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迈思《依附之路》与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吴畅畅老师为达拉斯·斯迈思《依附之路》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在《依附之路》中，斯迈思借助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内部出现的文化和传播的依附结构。吴老师指出，斯迈思的分析也适用于核心地带相对于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的依附关系。因此，这就带出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播体系建构的问题。吴老师认为，斯迈思的理论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其意义在于如何去构造一种新的全球动员景象来临的想象，以及在其中谁将是全球动员的主体力量。因此，斯迈思在半个世纪之前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播与文化体系这一在当下语境中涉及中国自主性和主体性的问题便更加凸显其前瞻性和紧迫性。

　　本文原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20年12月（总第117期），感谢吴畅畅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文 | 吴畅畅

　　1947年，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传播研究所，这被视为美国传播学建制化的开端。研究所成立两年内，施拉姆相继引进拉扎斯菲尔德等人作为访问学者或专职研究员，其中也包括达拉·斯迈思（Dallas Symthe）。斯迈思是从经济学研究切入至传播领域。1936年，博士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央统计局农业部做问卷调查。1938年，斯迈思出任劳工部高级经济学家一职，在多个涉及劳资纠纷的案件中以鉴定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二战爆发后，他重新进入中央统计局统计标准处任首席经济学家，专事劳工问题。由于罗斯福新政期间联邦通信委员会面对电信产业技术工人的延期或罢工问题束手无策，于是1943年，斯迈思受邀成为联邦通信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Lent 1995: 28-31）。从农业，到劳工问题，转向经济学，最后在传播研究领域落地，斯迈思同其他受邀的学者一样，面临着学术转型的问题。

　　作为美国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他来美后，小心地隐藏自身作为犹太人、外国人以及最重要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并能以「抽象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赢得施拉姆的赏识。然而，与拉扎斯菲尔德这一相对幸运的机遇有所不同的是，斯迈思此前工作经历中所表现出的亲劳工的左翼，以及虽从未加入共产党组织却疑似亲共的立场，在他1948年转向学界后，与施拉姆自告奋勇成为美国政府的反共主义的「未来的士大夫」的政治急进姿态之间，直接产生了较大的隔阂。所以，当斯迈思遭遇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某职员的举报后，作为负责人的施拉姆对信件的扣押，并在调查结果尘埃落定后仍然把相关资料放进斯迈思的个人档案里，在后者看来，显得并不那么体面，甚至怀有将其驱逐出校园和学界的意图（Lent 1995: 31-32；赵月枝 2019a：24）。虽然斯迈思对此意见很大，不过，他在政治层面上更不赞同施拉姆有关国际共产主义传播运动的判断（史安斌、盛阳 2019：140）。在一次采访中，他向记者表示，自己在1979年前后所获的美联调局档案中发现，施拉姆竟然在1948年夏秋之季已出任联调局线人。随后，他翻查《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发现施拉姆自1943年以来就已担任政府心理战的学术顾问，将其客户涵盖美国陆军、空军，以及陆军作战研究处军事机构等信息给发掘出来，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予以披露（Smythe 1994a: 57）。另一方面，尽管斯迈思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并未遭到公开的攻击，但他也没有获得包括福特基金会在内的任何机构的资金资助。最终，他受美国教育广播工作者联合会的资助，进行前期调研，用于1950年末至1951年初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关于电视政策的听证会举证（郭镇之 2001: 60）。实际上，因为他的努力，听证会后，美国教育电视网正式创立。翌年，他根据此前研究写出一篇论文《传播理论的若干观察》，因为直接抨击了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研究传播效果的克拉珀（Joseph Klapper），而无法在国内发表，只能选择翻译成意大利文后在《展示》（Lo Spettacolo）杂志上刊发。作为教授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他直言自己在伊利诺伊大学没有同侪支持，深感「孤单」（Lent 1995: 33-34, 37）。

　　随着冷战政治的持续深入，1963年，斯迈思决定全家移居加拿大。1974年至西蒙．弗雷泽大学任教。1977年，他发表论文《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下称《盲点》）[1]。文章指出，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侧重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对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转过程中的作用认识不足。虽然论文因其尖锐的批判性引发争议不断[2]，但斯迈思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进入传播研究，与占据主流的施拉姆或罗杰斯（Everett Rogers）对传播学科的构建之间，早已发生本质的分野。《盲点》一文直接推动了199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学界的崛起（冯建三 2003：98-100）。

