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制造和实施“西藏独立”概述

帝国主义制造和实施“西藏独立”概述

乌兰华

一、英帝国主义侵略者制造了“西藏独立”　　

自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以来的700多年中，我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行使着主权，西藏地方从未成为过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以前，也没有任何一个西藏地方统治集团提出过“西藏独立”的思想，更没有任何“西藏独立”的活动，甚至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藏语中都没有“西藏独立”这个词汇。考察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西藏独立”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西藏的产物，英国殖民主义者策划和制造了“西藏独立”。　　

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出最后一个繁荣阶段­——“康乾盛世”后，就踏上了衰落的不归之路，清王朝逐渐丧失活力，政治黑暗，政府腐败，财政拮据，国防空虚，社会矛盾激化，国势日趋衰弱，最终使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内忧外患中频临崩溃。然而，此时的欧美日资本主义正处在非常迅猛的发展阶段，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列强，他们都在贪婪地瓜分着世界，早已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三尺，处心积虑的要打开中国的大门，企图把中国作为殖民地，变为其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给地，一步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的大门终于被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在全面瓜分中国的同时，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印度遂成为英国东方殖民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向亚洲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为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殖民利益，成了“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国的菜篮子”。　　

为了确保英国能在南亚次大陆长期稳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根据印度的地理特点和周边环境，英国殖民者逐步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扩张战略。所谓“三个缓冲区”，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使西藏成为中国和印度的屏障；第二个是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全面控制了印度洋沿岸的国家；第三个是阿富汗，它是印度和沙皇俄国的屏障。“两个同心圆”，内圆指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邦——印度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指波斯湾的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一个内湖”就是英国控制的印度洋。足见英国殖民者野心之大。　　

英国要实现这一野心，必须从印度向北入侵喜马拉雅山诸国，进而侵略西藏。从十八世纪7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以旅游、考察、通商为名着手侵略我国西藏，均被尚处于强势的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阻挡。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英国殖民者唆使廓尔喀（尼泊尔）封建主大举入侵西藏，很快被清政府和西藏军民赶出西藏。1815—1865年，英国先后控制尼泊尔、不丹，并将锡金置于直接统治之下，控制通向西藏的交通要道，形成对西藏的包围，打开了从地理上直接进入西藏的门户。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沦落为几个列强的半殖民地，英国殖民者便加快了入侵西藏的步伐，不断派遣人员以游历通商为借口，潜入西藏侦查，遭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的坚决抵制，清政府也下令驱逐从内地潜入西藏的传教士。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后，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英国迫使清政府同意其派员入藏“探路”。西藏地方政府则坚决拒绝外国人入藏。英国并不罢休，寻找种种借口伺机侵略。　　

为阻止英国人从哲孟雄（锡金）越界筑路，开辟通道，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噶厦政府在隆吐山设卡驻军。1888年初，英军悍然进攻隆吐山，被藏军击溃。四天后再次大举进攻，攻陷隆吐山。噶厦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动员1万余西藏军民反攻隆吐山又遭失败，退守仁进岗，英军乘势占领哲孟雄全境，并攻占了则利拉、亚东、朗热等地。1889年初，清政府派驻藏大臣升泰赴印度议和，于1890年3月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划定西藏和哲孟雄边界，承认哲孟雄由英国“保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第一次抗击英国侵略西藏的战争以失败告终。　　

1893年10月，中英又在印度大吉岭签订《藏印条款九款续款三款》，规定1894年正式在亚东等地设市，英人在亚东等地享有治外法权，5年内不纳税等，英国势力正式进入西藏。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甘丹、色拉、哲蚌寺三大寺的极力反对，英国势力一直没有进入西藏腹地。　　

英印政府经过这一阶段的活动，看到清政府软弱无力，西藏地方政府态度强硬，开始策划摆脱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寻找机会再次入侵西藏的阴谋。1899年，印度总督寇松连续两次写信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均被退回。又派代表持信去拉萨，也被拒绝。他们便在哲孟雄、西藏边界制造摩擦，伺机发动军事侵略。1903年7月，英帝派荣赫鹏率领万余大军，大规模进犯西藏，先后攻占则利拉、仁进岗、春丕、帕里、堆拉、戈吾、绍岗、江孜等地。1904年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内地。9月，荣赫鹏利用驻藏大臣有泰的昏庸无能，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但清外务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中国主权，拒绝签字，条约无效。　　

英帝国主义用军事手段完全控制西藏的图谋未能得逞，便又转换手法，开始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西藏独立”和西藏问题终于在英国殖民主义的蛊惑下产生了。　　

二、阴谋与谎言笼罩下的早期“西藏独立”活动　　

1.英国抛出“宗主权”之说　　

1904年底，英国保皇党下台，自由党组阁，加之英国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对德战争和镇压国内工人运动，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乘此机会一面和英国交涉修改《拉萨条约》，一面提出了治理西藏的对策，即对内完全控制藏区拟改为行省，对外收回主权。英帝也认为《拉萨条约》未经签字生效，需要和清政府继续谈判。于是，中英开始就《拉萨条约》进行外交交涉。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派出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等和英国专使费利夏等在印度加尔各答开始就修改《拉萨条约》进行谈判。唐绍仪提出交出草约将第九条删去，加上“英无有侵藏之意”。英方不同意更改，并且只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唐绍仪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主权与宗主权之争遂成为这次会谈的中心问题，谈判形成僵局，英方单方面停止谈判。　　

