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

　　改革开放这两个词，报刊上，广播中天天有，已经被列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了。1992年，一名退休干部说：“谁不搞改革开放，就下台!”改革开放又变成评判是非的标准和武器了。因此，应当认真研究一下这两个词的科学含义，以便正确地理解和使用它们。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改革”一词解作“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活动。例如：技术改革，文字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

　　由于人们对“旧的不合理的部分”认识不一致，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改革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有进步的改革，亦有落后的改革。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任何改革都唱赞歌是形而上学。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把开放解释为：解除封锁，解除禁令，解除限制等。所以开放的反义词是封锁、禁止、限制。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在对外国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中，都是既有限制、禁止，又有开放、允许的。决没有只开不禁或只禁不开的。例如：美国口头讲自由贸易，实际上他们的某些商品和技术，就是不准出口，某些商品限制进口。清朝末年，英国向中国推销鸦片，林则徐主张茶叶、瓷器贸易，禁止进口毒品。林则徐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民族英雄!

　　所以，开放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认为一切开放都是好的，一切禁止都是错的，这是思想僵化，愚昧无知!

　　显然，改革开放只是一个国家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并不存在进步和倒退的问题。纵观整个历史，在党内最先倡导改革开放的，是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事实上，1936年7月15日，毛主席说：“中国取得独立之后，要大规模引进外资”。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1949年，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生意总是要作的。…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对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2月22日　，毛泽东访苏期间，给中央的信说：“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易，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1950年1月7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和中央的信中说：“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指当时的泰国——引者注)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恩来离京后，请少奇、陈云、一波注意此事为盼。”

　　建国初，毛泽东之所以沒有马上收复香港、澳门，主要是出于打破美国军事经济封锁，给共和国留个与外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通商口岸的战略考虑。

　　1954年夏，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英国人艾德礼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

　　同年11月，毛泽东在广州开会。时任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向毛泽东报告当时香港的情况，说到当时香港各银行充斥着游资，存款利息急剧下跌，毛泽东指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他又叮嘱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农讲所馆长卜穗文介绍，作为国家领导人提出利用外资，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

　　可惜，这份报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后，除了周总理外，其他同志都反对。

　　1956年，“八大”前夕，毛泽东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

　　“八大”报告初稿，毛泽东看后批示：“没有对外商业”。在看第二稿时，毛泽东加写了：“并且只要有可能，就要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后，毛主席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64年他提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

　　70年代初，周恩来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1972年4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1973年6月29日他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页。)10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表示赞许台湾省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

　　毛泽东在其名著《论十大关系》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开放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比邓小平讲得更透，抓得更早。现在，有的人不看事实，随便讲。好象毛主席不搞开放，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实际上，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心知肚明的，有许多精到、坦诚的论述。1980年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从许多方面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

　　国家副主席王震曾经感激地说： “毛主席绝对不保守，绝对不闭关锁国。解放初，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我们，扼杀我们，不让我们开放。我们只能向苏联一连倒。后来，赫鲁晓夫变了脸，美苏联合封锁，扼杀我们。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条路。日子苦啊。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搞乒乓外交，许多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我们重返联合国。这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根本条件和基础。”

　　实际上，经历毛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后转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轻工业优先战略是自然的转换，国际环境许可下对外开放也是历史的必然。没有邓，其他领导人都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都会“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邓小平没有复出以前，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就己经改革开放了。林彪委托陈伯达写的《中共九大报告》中，关于发展生产力的内容比邓更早提出改革的思想。

　　新中国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制裁”，禁止向中国输出各种战略物资。1949年11月22日，西方国家在巴黎还成立了“对过程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 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撤走了大使馆和一切外交机构，拒绝和新中国政府往来，实行封锁禁运。蒋介石的海军对中国大陆的港口实行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16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蒋介石海军的拦截。不是我们不开，而是人家不来。不是我们不放外交大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而是人家不让我们进去。这个对中国不利的局面，是谁扭转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正象有些文人描述得那样：当那个设计师还在江西的将军楼院里的小平小道上踱脚散步，开始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问题时，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封锁，经济围困，打开通向世界经济贸易市场的大门，改革开放!

　　文革前,我国被排挤在联合国之外,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三十几个, 文革猛增至一百一十几个国家!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解除对中国的禁运。不久，田中角荣访华，日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在很短的时间，中国先后与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各国开始经贸往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1972年上升到63亿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长74%，达到1098亿美元(其中，进口516亿美元，出口582亿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长32.7%，达到1475亿美元。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占7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只占25%。(见《陈云传》)

　　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出现了一个继50年代156项引进项目后的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 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李先念报送的《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9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与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化肥工业、化学纤维工业。当年建设的合成纤维工厂在1978年后陆续建成投产，大量的涤纶(的确良)、晴纶、锦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进入商店，很快就解决了我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使中国人民告别了“凭布票买衣服”的历史，奠定了我国纺织品、轻工业产品出口大国地位的基础。同时腾出棉田种粮食，多种经营。 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化肥”设备13套，在1978年前后建成投产。以后又继续引进，与我们自己生产的机器、设备配套，使“大化肥”生产设备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一斤尿素可增产4—5斤稻谷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6500万—8000万吨。这对于增加粮食产量，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3年, 陈云协助周恩来. 李先念指导外贸工作。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同时，他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根据这一思想，当时的主管部门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78年年底，邓小平复出以前，时任中央的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康世恩、余秋里、谷牧等同志 1977年编制十年规划时，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要港口等规划，计划在1980年取消实行了几十年的粮、油、肉、副食、布匹、服装等凭票供应的制度。掀起共和国历史上第三次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装备的高潮!