　　1969年，斯迈思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会议。会议上他首次使用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来形容全球新闻传播秩序的不平等。他也追随不结盟运动的脚步，积极参加建设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运动。基于此，他借助最擅长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写下这本虽然描述加拿大在传播领域的依附地位却对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具有警世意味的著作《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四个术语组成《依附之路》的副标题，它们分别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以这四个术语为纲，斯迈思把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理念，以及最核心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憧憬和想象，精细地植入到他的传播研究之中。

　　在斯迈思的眼里，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依附性国家和世界上最富裕的「欠发达」国家[3]。要实现自治，必须保障军事独立和坚实的文化防御阵线。这两大原则，在加拿大本国统治阶级、商人群体，同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入侵，以及北美地缘政治的复杂互动中，日益瓦解，最终传播和意识工业领域沦为美国的附属物。

　　19世纪末，加拿大实施保护性关税政策，刺激大部分美国跨国公司来加进行直接投资。斯迈思认为，这种同化加拿大经济的过程，与1950年代以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攻势，性质相同。若非如此，加拿大的经济不会过早地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融合。也正因为此，加拿大商人才会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私产合法以及源于英国普通法的商业交易法则等这套与南方邻居共享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充当了在文化上屈服于后者的代理人。二战期间，《奥斯登堡协议》和《海德公园协议》的签署保证了美加两国军事采购一体化。1969年，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复合体）甚至在加拿大拥有500多家公司。据此，斯迈思指出，军事和文化的双重依附，与统治阶级自我认同为殖民地买办的身份及其短期牟利的诉求密不可分。没有这样事无巨细的政治经济背景的梳理，恐怕我们很难理解加拿大政府出台的有关报刊、图书、通信，和无线电广播与电视业发展的政策的私有化倾向，特别是它先迁就于英国随后向美国资本和商业组织低头的倾向。面对此情此景，斯迈思发出悲观的论调，加拿大的大众媒体仅仅是在为美国打工啊，替美国的意识工业生产受众，摇旗呐喊！他在当时只能无奈地感叹到，加拿大英语区的文化和美国太平洋沿岸诸州还有什么区别，至少，美西部各州还能拥有各自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身份？

　　斯迈思虽是在分析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内部出现的文化和传播的依附结构，可这套分析，应用于核心地带相对于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的依附关系，也能成立。例如，如何重新理解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播体系正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及其表现？虽然外资进入中国的传播或文创领域，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国营媒体或网络媒体依靠综艺「出海」，在戛纳电视节自费打造原创模式推介会，但中国的传播产业已经凭借版权交易，深入到全球电视商品生产链中。它产生的后果，跟斯迈思描述的加拿大的情形很类似：跨国资本家、海外经理人与政策制定者，同国内日益全球化的政商与文化精英，以及最重要的，作为国内和跨国资本最看中的目标消费群城市中产，无形中组成了某种具有议程设置权、并能把持信息流方向的文化霸权联盟[4]（赵月枝 2019b：214）。现在把持着国内节目和电视剧生产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视频网站或大型民营制作公司的融资或认购方，主要以在北京或美国加州注册的各类顶级风险投资（VC）与私募股权投资（PE）机构组成，因此，网络视频生产呈现出更靠近福斯特所说的「金融资本主义」[5]（financial capitalism）的特征。2018年3月，爱奇艺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2019年5月杨伟东卸任优酷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职务，接受贪腐调查，这些个案无一不表明，靠着BAT[6]支撑的国内三大视频网站爱优腾已逐渐取代省级卫视，成为最能体现传播领域跨国性的场所。1980年代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的中国媒体的发展与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国媒体在党的路线和日渐跨国化的市场逻辑之间来回游走的历史。从时尚杂志的粉红丝带行动（预防城市女性乳腺癌）[7]，到同志或民族矛盾等涉及「再现政治」[8]的国内平权议题经常受到美国建制派媒体的报导，从灿星与唐德公司围绕「好声音」节目的版权纷争，到2013年前后，中国一度成为节目版权贸易逆差大国[9]，从省级卫视对城市题材电视剧的追逐，到网络视频职场剧（或宫斗剧）的火爆，国内媒体（无论国营还是私有）精英阶层深刻地参与到中国社会的重构过程中。这种跨国性的重构，与中西无关，而与「代际、阶级、地区、近用（媒体：笔者注）权力的差异、财富和知识」有关，更与「全球化力量的不同关系」（Dirlik 2005: 302-303）的横向的复杂互动有关。全球化力量的不同关系中，最核心的，还是跨国的横向权力之间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说到依附，斯迈思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框架受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学说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至少近400年以来，基于国际劳动分工差异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借助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意识工业所设定的议程，向它所覆盖的人口定义了什么是「发展」。所以，相较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所侧重的大众媒体对个体行为改变的影响的研究，斯迈思把大众媒体与社会变革相联系，视为「一种专业机构复合体」，大众媒介不断声明和重申所处的社会制度的议程，以此「大规模生产整合并发展了意识工业」。那么，大众媒体尤其是商业性大众媒体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靠生产什么才能完成上述职能？有了《盲点》一文的理论支撑，斯迈思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学激进派保罗．巴兰（Paul Baren）与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通通批了个遍，认为他们要么忽略了大众媒体生产受众的过程，要么对（受众）需求管理产生的动机避而不谈。斯迈思直接指出，商业性大众媒体生产的产品，就是受众力（audience power），以帮助完成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和经济任务。