一年多后，中英关于西藏的谈判在北京重开。双方争论的问题，一是清政府代西藏赔款，英方不同意；二是还款的期限，每年10万卢比，须25年，英军驻春丕35年。谈判的结果是清政府三年还清赔款，还清后英军撤出春丕，中国承认《拉萨条约》。1906年4月双方签订《北京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拉萨条约》作为《北京条约》的副约。《北京条约》就西藏问题规定，“英国永不占领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占领西藏、干涉西藏政治。清政府在维护主权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英国所谓中国在西藏“宗主权”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宗主权”一说是英印政府外务部给英印度事务大臣的信中提出的：“所谓中国的宗主权，乃是宪法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矫饰，——一种政治上的矫揉造作。”“一面是，中国一定准备无知和阻挠的障碍，开放西藏于商务文明之下，但是中国的诚意愿望，为喇嘛们的浅见和愚蠢所击败。一面又是西藏渴望接受英国的提议，但由于宗主国的否决而无从实行。”信中还说：“其实呢，在拉萨的两位驻藏大臣并不是当西藏的总督，而是当大使，即中国宗主权的虚构所赖以维持的军队，总共只有五百个武装简陋的人。”信中还把达赖说成是“西藏事实上的以及合法的国王”。　　

其实，这封信是自相矛盾的，开放西藏既然被喇嘛们所阻碍，又怎么能说西藏愿意接受英国的提议呢？事实上，中国的封建政府也没有什么宪法，清朝在西藏执行的是《钦定西藏善后章程》，这是规定西藏地位和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根本法，完全体现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驻藏大臣也不是什么“大使”，他的职权至少不小于总督，明明白白就是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命官，具有实际管理的行政职能。所谓500人简陋的武装，更不能说明中国只有“宗主权”。达赖受清廷的册封，使用清廷颁发的印信，受驻藏大臣的监督，并同驻藏大臣、班禅共同治理西藏，根本不是什么“事实上和合法的国王”。但这个不能成立的“宗主权”之说，经过英帝国主义的一再宣扬，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气候，似乎给一些对中国西藏有野心的国家和人物找到了伸手的机会和借口。　　

2.沙俄侵略西藏和非法的“英俄协定”　　

十九世纪初，沙俄在侵犯我国西北边疆的同时，也在谋划染指西藏，企图南下与英国争夺西藏。由于地理阻隔，沙俄对西藏的威胁远不及英国严重和直接，它主要是进行政治笼络。在侵略中国方面，英帝和沙俄既是同路人又是竞争对手，他们在共同瓜分世界中结成反德同盟，在中亚地区协调利益矛盾，在波斯、阿富汗等地划分了势力范围，又在西藏问题上取得妥协，共同出卖中国利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浪潮中，面对英俄在中亚竞争激烈，沙俄对英帝入侵西藏非常关切，便加紧了对西藏的活动。沙俄首先以“探险”、“侦查”为名派间谍深入西藏收集情报。1872年沙俄派上校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经新疆进入西藏那曲，遭到当地政府和僧俗群众阻止退出。1879年他第二次到达西藏，深入到距离拉萨200多公里的地方，遭到阻止退回。此人还于1883年从内蒙古经甘肃，到达青海果洛，计划进入西藏未果，改道新疆返回，但他详细了解了甘肃、青海藏区的社会、自然、政治、宗教等情况。他在甘肃、青海和西藏那曲的活动为沙俄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关于西藏的初步情报。1899年至1901年，沙俄两次派遣科兹洛夫潜入青藏高原“探险”，同样遭到了西藏人民的激烈反对，未能达到全部目的。　　

沙俄在西藏的活动主要通过间谍德尔智来进行。德尔智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原名德尔捷耶夫，受训后以僧侣名义到西藏，改名为罗桑古巴，学习藏语和佛教，后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参宁堪布（侍讲经师）。1898年，沙皇再次派德尔智到西藏，厚礼贿赂上层官员和喇嘛，煽动十三世达赖喇嘛投靠沙俄。190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大仲译和德尔智前往俄国活动，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德尔智先后以达赖喇嘛代表的身份5次往来于拉萨和彼得堡之间，并带回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器械。1904年英军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时，德尔智乘机裹挟他准备逃亡俄国，由于清朝的严密监视，加上此时受日俄战争俄国战败的影响，德尔智的阴谋没有得逞。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后，清廷即暂时革除了他的名号，1908年11月在北京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后，恢复名号。十三世达赖喇嘛向沙俄的“亲善”，是由于他看到清政府向英帝屈服，不敢大力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抗击侵略，想以沙俄为外援，抵抗英国。但他没有认清沙俄的险恶用心和国际国内形势，受到沙俄蒙骗，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利于祖国统一的事情。　　

