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七千人大会》的历史迷雾

　　关于七千人大会与党内政见分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把这次会议作为毛刘分歧的肇端。但如果仔细考察起来，情况则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当事人在事后的一些文饰之词，也有一些后人的过分解读，甚至还有穿凿附会的问题，误读的情况较为严重。如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未必像后人想象得那么严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还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 ?也就是说，对大跃进的评价是一九开呢?还是三七开!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所作的检查往往有意遗漏。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叫七千人大会。会议的初衷是要解决征粮向题，解决党内分散主义，但最后开成了个总结，检讨大跃进以来工作中问题的会议。

　　邓小平在会议上检讨，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为大跃进中的错误承担责任。在此之前，邓曾在不同场合都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几年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中央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过去这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是出在我们‘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我们的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总的说来，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 “主席要我们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 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 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毛病是出在这上面…… 而这一部份，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

　　1月18日彭真在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

　　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作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周恩来发言：“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朱德讲话强调：“事实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历史将进一步证明，三面红旗不仅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而且是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我们的三面红旗，是毛主席总结了我国6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后提出来的。因此是完全正确的。他不仅得到我国6亿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得到亚非拉美革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总路线是不错的，是执行的错误…… 执行的结果，与总路线相反，中间有很多主观主义。”一方面，他承认当时经济上"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又数次说过："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 并提出要防止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 这些提法在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文革"都有着某种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和文革中的诸种表现。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沒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瞞，而且应当隐瞞。同志们，不能隐瞞。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会上引起震动。

　　当时会上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产生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毛主席总是看得最远，想得最深，对问题发觉得最早，只要我们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迅速克服。” 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流了眼泪。会上的很多同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 还有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2002年杜润生说,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想，因为“毛主席提倡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那时候要力争上游，形成了大家的共识。”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提到，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据吴回忆：“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

　　林彪在会上发言：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的这番讲话，从事后看来，可能动机很复杂，既是维护毛，也是针对刘，甚至隐约地反映了“高饶事件”后军队干部与白区干部的芥蒂。近几年，林彪的这段话，一向被说成是讨好毛泽东的阿谀奉承，但当时大会上却一致都认为林彪讲得非常好。就连认为毛泽东也有错误的干部，也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作为全党凝聚力的政治象征，不认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些东西在党内有着深厚的基础，构成了1960年代运动的政治文化心理。事实上，无论刘、周、邓、彭(以至包括彭德怀)或彭、陆、罗、杨，党内当时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会公开反对毛。所有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发自内心崇拜毛主席的。这在全党都形成了沒有任何反对的最强音!在文化大革命成立专案组，对毛所认为的“政敌”作了全面审查后，真实的结论正是如此。没有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司令部”。其中许多人，如罗瑞卿、彭真等人，于林彪事件后放出来，至死对毛没有怨言，忠心耿耿。

　　“‘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 晚年的彭真回忆说，“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

　　事实上，真正在党内质疑毛泽东的，是林彪事件以后。在此之前，无论是高岗自杀，陈光自焚，罗瑞卿跳楼，都是觉得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被信任，感到委屈，以死明志!文革中，即使象谭震林这样的井岗山干部，也只是觉得跟主席一辈子了，自己忠于主席，却挨整，感到很冤枉……

　　关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各持一词。在毛泽东被否定的今天，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捶。历史的罪过统统推到毛泽东的头上，别人的历史责任则得以解脱。结果是把本来已混沌不堪的历史搅得更混。

　　薄一波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就比较客观和准确，他说：“毛主席在三大改造的后期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决策，事后看来过急了一些，有缺点有偏差之处，但当时大家都是同意和接受了的”。“要求在探索中不出一点偏差，完全正确，那是把探索理想化了，而这种理想化的探索在现实生活总是不存在的”。“要充分地看到，这些缺点和偏差同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是非常次要的，而且许多也是难免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确定的指导这个时期工作的总路线和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所以能够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首先应该归功于毛主席”。(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65页至566页)。

　　现在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决沒有贬低一线领导的意思。毕竟他们在探索中沒有经验，有着历史的局限。事实上，谁处在那个位子上，都会犯同样的错误。毕竟他们也是出于良好的心愿，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决沒有以事后诸葛亮的小人之心，去指责先驱们在探索中走过的弯路。只是想澄清历史!只是想说明一件事：那些肆意编造“扬刘抑毛”或者“抬邓贬毛”的不良文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