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中国上千年的儒教

看了几集《大秦帝国之崛起》，，又生出了一些感慨。秦国进行了伟大的政治创新，确立君主专制政体，极力打击贵族政治，终于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虽然皇帝成了万民之主，权力无限扩大，但也消灭了割据的贵族，让统治结构简化，使得老百姓受到的压迫少了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战国后期，战国四君子名满天下。但四君子的养士行为，不是一种大道正谋，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使得四大国力量分散，无法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反而导致政出多门。一旦小人效法，私人武装终成国家大患，最后引火烧身。秦国最终都是靠着君主的无情扑灭了大臣做大的星星之火。商鞅变法成功，成为商君，最后惨遭车裂；魏冉权倾朝野，无人能与之匹敌，最后也被放逐，忧惧而死；范雎奇谋迭出，屡建奇功，最后也是抑郁而终。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李斯才被赵高蛊惑，矫诏立了秦二世，秦朝也就此灭亡。

秦朝灭亡的很大原因在于没有完成从军事斗争到国家治理的转变，这也是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通病。另一点也在于没有新的政治力量能够填补贵族留下的空缺，贵族仍是治理天下不可缺少的一环。田横五百士的悲壮固然令人动容，但也说明新的统治权威并没有建立。真正完成大一统建构的是汉武帝。在政治上他进行了削藩；在军事上对抗匈奴；在经济上实行盐铁专卖；在文化上确立了儒家一统天下的地位。有了这些举措，一个在雏形中的中央大帝国诞生了。社会的统治力量变成了儒家知识分子。

王莽新政代表了儒家知识分子势力的第一次膨胀，也拉开了儒生与皇权斗争的序幕。在东汉，光武帝刘秀依靠谶纬之学扰乱儒家，打击、分化知识分子。而后中国政治陷入了长期的外戚与宦官争斗的漩涡，中国因而进入了痛苦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有了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被注入强健的血液。儒生也变得文武全才，在科举制的淬炼下，中华文明迎来大唐荣耀。大唐是个诗的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文治武功从此开始出现分野，文官开始修炼统治术。王朝一旦遇到灾祸，也就一蹶不振了，只能坐等灭亡。

到了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就固化为土地贵族了，一步步蜕化为土豪劣绅。程朱理学接过玄学的接力棒，开始统治文化界。知识分子记住了天理，忘记了家国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断了。从宋以后，加强皇权的改革无一例外都是败了。皇权没有中央财政作支撑，没有文化力量为其鼓与呼，逐渐式微下去。所以，宋朝的主旋律就是内斗。儒家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相互内斗，划分彼此的势力范围，中国人颓废下去了。

在明朝，皇权进行了有力的反击，靠的是道家的青词。朱元璋也尝试过八股文，虽然进行命题作文，但选出来的人并不是他中意的。皇帝喜好青词，想造就道家文化，以此与主流的儒家传统相对抗，但最终并没有什么用。王阳明发明了心学，以此作为对皇权的回应。任你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闷声发大财。儒家知识分子有能力自己选出自己的主子，甚而即使自己当奴才都无所谓，他们只关照自我的内心，以此格物致知。儒家知识分子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就是放大版的封建贵族阶级，成为不劳而获的反动阶级。随着他们人数越来越多，最后难免走到“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般《红楼梦》似的结局。

西方在现代后来居上，制度上的保证就是建立了民族国家体制，这和秦国当年的君主专制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庞大的教士阶层被资产阶级取代了，国家的主体从教会变成了公司，从而能集中全力发展经济，进行战争。中国由于与庞大的儒家集团，走不到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强行为之，结果就是军阀混战。北伐是不彻底的，蒋介石的独裁不是统治力强大的变现，而是虚弱的证明。国民党无法整合国内力量，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建设。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所用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当时的中国非得专政不可，既然资产阶级做不到，那就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专政总有对象，实际上也很好明确，那就是孔夫子以来的儒家。不打碎一个旧世界，哪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这个层面上说，文革是中国宿命般的存在。

五四运动和文革代表了现代世界激进主义的传统，但一个属于西方、一个来自中国。属于西方的东西目前还在发酵，但遇到以国学为标签的本土派的强烈阻击。但这种势力也很有力量，毕竟它提供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改造方案。中国人终归还是要反思的，这需要找回儒家的家国情怀、田园风光。属于中国的东西还不成熟，不像儒家取代贵族那样水到渠成。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无产阶级还很弱小，存在时间还很短暂，需要长久的涵养才能变得成熟。这是一条需要几代人努力才可能存在的路。但这也是一种思路，会给后来的中国人带来火花，照亮他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