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日本战争赔款》的历史真相

　　刘亚洲的某篇讲话，行文中隐隐暗示是毛泽东把外蒙古让出去了。

　　但事实的真相是：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全民公决，票选独立。

　　现摘抄条约照会如下：

　　换文(二)

　　(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西历一九四五年王世杰(签字)

　　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与苏联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解放后，斯大林、赫鲁晓夫都曾先后催促毛泽东，尽早签定苏联远东边界协定。但毛主席都没有签，他还是想留有争议，想等待机会能收回那失去的领土，能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好的生存境遇。据俄罗斯《星火》周刊9月28日文：89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达成“互相尊重领土完整，早日签定边界协定”的共识。江泽民在位时，与俄罗斯签定边界协议，收回半个黑瞎子岛，最终从法律上国家层面上确认：外蒙古，沙皇侵占的领土，不再有争议了!

　　实际上毛泽东与其说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俄国人想在中国搞一个电台来联系潜艇，毛泽东想都不想就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气得大叫：这算是什么共产主义联盟?毛泽东才不理会什么名词，在民族利益问题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含糊过。

　　还有金鑫的那篇“莫名其妙”文，所谓的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先听听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蒋介石的看法：

　　“委员长曾打算释放全部日本战犯; ” “判我无罪释放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除救了我以外还救了388名日军战犯将领; ” “华北死的300多万中国人蒋公说不算是我的罪行; ” “当年如果听蒋公的只要华北就好了;” “为送我们回国连累国军被共军打败我非常抱歉。”

　　——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

　　1944年，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一败涂地。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已经失去信心。要求更换蒋的战区司令，逼迫蒋介石交出指挥权和声称要军援中共军队。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怒，日记中称，“敌军之深入不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①，以至发出“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②的慨叹。“日本为美国控制并非我国之福，削弱而独立的日本对于我国，相当于荷比，甚至法国之对于英国，有缓冲美国对我经济及政治压力之作用。因此，对日和约适可而止，使其对我侮、愧、感、敬。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既足以表示我传统的泱泱大国之风，且能获得世界文化上精神上之领导权，以与美国之经济领导权相对抗。”③ (①②③摘自《蒋介石日记》)

　　因此，蒋介石奉行“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先引“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又说“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表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

　　1950年底，菲律宾总统特使在台湾拜会蒋介石，在谈到日本赔偿问题时，蒋介石问菲方做如何准备，对方回答说菲律宾要向日本索赔80亿美元。菲方代表反问蒋介石，中国要索赔多少?蒋介石答道：“我们一个钱也不要。” 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日本战败后，国穷民困，同盟国实不应再加重其负担，尤其要避免日本被‘赤化’。”

　　在蒋介石看来，“如果日本贫弱，共产主义猖獗，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侵略日本的可能性极高。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发生地崩现象，亚洲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因此蒋介石希望保存日本实力，使其成为亚洲的“反共盟友”。(摘自《(日)加近亮子：《蒋介石外交战略中的对日政策——作为其归结点的以德报怨”讲话》

　　日本战败后，就像一个输光得只剩一条裤叉的赌徒，无论怎样敲打，都榨不出油水了。日本资源匮乏，所有物资几乎都需进口。美国占领日本，那点赔款还不够代管费呢。此时世界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退出大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由原来严惩日本改为扶持日本。1951年9月8日，由美国主导签订了《旧金山合约》。合约上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 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 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

　　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1952年4月，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华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放弃日本战争赔款。

　　为此，日本建立了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神社，该神社位于日本爱知县的幸田町。

　　中正神社的木牌铭文如下：

　　本社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中正)公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以德报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主动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将200多万军民安全遣归日本。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顺便说一句，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得到战争赔款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 菲律宾8亿美元, 缅甸2亿美元, 越南3900万美元, 老挝278万美元, 柬埔寨417万美元, 韩国3亿美元, 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150亿日元, 瑞士11亿日元, 西班牙20亿日元, 瑞典5亿日元, 丹麦7亿日元, 蒙古50亿日元。

　　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都放弃了战争赔款。

　　在冷战条件下，新中国根本不可能得到美国操纵的日本赔款的。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一姿态在当时仍是感人的，但在政治上来说，不如说是对历史现实的一种被迫追认。

　　1972年9月26日，《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第一次会谈中，当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

　　所谓“日本人来华签邦交正常化声明，是带着战争赔款来的”纯属子虚乌有!是别有用心的人，臆想出来，蛊惑人心的东西。

　　谁再说毛泽东放弃日本赔款，割让外蒙古的去地府里找蒋介石说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