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路在何方

中国之路在何方？　　

这段时期，我一直在思索。按理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陈义之高，实堪称儒家礼记“大同世界”的现代版。近百年来，依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蔚为大观。但当吾人沉醉于资本主义垂死论时，对方却是垂而不死，社会主义阵营倒是一夜西风，落红满地，解体的解体，易辙的易辙。原因何在？此非从人性、宗教、政治综合剖释之，实不能窥其堂奥。　　

一、          人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盲区　　

任何一种社会学说、人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它如果没有将人性的问题处理好，那肯定是会出问题的。二百多万字的《资本论》，是商品、货币、剩余价值、资本、利润、阶级等理论的集大成。它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证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通过唯物史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推断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演绎，严谨而科学。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的主人是谁？是资本、是阶级、是社会？都不是，是“人”，归根到底都是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于人性本质的论述吗？没有！一套分析人类活动的学说而完全忽略了人性的问题，其后果可想而知了。　　

人性是什么？　　

关于人性，古来争论悠久，大抵有本善、本恶、无善无恶等观点。这些深奥的纯哲学话题都不是我们要去讨论的，因为它只会将你导入迷宫。我要说的是：一个普通人，除非你是圣人，否则都要待在一个樊笼里过日子：这只樊笼，就是佛家常说的财、色、名、食四条绳索编织成的笼子。（另外还有一条“睡”索，只与修行用功有关，这里不提。）佛家还有一个名词叫它三毒，谓贪、瞋、痴。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呢，告子称之“食色，性也”，孔子称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有这些，就是我们凡人所具的性——人性，或叫本能也可以。这个人性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像四条绳索，将人紧紧绑架在“凡夫”的位置上，所以佛家教人要好好修行，挣脱这些绳索的束缚，从而超凡入圣，成圣人、成佛！反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这些内容吗？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的人，都是标准的理想人，或干脆叫机器人，他的哲学如果用在这些机器人类上，肯定没问题，但如果用在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类上，那问题就来了。　　

假如是打天下的非常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任何问题。因为这时候要的只是一个信念，或者说政治信仰，就能凝聚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说崇高的共产主义，就连太平天国这么低劣带有欺骗性的东西，都有这个功能。但历史长河一旦流进了社会的治理建设年代，饱暖思淫欲，人性的问题就来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有阶级性，饮食男女却是没有阶级性的。无论那个阶级的人，他们这些“人性”是一样的，如果有差异，就是不同的人，其轻重不一样而已。　　

明白这些，我们再回看社会制度和它的执政者。假如一种社会制度，譬如资本主义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人性”的（说得难听点，就是允许你适当堕落。）譬如克林顿，他将莱温斯基放到了白宫办公桌的议程上，他的总统位置还是坐得稳稳的，所以政客们对这制度很满意，人与制度相处很融洽，所以资本主义它能垂而不死，秘密就在这里。但假如这种事发生在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就要翻天了。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这些堕落的人性是绝对禁止的，是阶级问题，要打倒的。于是矛盾便出现了。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客，他不是圣人，相信也是有饮食男女这些大欲的。共产主义虽然很美，但不竟离他很遥远，就像天边那轮明月，但这些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有什么用呢，人死如灯灭，只有几十年光景的他，这轮明月何时能落到他的餐桌上，大家都清楚。他只能远远的望梅止渴，欣赏欣赏，吟咏一番而已。但低头再看月光下的光景：葡萄美酒夜光杯、佳肴、美女、钞票……，一应俱全。这些诱发人之大欲的东西一旦呈现，便如同勾魂术，政治信仰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天扛得住，二天、一年、二年……，除非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否则很难保证思想防线不崩溃。但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偏偏又禁止他越雷池半步，怎么办？不外四种情况：　　