十三世达赖喇嘛向沙俄派使迅速遭到英帝反应，但由于欧洲形势紧张，英国吞并西藏的阴谋失败而退于守势，沙俄也因为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暂时没有力量，不得不相互妥协，于1907年8月在圣彼得堡签订了《英俄同盟条约》，其中关于西藏专立一章，把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规定了两国在西藏的利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的佛教徒居民将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其他佛教代表发生纯属宗教事务上的直接关系”，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利益”。这是国际文件中关系我国事务的第一次使用“宗主权”一词。这个条约是背着当事国中国做出的，在国际法中是无效的，当然也得不到中国的承认。　　

3．英国培植亲英分裂势力　　

英国发动两次侵略战争，没有能够依靠武力征服西藏，“宗主权”的阴谋也未能得逞，又把目光瞄向西藏地方上层，在他们中间收买民族败类作为代理人，培植亲英分裂势力，以达到逐步控制西藏的目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期间首先是拉拢西藏另一个政教首领九世班禅，企图以抬高班禅地位，分化西藏上层。1905年12月，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卧克纳率50名英军胁迫九世班禅到印度，先送厚礼，不为所动，接着要求跪拜英皇太子，遭到拒绝，最终拉拢未果。九世班禅返回西藏后，英驻锡金行政长官柏尔即于1906年到扎什伦布寺，多次会见九世班禅，试图再次拉拢，也未达目的。但拉拢班禅的举动引起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猜疑，也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压迫一贯倾向中央、维护统一的九世班禅制造了借口，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严重失和。　　

拉拢九世班禅没有收效，英国人又转而拉拢达赖系统人员。趁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西藏动荡之机，英国通过驻江孜、亚东的商务委员，同达赖系统的上层人员频繁接触，从馈赠礼品施以小恩小惠入手，再从亚东、江孜一线正在发展的通商贸易中给予经商的便利和实惠，使西藏上层贵族把英国作为发家致富的经济靠山，被逐步驯化成了英国的殖民代理人。英帝成功地拉拢了以夏扎班觉多吉为首的一批上层人员，这就是西藏地方最初的亲英势力，他们在帮助英帝拉拢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英国公使朱尔典利用他不能依靠沙俄，清廷又软弱无力，返藏困难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进行直接拉拢和要挟，终于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态度由坚决反英转变为倾向英帝，使西藏形势更加复杂。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俄、印、美、法、日、奥、德、荷兰、葡萄牙等国公使和官员纷纷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派员到俄、英、美、法、日、奥、德、荷兰、葡萄牙使馆活动。　　

1909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内地返回西藏后不久，即正式任命夏扎班觉多吉、强钦、雪康为伦钦，执掌政务大权，以夏扎班觉多吉为代表的上层亲英势力开始入主西藏地方政权。这时，清朝在西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和川军入藏，激化了中央和西藏的矛盾，加之驻藏大臣联豫的一些错误做法，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关系全面恶化。藏历　11月11日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接受了夏扎班觉多吉等人发起制作的、以全体僧俗部众名义呈献的所谓“新制金印”，刻有“圣地佛祖授记”等字样，意为此印为佛祖释迦牟尼授予天下最高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以废弃清朝皇帝颁赐的金印。这是夏扎班觉多吉等人加紧制造“西藏独立”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　　

1910年川军进入拉萨，联豫卫队在欢迎中开枪打死传昭的大昭寺大喇嘛，并枪击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等，造成拉萨恐惧，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逃，到达印度大吉岭（后到噶伦堡），落入英帝手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后，清政府再次废除其封号。英国人则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提供住房，赠送生活必需品，游览印度各地，使他进一步倾向英国。十三世达赖喇嘛遂请求英国“保护”。英国答应帮助他对付入藏川军。英军遂与清军在西藏、锡金边境形成对峙。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彻底转向了依靠英帝对抗清朝政府，英帝也改变策略，用“帮助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为诱饵，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策动西藏上层进行“反汉独立”，诱使西藏沦为英帝的“保护国”。　　

英帝乘势在西藏上层中进一步实施笼络，使一批重要的亲英分子成为英国买办，将十三世达赖喇嘛一步步推向与祖国全面斗争的绝地，以利他们凭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特殊地位进行“藏独”活动。这一时期，西藏亲英势力集团投靠英帝进行“藏独”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先“将西藏的外交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而由他们自己掌握西藏内部事务”。这是英帝盼望已久的梦想，成为他们策划“西姆拉会议”的政治基础。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帝的唆使下，想乘国内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势，把西藏从祖国分离出去，从坚决反对英帝转为欲借英国势力反对清中央政府，从依靠沙俄驱逐英军转为借助沙俄势力图谋西藏独立，使“西藏独立”活动日趋猖狂，西藏形势更加严峻。　　

