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

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

老王　刊发时间：2008-10-09 　光明网-光明观察

　　内容提要：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是贯穿近现代政治的基本事实，欧洲的理论以欧洲国家为典型、是欧洲历史的抽象也是基本事实，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的主要负面作用是中国历史的欧洲格式化；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的时候，两千年停滞、循环的观点就是逻辑的结果，全盘照搬欧洲经验就是必然的选择；欧洲经验能够成功否定旧中国，不能证明欧洲经验也能够成功建设新中国；人类社会自然有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但绝不可能是同一种格式；古代欧洲的政治运行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财产决定权力，古代中国的政治运行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权力决定财产；重新解读历史的潮流是民族复兴的伟大前奏。

　　关键词：欧洲格式 中国历史 政治运行模式

　　近代以来，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用欧洲解读中国？中国历史是不是被欧洲格式化了？当然，不是被欧洲人格式化了，而是中国人自己、用欧洲历史、将中国历史，格式化了。

　　这最少是可以、或许也值得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形成了什么影响？

　　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是贯穿近现代政治的基本事实

　　用欧洲的理论解读中国，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几乎所有重大节目程度不同的、共有的特征。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政治派别，都以各自的形式迈出了这一步。

　　在底层社会，率先迈出这一步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主要表现并不是洪秀全把耶稣（Jesus）请过来帮忙，而是那些身在蛮荒之地、社会底层、本不知天主为何物的农民兄弟们能够毫无障碍、异常迅速地接受这位西方的神仙。无论太平天国起义有多少毛病——对他们而言，天主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天」差不多是一回事——但这一点都构成与传统农民起义的区别。

　　在上层社会，率先迈出这一步的是在第一线抗拒「坚船利炮」的林则徐、魏源、郭嵩涛等人。他们直接面对现实，痛苦地认识到了国家的落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湘军、淮军和太平军竞相引进洋枪洋炮互相「制」。到了真正试图「制夷」的时候，却以甲午海战为标志失败了。上层官僚逐渐意识到，问题不在「技」与「用」而在「本」与「体」；不在「坚船利炮」而在「文化政教」，或明或暗地开始尝试用欧洲的「文化政教」解读中国。

　　把社会两端的认识集中起来，明确质疑君主制度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公车上书」的举子们。这个既是「官」又是「民」的中间阶层，从全国城乡直接来到首都北京，登堂入室，摇旗呐喊，努力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次广泛震动君主制度的伟大尝试——戊戌变法。这一变法与以往所有变法的不同在于，是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的正面尝试。

　　我国的君主制度是在封闭的地理环境、领先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当中形成的，我们的先人长期抱着「天朝上邦」无与伦比的自信傲视天下，只有华夏和夷狄、天朝和番邦之分，没有中国和外国之分，也就没有学习外国政治经验的概念。当社会各阶层都尝试以欧洲理论解读中国的时候，这个制度在观念上其实已经被抛弃了。后来的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则是必然结果。

　　此后的五四运动，继续以欧洲的理论冲击作为君主制度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理论。当时欧洲已有的各种主义几乎都曾经被引进来，粉墨登台，和我们的老祖宗们战斗过一番。

　　后来的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直至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期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虽然政治取向各不相同，甚至严重对立，虽然已经表现出了努力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倾向，但核心理论都是来自欧洲。属于中国人原创、真正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能惟有农村包围城市、土地改革、土地承包。

　　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近现代政治基本是围绕能不能学习、如何学习、学习哪一种欧洲经验展开的？

　　这样的概括，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甚至感觉别扭，在事实上很难否认只能一声长叹。

　　用欧洲的理论解读中国，是在否定自己的「技」与「用」之后又否定了自己的「本」与「体」。这是一个古老国家的自我否定。百年来英雄的前辈们改变落后面貌的政治勇气，举世罕见，岂止王佐断臂？！岂止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盗火？！