1、  关起国门，举国以强大的政治力量硬撑着抵抗，暂时维持着。譬如朝鲜。　　

2、  阳奉阴违，刀锋舔蜜，偷摸着干，自甘腐败。但这很危险，一旦东窗事发，身家性命不保。文强们对此应最有体会。　　

3、  对制度重新修正修正，接受和平演变，改变原来轨迹，慢慢向资本主义靠拢。　　

4、  时机成熟，利用手中生杀予夺之大权，祸起萧墙，自己将社会主义制度一脚踹了，改旗易帜迎接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便有了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其中有些高洁之士，不屑同流合污的中坚分子，将会被同僚视为公敌，危险人物。他如果想不被潜规则掉，就只能静悄悄，韬光养晦，装聋扮哑过日子。　　

马克思很伟大，他为全世界无产者描绘了一轮明月，使受压迫的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并仗其光辉而建立了一个个社会主义阵营。但遗憾的是，他这套哲学，从来就没有考虑到人性的问题，更没有一套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如果说有，就是阶级斗争。但这是一种“堵”的方法，象鲧治水一样，越治越泛滥，文革就是这样。所以这种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在自私的人性面前，很无奈，很脆弱——腐烂、变质、祸起萧墙、消失。所以东欧、苏联这些明月，几十年功夫，纷纷成了画饼。　　

凡是热爱社会主义、追求平等、热爱和平的人，看到这里，相信和我一样，内心一定很痛苦。由此我苦苦思索，企图寻找改变这种宿命的方法。时至今日，我看到了，但内心更加痛苦了。因为被世界誉为礼义之邦的中国，“克己复礼”这套对治人性缺陷的学问，几千年来都从未间断的运作着，支撑着这个民族的灵魂，但一场文革风暴，竟同垃圾一般被扫荡了。　　

人性的问题，它不是任何一种政治信仰所能解决的。因为政治信仰是一种外在的信仰，人性是属于内在的人心。要解决它，必须从人心本身着手。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宗教（邪教除外），都是为了专门对治这个很容易癌化的人性——饮食男女大欲而产生的，所以宗教是对治人性的一剂良药。但这剂良药副作用很大，政教合一，非但宗教容易变色，常常还会被政治利用，干出许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不信，看看伊斯兰阵营便知道了。尤其是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宗教在唯物者眼中，慢慢等同于愚昧和迷信，因此，这是一剂不适合时代体质的良药。　　

二、儒学——救世的法宝　　

除了宗教之外，能够解决人性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儒学。近一百多年来，儒学的命运很惨，被批判、被打倒，被摒弃。并扣上了许多罪名：譬如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啦，人类精神的桎梏啦等等。但可笑的是，儒学既然是统治工具，作为工具如果有罪的话，那么，人用刀杀了人，这刀也应被判死罪，扔到炼钢炉里去啰，哈哈。　　

撇开这个笑话不谈，我们再来看什么是儒学？“儒”者，“人需”也——也就是人需要具备的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也就是专门为对治人性的缺陷而设计的，也就是为了让普通的凡夫摆脱财、色、名、食的束缚，达到道德升华，从而超凡入圣，成为圣贤的。所以儒家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也即是佛家所说的众生皆可以成佛，道家所倡的我命在我不在天，人可以修炼成真人、成仙。儒佛道三家文化的精神，是相通的，到了最高境界，便是三合一，一样的。（西方的宗教则不允许，如果说人皆可以为上帝、为安拉，那将是罪大恶极的异类。）所以何谓儒学，就是一种教人如何成为圣贤的学问。故《大学》开篇便开门见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学的三大纲，是教人如何明悟这个“明德”、去“亲民”、将自己的道德修养臻于“至善”境界。从而超凡入圣、最终比肩于尧舜。具体方法如何去做呢？他完全是入世的路线——就是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去做，这是儒学的八目。“修身”前面的是“内修”，是“独善其身”； “修身”后面是“外治”。是“兼利天下”。 所以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就是这个道理。作为没有踏入仕途的普通人，儒学修行到独善其身便可以了，如果有机会踏入仕途，那就要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达则兼利天下”了。　　

所以说，儒学是一种具足宗教精神、却完全没有宗教外衣、又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一种通过入世修行、升华人格而超凡入圣的圣贤学问，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准宗教。人格道德升华是其“体”、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用”。所以《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现在人只看到他的“用”，而这“用”的最高主人恰恰是封建帝王，于是便对此大加诟病，而其“体”——人格道德升华的修身学问，却被忽略得一干二净，这叫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如何能正确认识儒学呢。　　

