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血腥，中国城管却不如当年英国“城管”暴虐，而他们和对方遭遇的结局，却又有极大不同

都有血腥，中国城管却不如当年英国“城管”暴虐，而他们和对方遭遇的结局，却又有极大不同

　　从“城管”致死人命第一案的崔英杰，到最近的夏俊峰，不断发生的城管大案，使“城管”变得无人不知，死伤已不是罕見的事了，广大群众、广大网友再也不能忍受有更多的人成为新的牺牲者了。

　　但是，请不要骂笔者冷血，笔者还是要说，尽管都有血腥，中国城管却不如当年英国“城管”暴虐，而他们和对立面遭遇的结局，却又有极大不同。

　　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要有大批丧失一切生产资料却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为了自身和家人的生存，他们不得不“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和新贵族，成为雇佣工人；其次必须有大量货币购置生产资料，以便开办工厂、矿山。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形成过程，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资本家和新贵族为达到此目的使用的手段，就是暴力。本帖只略谈英国前一基本条件的形成过程。

　　人类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英国。当年，最初成为英国厂矿企业工人的“自由”无产者，除了那些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帮工、学徒外，主要都是因被圈地改牧场而丧失土地的贫苦农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记载过资本家和新贵族用残暴的恐怖手段，剥夺农民土地，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就和供应不受法律保护的源源不断的无产者。马克思说：

　　“由于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

　　因此，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促使他们“逃”进工厂“劳动”。这样，英国的“城管”较之至今没有法律依据的中国城管，就能名正言顺地堂而皇之地执法了。

　　他们如何血腥“执法”，请看《资本论》中的记载（摘要）：

　　亨利八世时期的法令，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规定，拒绝进工场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

　　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片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居民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到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工场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

　　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

　　总之，英国统治者就是用折磨和处死无产者的法律，迫死他们“逃”进工厂，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封建统治者很好地配合了资产阶级，英国皇室因此生存至今，不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处死了国王。

　　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过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判罪的“理论”依据是：本来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

　　…………

　　右派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高效率”，就是千百万英国这种雇佣奴隶血汗创造出来的。

　　今天我们和谐的中国，对流浪汉有一种很人道的收容制度。所以，中国无就业能力的失地农民，比起英国的工人阶级的祖先，无疑是幸运的。

　　就是有些许就业能力的失地农民，也可以当个小贩，虽然有时会与城管不期而遇，但大多数城管不如当年英国“城管”暴虐。中国城管为什么会这样？也许他们心中还残存有他们父辈的一丝教导：“你们农民兄弟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啊！”因而执法表现比较和缓。如果中国城管把父辈的那一丝教导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对“阶层”兄弟大打出手，砸烂“阶层”兄弟吃饭家什，“阶层”兄弟也会拚死一搏的。

　　中国“阶层”兄弟的表现，为什么和英国工人阶级的祖先有这样不同？这是因为，中国在1949年后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工农群众曾经大大地站起来过，组织起来过，有过和封建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的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激烈斗争，他们不甘屈服的火种还会不时燃烧起来。

　　当然，我们也在部分地区，对城管手段进行了一些实为“改良主义”的“创新”，远如搞所谓人性化的妈妈城管、美女城管乃至硕士城管；近有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出谋划策，指点城管要善于“声誉管理”，建议城管人员可利用多种媒介手段，主动传达亲民态度，执法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进行，等等。

　　受过儒家学说薰陶的帮闲们挖空心思，为权势者想出种种“改良主义”办法，虽然为当年英国笨蛋们所望尘莫及，但这些花花点子，对主张自己生存权的有革命传统的无产者能起作用吗？“改良主义”办法，无非是想掩盖“城管”措施背后的政治、经济本质。掩盖是不能能持久的，总有一天，“城管”会成为某种现象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