　　这主要当然是因为自己的理论不能回答人们的疑虑。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在春秋战国期间产生的时候，代表性极其广泛，从周天子到盗跖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话语。后来，从秦始皇（前259～前210年）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开始，一直到朱元璋（1328～1398年）实行「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的极端政策，再到乾隆（1736～1795）疯狂地大规模禁书、删书，经过历代君主不断的筛选、淘汰、并购、重组、改造，最终仅剩下代表统治阶级乃至君主个人的理论。各阶层被迫发出自己的吼声的时候，或只能揭竿而起，或只能写一篇《孔子改制考》，本质上、整体上只能无奈地借助欧洲的理论。这好似观念上的农民起义，形成了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的大潮流，也是逼上梁山。

　　用欧洲的理论解读中国，对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居功至伟。但负面作用也很大。

　　欧洲的理论以欧洲国家为典型、是欧洲历史的抽象也是基本事实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注释中说：

　　一般来说，这里是把英国当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作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

　　相应，列宁主义是以俄罗斯为典型国家。

　　不仅社会主义理论以欧洲国家为典型，资本主义理论更是以欧洲国家为典型，现代政治、经济理论几乎都是以欧洲国家为典型。因为，如同中华民族曾经走在前列一样，这一轮是欧罗巴民族走在前列了。

　　至于这些理论，哪些是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了一般，哪些是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了特殊、只是把特殊当作了一般，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至于这些理论提出的时候，哪些是仅仅从当时欧洲社会的需要出发，哪些是兼顾了后来社会、国际社会的需要，哪些完全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哪些仅仅是被人用作解放全人类，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但是，这些理论都是以欧洲国家为典型，都是欧洲历史的抽象，这是基本事实。

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的主要负面作用是中国历史的欧洲格式化

　　这是在无意间、无奈中形成的历史现象：从百日维新到改革开放，核心理论都是欧洲历史的抽象。

　　这样一来，百年间不同政治集团以不同欧洲理论对中国历史的不同解读，就往往是从不同角度用欧洲历史来和中
国历史作比对。某一集团从某一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历史的某一阶段和欧洲历史的某一阶段相同，另一集团从另一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历史的某一阶段和欧洲历史的另一阶段相同。虽然角度不同，甚至绝然对立，但又形成了一种合力，无形中、整体上、共同地把欧洲历史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对中国历史进行长期、反复整理。

　　其突出表现为：

　　用欧洲的社会发展理论重新认定、重新标签、重新阐述中国历史。欧洲历史经过几个阶段就认定中国历史也经过几个阶段，差别大多只是把中国历史的某一阶段和欧洲历史的哪个阶段作比对，或是某一阶段的长短；

　　用欧洲的社会结构理论重新认定、重新标签、重新阐述中国社会。欧洲社会结构是何种模式就认定中国社会结构也是何种模式，差别大多只是中国社会某一成分和欧洲社会某一成分的细微不同，或是某一成分的变异；

　　对大量的、无论如何也无法欧洲格式化的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用非典型化理论来解释。自诩为非典型，等于肯定欧洲模式的典型地位，最少是在潜意识中奉欧洲模式为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正宗、正溯、正统；

　　导致今天的中国人和古代的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阐述成为很难衔接的两套话语，似乎几千年来代代先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都不成道理。

　　在这一大潮流冲击下，中国历史终于被欧洲格式化了。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政治节目，大都曾经借助于此，也就大都曾经受制于此。

　　这是一种类似合成谬误那样的合成负面作用，是中华民族为淘汰君主制度付出的巨大代价。

　　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分析「中国国情」，甚至可以认为是建立在当时已经认识到的中国国情之上的，始终强调「中国特色」，最终冠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力求对这一绵延百余年的政治倾向有所矫枉呢？！

　　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的时候，两千年停滞、循环的观点就是逻辑的结果

　　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了的时候，用哪一种欧洲理论来解读中国，和哪种理论相应的社会特征就会凸现出来，中国社会就会越看越像地、有根有据地成为哪种欧洲社会。好似戴了有色眼镜，眼镜是什么颜色中国就是什么颜色。如果两个人带了不同颜色的眼镜，中国就会成为两种不同颜色。在双方都摘下眼镜之前，观点很难统一。