儒学除了修身、为政，其另一辉煌之处，便是对社会道德伦理的维系作用。 其开创于孔子，之后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成长的，期间自然会与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相融合而发扬光大，那是必然的。作为民主社会的今天，主要将其中已不合时宜的地方剔除，而以当今的道德伦理重新整合之，则儒学便能重新焕发其光辉。譬如说“三纲五常”，这是汉朝董仲舒根据孔子的《论语》而发挥的。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现代人，闻之多作呕吐，莫不以封建礼教而鄙弃之。这实在是肤浅到家了。先说“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封建社会的伦理，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　从于　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其实大方向是没有错误的，只是以今天的民主眼光观之，程度过分而已。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今天社会的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在民主社会，允许下级对上级提意见、监督。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的领导，按上级的指示办事，没有什么错误吧？一般的家庭，男人唱主角，夫唱妇随（女强人的家庭除外），孩子应孝顺父母、听从父辈的教诲，有什么大错误吗？做领导、家长的，难道不应该为下属、子女做出表率吗？所以这个三纲，没有错。主要将封建伦理的“绝对服从”的标准修订为“尊从”，它便符合了当今社会的伦理关系了。至于“仁义礼智信”五常，乃千古不易之理，任何时代都应提倡。　　

再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人一般视之为封建社会的死教条，现代的学者更是解说得天花乱坠，怎么说的都有，其实大多不靠谱，瞎子摸象乱弹一通。甚至见某些所谓的名家发表这样的高见：“君君臣臣，就是说做　国　君要有　国　君的样子，做大臣要有做大臣的样子。”天啊！原来儒学是模特学，孔子是教人做样子给人看的，太讽刺了。其实这是很浅白的一句古文，用今天的语法解释：“君君”这二个叠字，前一个是名词，是主语；后一个是动词，是谓语；宾语省略了。（其余同理）　　

　何谓　君君？从今天的社会关系说，国家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集团便是“君”。这个“君”，如果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政治清明，便是“君君”；相反，如果是一塌糊涂，民不聊生，分崩离析，政令如同废纸，没人执行，便是“君不君”。也就是说，领导做好了领导的本职工作，便是君君；相反，做糟了，便是君不君。就这么简单。　　

何谓“臣臣”？中央领导之下的各级官员便是“臣”。这些臣子们如果都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做好本职工作，便是“臣臣”；相反，如果是阳奉阴违，蒙上骗下，作奸犯科，阴谋搞垮领导自己上……，便是“臣不臣”了！就这么简单。至于“父父子子”，一样的道理，父慈子孝，便是父父子子，如果是为老不尊，教坏子孙，或忤逆虐亲、弃老不养，那当然是父不父，子不子了。　　

任何一个明白这句话意思的人，他敢说当今的社会不需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其实不仅是需要，而是太需要了，假如不是那场糊涂的“文革”，将儒学的命革掉了，中国人脑袋里还有一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影的话，社会风气会如此腐烂吗？　　

以上这些都是儒学中被人误解最深的，顺便提及说明一下，希望能抛砖引玉，让世人重新正确认知儒学。　　

儒家精神治理天下，历代名臣辈出，譬如诸葛亮、范仲淹、曾国藩等，这些人物可堪万世楷模，姑戏称其为“三个代表”。如今的文人学者，洋人的墨水唱多了，喜欢当汉奸，一见诸葛亮，便骂他是“愚忠”，甚至有些共产党人，自诩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觉得也不需要这些　封建忠　君“糟粕”，也跟着附和。那我弱弱问一句：你说共产党不需要“愚忠”，言下之意便是说：“如果国人那天看共产党不顺眼，便别‘愚忠’了，赶快发动政变，将他一脚踹了！”呵呵，如果他不是司马昭，便是二百五，脑袋进水了。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些“不臣”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非常可耻的事。纵观历史，作乱朝纲、篡权夺国之事，属儒者所为者，几乎没有。不妨略举一二（农民暴动与外胡入侵与儒者不沾边，不提）：赵高、吕后、王莽、十常侍、董卓、西晋八王、武则天、安史、明朝阉党……，所有这些，归类一下，不外是皇亲国戚、藩镇阉宦。有读书人吗？没有。如果说有，千百年来跪在岳王庙前遭口水的秦桧，可算半个，但因为他虽然做汉奸，卖国求荣，却也没有坐南宋江山的阴谋，所以算半个。