　　受众力是受众商品论的集中表述，对于后者，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斯迈思与电视界和广告行业打交道良多，在亲眼目睹广告营销的套路后，将之理论化为受众商品论。相对应的，广告营销则把这套原则，具体化为着名的「二次售卖」原则。斯迈思通过九问受众力的形式（《依附之路》第二章）表明，在他所生活的年代，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商品所包围，媒体化的程度也不低；除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必须承担的无报酬劳动时间外，每个人只剩下每周7小时的自由时间。在这7小时内，大众媒体通过广告（显性）和免费午餐的内容（隐性），指导工人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这就是需求管理。于是，自由时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免费（劳动）时间。替谁工作？广告商。受众以「休闲」的形式收看电视，成为向自己推销并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品或服务的受众商品，这不是劳动力，而是受众力。斯迈思以此更新了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劳动者出售自己生产出的劳动力」的理论，认为受众在非工作时间，非但没有获得报酬（所以不存在自己主动出售的情况），反而还需要支付资金购买被说服采购的商品。因而受众力所做的，就是为明天和下一代生产劳动力[10]。斯迈思没有停留在受众商品的理论上踟蹰不前，他进一步揭示出受众之所以在自由时间内似乎能被牵着鼻子走，无偿做工，原因在于电视台生产的免费午餐内容，与广告商制作的广告，直接作用于工人个体的意识层面，起到了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规范化和稳定现状功能。不论是免费午餐的宣传价值，还是隐含的对受众毫无抵抗力的预设，他倒与他所批评的学者之一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不谋而合了，只是斯迈思换了一个更疏阔的术语「意识工业」，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也更加直观。

　　斯迈思这套严丝合缝的学说，必然受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学派或美国大众文化学者的批判。后者从女权主义、粉丝文化等角度重申受众的积极能动者的角色[11]。然而，受众的需求管理，受众力作为作用于意识层面而被无偿生产出的商品，至今在商业化媒介的运营过程中，依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中国当前最具代表的商业化媒介，当属私营资本与境外风投集中地，三大视频网站，以及三大社交媒体（微信、微博和抖音）。它们的基本运营原则，就是流量经济。流量，只不过是斯迈思所察觉到的受众力在网络时代的更新版。它们原本都是活生生的受众，但在流量经济的逻辑下，它们只需要通过自己的阅听行为，化身为一组组抽象的数据，例如点击率、播放量、阅读次数等。

