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林访谈录：法国年轻一代对毛泽东思想非常推崇

　　代译者序 距离产生力量_理查德·沃林访谈录
　　中文版作者序
　　英文版前言
　　英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死亡赋格曲》和《死寂之山》
　　第一章 哲学和家庭罗曼司
　　第二章 日耳曼人和犹太人的对话——记错了的小站
　　第三章 汉娜·阿伦特——文化、“轻率”和政治爱慕
　　第四章 卡尔·勒维特——对现代虚无主义的斯多葛回应
　　第五章 汉斯·约纳斯——生命哲学家
　　第六章 赫尔伯特·马尔库塞——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到翼海德格尔主义
　　第七章 劳动 创造 自由——作为德国“道路”哲学家的海德格尔
　　附录《存在与时间》——一部失败的杰作？
　　结论
　　人名和术语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
　　理查德·沃林（1952—），早年曾师从哈贝马斯，美国政治思想史家、新左派代表人物、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和比较文学杰出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1980，2000中文版）、《文化批评的观念》（1992，2000中文版）、《迷宫》（1995）、《非理性的诱惑》（2004）、《海德格尔争论集》（1992）等著作。

　　前言
　　距离产生力量 ——理查德·沃林访谈录①
　　张国清
　　沃林：在现在的法国，有一股社会思潮，一股崇拜毛泽东的社会思潮，正在悄然兴起。法国是一个充满艺术的国度，也是一个不断萌生新思想的国度。1989年以后，随着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法国年轻一代既对原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但是也没有看到当代资本主义有任何好转的希望。
　　于是他们便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投向了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思想非常推崇，把它当做用来解决当代西方社会问题尤其是法国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
　　张国清：我来巴黎之前就已从媒体上有所耳闻，现在法国有一股极“右 ”的排外思潮，在这一次法国大选中勒庞(Le Pen)的意外崛起让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为之震惊。难道与这股极“右”势力相对应的有一股极“左”思潮吗？他们推崇毛泽东的什么理论?
　　 沃林：的确有一股“左”的思潮。他们推崇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法国年轻人正在准备一场新的革命。
　　张国清：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吗？
　　沃林：他们大多不了解。他们推崇的是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他们希望把它应用到法国社会实践中去。
　　张国清：中国人用“十年浩劫”和“民族灾难”来形容“文化大革命” 。也许法国年轻一代不了解中国文化革命发生的真正背景和真相。
　　沃林：的确如此。一种思想被放置到一个新的语境中，便会产生新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现在，许多法国年轻学者就在做这一项思想移植的工作，他们试图让毛泽东主义在法国产生一种社会后果。但是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思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
　　张国清：那要看一个社会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毛泽东思想对于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问题还是很管用的。但是，它不能用来解决非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革命思想，当一个社会根本的革命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建设的问题而不是继续革命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需要非革命的理论资源来处理那些社会问题。
　　沃林：但是法国的年轻一代不这么看。他们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苏联共产主义已经行不通，欧美资本主义也没有希望。他们需要走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主义。
　　张国清：他们如何表述毛泽东主义? 沃林：继续进行革命，继续与资本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继续进行文化革命。
　　张国清：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而至于不可调和的程度，便有可能发生革命。但是革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教训。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革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革命的优秀成果。我们正在努力保留这个成果。
　　沃林：的确如此。现在我正在考虑的问题是革命之后的社会理想的传递问题。
　　张国清：我从历史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大凡在革命之后，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其最重要的活动便是把革命成果以法律形式确立起来：英国革命之后，产生了宪政制度；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确立了全新的国家制度形式，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也随之法律化了；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其最大成果不是废除了封建制度，而是确立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它们成为以后整个社会运作的准则和基础。所以革命很重要，但是把革命的成果法律化和制度化比革命本身更加重要。
　　沃林：所以，衡量一次革命是不是成功不仅在于看革命者是不是夺取了政权，而且在于革命者是否成功地把革命的成果法律化和制度化。
　　张国清：以此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只能说它是一次对于中国革命的反动。因为它导致了一种虚无主义，它不是要保持革命的成果，而是要把革命的成果统统摧毁。文化革命并不试图去保存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而是把它们统统当做已经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的东西来予以消灭。这是一场单纯的毁灭活动，用后结构主义的话来说是一场“解构”活动。从内在的灵魂到外在的肉体都予以摧毁的运动。
　　沃林：所以，革命总是有限度的。革命总得要在一定的时候停顿下来。
　　我反对不断革命论。因为这种理论的最终结果是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是非常可怕的，自我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自我毁灭。这是一种虚无主义，它利用了人们的热情，却没有一个理性的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很危险。现在法国的一些年轻人就有这个倾向。他们想利用毛泽东主义来进行一次文化革命。
　　张国清：我对法国最近的思想界了解不多，也许你能够给我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沃林：当然可以。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关于法国思想界的最新走向的。我与这里的学者做过许多交流。待以后有机会日寸我可以给你这方面的材料。
　　张国清：我来之前从网络上看到你在你的新著《海德格尔的弟子》出版之后与读书界的一次直接的网上访谈活动。你的著作在世界范围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沃林：这本新著已经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这本书中，我最关心的问题是由海德格尔思想所产生的“非哲学的”后果，这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德格尔研究者尤其是他的弟子来完成的。我们应该承认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不要把两件事情混同起来。其一是海德格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其二是海德格尔曾经与纳粹同流合污。我们不应该以后者来否认前者，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在海德格尔研究者中间有一股为后者做辩护的倾向。
　　张国清：你在《存在的政治》、《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争论集》、《迷宫》和最近的《海德格尔的弟子》中都谈到了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问题。你对此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改变?