因为儒学有“愚忠”精神，所以自汉朝后，历代皇帝无不以儒治国，甚至连南北朝、元清这些外族统治者，亦无一例外拜伏孔门、运用儒术治天下。这就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当其他文明古国如流星划空，过江之鲫，一闪而逝之际，中华传统文明始终万古长青，耸立世界之林，久历不衰的秘笈。但在我朝，党人执政天下，他却不需要国人对党“愚忠”，不需要儒学，甚至发动文革将儒学扫灭。这些愚蠢的行为，作为中国人，我不知说什么好，但当我明白这些道理，内心是非常的痛苦，扼腕而叹息。

古来儒者为官，因为“愚忠”，当发现政策不对路，为了国计民生社稷，敢冒着被杀头、被抄家的危险、甚至抬着棺材以死谏者，不乏其人。诤臣的楷模，当然首推唐朝魏征，犯颜太宗如同家常便饭，这就是儒学造就出来的人臣风骨。但如今的人开口便骂孔子儒学是奴性的学问，我说你放屁。我朝开国以来，谁有过这些壮举？除了铁汉子彭大将军敢跟毛泽东叫板外，就剩下儒学泰斗梁漱溟了。如今当官的，还有谁敢为了国计民生、为了社稷，直接在人民大会上跟国家主席叫板的吗？在民主社会，这些举措最多影响仕途，肯定不会有杀头危险的啊！儒家精神的覆灭，迎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

结论：作为对治人性缺陷的儒家文化的回归与优良的民主监督制度相结合，才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健康发展的唯一良药。

三、鉴古知今——从佛教之路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路应如何走？我们先搁置一边，回顾下历史，看看从印度流传过来的佛教的中国之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佛教流传入中国之初，其许多制度与传统文化相冲突，主流的儒家文化对此甚是诟病，因为儒家讲究孝道，要侍养父母。又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之古训，而佛教恰恰相反，却要求信徒辞亲出家，并剃除须发当和尚。这些行为在儒者看来是大不孝的事，所以冲突很大。

但佛法广大，善于包容。僧团根据中土的风俗人情，对原先佛陀立下的制度作了相应的修改，来适应中国这块土壤。

在印度，僧人是以乞食生活，释迦牟尼同志本人亦不例外。僧人乞食会受到世人的尊重，若事耕种，反会被僧俗唾弃，一如今天某山某寺的商业炒作行为被世人嗤之以鼻一样。又因为印度是热带雨林，虫蚁昆虫之类特多，耕种会杀死许多众生，所以佛陀不允许僧人耕种。此外，还定了“结夏安居”的戒律。因为印度夏季有三个月的雨期，这一段时间正是万物萌发生长的时期。为了避免僧尼外出时会在无意之中伤害了虫蚁之类，犯了‘杀生’大戒，违背了佛教大慈大悲的根本精神，所以，佛教规定僧尼在雨期必须居于精舍，不得外出，这样，既可防止伤生破戒，又可使僧尼有一个专心讲经修道的机会。

但佛教传来中国，这些戒律便根据中国的国情修改了。因为在中土文化中，乞食的行为是很受人鄙视的，是一种低贱而走投无路的行为。作为僧人，他应该是受人尊崇、敬仰的高人，才有机会弘法，假如像乞丐一样，终日遭人冷眼，佛教即成了丐帮，那佛法如何能发扬光大呢。所以中土僧人审时度势，放弃了乞食制度。但人总要吃饭，怎么办？只好又开许了耕种，开创了农禅并举的丛林制度。这种改制在当时很不受人理解，甚至被认为是破戒。破戒可不是一般的错误啊，在佛教看来，有的比自杀还严重。但农禅制度的举措，很快便解除了佛教在中国水土不服之患，之后佛教呈现一派生机，繁荣昌盛。唐朝的百丈禅师届八十，尚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传为千古佳话。而原先的结夏安居制度，也针对中土的气候而不作特殊要求了。可以说，如果不是这些改革，佛教在中国早已静悄悄了。