　　用欧洲封建主义理论解读中国，中国就会凸现为一个超长期的封建社会。

　　这一观点以君主制度作为主要依据。这无疑极有道理。但其前提是中国的君主制度和欧洲的君主制度完全相同。在逻辑上，这不大可能。在事实上，只需大概比较，就可以认识两者间明显的差异。在大宪章上加盖国玺的英王约翰（John Lackland  1199——1216）时期和秦始皇时期都是君主制度，能有多少相同之处？忽略这种差异的时候，认为中国存在两千年封建社会的观点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完全可以认定为三千年以至更长。

　　用欧洲资本主义理论解读中国，中国就会凸现为超长期商业资本社会。

　　这一观点以土地制度作为主要依据。这无疑也极有道理。但其前提是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欧洲的土地制度完全相同。在逻辑上，这也不大可能。在事实上，也只需大概比较，就可以认识两者间明显的差异。秦汉以后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双重所有，既是“使黔首自实田”的私人所有制，又是「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君主（国家）所有制。皇粮国税的性质是向「皇帝之土」交纳的地租，是单方面的义务，不能因此而享有任何政治权力。「租」和「税」，在概念上曾经就是一回事。董仲舒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税」是指地主的租，西汉时期“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税」是指政府的税。欧洲的土地则不然，君主的归君主，领主的归领主；税就是税，租就是租，税收是义务和权力的统一体，并最终成为代议制之母。忽略这种差异的时候，认为中国存在两千年商业资本社会的观点可能也是比较保守的，完全可以从「工商食官」制度被破坏的时候算起，甚至可以从货币出现的时候算起。此种观点距离历史的客观可能更远一些。

　　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用欧洲格式来比对，既是封建社会也是商业资本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商业资本社会。或许是尚待认识的另一种或几种中国模式的社会。

　　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了的时候，长期停滞的观点就是逻辑的结果。循环、反复的观点，就成为长期停滞所需要的一种解释。

　　相应，中华民族、尤其是作为主体的汉民族，也就逻辑地、无可否认地成为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保守落后的民族。

　　两千年停滞、循环的观点深刻而普遍地摧毁了民族自信心。任何人如果真的相信了这种两千年一成不变、原地打转的观点，祖先、民族、历史在他心中还能值几个大钱？！所以，我们牢牢地抓紧四大发明，任何粗识文字的中国人、甚至是文盲也把这一点刻在自己脑海里，谁敢挑战这个发明权，我们就蜂拥而上，不惜以命相搏。因为，我们的历史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两千年停滞、循环的观点又长期不能形成普遍认可的解释，这既因为它产生在对中国历史的欧洲格式化的解读基础上，本就是个无解的命题，又因为炎黄子孙在感情上本能的排斥。

　　好像是率先在CCTV10解读历史的闫崇年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对历史应该抱一份敬畏之心。当然，不能仅仅对满清王朝的三百年抱一份敬畏之心，而应该是对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抱一份敬畏之心。

　　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的时候，中华文明的路径会被轻易地否定、抛弃

　　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了的时候，无论以哪一种欧洲理论解读中国，中华文明的路径都会变得混乱不堪、难以解释，甚至完全错误、荒诞怪异，因而会被轻易地否定、抛弃。

　　长此以往，人们会由中
华文明路径的落后而推求到传统的落后，进而推求到人种的落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设法改进人种这样荒谬的念头。

　　落后是落后了。但对落后不可一概而论。有些落后，可能像奥运会的某些项目，是欧洲人从古到今、从小到大在自家门口玩耍而发展起来的，自然适应欧罗巴人的生理特征，不适应其他人种的生理特征，也是一种欧洲格式化的结果。其他人种如果完全以此衡量自身，必然自惭形秽、极端自卑。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你不知从何处来，又该向何处去？