　　说到流量经济，又不得不提粉丝经济。西方以詹金斯（Henry Jenkins）为代表的粉丝文化研究[12]的确强化了粉丝作为媒体内容的积极消费者，或文本盗猎者的身份。在詹金斯等人的笔下，粉丝是勇于挑战资本主义文化权力的斗士。然而，相较之下，中国已成规模的粉圈文化及其形成的粉圈经济，在源自于日韩的练习生或养成系制度的浸淫下，似乎已融入作为自我规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之中[13]。缺乏匮乏经济年代的生活体验，网络原住民，女性作为消费者的主体意识，意识形态的传承断裂，这些内外因素共同造就了新一代青年的精神真空。嗜血、敏感的资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盈利机会，借助日韩的偶像生产模式，主动为青少年制造精神需求。团综选秀的练习生制度或养成系运营模式的核心在于，它向潜在的粉丝开放了打造作为半成品的练习生的商品链的上中下游，让他／她们可以全方位参与到这一生产过程中。这不仅转移并节省了生产成本，更在意识层面，逐步建立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独占性、共生性的精神纽带。这种无偿的情感劳动，待偶像出道后，就会转变成自掏腰包购买偶像产品（唱片、影视剧、演唱会等）或代言商品的打投、应援行为（具体可参见吴畅畅 2020年3月9日）。虽然不可完全否认粉丝在这场作为商品的偶像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展现了各自的能动性，不过，她们对偶像「正主」的集体崇拜，绝对离不开由综艺节目制作公司、网络播控方以及经纪公司所组成的新型意识工业复合体所施展的新自由主义诡计。

　　以上所说的现象，都发生在当代中国。斯迈思曾在1980年代再度来华访问，见到上海街头已经出现西方商品的广告就已心生忧虑，假若他活到现在，或许眼见这一切，更会让他痛心疾首。冒昧地做一番揣测，无论是省级卫视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还是网络媒体与娱乐圈奉行「流量当道」原则，都会令他感觉，中国的传播领域已复刻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甚至走得更远。斯迈思进入传播学界直至其去世，正是冷战的起点和开端，所以他提出的文化现实主义是针对冷战期间所存在的两大文化阵线的既存事实。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阵线，至今也依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渗透和改造。如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各种人工制品、实践行为和机构制度上，那么，西方影视和文化产品之所以在「历史的终结」的时代下，仍能漂亮地完成「美国和平队」（布卢姆 2007：40-48）文化扩张主义的政治任务，机要在于，身份认同与政治多元主义被上升为「教条」，允许广泛的人本主义或占有性个人主义，超越阶级与规制的基要性。这还只是他对跟商业化媒介有关的大众文化的犀利洞见，斯迈思甚至把给人造成永恒和普世主义印象的艺术（或美术）也掀了个底朝天。

　　说到艺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norno）（2006：27）借用《荷马史诗》第一部《奥德赛》的故事──奥德赛明知道无法抵御海妖的歌声，于是他命令水手堵住耳朵，却让水手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去听见那诱惑的歌声[14]，语带讽刺地点破了资产阶级（高雅）艺术的创立，是统治阶级保护自身利益而人为建构和干预的结果。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这里，高雅艺术则成为战后法国社会结构合理化和自我确证的一部分，它作为最高级也是正统的文化形式，与中间（中产阶级）文化以及大众文化的互动，揭示并代表了社会制度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各种被结构化了的关系[15]。不过，斯迈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精准地点出，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竞争以及市场观念的系统性培养，是艺术能够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模式进行运营的基本条件，也是手段。并且，他追根溯源，指出16世纪最先出现的艺术院校开启了艺术建制化的进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此后长达3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利用权力和资源，按照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改造与发展艺术的风格和结构。它由此区别于手工业或其他人类活动，并在18世纪的《大百科全书》与几乎同时出版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交相辉映中，确定了艺术在资本主义知识体系中作为高级文化的本体论意义。

　　虽然斯迈思去除了涵盖文化、艺术和传播等领域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阶级概念的神性，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规划，他却在《依附之路》中语焉不详。不过在这本书出版之前，1973年，也是他1971年12月首次走访中国两年后，发表了题为〈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来自中国的经验〉（“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下称〈中国经验〉）的论文。若把〈中国经验〉一文与《依附之路》关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论述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斯迈思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寄予厚望。他在〈中国经验〉中，区分了媒介实践的利润标准和群众路线，认为中国媒介奉行的群众路线，与其所处的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三个显明特征相互关联：（1）与洛克主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完全区别开的文化中国性；（2）与西方文化和科技的隔离，保障了技术自治和自主发展的可能，而不至落入西方技术的标准陷阱里；（3）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和社会道德等特征（Smythe 1973: 461-463），它们也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体系成型的基本条件。根据斯迈思下到基层所详细了解到的电影、样板戏、芭蕾等文化作品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情况，再与他在《依附之路》中所整理出的资本主义艺术及其分支体系图进行比照，我们也不难推断出斯迈思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现实主义体系的蓝图：不存在专业和业余的区分，也不存在小规模定制和机械化复制的区分；在艺术创作上，不仅当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还应采取专业人员的轮替制，强化前者与公社和工厂的联系。斯迈思坚信，如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建立与稳固需要至少3个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更艰巨的斗争。