后来随着《地藏经》等佛经的流通，儒者亦渐渐明白佛教教义与孝道并不违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于是儒佛之间的隔阂亦逐渐消除，二种文化和谐相处了。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她必须是入乡随俗，敞开胸怀，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用中土的雨水来浇溉，才会健康成长。佛教是一种舶来的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舶来的政治信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大可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之路如何走，佛教的中国之路已有答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继续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敌视儒学等传统文化，回避之、批判之、扫灭之。将马克思这枝树苗继续放在玻璃瓶里，从他的故乡搬运些水土来养着。命运如何，那天你走到猪栏旁，八戒也会告诉你：“猴哥，师父被妖精吃了，咱散伙吧！”

四、极左极右——当前可怕的二种思潮　　

当前的时代，表面虽然繁荣，但却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外有美国的经济诈骗侵略与军事战略包围，内则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恶化，诸如官僚腐败、强拆迁、贫富分化、失业、犯罪率剧增、房价泡沫、股灾、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以及一系列的天灾人祸等。

如是种种，社会舆论哗然，民愤极大，产生极左极右二种思潮。

极左思潮，将一切罪过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开造就了走资派、资改派，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导向了资本主义，使无产者重新陷入了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的深渊，从而引发以上种种内忧外患。所以他们对此充满仇恨，呼唤毛泽东思想，甚至美化粉饰“文革”，大声疾呼中国要重新来一次文革，打倒右派，让中国回归到红色的毛时代。

改革开放的功过姑且不论，但“中国重新文革”这种思潮，实在太可怕了。呼唤文革这些人，很多根本就没经历过文革洗礼的年轻人，他们只是幻想通过重新武斗去扫除社会的种种弊端。其实很幼稚。

只要稍谙历史的人，都晓得中国历史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康乾盛世这些辉煌的时代。这些盛世，靠的是什么？四个字——“文治武功”！任何一个正常的朝代，没有不是以武功取天下（阴谋篡夺是不正常的，不算）、而以文治治天下而达到长治久安的。一个朝代草创，必须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抚平过去战乱创伤，使社会重归于繁荣。但新中国却违背了这条规律，立国未久，经济尚未恢复，便又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武斗——文化大革命！将经济整垮，将传统文化毁灭，犹如大厦刚刚建好地基便重新摧毁，把中国重新推入乱世的深渊。这是以“武斗”取代“文治”的典型历史故事。毛深谙中国历史，他当然晓得文治武功的道理。如果说为了统一思想，防止右倾主义路线，以他当年的威望，完全可以效法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以温和的方式将右派的权力收回来，让他们闲赋家中养老去。但他误读了马克思，将阶级斗争放大了，将本来很普通的治国见解问题看成了阶级问题，治国路线的分歧竟成了敌我矛盾。所以他没学赵匡胤，而是效法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暴力方式，发动了这场文革，但却又被奸人利用，危害苍生社稷。他老人家也在四面楚歌的风雨中怏怏而去，豪气万丈的一代大英雄晚景如此凄凉，令人叹息不已。当极左分子四人帮成了罪人，历史车轮很快又从泥坑脱出，回归到发展经济的大道上来。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重新走上了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的正道上来，有成功，有失误。成功在哪里，大家有目共睹，歌功颂德的事便不提了。失败在哪里？邓小平自己说了：“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但教育的失误在哪里？似乎又没有下文了。教育的失误到底在哪里呢？就在德育课。中国几十年来的教育根本就没有德育课，而是用政治课程代替了，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学生的德育从小学至大学都是共产主义信仰的灌输，而不是教孩子如何去做人。请看下面一　段政治　老师与学生的对话，情节是我编的，故事素材是真实的——