　　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的时候，最古老的国家会成为最年轻的国家

　　曾经有这样的比较：中国只有五十年历史，而美国作为现代国家已经二百年了。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都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值得高度重视的事实：在欧美开创的政治制度范围内比较的时候，我们这个最古老的国家就会成为政治上最年轻的国家。亦即，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的时候，我们的数千年历史都不能做数了，我们仅仅是毫无政治经验、愣头愣脑、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

　　当中国历史被欧洲格式化的时候，全盘照搬欧洲经验就是必然的选择

　　用欧洲理论解读历史中国，自然也就只有欧洲理论才能指导现实中国，全盘照搬欧洲经验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顺理成章的、实事求是的、理性的、必然的选择。不同政治主张的差别只能是、仅仅是选择哪一种欧洲经验。

　　共同的选择又从不同角度反证了用欧洲理论解读中国的正确性，会进一步强化对欧洲理论的依赖，进而形成不同程度的崇拜。

　　于是，中国自己的主义或主动或被动也得用外国的主义包装起来。例如我们的某些思想，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但又一直被说成是外国的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似乎没有外国的主义耳提面命，中国人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这已经是一种相当广泛的社会现象。譬如有些地地道道、质优价廉的国货，也得靠洋包装才能把销量、价格推上去。其实，多数中国的传统包装既环保又节约，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也只能在洋包装面前败下阵来。这应该是政治上的欧洲格式化在全社会的扩散效应，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奈何？！

　　全盘照搬欧洲经验和其它原因结合起来，催生了一个充斥洋货和假洋货的、包罗万象的大市场。种种洋货既能够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又能够引导消费需求，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能力都会悄悄地、迅速地萎缩，直到某个偶然原因提醒，人们会大吃一惊。

　　欧洲经验能够成功否定旧中国，不能证明欧洲经验也能够成功建设新中国

　　中国有句古老的歇后语：杀猪杀屁股——一人一个杀法。难登大雅之堂，却是真正的经验之谈。

　　这话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是既定目标下方法的多样性，类似欧洲的古老谚语，条条道路通罗马。

　　再是否定的路径不一定能够成为肯定的路径。杀猪可以一人一个杀法，杀猪杀屁股肯定能杀死，充其量是多捅几刀；养猪养屁股很困难，动机再好、决心再大、饲料再多也困难。杀屁股的成功，不能证明养屁股也能够成功。

　　欧洲经验可以摧毁旧中国，这已经被两次民主革命所证明。但并不能证明欧州经验也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最少现在还不能。

　　认识别人照搬欧洲经验容易，认识自己照搬欧洲经验困难

　　对于照搬欧洲经验，表现出一个突出特点：认识别人照搬容易，认识自己照搬困难。

　　原因何在？

　　我们已经共同把中国历史欧洲格式化了。不走出欧洲格式，就难免会常常是以这一种欧洲经验指责那一种欧洲经验。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都来自欧洲。不过是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在先、时间又略长一些，容易被误以为是自己的东西。

　　人类社会自然有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但决不可能是同一种格式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有大致相同的规律，如同人类的基本生理特征；但绝不可能是一模一样，如同不同的人种；不能认为只有白人才是人，有色人种就不是人，或者得像某个摇滚歌星一样把自己漂白了才是人。

　　一个民族不能一直争论是按照西欧模式漂白自己、还是按照东欧模式漂白自己，并为此打得血流成河。旁人会偷着乐。

　　当然，漂白自己也不一定就不好，重要的是充分明白自己是在做什么，充分预见到既可能面貌一新、又可能面目全非等后果，并准备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些后果。如果只考虑到可能面貌一新、没有考虑到可能面目全非，大概就是完全把中国当作欧洲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开篇部分说了一段确实发人深省的话：

　　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我们长期试图用来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社会的核心理论，是从哪里观察哪里的结论呢？

古代欧洲的政治运行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财产决定权力，古代中国的政治运行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权力决定财产

　　行文至此，有必要简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和欧洲古代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的不同。

　　古代欧洲的政治运行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财产决定权力，古代中国的政治
运行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权力决定财产。

