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我们超越左右，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

 2017，我们超越左右，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

　　昨儿晚上，在原本是一片温馨的同学朋友圈里，看到了激烈的争吵和“脑残”“毛左”之类字眼，不禁令我觉得有点堵心。在中国，左、右派的帽子是乱扣一气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部分人故意搅混水之故。所以我向来反对以左右定性。不理左派右派等各种名目，力求超越左右，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不如此，不能打破话语封锁。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左派，当然也不是右派。在我看来，极左跟极右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苦瓜。一部党史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极左是很容易转成极右的。这几年，宋彬彬终究还是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虽然这远不是真相的全部，但也已经说明了，当年制造打砸抢、动乱的，正是现在这些高高在上的公主们。就拿吴思来说，吴思文革期间正是一个造反派，改革后则发明了“潜规则”为统治集团辩护。吴思写了一篇《我的极左经历》，描述自己当年当知青实践大寨模式受挫，最终临阵脱逃，脱离“极左”思想阵营的过程。从他自己写的供状中可以看出极左转向极右的根源是什么。

　　在《义务劳动受挫》一节里，吴思不考虑当地农民的实际状况，大搞义务劳动替代正常的合作劳动，消灭一切按劳分配，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搞得比大寨还“左”。他没有理解毛的话的意思，或者说他因为太自私了，急于做出成绩。群众的眼睛永远是最亮的。群众不能不猜疑：他为什么脱离实际搞花架子？他是不是别有图谋？通过长期检验，群众发现了吴思身上自私的本质，进而肯定认为他时而大搞极“左”，时而意志消沉，种种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罢了，在这种状况下，群众必然偷懒。群众偷懒，工作没搞好，正是自己思想觉悟、工作能力、努力不够的结果，但他却以奴隶主的心态骂群众是畜牲。明明自己问题严重，私心太重能力还不足，却幻想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把别人看得都是自私自利，而把自己当作圣徒没有问题。所以，改革后他来个大转变，从极左走到完全认同了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逻辑，用“官家主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词语，为资本家和权贵辩护。从郑必坚、龚育之、胡绩伟、吴敬琏到周扬、吴思，他们虽然不断“变脸”，但思想内核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在前苏联，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最力的也正是之前被列宁批为“左派幼稚病”的布哈林。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抱着出人头地的想法参加革命的，带有很大成分的小资产阶级自私本性，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对革命的艰巨性认识不深，大气候一变，必然马上转型。改革后，他们拒绝反思自己的自私性，反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性，反而把自己说的高尚无比，一切的错误都归结到毛的极左，无非也是自私自利的本性作怪。他们时而是极左派，时而是大右派，其实骨子里都是为我派。

　　新中国建立的体制，在意识形态上以平等为号召。当然，官僚集团表面上追求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实则借此集权，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满足本集团的利益而已。除了少数天真者之外，大部分官僚的利益诉求是非常清晰的，这就是为什么极右派往往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因此，共产必先共权。如不共权，还不如不共产。文革就是共权的尝试，也就是毛所说的“人民群众必须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毛既是旧体制之建立者，也是旧体制之破坏者，这也是他的不同之处。改革开放后的新体制实即极左体制在新时期下的变种，它们有着相同的根。举例说，在一个旧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但大家的也就是党的，党的也就是党委的，党委的也就是书记的。不服从书记，就等于反对党！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原则。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这时候他们是以极左的面目存在。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在旧体制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极左跟极右确实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瓜。

　　80年代之后，多数知识分子的小心脏还吓得怦怦直跳，一时间是思想淡出，学术上位。但是，对改革的反思开始萌生。打头的是部分老干部，他们在文革之前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文革中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目睹内忧外患，于是一面高举毛的旗帜，一面却又念念不忘旧体制，可谓旧体制派。他们多数仍不知二者之矛盾。

　　到九十年代末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浮出水面，并且打起了嘴仗。看上去是挺热闹，实际上讨论的都是假问题。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有什么意义呢？说得好听一点，是空谈误国，说得不好听，是转移视线。无论自由派还是新左派，都没有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而是拾西方国家之牙慧。为了掩饰其空洞无物，只好从国外抄一些新、奇、特的名词来吓人，这也是一种病，以那个时期的《读书》最典型，可命名为“《读书》病”。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成不了气候，真正成为现实选择之一的，是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由何新揭搘旗帜，杨帆、郎咸平等张大其势。新国家主义代表了军队和党内部分强硬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镇压左派，瓦解右派，分化整合官僚买办集团，以统一的国家力量，抗击新帝国主义。新国家主义掌握的各种资源较左派多得多，欺骗性又较右派大得多。民众很容易受民族主义所鼓动，新资产者是乐于托庇在国家强大的羽翼下。反对派或被镇压瓦解，或受其民族主义目标吸引。各种势力搏奕的结果，很可能会没有一派取得彻底的胜利，最终是产生一个类似普京式的强力领袖和新权威政权，这一趋势我早在2006年写的《九问左转派》就提出来，现在则是越来越明显了。

　　新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问题不在于国家多一点授权，还是少承担点责任。只要国家的权力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在我们不能管住网警的时候，网警的权力越大，对我们越有害。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中国自然历史条件过于恶劣，所以，新国家主义进行的阶级和解，无论其本意如何，最终一定会失败。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绝不是部分精英能够解决得了的，只有重新回到依靠人民群众的路线上。

　　那种以为“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多么可笑呵。在俄国，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随后的国内战争中，退位的沙皇一家被无情地清算了，新公布的档案表明，发布这一命令的，正是列宁。左派赞扬专政得好，没过几年自己也被专政了。右派则责备列宁的残暴或者说“极左”，其实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想一想，为什么会走到这份上。十月革命后的极左，恰恰说明了在阶级力量对比中，左派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所以，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是国家民族之福份。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确是超越左右翼或者说左右翼合流的一个目标。近几年来，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例如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摩罗，就是一例。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的精英们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而是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有人问我，你说寄希望于人民，但在现实中，看看身边这些杀马特似的打工仔，看看这些天天谈论买马、炒房的所谓人民，人民根本不觉悟，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凉拌呗。我还是引用毛的话来回答吧。毛说：“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1963年他回答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如果人民不觉悟怎么办”的问题时说：“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连毛都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一百年，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浪花一小朵。（百韬网刘琅）

201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