　1911年10月10日　，中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迅速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消息传到拉萨，驻藏川军先后发生内讧、哗变，自相残杀，西藏局势大乱。英帝把它视为进一步制造“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1911年底，英印总督明托专程到大吉岭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密谈。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即派达桑占堆潜返西藏，迅速组织万余名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江孜、日喀则的川军，掀起了反汉暴动。是年冬，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处死，康区发生大乱，许多在改土归流中失势的土司趁乱争夺原有的权利，驻藏川军无人问津。后经英人“调停”，双方议和，钦差、官员依旧驻藏，川军武器封存，全部经印度返回内地，赔偿川军滋扰西藏的损失等。但此时清朝已经灭亡，钦差联豫、统领鈡颖难以留驻，于1912年8月撤离。　　

　1912年7月19日　，国民政府设蒙藏事务局，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总裁。十三世达赖喇嘛迅即主动写信给贡桑诺尔布。国民政府于　10月28日　发布命令，恢复了他的名号。　　

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却极力鼓吹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是“供施关系”，并积极和英帝勾结，惩办过去支持过驻藏大臣的喇嘛和寺庙，清洗亲汉官员，重用反对川军、“驱汉”有功的人员，在“藏独”的道路上走出了及其危险的一步。这时候，英帝也极力鼓动亲英反汉，向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使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国民政府派往西藏的官员先后两次在印度受到英国人阻挡未能入藏，但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联系始终没有断绝。1920年4月，朱绣返回内地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做出了“亲英非出本心”，“誓倾心内向”的表示。　　

1924年10月，受英国利用的藏军总司令兼首席噶伦擦绒达桑占堆，拉拢一些年轻军官，设立秘密集团，策划推翻噶厦，由少壮派军官掌权，强制推行英式政治制度。十三世达赖喇嘛发觉后，立即撤销擦绒的藏军总司令之职，惩办了参加密谋的军官，停办江孜军官训练学校。这一事件使十三世达赖喇嘛有所觉醒，在亲英道路上有了警惕和收敛。　　

1929年9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指派雍和宫堪布宫觉仲尼为代表，到南京参加孙中山遗体奉安典礼，向中央反复声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之意。　　

1930年2月，国民政府代表刘曼卿到达拉萨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接触中虽然也表达了“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的意思，但仍表现了独立中央、分离西藏的一面。　　

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委派宫觉仲尼携带给中央的信到内地，作为西藏总代表，常驻南京。　　

12月，蒙藏委员会又派委员谢国梁从印度入藏，准备商谈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谢国梁到达曲水后不幸病逝，由秘书作代表看望了十三世达赖喇嘛。　　

辛亥革命中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现出的某些“独立”倾向，既有着企图使西藏脱离中国的一面，也有着和内地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朝、拥护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但是，由于受到西藏和祖国700多年传统关系的影响、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多项国际条约的限制、西藏爱国人士的劝谏和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明朗态度，十三世达赖喇嘛并没有下决心实行“西藏独立”，而是既想依靠外国势力谋取“西藏独立”，又怕落入英帝圈套受到外国控制，不愿意使西藏和中央的关系完全破裂，既想做又有顾虑，始终在矛盾中徘徊，具体做法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他回到拉萨后，曾经召集了一次各宗溪地方头人代表会议，讨论今后政务及其他改革意见，大部分代表提出，只须反对清廷的错误政策，不愿西藏脱离祖国，使之更加踌躇。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大西藏国”的梦想，和中央若即若离，为以后的“西藏独立”活动埋下了伏笔。　　

4.“西姆拉会议”　　

　1912年2月15日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英国抓住他急于求得各国承认和取得国际贷款的心理，迫使北京政府参加由英国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　1913年10月13日　“西姆拉会议”正式召开。一开始，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就按照事先与英国秘密商定的方案，首先提出六条无理要求：①西藏独立；②划定“中藏”边界，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等要求；③藏印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④中国不得派员驻藏；⑤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喇嘛为教主，由达赖喇嘛派喇嘛主持，中蒙僧徒向以金钱布施藏中寺宇，以后一律照行；⑥中国勒收之瞻对（也称瞻化，今四川甘孜新龙县）税款及藏人所受损失一律缴还赔偿。这是西藏分裂势力第一次明确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中方代表陈贻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一批驳否决。英国根据事先策划，退而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条约草案，把中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玩弄 “内、外藏之分” 、“外藏自治”的阴谋。“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集聚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包括西藏和西康，要求中国承认其“自治”，不干涉内政，但仍可派大臣驻拉萨，护卫军队不得超过300人，实际上又是在玩弄“宗主权”的花招。陈贻范看到这个草约上英、藏代表均已签字，被迫画行，但声明画行并不代表中央政府的最后同意，如果政府不同意，依然可以作废。这个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命令陈贻范拒绝在正约上签字。　　

