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长盛不衰的关键举措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历经艰辛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有识之士郑彪著文所言,中国道路所具有的“颠覆性和开创性”的重大意义已经日益凸显:首先,从东西方文化上看,中国道路从理论到实践,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都颠覆了两百年来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西方道路、西方模式、西方中心论、西方至上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这是因为中国道路有力地证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大面积地摆脱贫困、创造财富,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使国家走向富强和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具有革命意义,是一场对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革命,并不算夸张。其次,中国道路代表对正义、公正、进步、道德、真理等等人类精神价值的追求,是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巨大力量,具有难以估量的精神意义、道德意义。2009年春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相继爆发的大规模游行所提出的口号,诸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尊重劳动”、“共享发展成果”等口号和思想,都符合东西方人类道德准则,又几乎全部从中国“进口”,这是对撒切尔夫人等西方政要一个时期以来嘲讽中国不能“出口”思想和价值观的极大讽刺。人类社会要避免毁灭,全靠人类“自求多福”,这是中国《易经》思想。中国不是救世主,但是中国道路具有巨大的精神道德价值观意义,无异为这个失去方向的混沌世界,擎起一支普罗米修斯的火把。再次,从国际政治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选择孰优孰劣,人类社会的最终命运和出路何在,当此历史关头,对这个20世纪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的最终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保加利亚学者利洛夫指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鼓舞着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和最珍贵的宝库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旗手,它创造的经验具有无法估量的历史意义。”第四,中国道路包括改革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依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由此推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西方学者彼得、诺兰说:“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当代中国要继续健全和完善中国道路以确保中国道路长盛不衰,关键举措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继续巩固共同思想基础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奋斗,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信仰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古今中外人类圣哲的共同呼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2]“夫天下者,天下人共有之天下,非一人或少数人可得而私有也。天下人一律平等,各得自由,互相和爱,互相扶助,是为公。天下之利,天下人共开之,共享之,是为公。天下事,天下人共治之,共主之,是为公。”[3]“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4] “兼相爱,交相利”[5]“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6]“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7]“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8]“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9]“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总而言之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建立民主制度”[11],“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12],在社会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主要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这两个共产主义本质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的人类社会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以下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如果社会发展方向符合共产主义本质特征,那么不管这种社会被敌对势力如何污蔑攻击,社会都会呈现持续发展、和谐繁荣的局面。反之,如果社会发展方向偏离共产主义本质特征,那么不管这种偏离是表现为“极左”还是“极右”,也不管这种偏离是打着多么漂亮的旗号和喊着多么动听的口号,社会都会呈现动乱倒退、分裂落后的局面,最终都会被人民用暴力革命或和平改革的方法予以纠正,而使社会发展重新归于符合共产主义本质特征的正确方向。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当代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经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1、尚不完全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文化建设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经济建设方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包括按需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社会建设方面,强化税收调节,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国家所有制高于私有制,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的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12]“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生态文明(以下简称“五大文明”)初步发达的基础上初步实现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此阶段的按需分配主要通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得以实现和予以体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2、较为完全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政治文明更加发展,先进文化更加繁荣,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更好更快,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社会生产力更加发达,劳动生产率更加提高,仍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包括按需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其中按需分配的比重更加提高,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水平更加提高,社会贫富差距更加缩小。在“五大文明”较为发达的基础上基本实现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此阶段的按需分配仍然是主要通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得以实现和予以体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的基本特征。