　　他的这番梳理，现在看来，和当时法国一众左翼知识分子[16]一样，不免存在对当时中国情势的稍显乐观主义或胜利主义的情绪。情绪归情绪，我们却不能一概否定这位身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却始终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并为其摇旗呐喊的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提出、至今更加振聋发聩的重要的命题：如何通过大众媒介的实践，逐步建立一套有别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体系？随着文革结束，以及冷战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期[17]；翌年，斯迈思与世长辞。他无法料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积极地与世界接轨，并以国家战略的高度，主动开展对外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他也不会想到，在中国的省级卫视经历21世纪初市场化的黄金十年后，却不得不面对实体经济下行所导致的广告收入断崖式下跌，综艺和电视剧市场纷纷转战私营视频网站后，而自身的文化领导力也相应地出现断崖式下跌等危机。面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困境，中国国营电视台，作为党媒的重要组成，其宣传功能再次得到重视。一系列文化创新类和政宣类节目因而从2016年开始，如潮水般涌现。央视相继推出《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与《赢在博物馆》，以及最新的《中国地名大会》等国字号文化综艺。与此同时，以福建东南卫视、东方卫视和内蒙古卫视为代表的省级卫视，在2016年前后相继推出政论类节目，例如《中国正在说》电视公开课。这些节目邀请知识或政经精英，以TED演讲、真人秀或电视讲坛的形式，直接讨论城乡差别、改革开放、集体主义等话题，大有重建社会主义道德经济之意。一定程度上，它们向观众传递了一种构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紧迫性，以回应当前发展主义模式或普世主义民主化道路等宏大问题。这是当前中国通过仍然是最主流也是覆盖面最广的电视媒介，构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两套模式──文化中国性和社会主义道德经济（即中国特色），因而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的媒介动员和文艺宣传性质[18]。

　　除了文化中国的符号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领域内大规模的「归来」，斯迈思所期待的技术独立自主，在改革开放40余年间历经数次「以市场换技术」的经验[19]后，终于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确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并作为工业发展的总目标后，得以落实。在此之前，围绕航空工业（大飞机制造）、南孚电池、徐工集团，以及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而展开的争论，都纠结于市场换技术同自主创新的路线之争。不过，在传播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反而敌不过国内部门、机构和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近20年前，一项延续了8年之久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迟迟未能出台。在欧洲标准（DVB）、美国标准（ATSC）和日本标准（ISDB）已经被全球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采纳的情况下，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看起来好像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清华大学方案和在国外标准的基础上改动而成的上海交大方案之间的对垒，背后却是广电总局、信产部和发改委在千亿元的潜在数字电视市场面前拥兵自重所形成的复杂利益格局（倪洪章、范贤奇 2004）。可以这么认为，中国的「数字精英」形成了保护民族产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精英共识」，却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剥夺了中国普通电视观众选择传输标准，以及更重要的选择是否接受这一「技术革命」的权利（姬德强 2016：94）。

　　接下来，在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借助大众媒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阵线如何形成？或者说，充满了文化中国性或中国特色等内容的媒介产品，如何实现向外输出？而且向哪个「外」输出，是往东看，向南走，还是往西跑，向北望？首先，我们必须面对如下事实，中国的电视市场已足够开放，条块分割的电视机构在过去数年间，买空了全球电视市场（从欧美转向韩国）上几乎所有的节目模式，至今还有私营公司依然为此助威增势。然而，根本的问题不是原创模式无人开发，而是部分省级卫视的原创节目小组开发了之后未能向全球市场成功输出的窘境。或许斯迈思会反诘，为何要向全球市场输出？是不是西方就意味着全球？否则，我们怎么会花重金自费在戛纳电视节（坎城电视节）推广节目模式。并且，我们推广的节目模式，大多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内爆」进行自我去势、自我幽灵化、或「象征性歼灭」后的抽象普世物。或许，这才是症结：我们采取了一条看齐西方电视生产标准、寻求赶超英美的路线。比如，2018年3月新合并成立的中国广播电视总台，是否可被看成一种新的契机？它是否可以接续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斯迈思等人积极参与的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运动的历史遗产，在节目私有产权的圈地运动无往不利的当下，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非政府机构的力量，建立补充性、对抗性进而替代性的节目公共数据库（Public Database for Varieties, PDV）[20]？