在此期间，英方背着中方代表同夏扎班觉多吉等人做了一次肮脏的交易，西藏方面擅自将中印边境东段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门隅、珞隅及下察隅地区）划给英国，以换取英国进一步压制中国同意西藏独立。“麦克马洪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1914年7月3日　，英国不顾中国反对，悍然命令麦克马洪代表英国同夏扎班觉多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陈贻范当场发表中国外交部声明：该条约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同意，英、藏方面签字画押，中国政府坚决不予承认。西姆拉会议宣告破产。　　

5．鼓动藏军东犯　　

1912年，藏军乘驱逐川军、康区大乱、国内无暇顾及之机，攻陷理塘、盐井等20余县，掀起第一次康藏之战。后被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收复，并划定西康为川边特别区，设镇守使。正当川、滇两军大举西进之时，英帝担心中国政府趁机派军入藏，公然出面干涉，迫使国民政府下令停止进军。　　

英国为履行其“帮助”西藏实现独立的许诺，大力帮助噶厦加强军事力量。首先于1914年以5000支淘汰步枪和几十万发子弹作为获取“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酬谢”，使西藏首次拥有了大批现代化武器。噶厦政府也派员赴印度学习炮兵、机枪等技术。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帮助训练藏军军官。同时，噶厦组建了藏军司令部，藏军由原来的4个团3000人，陆续扩编为11个团8000余人。　　

1914年冬，藏军两个团分两路东进到工布江达和三十九族地区（清雍正时平息蒙古部叛乱后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以后，又有藏军陆续东进。装备一新的藏军，带着强烈的反汉情绪，与川军形成对峙，并时有摩擦。1917年秋，藏军借故东犯，攻陷类乌齐、思达等地，掀起了第二次康藏之战。1918年4月攻占昌都，俘川军统领彭日升。接着，连克德格、邓柯等七县，推进至雅砻江西岸。　　

这时，英帝看到有机可乘，便命正在甘、青一带活动的台克曼“调停”。川军代表以川藏两军冲突为内部事务为由，拒绝了台克曼事先和西藏亲英势力当权派商量好的“停战协定十三条”。10月，川军方面和藏军另行签订《边藏停战退兵条约》，虽排除了英帝干预，但承认了藏军对各县的占领。　　

1919年5月，英帝又以临时停战一年期限到期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重新开议，确定所谓“中国和西藏的划界问题”。北洋政府慎于“五四”运动的压力，决定暂不与英国开议，并于　9月5日　通电全国，公布“西姆拉会议”以来与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交涉西藏问题的情况，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使英帝的阴谋再一次失败。随即，国民政府令甘肃督军派员赴藏联络。甘肃方面派军事咨议李仲连、军事参事朱绣等人于12月赴拉萨，会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第一次冲破英帝阻挠，派员入藏。　　

为了破坏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恢复正常关系，英帝又派驻锡金行政官柏尓等人携带20余驮军械，于1920年到达拉萨，企图唆使西藏地方政府扩充藏军，增加赋税，遭到西藏社会的强烈反对，柏尔惊恐逃窜，未能全部实现。英帝又通过亲英派噶伦擦绒达桑占堆兴办警察，企图以此控制西藏人民言行，为实现“藏独”服务，也在一片反对声中流产了。　　

1930年5月，藏军借故占领白利，在英国的支持下再次大举东犯，占领甘孜、瞻化，并将瞻化县长等30余人劫往昌都，挑起了第三次康藏战争。　1932年4月3日　，藏军在英帝唆使下进一步扩大战事，占领青海玉树囊谦。青海军阀马步芳组织援军大败藏军，并乘胜追击至西康，四川军阀刘文辉同时派兵出击，收复金沙江以东甘孜、瞻化、德格等县，川藏军队遂隔金沙江对峙。　10月8日　，川藏代表签订《康藏岗拖停战协定》，形成康藏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　1933年6月15日　，青藏代表也签订了《青藏停战协定》。　　

藏军大举东犯，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借助英帝势力实施“大西藏国”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最后以失败告终，给了其亲帝分离政策以沉重打击。　　

6．压迫九世班禅　　

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印度返回后，由于积极推行分离西藏的政策，和一贯维护祖国统一的九世班禅的关系日趋恶化。191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班禅驻地日喀则设立相当于行政公署的基宗，任命官员，既管理达赖在后藏的宗谿，也管理班禅所辖四个宗和所有谿卡，即向班禅所辖百姓征收军粮和税款，摊派乌拉，实际上等于强行解除了班禅的固有权力，粗暴地改变了班禅的固有地位。而且，所征收的军粮数额巨大，占全藏的四分之一，计　1万克　（约合28万斤），大大超出了贫瘠的后藏地区人民的承受能力。这些都不能为九世班禅和班禅辖区僧俗群众所接受。　　

对此，九世班禅曾几次派官员到拉萨请求免征军粮。噶厦非但不准，反而将班禅系的几名负责官员投入监狱。九世班禅感到危险迫近，无奈之下，于　1923年11月15日　趁月色率众仓皇出逃。十三世达赖喇嘛得到消息后即派兵分道追截。九世班禅一行避开大路星夜兼程，才得以逃脱。　1924年3月20日　，九世班禅一行抵达甘肃安西县（今瓜州县）后，一路受到国民政府官员的隆重接待，经兰州、西安等地，于1925年2月初到达北京。　　