老师：你将来踏入社会，一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哟。　　

学生：共产主义都不知是几千年后的事，关我啥事。我未来需要的是房子、车子、票子，再找个妻子，生个孩子。我只为“五子登科”而奋斗。　　

老师：庸俗！做人应该要有崇高理想，要为人民服务嘛。　　

学生：我也是人民，没见谁来为我服务过。　　

老师：你这学生觉悟真低，太不堪造就了。　　

学生：老师你觉悟高，肯定是时时刻刻不忘为人民服务了。　　

老师：这个自然。　　

学生：哦！我爹妈今天不在家，我又不会做饭，下课后，老师你到我家帮我做做饭，为人民服务服务，如何？　　

老师：岂有此理，你这学生真没教养。　　

学生：你不是我的修　养课　老师吗？　　

老师：你……！不说了，这种修养，将来考试肯定不合格，毕不了业的。　　

学生：老师你别操心了，我早就从你那里学会了二套，考试时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会答得比谁都标准。　　

老师：……　　

这就是几十年来的德育课，培养了好几代“二套人”，阳的一套，是用来应付人事关系的；阴的一套，是私底下用来钻营的。人一辈子都在干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勾当。大家不妨放眼社会，反省自身，是不是这样。

再来看一段传统蒙学的德育对话——

老师：孩子，你应该懂得如何做人，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培养自己将来成为圣贤一样的人物。　　

学生：是吗，我为什么要做圣贤呢？　　

老师：在受人冷眼鄙弃的‘人中之虫’与受人尊崇敬仰的‘人中之龙’二者之间，你选择哪个？　　

学生：谁都会选择后者，还用问吗？　　

老师：你已经选择做圣贤了。　　

学生：哦！那如何才能成为圣贤呢？　　

老师：圣贤并非易事。必须从日常简单的事做起，譬如做人首先要学会感恩，孝顺父母，回报社会。要仁厚、处事要有道义、待人要以礼、朋友之间要守信用，做事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智。　　

学生：老师，看你滔滔不绝的样子，你一定是非常孝顺父母、仁厚、讲道义，守信用、处事冷静明智了。　　

老师：不敢，这些我做得不见得有多好，但我向来都在努力去做。古人蘧伯玉时时自我反省，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所以成汤的洗澡盘都刻有几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叫澡身浴德，是勉励人对精神道德的追求就象洗澡一样，每天都去洗涤心灵的污垢，弃恶从善而达至善的境界。这不是我“教”你去做，而是我们彼此勉励，大家一起向圣贤的方向靠拢。　　

学生无言，但心里嘀咕：老师这么一大把年纪都还要努力学做人，我小小年纪，难道可以放任自流吗？

这就是古来为人师表者对晚辈身体力行的传统德育方式与政治信仰灌输的差别，一种是感化、一种是灌输。而像儒家那一套“修身”学问，譬如《三字经》那些基本做人道理内容，因为它封建，从来就没被重视过。当老师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信念时，学生可以反驳他：“共产主义关我屁事，我又不是共产主义”。假如老师教他如何做人，难道学生会反驳他：“做人关我屁事，我又不是人！”

所以，政治的信仰是无法替代传统培养人格的德育的。文化革命，将传统的人伦道德全部粉碎，导致这个民族成了道德沦丧的民族，而改开后，新的人伦道德课程又没有建树起来，却误用了政治信仰取而代之，造就出来的都是没有道德教养的几代人， 理、工、农、医、商、文、史，这些学得很好，但都是挣饭碗的本钱，如何做人的课程，却是一点都没有，如果这其中有懂得做人学问的，那都是课外学来的。这就是几十年来教育失误之所在。

道德底线打破的人，意味着什么？连人都不会做，自然所做的皆非人事了。也就是没有了礼义廉耻，什么都敢干，而且做起来眉头都不皱一下，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于是便有了工业乱排污、贪污巨蠹、毒奶粉、问题疫苗、地沟油、石灰面粉、黑砖窑、强拆迁、黄赌毒、包养门、南平惨案、恶霸城管、汉奸精蝇、哈韩哈美哈日族……如是一系列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假如哪天社会伦理道德恢复，道德底线重新建立起来，人心归善知廉耻，以上这些现象，便自然消退。所以佛经说：心净则佛土净。就是这个道理。今人常常认为这些问题是因为法制不健全所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性癌化的问题，是要道德的疏导，而并不是单纯用法制去“堵”得了的。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不要再喝百年糊涂，是结束政治课替代传统人伦道德人格教育的时候了。