　　当然，以上这些只是延续了斯迈思关于传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考的脉络，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所做的零散设计。不过，斯迈思也许忘记了一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体系的建立与扩展，离不开文化体系本身的被接受，除了被接收外。这才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必将以及已经遇到的最大难题。在这里，斯迈思充满共和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直接遭遇到以占有性个人主义、消极自由、丛林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狙击。

　　在斯迈思生活的年代，他就把这种狙击，视为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意识工业的核心功能。最近，因精神分析的路径批判数字经济而备受国内学界关注的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实际上接续了斯迈思关于意识工业的反思路径，他用倦怠社会的概念，描述日常生活被高度新媒体化的当下。全球化拆除了几乎每个国家的免疫边界，生活在「无边界的」的国家中的每个个体又处于一种自愿的自我剥削（韩炳哲 2019b：20）的状态。在传播领域，如前所述，可量化、可测量、可操控的标准，逼迫电视制作者（尤其是底层和临时工作人员，或实习生）战战兢兢地追求节目的点击量或收视率。他们制作出来的产品，所传递出的某种生活状态，示范了在「绩效命令」之下的某种歇斯底里症：超负荷劳作，积极性过剩；它无形中推动着每个人都受困于一架与其他人争抢有限的资源、「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机器之中。于是，电视行业或娱乐圈的「牲人」[21]，或者各行业里的「牲人」，都处在自己的劳动营里。韩炳哲指出，这种劳动营的特殊之处在于，每个人同时是资本的囚犯，也是资本的看守；每个人受制于资本，争夺有限的资源，同时也是资本的共谋者（韩炳哲 2019b：32-33）。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露出的各种情绪，各种向往，例如让消费的时不我待，作为对熬夜工作的最大犒赏，让「诗和远方」，成为对加速生活的最大幻想，才是当前「功绩社会」塑造新的主体性的根本方式。这也是当前由意识工业复合体所组成的社会生产体系自洽的地方，因为它可以自我生成。每个人都主要要求成为其中的一份子，生怕被甩脱出去，你我概莫能外（吴畅畅 2019年11月28日）。

　　若全球化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新一代青年类似的结构性困境，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走红，犹如以《向往的生活》为代表的慢综艺在国内中产阶层群体中收视率居高不下一样。众多文献已经指出李子柒现象背后的商业化运作[22]，却缺乏足够有力的关于这些用户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机制，以及情感结构的分析。翻查YouTube上的用户评论[23]，你不难获得这样的直观印象：对好莱坞意识工业关于现代生活形态的文化霸权式的叙述的直觉性抵制、东方主义的心理结构，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压迫感而引发的逃避主义心态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让这位朴素的、没有官方背景的小姑娘，在农村「从前慢」的生活，受到了海外社交媒体用户海量、无政府主义式的追捧。这是否零星地表明主流媒体这些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阵线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待群众生活和文艺需求的建制化或精英主义的傲慢心态？一边是官方认证的文化创新节目所象征的文化中国，一边是李子柒、周昭妍等所代表的东方主义的非官方的符号化和直观化，哪一边才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代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产品？

　　在全球疫情远未结束的背景下，美国青年从6月开始，涌上街头，高喊「黑命关天」（Black Life Matters）口号；但此前，美国00后青年却在推特上冷酷而疯狂地转发新冠病毒就是「婴儿潮一代的消灭者」（Boomer Remover）。2019年，香港地区青年受反修例的影响，大搞巷战，香港常规化的政治经济也因而失序；反观中国大陆，风景竟一片独好，无数青年为今年大热的一档团综选秀《青春有你2》总决赛成团而疯狂应援和打榜，饭圈组织已成为他／她们次级社会化和意识形成的主要途径。在三地青年行动的差异，彼此间隔空或虚拟的互动中，已臻成熟、固若金汤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传承者，同仍在探索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体系的接班人之间的冲突，才真正地浮出水面，大白于天下。