九世班禅在内地期间，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与佛事活动，也与“藏独”势力进行了斗争，表明了维护祖国统一，团结御敌的政治主张，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充分肯定，1932年4月被任命为西陲宣化使。与此同时，九世班禅也始终没有忘记重返西藏，由于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阻挠和噶厦的反对，虽经中央政府调处，一直未能如愿。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九世班禅再一次把返藏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国民政府也于1935年6月作出了批准九世班禅带500名卫队，并由中央官员护送回藏的决定。但噶厦在英帝的唆使和支持下，惧怕班禅势力趁势增长，借口康藏战事未得完全解决，不宜带卫队入藏为由，并提出九世班禅回藏后要服从噶厦政府命令，继续阻止九世班禅返藏，英国驻华公使也公开干涉，加之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只得暂缓九世班禅回藏，九世班禅也不得已做出了抗战期间暂不回西藏的决定。九世班禅被阻后，忧愤成疾，日渐加重，不幸于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行辕甲拉颇章圆寂。　　

九世班禅在内地流亡十四年多，也为重新返回西藏奋斗了十四年多，最终还是在英帝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的重重阻碍下未能遂愿。噶厦方面提出的返藏条件，实质还是不允许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权力，是不能被九世班禅和后藏人民接受的。这些原因才是造成九世班禅不能返藏的根本症结所在，班禅返藏即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7.制造“热振事件”　　

　1933年12月17日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热振土登强白益西摄政。噶厦按惯例向国民政府呈报了情况。　　

　12月30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命令蒙藏委员会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在南京举行追封典礼。1934年2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8月28日　，中央致祭专使、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长黄慕松一行到达拉萨，先后举行了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普慈觉大师的典礼和致祭仪式，并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问题。最后留下随员刘朴忱、蒋致余并电台，联络中央和噶厦。　　

　1940年1月15日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达拉萨，首先于　2月15日　在锡德寺举行了册封热振为“辅国普化禅师”的仪式。22日又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吴忠信与热振协商后，在黄慕松留下驻藏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热振摄政后，一直努力改善同中央的关系。按照清朝旧制，向国民政府呈报了达赖圆寂和自己任职的情况，还对九世班禅返藏表示支持，并在西藏地方政府中采取了一些削弱亲英势力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修复了和中央的关系。　　

亲英分子看到热振活佛摄政期间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修复，吴忠信离藏前后，在英国驻锡金官员古德的策划下，以造谣的卑劣手段压迫热振于1940年底将摄政职权交于老朽昏聩的大扎阿旺松绕担任。大扎表示因年迈只能任职二、三年，最后议定并经全藏大会书写纪要文书佐证，到时仍交权于热振。　　

大扎上台后，即被亲英分子包围，倒向英国，清洗了各机关中的热振派官员，任命大批亲英分子为要职，使西藏地方政府大权落入亲帝分裂派之手。索康·旺清格勒、夏格巴·旺久德丹等人大搞阴谋分裂活动，特别是在1942年7月成立了非法的“西藏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有事与“外交局”联系，国民政府当即拒绝。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却和西藏“外交局”立即联系，造成了“西藏独立”活动的又一严重步骤。　　

热振活佛看到亲英势力活动日益猖獗，心中焦急不满。大扎任职期满后，却无动于衷，没有交还权力的打算。1944年热振便以参加色拉寺色却扎仓大经堂开光典礼为名，路过拉萨会见大扎，但大扎闭口不谈此事，热振只得愤然离去。　　

1945年5月，热振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次年又被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热振因怕西藏地方当局不准他去南京，秘密委派他的好友、甘孜地区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甲本仓顿珠朗杰等人带信，向中央政府陈述大扎投靠英帝、败坏汉藏关系等情况，请求国民政府明令大扎辞职还权。　　

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获得这个情报后，于1947年2月直接拜见大扎，造谣说热振派人要求民国政府派兵入藏，国民政府也准备派兵支持热振重新担任摄政，还决定派飞机轰炸拉萨。其时，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根本无暇顾及西藏。　　

大扎等人便借口热振系行为不轨，并制造热振企图暗杀大扎，准备与色拉寺推翻大扎的谣言，派兵到热振寺逮捕了热振，并在拉萨逮捕了热振系许多人员。色拉寺僧众为营救热振，与藏军发生冲突，几十名僧人丧生，寺庙几乎被洗劫一空。黎吉生亲自参与制定镇压色拉寺的决定，并派特务福特指挥炮击色拉寺电台。　　

热振被捕入狱后，亲英派把与他有仇的人派去看守，夏格巴等人主持审讯，使热振受尽折磨，终于1947年5月遭暗算圆寂。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仁也被亲英分子毒害，凡与热振有过关系的僧俗官员都被清洗或排挤。当时，国民政府曾致电大扎，要求保护热振的安全，大扎未予理会，却事事和黎吉生商量，听取他的意见。　　

