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过去三年灾难事件的看法

 我对过去三年灾难事件的看法

张志敏

以下是我对60年代那次三年灾难事件的看法。

那时中国刚从近代陷阱当中爬起来；中国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上去、要免受挨打；中国要在落后的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当中去；中国要避免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大磁铁对中国小磁铁的吸引导致无法独立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可能。

由于有上述情况的存在，因此，我们对那时出现极端性的三年灾难事件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汉唐盛世的物质发展的基础和秦始皇、隋炀帝搞长城、大运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这种结果自然是：修长城、运河的人确实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后世的人就因此享福了。长城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大运河是古代的南北物流的大通道，而物流的发展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根本的东西。

三年灾难事件后的两弹一星、水利和交通基础设施和非常好的软件设施、全覆盖的义务教育等等，这些是今日我国发展的根本性的东西。因此，对于过去的一些灾难性的结果，我们享受到前人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并让我们享受到的福利后，如果我们还要端起碗来大口吃肉，放下碗来骂娘，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

当年的灾难性后果对毛主席等人的震撼是很大的，因此，一方面国家大力在全中国大兴水利建设，把过去的荒山、荒坡和一些滩涂变成农田，把过去的农田进行整平并搞出机耕道。全国因此增加了好几亿亩的耕地出来，水利的完善让我们国家在文革时就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了。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的优势的充分体现。

那时对于大自然的改造确实已经做到了令行禁止了，但是，对于社会、对于人思想的改造，那可是在毛主席走后就功亏一篑了。这就让我们现今的中国出现了思想混乱和被资本主义一套思想给控制的局面出来。

三年自然灾难事件让毛主席认识到了，自己的队伍已经变化成为官僚集团了。那时正是因为在中国出现了官僚阶级了，因此，当中国为了解决挨打的问题、为了解决被两个超级大国吸引而无法独立的问题、为了解决近代陷阱问题、为了解决在落后的文明中去发展先进文明的问题，当中国为了解决这些而付出代价的时候，这时出现的官僚集团和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等弊端就更加加剧了这一代价和危机的发展，因此也就出现了非常惊人的后果出来了。

因此毛主席除了在改造自然方面努力，还在努力改造这些官僚。因为不把他们改造成为人民公仆，后果是极其可怕的。

要知道，当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让最高领导人得到的情报信息严重的不符实际，不断的高指标的进来就让领导层发生了错觉，举国机制让全国的粮食大量外运以还债甚至是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这就加剧了这种危机，不过，等到国家发现其中问题严重的时候，举国机制又救了这种危机了，否则，这样的危机下去是会把这个新政权拖垮的。

正是在这次危机当中让毛主席认识到了自己的队伍已经变成了官僚集团，发展下去后果极其可怕，因此后来才下定决心搞文革企图从根本上整官僚集团，让他们变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

在当时，没有人比毛主席更加的实事求是了。当时，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和他们在之前的国共重庆和谈以及其后的撤离延安时的行事的风格是一样，干得很不好。这三个时期共同的特点就是毛主席离开了一线，因此，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就在工作上出了差错了。

重庆和谈的时候，因为当时毛主席到重庆再加上回来后患病，结果，当时中央一线的主持人在东北的开局就很不好。

撤离延安以后，毛主席主要抓军事，其他的事项由当时的刘自主处理，结果，一方面就养成了他的独断专行的风格，发展到后来，在一些大事上，竟然绕开了毛主席。他培养了自己的一帮人。

当然，他如果办事办的好、实事求是、三观比较正，那还可以理解。但是，离开延安到解放区去搞土改，他就搞得非常左，搞得鸡犬不宁。在解放区破坏了毛主席的本意，帮了倒忙了。不给地主、富农分田分坏田，这不但没有人性，还倒逼他们造反。实际上，地主、富农和农民也一样，除了极端恶劣的以外，只要有一口饭，他们都会安分守己的。

这样的办事风格也是后来中央再次分一线、二线工作的时候造成官僚对百姓巨大祸害的原因所在，当时毛主席为了让大家改正错误，放下包袱，继续前进。因此就高风亮节承担了当家人的责任，没想到这些人反而统统地卸下包袱让毛主席一人来承担。这也是后来右派和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认为毛主席在这件事情上搞坏了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集体化发展模式遭遇到了人性另一劣根性的巨大的作用了，人的惰性让集体化的发展模式变化成为公共绿地悲剧了。这是过去的马列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想过的。

实际上，这样也出现了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了，左的社会主义被人的惰性为难，右的私有化道路被人的自私和贪婪左右。

因此，社会主义在信息化时代通过系统管理是能避免人的劣根性对它的负面作用的。

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和分析是为了继往开来，是让我们大家能在一个科学的发展模式上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