　　所谓政治运行模式，和教科书上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是同一范畴。它和政治主张甚至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而是多种因素、长期实践形成的、传统性的政治体制运行的技术特征。某一模式可以适用不同的主义，某一主义也可适用不同的模式。表现在西欧，无论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君主还是民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财产决定权力；当然，财产的性质有变化。表现在中国，无论秦汉以来、隋唐以来、元明以来乃至近现代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权力决定财产；当然，权力的性质有变化。长期以来，我们无论引进还是自主创新，长于从政治主张层面研究、改造、变更财产形式或权力性质，疏于从政治技术层面研究、改造、变更两者间的运行模式。

　　传统的财产所有制度在西欧基本没有被破坏，谁的就是谁的，权力比较尊重财产。马克思（Karl Marx）将其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及其理论对欧洲社会的实际影响，或许都与这一深厚传统有关。在西欧，一般是因为富裕而有权力。西欧人的第一就业选择大都是经商，西欧国家内政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商业利益，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以传统财产所有制度为本位的社会中。

　　传统的财产所有制度在中国很早就被破坏了，谁的都可以是国家的，权力不大尊重财产。从战国各诸侯国开始推行郡县制的时候在制度结构层面被破坏，秦始皇、汉武帝（前140～前87）和王莽（9～22）又在社会实践层面前赴后继，中国社会遂成为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中国人一般是因为有权力而富裕。中国人的第一就业选择大都是做官，历代政府内政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权力，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以权力为本位的社会中。

　　其原因，可能在我们特殊的社会结构。秦汉以来的不同社会结构中，一般情况下都没有能够以非暴力手段和统治阶级相抗衡的社会力量。

　　形成特殊社会结构的原因，又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上，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密度极大的战乱当中。举世罕见的、频繁的战争灾害，导致我们的民族不惜代价地追求太平，只要能够给两天太平日子，哪怕是个流氓无赖，我们也奉为「真命天子」。在技术上，形成全方位的以「强干弱枝」为核心的传统手段，全力遏制任何尾大不掉现象的形成，注重把一切异己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思想上，形成全方位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观念，从「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到「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从「一山不容二虎」到「一个槽上拴不住两个叫驴」。在实践中，从中央政府到基层里甲，都自觉实行一元化的传统配置，竭力避免出现「两个叫驴」。我们为了太平而成就了绝对权力，绝对权力非暴力不能更迭，又往往导致不太平。

　　中国的大地主阶级一般是由于掌握了政治权力才成为大地主，并不是由于成为大地主而掌握政治权力。《左传》记载：襄公三十年，赵孟赐绛县老者「与之田，使为君复陶，以为绛县师」；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并任命县大夫，这应该是最早的官僚地主。哀公二年，赵简子与郑公决战前悬赏，克敌之士可得「田十万」，这可能就产生了最早的军功地主。这两种地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以后，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主要成分。

　　所谓军功地主（皇族地主又是最大的军功地主），表明历史上有大量耕地随着王朝更迭而流转。汉高祖（前206～前193）及其文臣武将大都是穷汉，掌握了政治权力很快就成为大地主。满族人最厉害，坐了江山大大小小都成了地主，普通的八旗壮丁也能得到36亩地。据《广阳杂记》记载：

　　圈地每人六赏，一赏六亩，共地三十六亩。如家有壮丁二人，该地七十亩，人多者照数加增。

　　八旗制是全民皆兵，也就家家都成了军功地主。壮丁以上的各级将领，以职位高低分别增加，形成不同等级的大地主。北洋军阀则毫无章法，袁世凯在河南有地4万亩，段祺瑞在东北有地20万顷，湖南督军张敬尧在安徽有地6万亩，张作霖在东北占有150万亩，等等。

