个财，吃亏的都是老百姓，现在有多少老百姓能买得起房子的啊。”

　　历史已经过去，追述不是为了回到过去，也回不到过去。我的这段片段式的简短追述的目的是：(1)在集体主义之下，工人可以获得公平的经济待遇和劳动者的尊严，没有必要听到“集体”就产生排斥;(2)集体主义如果完全通过自上而下来贯彻，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遏制工人民主;(3)当工人只拘泥于获得和享受工人的优越待遇，并且由于主、客观原因没有产生主体性，那么被赋予的东西也可以被轻易剥夺。

　　再过几年就建国70年了，中国有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发现也许还真的有点儿道理。从2000年开始，就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后，仁人志士就看到了各种社会问题的累积和爆发，开始探索新的途径，到了2010年代，开始有了方向性的东西。

　　合作文化与合作经济：受害者成为开拓者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我这样说不是不希望大家创业当老板，是因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其次，这样的逻辑下，不仅不会去争取做工人的应得权益，甚至会认同老板对工人的剥夺。第二，自谋职业表面上的确自由了很多，但是，从劳动时间上看，很多时候是比在工厂更加严重的自我剥夺，比如说，一个打字复印店可能开门的时间超过15个小时;做淘宝店的可能随时挂在网上，一天都不敢休息。第三，当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过不上好日子;第四，当所有人都抱着“过客心态”的时候，我们不拥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穷人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创办新工人的合作经济/团结经济/社会经济，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农村，涉及的领域可以包括：社区服务、住房、育儿、教育、生态农业、资金互助等等。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决定着个体的选择，而“做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如果打工者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如果争取做“新工人”，就成为了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做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人的文化本质，而文化决定方向和命运。

　　我们应该“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建设中找出路。如果我们只是热衷于去反对和反抗，但是却不能给出我们提倡什么，不能给出我们反抗后建设什么，那么也是不负责任的。让人欣慰的是，经过10多年的探索，城市和乡村都开始涌现一些给穷人以出路的实践。在城市是：社会企业;在农村是：合作社。

　　安徽南塘合作社走过了16年的历程。南塘合作社2010年建设了南塘大曲酒厂，一斤酒的价格从10几块涨到60多块，还是供不应求。南塘大曲按照粮食酿酒的传统工艺进行生产，恢复了酒文化中，酒是粮食的精华的文化、健康和经济价值。南塘合作社2011年，开始资金互助，吸纳了互助组成员的闲置资金，资助了互助组成员的创业资金。现在，合作社向着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建设迈进。

　　北京同心互惠社会企业创办于2006年，一方面回收社会闲置资源，主要是二手衣物，另一方面在打工者聚居区开设二手商店，以便宜的价格销售二手物品，降低工友的生活成本。到2015年，已经在北京开设15家二手商店。2016年，社会企业拓展到济南、西安和成都。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指导下，工人和农民的地位不再由国家通过制度去保证、甚至去强制性地约束，而是需要工人和农民自己去争取，而这样的争取过程并不是没有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比如，2007年，政府就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针对历史和现实、困惑和出路，我们工人大学14期设计了“团结经济”的相关培训，内容包括：l 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社l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l 安徽南塘村兴农合作社18年l 北京同心互惠社会企业11年

　　这个设计秉承了思想文化上的继往开来：回顾历史，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走到今天;面对现实，让我们勇于开拓未来。学员们在相关内容的教学中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既是思想的思考和交锋，也是文化的思考和交锋，下面我摘录部分讨论和对话：

　　吕途：“我们大家要分清楚我们说的三个不同的合作社：

　　1) 艾黎[12]在宋庆龄支持下成立的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社[13]，是自下而上、自愿合作、劳动与学习相结合、得到海外资金支持的民间合作社。

　　2) 解放之后的农业合作社：是经历了从自愿参加的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国家倡导的高级合作社，最后到政府主导的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复杂过程的合作化形式。

　　3) 今天说的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愿联合、受到法律保护和规范、得到政府政策扶持的合作社。 李老师：“民间合作社要面对两个‘对立面’：(1)和国营经济对立;(2)和资本主义经济对立。民间合作社有一种民主意涵，内部有民主监督功能。本身有自发性和主动性，是人民的自主自发的结合。所有的建设事业需要依靠一个个的人来完成。合作社对成员通过主动投入改变生活了之后才更加热爱共同体。”

　　财财：“现在的人，私心很重，不好搞。今天社会上很难聚起人心。人在贫穷和落魄的时候才容易聚集。现在都一切向钱看了，人心就不好聚齐。”

　　吕途：“我想的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做有尊严的人’，那么只要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各种途径都可以。如果私企可以让我有尊严，也可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私企和老板有这个能力和这份心给自己和他人尊严。人心好不好聚，是在于这些人有什么追求，在于这些人是不是想获得解放，不做奴隶和被雇佣劳动者的解放。”

　　琪琪：“现在合作社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合作社如何可以应对资本雄厚的大企业!”

　　吕途：“现在不是生产得太少，是生产得太多了，生产的很多产品都是有毒有害的。所以，我们走人性和人道的道路的人，不是去参与那些恶性竞争，而是开辟另一条道路。当然，我们也参与市场，但是，不是那种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市场。”

　　明明：“我一个亲人做农业合作社的，报填200亩地，搞水果、蔬菜、菌类等种植。其实，这些只是为了办个证和套政府的补贴，根本没人，啥也没做。”

　　瑞瑞：“政府在大力倡导合作社建设，国家也在评选优秀合作社，在各地挂牌很多合作社，比如土豆专业合作社、大蒜专业合作社，在我看来这些合作社就是在圈农民的土地、套国家的补贴，这样的合作社占据主流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

　　臻臻：“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前面我引述了铃木教授对两本《中国新工人》中文化的诉求的理解，他完全理解了我的目的，我虽然描述、甚至详细描述了工人的文化现状，但是我的目的是为了新文化和积极文化的建设。批判是建设的前提，而建设比批判要困难。从上述工大14期学员的激烈辩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端倪，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已经批判得够多，该更多地参加劳动和建设了，否则就没有发言权了。

　　注释

　　[1] 吕途，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国内著名的新工人研究专家。

　　[2]_“US food stamp use swells to a record 47.8 million”, World Socialist Website,

　　载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3/03/29/food-m29.html

　　[3]_“Health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载http://en.wikipedia.org/wiki/Health_care_in_the_United_States

　　[4]_前瞻网，《美国监狱人满为患 囚犯约占全球总数的25%》，http://www.qianzhan.com/qzdata/detail/308/130814-004873b5.html，2013年8月14日。

　　[5]_新华网，《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_128940738.htm，2016年4月28日。

　　[6]_中国网，《中国家政服务企业近50万家 从业人员达2000万人》，http://news.china.com.cn/2015-02/28/content_34912979.htm，2015年2月28日。

　　[7]_中国经济网，全国妇联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305/10/t20130510_24368366.shtml，2013年5月10日。

　　[8]_《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_128940738.html，2016年4月28日。

　　[9]_《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003/t20100319_16135.html，2010年3月19日。

　　[10]_《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5-04/29/content_2854930.html，2015年4月19日。

　　[11]_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3页

　　[12]_《艾黎自传》，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00336/

　　[13]_“永远的朋友和战友 -《艾黎自传》读后”，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d0cea60102vpj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