3、真正完全的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就会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具体是个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也并没有设想出一套完整的模式,而只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勾画了其美好轮廓,揭示了其基本特征:“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人民采取更加直接的形式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共产主义公有制全面建立(何时用完全的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全面取代多种所有制经济,留待后人根据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节能环保科学发展的原则,审时度势地作出科学理性的选择),共产主义文化高度繁荣,共产主义觉悟全面提高,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完全能够满足整个社会及成员需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得以全面充分实行。在“五大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先后诞生两个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以来,共产主义理想信仰一直在对包括欧美在内的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和平演变”:“一是通过推行股份制、成立‘公众公司’等措施,使一些资本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具有‘共同所有’、‘集体所有’、‘社会所有’的公有性质;二是通过立法限制垄断资本,惩治无序竞争;三是对企业征收高额累进税,对财产征收高额遗产税,国家通过各种税收把全国创造的财富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到了国家手里,通过财政在全社会进行再分配,大部分用于退休金、医疗保健、教育补贴、失业保险、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14]恩格斯早在1888年就明确提出了“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共产主义措施,其中就包括“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和对所有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11]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顽固坚持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为了防止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迅速瓦解和彻底崩溃,也不得不“悄悄”采取一些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在内的共产主义措施,只是表面上仍然羞于承认这是“共产主义措施”而声称这是“资本主义措施”。
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或者说资产阶级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无产阶级作出的某些历史性让步,不仅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光辉理论对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教育作用,而且得益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震慑作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的共产主义导师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宣传捍卫和探索践行,就不会有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共产主义中国的日益崛起,也就不会有世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让步,世界上绝大多数劳苦大众就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遭受残酷压迫和血腥剥削的状态之中,而享受不到应有的劳动所得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只能说明这些国家原执政的共产党人犯了封闭僵化的致命错误,导致经济领域缺乏生机活力,政治领域缺乏民主法治。恰恰相反,当前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日益崛起则雄辩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难以为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雄辩证明了共产主义必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雄辩证明了“共产主义不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只是由幻想产生的理论”;[12]雄辩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是最终铲除霸权消弭战患拯救人类免于腥风血雨乃至同归于尽的普世价值。“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点,一切文明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证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证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证明。”[12]
二、切实奠定科学制度保障
马克思曾对巴黎公社民主法治的重要原则作出总结:“各公社选举他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让工农群众监督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人物”的重要思想(1992年3月22日《文摘报》)。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重要思想(黄炎培《延安归来》)。邓小平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江泽民提出“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遵循上述重要原则和重要思想创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即“有机统一科学体制”,就能够切实奠定中国道路长盛不衰的科学制度保障。
一、“有机统一科学体制”的具体内容(以地级市为例)
(一) 依法决策
1、在邓州市村级施行的“四议两公开”决策程序的基础上拓展为“五议两公开”决策程序:即本区域内有关改革发展方面的重大事项,由党委提议、党政班子商议、政协商议、党委常委会或全委会或党代会审议、人大常委会或全委会或人代会决议(必要时由党委、人大、政协三会不同级别人员分别参加的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或党委全委会扩大会议或党代会扩大会议进行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2、党委、人大、政协三会具有推荐、选举、监督、评议、质询、考核、罢免“一府两院”干部的职权。三会的领导互不兼任。三会与“一府两院”的领导互不兼任(党的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不受此限)。
3、确保中共执政地位:三会代表(委员)和三会常委人数相等,互不兼任,其中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分别确保有2/3以上的中共党员,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中分别确保有1/3以上的中共党员;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一府两院”正职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
(二) 依法选任
1、“一府两院”正副领导,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按多于应配职数3名的数额提出候选人,经上级人大和政协常委会审议通过后,交由下级三会大会联席会议实行差额竞选(或三会大会分别投票:党代会进行推荐投票4选3,政协大会进行信任投票3选2,人代会进行选举投票2选1),选举结果报上级三会常委会分别或联合审批或备案。
2、“一府两院”工作部门正副领导,由“一府两院”正职提名,经市长(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报同级三会常委会分别或联合审批或备案(其中需经人代会选举或需经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3、工作部门内设机构正副领导,由工作部门正职提名,经局长(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4、三会常委和正副领导按照有关规定并参照上述“一府两院”领导选任原则实行差额竞选产生;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正副领导,需选举产生的按选举办法执行,不需选举的参照“一府两院”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正副领导的选任办法酌定。
