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藏有关（16）：上层人士和参叛人员的释放和平反

 与西藏有关（16）：上层人士和参叛人员的释放和平反

为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了《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年-1994）》一书，1995年7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在前书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增补和续订，西藏自治区党史办编辑了《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两卷本，2005年8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以下对原西藏上层人士和参加叛乱人员予以释放和平反的情况，就摘自两卷本的“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5年8月31日，也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一天，西藏军事法院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精神，宣判将在押期间低头认罪、有改恶从善表示的反革命叛乱罪犯本滚·洛桑扎西（卸任司曹）、拉鲁·次旺多吉（卸任噶伦）、松多·坚村云登（仁希、四品官）等三人予以宽大释放。

1978年11月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西藏召开有群众、机关干部、上层统战人士400多人参加的宽大释放大会，宣布释放在押的24名达赖上层反动集团罪犯和10名美、印特务人员。

1979年1月19日，中央同意西藏自治区党委意见，为平叛后担任拉萨市首任市长、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爱国进步人士崔科·顿珠次仁平反。文革期间，崔科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撤销一切职务。

1979年2月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报告：据统计和调查推算，1959年参加叛乱，现仍在实行专政的，全区还有约6000余人。其中：在服刑劳改的362名；刑满戴帽就业的1413名；在社会上戴帽监改的约5000名。他们绝大多数老实守法，表现较好。在平叛胜利20周年之际，对上述人员，除少数因有新的罪行给予捕、判、戴帽处理外，全部宽大处理；对仍在服刑劳改的全部释放，给予公民权，安置就业；对刑满戴帽就业人员，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经济上同工同酬，有家可归，本人要求回去的允许回家生产；对在社会上戴帽监改的，经群众评议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按社员待遇。对其家属子女，过去受牵连处理不当的，按党的政策纠正过来。2月15日，中央批复同意。

1979年3月17日，经党中央批准，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在拉萨召开大会，全部释放1959年参叛在押人员，并宣布对刑满释放后戴帽的就业人员和社会上戴帽监督改造人员，一律摘掉帽子。有关部门向被宽大释放的人员发还了代为保存的私人财物，人民政府还给他们发了全套新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以及零花钱。释放前，还组织他们参观了农村、牧区、工厂和一些文物古迹。

1979年3月28日，中央批复同意西藏自治区党委关于撤销对邦达多吉（曾担任自治区筹委会常委、副秘书长、政协副主席，1974年病故）处理决定的意见。文革期间，邦达多吉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停止一切职务，交群众监督改造。

1979年3月30日，中央、中央军委批复同意为桑颇·才旺仁增（曾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常委、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病故）平反。文革初期，桑颇被撤销一切职务，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1979年4月1日，中央批复同意为江措林·土登格桑（活佛，曾任达赖侍读；曾任西藏政协副主席、佛协西藏分会副会长、全国佛协常务理事，1974年3月13日病故）平反。文革初期，江措林停止一切职务，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

1979年11月29日，中央批准恢复尧西·贡保才旦（班禅父亲）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职务。

1980年7月14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小班禅案”、“中华民族党案”、“三教”和“社教”挖出的“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拉萨“回民叛国集团案”，不再逐案复查，一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