　　沃林：我自己的主张一直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思想界疏远了海德格尔，他们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和纳粹的关系有着一种清醒的自觉。后来，海德格尔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在一个新的语境中被给予了新的解释。在这一方面，海德格尔的诸弟子，像汉娜·阿伦特、马尔库塞、约纳斯等人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对海德格尔丑恶的一面做出深刻的反省。
　　张国清：你的意思是说，海德格尔的众弟子后来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海德格尔的政治污点的辩护人。
　　沃林：那倒不是。因为我注意到，海德格尔的这些弟子大多是犹太人，这一点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犹太人的情形相似。我发现，当社会面临巨变的时候，哲学家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当希特勒和纳粹上台时，海德格尔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但是有一点仍然是重要的，那就是这个微弱的声音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上发出来的。有一种说法是说海德格尔是一个政治上的无知者。对此我并不这么看。希特勒或纳粹并没有真正重视过海德格尔哲学。在那个时代里，哲学和哲学家都处于边缘状态。但是，哲学家自己的个人言行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不是因为在实践上或行动上有多重要，而是他在思想上非常重要。
　　张国清：我在你的多部著作中读到了你对德国纳粹时期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卡尔·施密特的专门研讨。如你在《文化批评的观念》和《迷宫》中都以专章的篇幅来讨论卡尔·施密特。近几年，中国的思想界对卡尔·施密特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的一些著作已经在那里被陆续译介过去。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和你探讨一下卡尔·施密特这个人物。
　　沃林：卡尔·施密特和海德格尔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是一个纳粹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法学家。他直接参与了纳粹的许多立法活动。所以他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纳粹分子。对于他的思想和行动，我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中多有揭露。如我说过：“卡尔·施密特是魏玛时代德国主要的法学理论家之一，他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全力支持成为伴其余生的一桩丑闻，直到1985年以 96岁高龄去世。”
　　张国清：的确如此，卡尔·施密特和海德格尔对纳粹的关系表明了法学和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我称做“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与施密特相比，海德格尔(哲学)只能算是一种处于“边缘”的东西。现在在欧美的学术界有一种要把卡尔·施密特(法学思想)也予以“边缘化”的倾向，他们试图淡化施密特与纳粹的关系。并且这种倾向在中国也有一定的表现，这不是一个好的倾向，是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的倾向。
　　沃林：对于卡尔·施密特的法哲学思想，的确存在着一个重新解释的问题。我认为，像对待海德格尔一样，要区分两个事情。其一是卡尔·施密特的法学思想。其二是卡尔·施密特与纳粹的关系。在我看来，虽然卡尔·施密特的思想在欧美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其见解根本是错误的。
　　张国清：我前不久看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纳粹在德国和欧洲兴起的一些纪录片。当时的德国人的确对希特勒寄予了希望。虽然那是一股邪恶的力量，但是当时没有一股正义的力量能够将它战胜。从你刚才的谈话中，我似乎也感到像卡尔·施密特这样的法学家其实并没有从合理性角度替纳粹和希特勒的独裁做辩护。当时的德国人已经对理性丧失了信仰。
　　沃林：把希望寄托于一个疯子，并且用一种理论来予以论证。这只有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才成为可能。施密特就是替那个疯子的合法性，替那个疯狂时代的合法性做论证的人物。
　　张国清：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后革命的时代”。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确实面临着一次重新给自己定位的问题。随着“革命”在世界范围里全面停顿下来，我们就要去思考“后革命的主要社会问题”。
　　沃林：无论怎样，像民主、自由、法治、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的宽容等等都是可贵的人类历史遗产，是我们应该予以保留的财富。
　　张国清：现在，纳粹的噩梦已经终结，但是，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弊病。人类似乎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能够在今天做些什么呢?
　　沃林：继续保持对于真理的信仰。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一个立场的问题，是站在哪一边讲话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把公正性放在第一位，他必须不是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而是为整个社会，为人类服务的，他发出的是一种人类的声音，他体现的是人类的尊严和良知。所以，他必须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身份，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言论。
　　张国清：公共知识分子唯一的存在方式就是思想，他们是为思想活着的人，是为理想活着的人。他们和政府、国家、利益集团之间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公共知识分子具有批判力的前提。
　　沃林：是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不仅产生美感，而且产生力量，批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