(三) 依法行政
从制度上保证政府依法独立公正行政,做到职权明确,责权统一;哪些事情须经过三会审议后才能由政府依法执行,哪些事情政府有权自行依法处置,作出明确法律规定;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在依法行政活动中,政府正职享有最终决定权,并与此相适应承担相应责任。
(四) 依法司法
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司法,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和以权枉法;任何组织、任何人触犯了国家法律,司法机关均有权依法查处。
(五)依法监督
1、健全监督机构。明确规定党委政法委员会、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和政协法制委员会为司法监督机构,三会常委会下属另再增设三个委员会为行政监督机构。六个委员会直接向各自的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六个委员会各设书记(主任)1名,副书记(副主任)2名。
2、强化监督职能。六个委员会分别在党委、人大和政协常委会领导下,代表党委、人大和政协常委会(同时代表党和人民亦即代表整个社会)承担下列职能:(1)接待和受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检举揭发和来信来访。(2)对“一府两院”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履行工作职责情况进行评议和考核。(3)对“一府两院”的具体行政行为、执法行为和司法行为(包括个案)进行评议和裁决。(4)对“一府两院”的行政过错、执法过错、司法过错和各类腐败行为,责成委员会办事机构或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依纪调查处理并按期反馈查处结果。
3、规范监督程序。六个委员会人数相等,以一人一票表决的方式,实行议事记名票决制度和独立监督、转交监督、联合监督、提交监督四个层次的监督制度。其中,负责司法监督的三个委员会在联合监督的过程中,正副书记(正副主任)在必要时可以直接出庭参加陪审。在独立监督、转交监督和联合监督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即可启动提交监督程序:由三个委员会将有关案件材料和裁决(处理)意见提交党委、人大和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以记名票决的方式讨论审定。经三个常委会审定通过的裁决(处理)意见,在本区域内具有最高权威,有关部门和人员必须执行。在执行的前提下,有关部门和人员仍然具有向上级有关部门和上级三会反映、控告和申诉的权利。
4、落实监督考核。一是建立监督备案制度。六个委员会按季向纪检委上报备案下列情况:监督案件受理数量和受理率;结案率;监督结果;每个委员(包括提交监督过程三会每个常委)对每一个监督案件的监督表决意见。二是建立监督考核制度。以一年为一轮考核期限,由纪检委根据考核情况确定对每个委员(常委)的奖惩。
二、重大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告诫全党:“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有机统一科学体制”符合邓小平所倡导和期待的“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的制度标准,其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不但蕴涵了中国古代“三堂会审”和中国民间“有理摆到桌面上来”的传统智慧,而且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有效制约”的有益成果。总而言之,不失时机地切实创建“有机统一科学体制”的重大意义在于:必然能够粉碎西化图谋、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加快中华复兴进程,确保避免丧失执政地位、引发社会动乱、国家被肢解、人民被蹂躏、中华复兴进程被延缓的悲剧性后果。
(一)能够从制度上保证通过改善党的领导而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能够为实现列宁关于“让工农群众监督领袖人物”的民主原则构筑有效途径、科学载体和理想平台,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通过党的领导人的意志体现出来,而且主要通过三会(实际上是扩大的党委会或扩大的党代会)中绝大多数党员的意志(因而也能够确保符合人民的意志)体现出来,能够有效遏止党内官僚主义和腐化变质倾向,能够有效保持党的立党为公性质和执政为民宗旨,从而能够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能够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能够为实现马克思关于“公职人员对选民负责并且随时可以罢免”和毛泽东关于“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原则构筑有效途径、科学载体和理想平台,保证三会代表广大党员、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府两院”实施有效监督,保证政府依法独立公正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司法、各级干部依法公正选任和罢免,从而能够有效遏止各类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易发多发,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
(三)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能够科学合理地理顺党委、人大、政协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一府两院”的关系,能够有效革除“踢开党委闹革命”与“权力过分集中”两个极端相互交替的弊端,能够确保在党的领导下对各类权力实施有效制约,从而能够使各类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通过本级有关部门就可依法获得公正解决,避免或减少越级上访,为上级和中央排忧解难,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四)能够切实完善民主制度,实现民主法治有机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将民主落到实处、将腐败揭到明处、将道理摆于“桌面之上”、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确保权力正确行使;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确保中国道路长盛不衰的科学制度保障。
(五)能够实现由党政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将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神奇作用,使我们党有效摆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道义困境,变“制度弊端”为“制度优势”,把党根植于人民的肥沃土壤之中和交融于人民的不竭力量之中,把“一府两院”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和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推向崭新境界——时代高度和世界巅峰,从而牢固占据政治道义和科学体制的双重制高点。如果有人问中华民族依据什么复兴?中华民族能为世界提供什么先进东西?我们就有理由十分自豪地回答:以“有机统一科学体制”为载体、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和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依据,就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奉献的最好的文明大礼。这个文明大礼的历史分量,远远超过数百年前欧洲人奉献给世界的宪政文明大礼。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孔子(戴圣《礼运经》)
[3]熊十力《乾坤衍》
[4]老子《道德经》
[5]墨子《兼爱(中)》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7]列宁《在农业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8]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1]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12]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1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4]参阅《保定视界》2007年总第二期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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