　　尽管斯迈思没有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体系的传承人的问题，但他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体系中意识工业对受众个体的侵蚀，以及后者潜在的颠覆力量的理解，却一直心明眼亮。很明显，他的用意在于，理解并把握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中大众意识的基本构成。他把突破或颠覆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培育阵线的希望，放在了他称之为进步主义者和解放主义者的人群身上，因为他们最有可能利用代议制政府的各种机构或广播电视委员会等传播规制部门推动各种必要的改革。在他去世后的后冷战时代，美加两国的传播领域，进步自由主义式的改革倒有不少，例如好莱坞的所谓政治正确的「四项基本原则」：保障影视剧中少数族裔、性少数人群、女性和不同信仰者的可见性与平等。不过，2017年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起的MeToo行动，目标直指好莱坞男权对女星性侵的罪行，反而暴露了美国传播的核心地带中长期存在的政治正确的名与实之间的真实落差；2020年6月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下架《乱世佳人》等举措，恍然间又把「黑命关天」的社会运动推向了极端。然而，「黑命关天」运动在美国各城甚至西方各国引发串联效应之前，川普及其幕僚已利用种族主义这一可追溯到欧洲帝国主义和北美垦殖主义黑暗历史的美国建国意识形态（赵月枝 2020年4月2日），通过记者发布会和社交媒体等新型意识工业，在疫情日益严重的美国国内竟成功地煽动起针对美国亚裔（华裔）的种族仇视。美国意识工业形成高度一致的反华阵线，也不是从此时开始。尽管，2016年川普上台执政之前及其之后，美国的媒体精英与政治建制派的联盟，同社会基层的「代表／信任」关系逐渐转变成「蔑视／对抗」关系（王维佳 2017），例如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2018年围绕贸易战与中兴、华为事件，以及2019年香港的修例风波，以美国主流媒体为首的意识工业，倒和川普政府一起，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华大合唱。

　　面对当前信息与舆论战争的严峻局面，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媒体如何在对内构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阵线的同时，对外同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工业展开有效的传播战？近二十年前，齐泽克（Slavoj Žižek）同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以及巴特勒（Judith Butler）之间围绕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左派的战略与未来等议题曾展开一次颇为精彩的笔战，或许能提供部分理论上的指导。在那场论战中，齐泽克不无骄傲地宣称，如果后现代主义陷入一种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政治学，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就是一次非法的短路。所以，与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的内部为了制造对其条件的颠覆，而占用统治的规范，不如拒绝它的条件、让条件自行枯萎、使它缺乏力量（齐泽克 2004：345-351）。这句齐泽克引用巴特勒的言论，套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的术语就可转译成，拒绝参与象征秩序的构建，主体自身就是象征性失败的实证／体现。这难道不就是斯迈思一直主张的「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本质性超越，即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主导权后对公共生活的建设，而不局限于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框架下探索一条修正主义的路径」（赵月枝、吴畅畅 2016：128）这一论调的重新转述？在〈如何重新开始〉（Žižek 2010）以及纪念十月革命百年而撰写的短文中，齐泽克数次援引并向之致敬的列宁有关「贝克特式最佳结局」（Beckettian Best）的谈话，「一切都将重新开始」（Žižek 2017），虽然建立在对欧洲和美国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困境的必然性洞若观火的基础上，时隔二十年后，它似乎通过中国媒体对外传播的战略实施和文化现实主义体系的构建的努力，不仅试图在世俗左翼的义务的层面上，展开有效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在替代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实践的层面上，寻求认识的最大公约数。

　　当下，四处蔓延的疫情，或者世界各地爆发的青年行动或民粹主义运动，或许不是提供了某种新型的社会制度的突然绽放的时机，而是如拉克劳所说，在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的想象和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想象衰竭后，它提示我们，一种新的想象，一种新的全球动员的景象来临的可能性（拉克劳 2004：323-324）。不过，谁在唱主角戏？谁将成为全球动员的主体力量？究竟是马克思最戒备的软弱易倒戈的中间阶级，是被社会排斥、高度不可见的无套裤汉，或是忠于传统和稳定的道德规范的红脖子，还是在新媒体世界里拥有相对可见度和话语权的符号阶级？一切皆有可能。在这一尚未明朗的环境下，中国媒体，及其所构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是否以及如何具备条件，可以被视为「拒绝其（资本主义）条件」，「断然否决当今自由主义敲诈」（齐泽克 2004：350-351）的姿态，而不单纯限于宣传和自由、专制和权利的自由主义滤镜中被审视？这或许才是斯迈思在他长达40年的学术和实践中，留给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甚至是一项不可回避的政治任务！