极右思潮，纯是一种卖国的洋奴思想，它以美国那一套作为绝对标准来衡量中国，其中不乏买办汉奸资本家走狗，山姆大叔是他干爹，干爹向他招招手，他马上便会摇着尾巴跑过去舔脚趾献殷勤。大叔说你中国不民主、不自由。走狗们马上就会遥相呼应，兴风作浪搞分裂：“中国是一党独大，搞独裁，所以腐败，应该实行多党制，互相牵制监督。”于是吓得中国人坐卧不安，纷纷撰文辩解——其实我中国很民主、很自由！就这样，美国人制订了一系列框框，与走狗汉奸们的里应外合，来套中国。中国爱国人士便使出浑身解数，来辨析我中国其实不在这框框内。

真是岂有此理，你美国是真理的化身啊？我中国自己家事岂容得你来指手画脚，为什么偏偏要向你看齐，明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你算什么东西？我汉人祖宗黄帝战蚩尤、治礼乐、开创人类文明的时候，你们的祖宗还不知待在哪个洲的原始森林里光着屁股跟大猩猩玩游戏、抢香蕉呢。你们这些进化未净、满身长毛的准野人有什么资格跟我汉人吹嘘民主自由？一个靠疯狂屠杀印第安人、夺其土地而建立起来的强盗帝国，二百多年来，屠刀的鲜血溅遍了全球每个角落，居然有脸在人类面前吹嘘它的民主自由，譬如妓女夸耀她的贞操一样，真是无耻到家了。

美国对中国人民主自由的种种热情“关怀”，无非是要挑拨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制造舆论迫使中国政府就范，成为他经济侵略的瓮中之鳖，让中国沦为其经济殖民地。而中国有很多苍蝇，飞到美国去，通过服用洋墨水，跟他干爹炼就了“吸腥大法”，成了蝇精，又叫精蝇。这些嗜血如命的精蝇们，早已对几十年来全国劳动人民用血汗积累而成的国有资产垂涎三尺。他们在制造多党执政符合国情舆论的同时，便死命嗡嗡叫：叫嚣要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图达到分羹之目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精蝇们却以为世人都是傻子，越叫越欢，像发了情的母猪一般，恶心死人了。这类卖国贼，在未来的《二十七史》中，必将与赵高、秦桧同列享太庙，遗臭万年。（中国目前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前面已述，精蝇们的论调全是借刀杀人，不再辨析。）

二种思潮，前者是挥刀自宫，是误国；后者是引狼入室，是卖国。都是亡国的勾当。

五、农民工复耕——病态社会痊愈之良方　　

传统文化的回归，道德伦理、奠定人格的做人学问重新被建树，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根本，但这需要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对于当前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如何对治？则必须要有另外一套治标的方法——那就是让广大的农民工重新回归故土，扎根农村，发展已被荒废了的农耕生产。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官僚，仕农工商，是这样排位的。如今社会结构虽然变了，但民以食为天，无论怎么变，中国必须遵循“农业立国，工业强国”的治国思想。农业立国是根本，根本不牢靠，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栽跟斗的。中国目前正是这样。

改开后，内地大量的农民放弃了几千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抛弃了相依为命的耕地，纷纷涌入深圳、东莞等新兴城市来淘金，扮演了新的角色——打工族，犯了儒家“臣不臣”的大忌，最终造就了一个畸形的社会，随着这些农民工大军的兴起，老弱病残留守阵地，大量的耕地被荒废，农村暮气阴森、万里萧疏，凄凉极了。整个社会的水利、交通、住房、就业、治安、教育、医疗等等，无不变形扭曲、变态，而形成今日天怒人怨的尴尬局面。

中国政府当务之急是赶快出台新的政策，将大量的农民工大军重新召回原地，恢复“臣臣”角色，把荒废多时的土地重新耕种起来，同时吸取西南大旱的教训，大力兴修水利，集中力量将农业搞上去，人民自然丰衣足食，这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不是靠什么转基因投机取巧的馊主意。只要将研发转基因的糊涂帐往这边倾斜，农业马上焕发生机。