热振寺僧众听到热振遇害的消息以后，杀死留守热振寺的16名藏军，与前来镇压的藏军激战数昼夜，被残酷镇压，仅有热振近侍堪布益西楚臣等少数人得以逃脱。　　

8.煽动噶厦组织“慰问同盟国代表团”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藏地方亲英分裂势力和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黎吉生商议,组织一个“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出访同盟国,妄图在国际上表白“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借机制造“西藏独立”的口实。恰在此时，噶厦又接到国民政府要求派代表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噶厦遂在“慰问同盟国代表团”5人成员的基础上又增加5人，作为同时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先到印度，向英、美政府进行慰问，然后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进行慰问，同时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提出扩大西藏地域和权力的要求。此前，西藏地方专门召开代表会议，拟定了“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代表会议报告书”，由他们呈交国民政府，力争批准。　　

“代表团”按照授意到印度后，通过向英、美政府代表送上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大扎摄政的信件和礼品的方式进行慰问。到南京后，向蒋介石赠送了礼品和信件，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慰问”，国民政府没有察觉他们的阴谋。在国民大会选举时，突然宣布拒绝投票，声称是“外宾”观礼，制造了一定的影响。但“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代表会议报告书”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答复。　　

9．鼓动西藏地方出席泛亚洲会议　　

抗战胜利后，在英印政府煽动下，西藏地方当局进一步加紧了“西藏独立”活动。1946年底，黎吉生按照英国政府的旨意，敦请西藏派代表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从而以此“体现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制造“西藏独立”的时机，并嘱咐要严格保密。大扎当即表示同意。　　

接着，黎吉生又来函建议出席会议的西藏代表团应带上一面“国旗”备用。噶厦立即赶制了一面藏军的雪山狮子旗，充作国旗。　　

1947年3月，“泛亚洲会议”召开。会议的组织者印度居然把雪山狮子旗同各国国旗并列悬挂，主席台上还挂了一张将西藏置于中国版图之外的亚洲地图，西藏代表团三人竟与各国代表团团长同座。中国代表团立即提出严重抗议，中国各报纸和全国人民也迅速作出反应，强烈抗议。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答复：本人当时未有察觉，允于今日更正。印度有关方面也不得不表示：这次会议是“尼赫鲁以私人名义邀请有关代表参加的”，“没有邀请官方代表”，并对那幅地图做了更改。这次会议又没有为他们制造出“西藏独立”的什么根据。　　

10. 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　　

1947年10月，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以孜本夏格巴为首的“商务代表团”，阴谋以“西藏国”使团的名义出访印度和欧美一些国家，阴谋再一次向国际上表白西藏的“独立”地位，争取各国对“西藏独立”的支持。　　

为解决签证和外汇，夏格巴一行经印度，于1948年初到达南京，先向国民政府申请解决外汇200万美金，以便前往英美，未获批准。国民政府让他们先到上海、杭州考察，然后经香港、印度返回。他们在南京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勾结，未经南京政府同意，得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和英国驻华使馆的签证。考察期间又以欺骗手段申领到一批生丝出口证，到香港后倒卖给了印商，解决了出国经费。　　

夏格巴一到美国就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把中国同苏、美、印一并称为“外国”，并带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照片打算谒见杜鲁门总统，杜鲁门也准备接见。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了严正交涉，美、英政府都表示了歉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杜鲁门最后也被迫取消了会见夏格巴的计划，美英政府都以私人商务代表团的名义进行接待。美国国务卿和英国首相虽然接见了夏格巴一行，但均由中国驻在国外交人员陪同。在瑞士则始终由一名中国大使馆外交人员陪同。夏格巴等人没有达到“西藏商务代表团”被外国政府正式当作一个国家政府访外使团的目的，最终处处碰壁，于1948年底由意大利罗马经印度返回西藏。　　

11．“七·八”驱汉事件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在即，国民党反动政府全面溃败。此时，印度驻西藏代表黎吉生（印度独立后留任）见势不好，从6月下旬开始，与西藏上层亲英分子频繁接触，并对土登丹达、索康、柳霞等造谣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将来就会充当内应。还随便说出了被他们有意定为共产党的一些人名和地址。流霞等即向噶厦和大扎报告，大扎立即召开秘密会议，认为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必取而代之，为了把共产党阻挡在西藏之外，要在共产党进藏以前驱逐西藏的一切汉人。藏军第六代本从日喀则被调到拉萨，藏军布满市区并到处搜查。西藏地方政府又举行了以诅咒汉人和共产党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等大型宗教活动，黎吉生亲自到现场助威。　7月8日　，噶厦突然将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请去，由首席噶伦宣布：国共内战甚烈，国民党的军队和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噶厦对驻藏办事处人员的安全不敢负责，现决定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关系，而宗教关系还是存在的，请驻藏办事处及其他机关准备周内去印度，噶厦已派藏军照料，护送到印度边境。陈锡章表示即电请示蒙藏委员会。首席噶伦又说：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去电，现在所有电报、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陈锡章返回时，藏军已包围了西藏办事处，封闭了电台。随后，藏军又包围、看管了办事处下设的小学、测候所等单位。最后，在西藏经商的汉人和在西藏学经的汉族喇嘛一律遭到驱逐。　7月9日　，噶厦向广州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电报，告知了驱逐驻藏办事处及有关人员的决定。行政院长阎锡山致电大扎及噶厦，表示“深为骇惋”，要求其“撤销前议，迅速恢复中藏固有关系”。噶厦没有理会。7月中旬，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及其下属机构和人员全部经亚东出境，由海路返回内地。　　

