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从富人交税到穷人交税：税收如何变得不公正？

　　美国，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税收设计是高度累进的。按照这样的税收设计，赚钱越多的人，应纳的税也就越多。欧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增值税，主要在消费环节征收，因为富人收入中更大比例用来储蓄和投资，而穷人的收入很大比例用来消费，所以在欧洲国家，穷人承担着主要的税负。

　　美国没有增值税，所以相比欧洲国家，低收入者就避免在消费环节承担（额外的）更重税负。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宣称美国的税制要比欧洲更加公平。

　　真是如此吗？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和该校经济学副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合著的《不公正的胜利：富人如何逃税？如何让富人纳税？》一书就指出，增值税很大程度上无从逃匿，而美国税法以及其他立法中存在无数漏洞，特别是利息减免方面的漏洞，使得富人可以大幅减少所纳税额甚至接近于不交税。

　　按照书中援引的统计数据，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达到了7.5万美元，但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只有1.85万美元，这部分人群占到了美国人数量的一半。2200万人组成的中上阶层则有22万美元的平均年收入，另外有200-300万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为150万美元——这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指的1%的那部分人。

　　在美国，税收分为个人所得税、工资税、资本税和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最著名、规模最大的税收，占到了总税收收入的1/3。而这恰恰也是富豪们竭力避免缴纳的税收——按照美国法律，所有收入都被作为征税基数，既包括工资收入，也包括拥有资本带来的股息、利息、资本利得等收入。但美国的应纳税所得额低于国民收入总额。这就证明，相当多的收入并没有纳税，要么以转移、隐匿等方式逃税，要么则是利用法律达成了避税。

　　第二种税收就是社会保障工资税，主要是针对劳动所得征收，主要从工薪阶层的工资中征收，税率为12.4%，但奇怪的是，超过一个上限的收入就可以免税，从而使得工资税呈现出累退特点。第三种税收是消费税；最小的税收来源是资本税。很奇怪吧，美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交易十分频繁，但其征收的公司所得税、住宅和商业不动产税、遗产税，特别是资本收入流征税、资本资产征税加起来，额度却很低。资本税相当于对资本收入平均征收13%的税。

　　为什么富人纳税比例低？

　　从阶层分布来看，美国的工薪阶层是收入分配中的最底层，缴纳税款占其收入的25%；中上阶层占比缴税比是28%；富人的税收不超过28%；顶级富豪缴税税率是23%。《不公正的胜利：富人如何逃税？如何让富人纳税？》书中指出，这其中的奥秘在于，美国虽然没有增值税，却有大量的销售税和产品税，比如汽车、衣服、电器等，导致产品价格更高；而美国却对绝大多数服务免税，比如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歌剧、律师服务，而这恰恰是富豪消费的主要领域。而且，美国的资本利得征税很低。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亿万富翁的大部分收入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以马克·扎克伯格为例，由于脸书公司很多时候并不分配股息，所以前者通过后者经营盈利获得的份额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将利润转移到开曼群岛，还可以逃避公司税。

　　在里根总统任期开始，美国政府就开始不断启动所得税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来，股息税率降低，这使得科技企业的CEO可以极大地从中获益；2018年以来，律师、医生、顾问、风险资本家等获得的资本收入可以享受20%的减免，商业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为29.6%，而不是对工资收入征收37%的税率。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地实现了对劳动征税，而对资本征税的比例和总额反而都在降低。

　　从希望到崩坏

　　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政府极大地提升了财产税，适用于顶级富豪的最高税率一举从20%跃升到了70%，之后还上升到80%。美国人曾经将自己的税收政策直接应用到占领中的德国，在德国按照60%的税率征税。如书中所说，罗斯福新政还明确规定，超过界限的收入会被直接没收，用行政强制的思路来缩小贫富差距。难怪罗斯福及其阁僚被美国资本阶层抨击为社会主义者。

　　罗斯福时代政策的正当理由是极端的高收入伤害了其他社会成员利益，而且影响了美国经济的良性增长。在当时，美国的顶级富豪其实也相当程度上隐瞒了自己的收入。但即便将之计算在内，美国的收入集中度也确实下降了，而且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大型企业如通用、杜邦、埃克森美孚都会持续派发巨额股息，投资美国股市的股民曾数十年获得稳定收益；而且，美国企业会持续增加工资，而不是集中给少数管理层派发高薪（因为那样做毫无意义，将被美国国税局直接征收超额部分）。

　　转折出现在朝圣山学社支持的小政府思想开始大行其道。里根政府时期，这一思想开始驱动减税；而且，美国政客开始宣称由于富豪隐瞒收入和避税，所以严厉的税收政策没有必要，不如减税来拉动经济，会让政府获得税收总额收入不减甚至反增——这也是所谓的拉弗曲线。

　　是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富人开始滥用法律，利用私人慈善基金会得以避税。但1969年的《税制改革法案》很好地抑制了这种滥用自我交易的做法，美国富人的“慈善捐赠”短时间就下降了30%。

　　里根政府推出了所谓的税收庇护，也就是所得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商业损失。这种制度创新马上导致美国所得税收入暴跌，美国政府的赤字也迅速出现。里根政府为此给出的应对举措是继续减税，但取消税收庇护。但减税已经成为惯性。以至于研究合法避税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兴旺的产业，美国人每年花费总计数十亿美元来研究税收优化策略。

　　借助离岸空壳公司逃税，尤其是逃避资本税、资本利得税、普通所得税、财富税、公司所得税以及跨境支付利息、股息、版税的代扣所得税，在美国蔚然成风。20世纪80年代，离岸空壳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增加。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了《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才稍稍遏制了疯狂的逃税。《不公正的胜利：富人如何逃税？如何让富人纳税？》书中指出，美国的顶级企业，比如华尔街的投行、硅谷的顶级科技企业还有耐克、菲亚特等企业，依然在专业财务机构的辅佐下，通过离岸空壳公司逃税。

　　如何扭转税收不公正？

　　《不公正的胜利：富人如何逃税？如何让富人纳税？》这本书的核心观念就是重新确保跨国公司的活动透明化，必须纳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不能放任其将利润转移到百慕大等税收为零的地区。此举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仅在美国，服务于逃税和资产转让定价等工作的供职人员就超过了25万人。

　　书作者认为，无论是美国、意大利、中国、法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必须监管其跨国公司，以及外国设立的跨国公司在本国的分支机构。而要实现这一点，应当加快国际间的协同合作，尤其是合作打击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行为。

　　那么，对于网点覆盖全球的某些企业，如何对其逃税行为进行补征，以及惩罚呢？《不公正的胜利：富人如何逃税？如何让富人纳税？》书中的的观点是，依照这样的公司的销售利润分布，形成某种配额，由相关国家和地区纳入应征比例。书中还建议，美国可以与其他大国合作，从而启动对避税天堂的制裁。

　　《不公正的胜利：富人如何逃税？如何让富人纳税？》这本书认为，富人的最优平均税率为60%；而这一比例哪怕升至75%，也不会对税基造成太大影响。应当被纳入60%-75%的税收种类包括累进所得税、公司税和累进财富税。要让税收变得更加公正，还应当让资本利得缴纳的税收，至少不低于工资税。

　　书中还以翔实数据为依托，证明了20世纪30-70年代，也就是税率较高时期，美国顶级富豪和富人阶层税负很高，却没有如一些经济学家宣称的那样，影响经济增长和创新涌现；恰恰相反，那段时期由于美国政府的社会建设，使得平民阶层子弟能够获得相较于之前以及之后更好的教育等公共服务，从而为平民精英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而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减税、美国政府赤字增长、公共服务削减，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