农民回乡，首先是内地那些留守儿童重新获得家庭温暖，享受天伦，结束了“弃儿”的悲惨命运，在父母的呵护下健康成长，老人重新有人照顾。当候鸟农民工现象一结束，中国的交通压力马上解除，春运车票实名制，简直是多此一举。当前的大中专生为什么大量找不到工作？因为农民放弃了自己的岗位，将他们的饭碗夺了。只要农民归田，沿海城市那些靠廉价劳力起家的血汗工厂马上告急，那些黑心的老板为了维持他们的产业，必定被迫重新调整薪水与福利，改善工作条件，当其水平提到一定高度，那群嗷嗷待哺的无业大中专毕业生便会“人穷志短”，屈就了，主动去弥补农民工撤离而造成的空缺。社会的失业问题必将从根本得到改善。失业问题的解决，社会的治安问题即可缓和，其实人并非天生下来就是做贼做宼的，其作奸犯科普遍是因为失业，为了生存而逼上梁山、铤而走险的。当失业率消减，社会治安便即改良。随着大量外来工撤离，城市房屋的租住率必定大量下降，租价被迫调低，当蜗居族能以相对便宜的代价而租住上比较舒畅的住宅时，除了那些投机的炒房者和钱多得发毛的富人，还有谁去光顾楼市的房价呢。房地产热潮便自然会良性的缓慢回落，国家还有必要为压制房价焦头烂额吗？其他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会因此而改良，不再赘述。

但如何将农民召回乡土，首先要弄清他们为何甘愿离乡别井，颠沛流离去打工。没有谁愿意出去受苦，说白了，都是一个“钱”字作怪。也就是说，农民因为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的日子很苦，很拮据，他才会做出这样无奈的选择。夫子曰：“君子喻之以义，小人喻之以利”（小人古文指老百姓，无贬义）。所以国家要将农民召回土地，不是对他们讲什么大道理，关键是如何让利于民，让他们从耕作中获利。自从计划经济的退隐，一切受市场支配，所谓谷贱伤农，素来无论年景丰歉，农民兜里都一个鸟样。　叶圣陶　先生有一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将中国农民自古以来这种遭遇描绘得很生动。

如何让利于农民，让他们安心扎根于土地，发展生产，这里提出一个“国家定量高价收购农民余粮”的方案，鼓励农民积极复耕的办法——

1、                  重新核查登记农民拥有的耕地，给农民颁发耕地量拥有证，根据拥有的耕地面积定出户主享有高价收购粮食的量。户主每年可以按此定量将产粮高价卖给国家。

2、                  该证只能户主享用，不得转借挪作它用，一经发现，根据情节轻重，或3年、或5年内，取消此福利。

3、                  农民拥有的耕地只有在耕耘条件下才能享有此福利，若耕地依旧废耕，而利用该福利贩粮谋利者，一经发现，永久性吊销该证。政府定期派人跟踪农户耕地的使用情况，并登记在证。

4、                  从事高价粮回收的工作人员若利用该政策从中牟利，一经发现，在追缴赃款及相关法律责任同时，不论情节轻重，就地永久性免职，解聘。

5、                  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只负责余粮收购，登记好粮源的来路，并要求卖主签名确认，给卖主开出有效票据。

6、                  粮款由银行统一发放，卖主凭票据、身份证、耕地证到银行领取相关款项。

7、                  年景歉收或自然灾害的地区，经调查确认普遍无余粮，防止倒买倒卖，取消该年度的收购计划。政府适当拨款补贴，帮助农民度过难关。

（不完善处，欢迎更正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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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耗时一周，撰此了无文采的豆腐渣工程，越看越丑陋，搔首沉吟，五律便成，赋诗一首，聊当遣忧：　　

星落长庚隐，云沉欲迫城。　　

狐鸣示忠孝，犬吠见精英。　　

道德奸商国，人文郑卫声。　　

鸡啼推被起，立户候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