　　所谓官僚地主，则表明历代王朝内部又有大量耕地随着权力易手而流转。萧何看到了这一点，有意在穷乡僻壤求田问舍，既是为了表明自己没有问鼎之心，也是试图摆脱这一规律。《啸亭续录》记载，出身贫寒的高士奇得康熙（1662～1722）赏识而平步青云为天子近臣，「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田宅，」很快就被人告发。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土地，一直在跟着权力走。长期实行的抑兼并，只是不准出现超出制度规定的大地主，更不准在制度之外出现大地主。不是地主决定权力，而是权力决定地主。如果能够和曾经身为小地主的老者们谈一谈，就会更加明白这一点。这应该是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又一重要特征，古代社会的先进与落后，都与此有关。如果确认为封建主义社会，也是官僚封建主义。

　　汪敬虞所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记述了这一特征的延伸：

　　中国之资本家，或为大商人，或为大地主……惟于此二者之外，有一外国所不能见之资本家在焉，盖即官吏是也。东西诸国，官吏而富裕者，未始无之……惟中国之号为大资本家者，则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

　　两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曾在12家厂矿、9家银行中有投资，是颇通投资之道的大资本家。我国最早的工商企业老板大多是军阀、官僚。不是资本决定权力，而是权力决定资本。如果能够和曾经身为小资本家的老者们谈一谈，也会更加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一段资本主义被恰当地认定为官僚资本主义。

　　较早引导西学东渐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曾经注意到这一点，欧洲的一些经验到了中国往往行不通，还会出现一些预料之外的结果，「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他的解释是：「自由不自由异耳！」他认为：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以行其义，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农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推求其故，该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老先生似乎感觉到了中国社会和欧洲社会政治运行模式的不同。

　　反过来看，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比例进入中国，我们并没有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又是强大的政治权力在保障。

　　近代以来，多方位引进欧洲经验又总是不大如愿。引进资本主义发展为官僚资本主义，引进计划经济变化为指令性计划经济，引进市场经济又出现难以遏制的以权谋私，欧洲经验和中国特色总是容易劣势互补。无论宏观的分配失衡还是微观的贪腐，深层原因可能都在于权力决定财产的巨大惯性，道德和制度的原因可能都在其次。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颇为深刻。他频繁发动「政治运动」所试图解决的就包括这一问题，动机可能并不错。纵使错了，问题也不会因此而消失。

　　必须说明，财产决定权力和权力决定财产，是不同社会结构决定的不同政治运行模式，并没有什么根据能够表明哪一种模式就一定更先进。决定先进与落后的，是财产或权力的分布状况，不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切令人自豪的辉煌灿烂与令人汗颜的黑暗腐朽，就都与权力决定财产的模式有关。关键是运行模式在技术上能不能充分实现财产主体或权力主体的意志。

　　重新解读历史的潮流是民族复兴的伟大前奏

　　重新解读历史，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几乎所有重大节目程度不同的、共有的特征。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以各自的形式迈出了这一步。

　　在基层，率先迈出这一步的是种田人。他们以少有的强悍重新解读社会主义，不由分说地以实际
行动将土地承包纳入了社会主义范畴。后来相关的理论和政策，都不过是对这一行动的追认和阐述。

　　在高端，是走出牛棚的人们。他们重新解读历史，重新解读社会，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系统性的重新解读历史的文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这样系统性的重新解读中国社会的文件，并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把社会两端的认识集中起来的，仍然是我们的文化精英。从巴金等老文化人到易中天教授等新文化人从不同层面、不同专业、不同范围重新解读历史，得到了全社会超乎想象的广泛欢迎。

　　当电视和网络这样的大众媒体也竞相参加进来的时候，无疑表明重新解读历史已经成为社会潮流。

　　这也是一种合成的潮流。其广泛和深刻，都超过了用欧洲解读中国的潮流，是前所未有的、浩浩荡荡的伟大潮流。

　　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无论对本民族还是对其他民族，所有重新解读都是为了探求、承启中华文明的路径。

　　历史，本来就是后人不断认识的对象。每一代人都会用自己的眼睛认识历史，不然就只能撞大运。

　　潮流的转换，标志某种历史的必然，是民族复兴的伟大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