　　注释：

　　[1] 可参见Dallas Smythe（1994b）。这篇文稿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显明的批判立场，而被斯迈思曾经的同事、「培养理论」的提出者乔治．格伯纳拒绝在其主编的《传播学季刊》上发表，最终只能刊发在《加拿大政治和社会学刊》，具体可参见陈世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话语逻辑与权力考量：基于《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的分析〉（2018）。

　　[2] 这篇文章引发英语世界相关研究者（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激烈反弹。例如1978年戈丁（Peter Golding）与默多克（Graham Murdock）发表论文回应这一指控。可参见Murdock（1978）及Golding & Murdock（1979）。

　　[3] 以下，除非另有注解，本文有关斯迈思的引述，均出自该译本，请参见斯迈思（2021）。

　　[4] 关于跨国话语联盟，也可参见Wu（2014）。

　　[5] 关于金融资本主义，以及它与席卷西方的2008次贷危机的关系，具体可参见Foster & Magdoff（2009）。

　　[6] 中国大陆三大网站（平台）的简称，分别为Baidu百度，Alibaba阿里巴巴，Tencent腾讯，它们分别主控一家视频网站，分别为Aiqiyi爱奇艺，Youku优酷，Tencent腾讯视频，简称爱优腾。

　　[7] 有关粉红丝带行动的媒体建构及其遮蔽，具体可参见悉尼科技大学博士Gao Yue（2016）的论文。

　　[8] 这个术语是南希．弗雷泽2010年来上海社科院进行演讲时对美国民权和身份认同政治的概括，具体可参见南希．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着、周穗明译《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2009）。

　　[9] 这个概念是我首次在论文〈试析我国综艺节目发展的困境与未来〉中提出，可参见吴畅畅、赵瑜（2016）。

　　[10] 具体也可参见Livant Bill（1979）在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一文中对斯迈思受众商品论的回应和发扬。

　　[11] 关于积极的受众，可以参考金惠敏《积极受众论：从霍尔到莫利的伯明翰范式》（2010）。

　　[12] 有关粉丝文化的研究主流詹金斯的观点，具体可参考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2016）。

　　[13] 具体可参见笔者今年4月接受跳岛FM与另一位学者郑熙青对谈的内容，请见罗昕（2020年4月15日）的整理与录音。

　　[14]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艺术的立场，建立在他们对啓蒙运动中资产阶级所表现出的里外二重性的基础上，具体可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2006）。

　　[15] 有关趣味的形成机制，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批评康德美学的基础上有较为精彩的实证分析，具体可参见布尔迪厄（2015）。

　　[16] 关于法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对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主义的想象和叙述，具体可参见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2017）。

　　[17] 这是阿兰．巴迪欧在《共产主义假设》一书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阶段所做的梳理，巴迪欧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两个场景序列，第一个场景序列是1792年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然后是四十年间帝国主义掌握世界霸权，随后进入共产主义第二个场景序列，1917年十月革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现在，第二场景序列终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阶段，试图使之重来毫无意义。具体可参见Alan Badiou（2010）。

　　[18] 具体可参见吴畅畅在2021年即将出版的论文《讲好中国故事与电视综艺发展的未来》里的相关讨论。

　　[19] 关于「以市场换技术」的研究文献，可参考夏梁〈「以市场换技术」是如何提出的（1078-1988）？〉（2015）；夏梁、赵凌云〈「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历史演变〉（2012）。

　　[20] 具体可参见吴畅畅在2021年即将出版的论文《讲好中国故事与电视综艺发展的未来》里的相关讨论。

　　[21] 「牲人」，或国内学者称为「神圣人」的论述，是由阿冈本提出，具体可参见阿冈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2016）。

　　[22] 关于李子柒现象背后的商业运作，和跨文化传播，代表文献包括姬德强〈李子柒的回声室？：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破界和勘界〉（2020）；刘暘〈短视频「出海」：基于海外受众视角的YouTube运营解析──从李子柒海外走红说起〉（2020）。

　　[23] 为了解YouTube用户对李子柒的态度和立场，笔者分别在2019年12月1日，和2019年12月10日借用朋友的VPN查阅李子柒账户三条点击量最高的视频下前两百条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