“七·八”事件发生不久，英美帝国主义立即策应。27日，代表英国殖民主义的印新社载文说：“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为此曾发生纠纷。而达赖十三世圆寂时，中国仅派代表前往吊唁，达赖十四辈坐床时，中国也只派代表参加……”。英国一家通讯社发表评论说：“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辖的讲法。”　8月10日　美国合众社也发表评论：“外交当局今日表示西藏当局利用中国政府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宗主权。”　　

12.美英等国加紧策动“西藏独立”　　

1943年前后，正是我国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英帝把它看做是策划实施“西藏独立”活动的最后时机，乘机加紧阴谋活动。1942年派兵占领西藏提朗宗以西的斜香买。1944年，英国公然派驻锡金的行政长官古德等人到拉萨，毫无遮掩地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威胁西藏地方政府承认把白马岗及门旺达以南地区割让给英国，并派兵到门达旺地区调查测量，强夺了提朗宗的行政权。1946年10月，英印军队占领属于我西藏的门达旺、白马岗等地，自此实际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据国民政府调查，当时英帝情报网布满全藏，英军在亚东、江孜、拉萨分别驻扎70、60和20名军人，并用教堂、医院、学校掩护进行分裂破坏活动。　　

在此期间，美帝国主义开始插手西藏。1941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以视察西藏交通线为名，派遣伊利亚·托尔斯泰等人，携罗斯福总统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入藏活动达三个月之久，并密报美国政府“美国应该绕过中国政府支持西藏”。1943年下半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奉命给拉萨送去了一套无线电收发报设备，空投了一批军援物资。从此，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拉上了关系。　　

正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迅速发展，正在接近或进入藏区之时，美英等国妄图最后一拼，再一次加紧了阴谋活动。1949年4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驻印度大使华盛顿，希望看到“西藏的军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强”。8月，经夏格巴联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罗威尔托马斯父子进入西藏，噶厦企图“借用美国电台之口在世界上大造西藏独立的舆论”。罗威尔托马斯父子在拉萨同大扎、黎吉生等密谈，并会见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鼓动西藏地方当局成立“有技术的游击部队”，扩充藏军，与人民解放军对抗到底。罗威尔托马斯父子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完全丧失了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起码道德，实际上充当了间谍、特务的角色。9月，噶厦决定扩军1万人，并向昌都、那曲地区增兵。罗威尔托马斯父子在西藏公然称西藏为“国家”，并呼吁美国给予军事援助，向拉萨派驻外交使团。美国报刊也发表文章叫嚷，“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组织的请求”，表示要给西藏以军事援助。罗威尔托马斯返回美国后还在叫嚣：“我们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　　

1949年7月，英国特务福克斯、罗伯特·福特帮助噶厦在昌都建成电台后，从西康、青海等地搜集有关解放战争发展和共产党、解放军的情报，提供给在拉萨的罗威尔托马斯父子和噶厦，再由黎吉生、福克斯源源不断地发往英国。在黎吉生等人的蛊惑下，　1949年11月2日　，噶厦“外交局”还致信毛泽东主席，声言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国家”，要求解放军不要“越境入西藏”，并“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界和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他们还分别抄送美英政府，顽固的坚持“藏独”路线。　　

经黎吉生授意，大扎令噶厦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黎吉生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后，派夏格巴·旺久顿典、嘉乐顿珠两人到联合国吁请支持。达扎和黎吉生、罗威尔托马斯父子商议后，纠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于1950年初组成“亲善使团”，分别到美、英、印、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西藏独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严正交涉和警告下，美、英等国拒绝西藏地方当局派使团访问，噶厦不得不把已到江孜的“亲善使团”先遣人员撤回拉萨。派往北京说明“独立”的代表也被迫滞留印度。　　

　1950年1月17日　，福克斯致函藏军司令部，为抗击解放军入藏出谋划策：“共产党对西藏用兵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等，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垭口处，都要埋设地雷。估计边境地带的百姓中，将有一些共军间谍煽惑公众，制造谣言，讲些使他们变心的话，或将西藏军队的驻防地域告知共产党。”“为了不使共产主义在忠于达赖喇嘛的百姓中蔓延，并使西藏各部牢稳，应立即通知他们后撤20英里，此点极为重要，要将各部队配置在免遭共军断路及包围的地方，并迅速议定防务问题。”19日，藏军司令部复函福克斯，表示十分感谢，并“铭记在心”。其后，藏军就基本按照福克斯的意见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