　　1977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时，华国锋表示相信项南所说。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在党内最早一次公开提到“改革”。

　　1977年8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应华国锋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阵容中当时之所以被视为异类和现代修正主义，是因为他自50年代就开始了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在这次访问中，铁托同志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得失，这次访问获得了巨大成功，也使华国锋的内心深处对南斯拉夫发生了根本看法的改变。

　　1978年3月，华国锋指派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团回来后向华国锋汇报中肯定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1978年5月，华国锋指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在华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据当时在谷牧身边工作的一位政界朋友回忆，当时的国务院系统里热衷“洋务”的谷牧背后的三个重要支持者首推华国锋，其次是叶剑英和李先念。李先念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发牢骚说“他们骂我和华主席是‘洋务派’，是现代李鸿章”。

　　1978年6月，国务院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工作报告的讨论(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9页。)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

　　赴欧洲考察回北京的谷牧在广东向叶剑英汇报之后，叶剑英嘱咐他回京后不但要向华主席和李先念同志汇报，也要专门向小平同志多介绍一些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情况。谷牧抵达邓府落座之后，邓小平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谷牧是党内洋务派的急先锋”。

　　1978年6月30日，华国锋同志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华很感慨：“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让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看到“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华国锋提出“搞经济工作要掌握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在会上， 华国锋、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原来认为23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

　　胡耀邦也是想快点上。邓力群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华国锋把胡耀邦找去长谈了大半夜，讲他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个设想那个设想，胡耀邦后来跟很多人说，听华国锋讲这些想法，倍受鼓舞啊，心情振奋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却在中央党校等场合用讥讽的口吻说“我们的华主席很热衷搞新洋务运动”。

　　1978年8月14日起，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86岁的铁托四次同华国锋会谈，两次单独会晤。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并参观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一些工厂。看到了中国企业管理理念上的差距。应该说华国锋的改革意念就是通过这些会谈和考察汇报，使他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差距所激发，华国锋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同时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扩大国有企业所有权，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还说这样“有好处”。

　　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受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李先念副总理在会议中多次就经济体制改革这个话题讲了话。他说：过去不止一次地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往往不能符合经济发展的最大利益。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

　　这次务虚会议会议对统一全党思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起到了开拓视野启发思想的作用，为78年底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李先念主持，华国锋到会讲话十几次，邓小平也到会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国高层酝酿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华国锋提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并提出国家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改革。” “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是邓小平提的。

　　9月9日，李先念作总结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会上有人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地少、人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比我们搞得好呢?据李灏回忆说：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韧于这次务虚会。

　　1978年10月9日，被誉为“中国改革之星”称号的袁庚写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提出：“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

　　仅仅三日后，也就是1978年10月12日，这份《请示》就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时任中央的主要领导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以及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阅批同意。

　　华国峰为深圳招商局题词：“思想更解放一些，步子更大一些，办法更多一些，胆子更大一些。”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手脚可以放开些，眼光可以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

　　1978年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华国锋同志在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形成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中，应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亲自批准深圳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蛇口工业园!

　　记叙原深圳市委书记、号称“中国改革之星”袁庚事迹的报告文学是这样描述的：

　　“……。一坐下，先念便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早有准备的袁庚滔滔不绝述说起来。……

　　李先念副主席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日理万机的李先念与谷牧一起专门请彭德清、袁庚来研究招商局在宝安建立工业区问题，显然不仅仅是涉及几平方公里土地的问题，而是寻找排头兵，以打开突破口，牵动整个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问题。

　　当袁庚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和内陆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时，先念插话道：“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去搞。”

　　袁庚忙接上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要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

　　先念笑道：“给你一块地也可以。”他瞧瞧案头的宝安县地图，用铅笔划了一下，指指南头半岛笑道：“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听，眉开眼笑了。他心里想，那太多了：招商局还没有那么大胃口呐，有两平方公里左右就够了。……。”

　　21年后，当有人问起没要这块地后不后悔，袁庚哈哈大笑说：“事实上，没过几年，我就后悔了，批评自己思想不够解放。”……

　　曾经任职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起回忆：“当时(1979年3月)，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很支持。老帅是第一位支持办特区、也是第一位视察深圳(1980年4月)、珠海特区(1981年2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亲自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公布的。”

　　邓小平曾经支持华国峰、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加快特区建设” 的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在广东、福建、上海等地搞经济特区。但后来变卦了，认为华国峰在搞极左，是“洋跃进”，是“新的洋务运动”，搞乱了经济秩序，要经济调整。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特区建设步骤、方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 ……

　　九二年南巡时，邓曾自责地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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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第一个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是李先念！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毛主席最早提出，是一大批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研究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就会发现：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引进的156项工业项目外，新中国民族工业和高科技研究项目大多起步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发展于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时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1967～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1%，(不含基建工程兵、铁道工程兵所创造的工程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及农田水利建设产值)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在阶段发展指标上，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99%，翻了一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从生产水平看，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

　　据2009年8月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中国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世界第三》，其中提到前30年的发展数据：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26年增长537%，平均年増速接近21%!

　　文革期间，中国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美帝苏修都曾试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侵犯中国。在此情形下，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进行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改善自身环境，遏止霸权主义扩张，抗美援越，付出200多亿美元。当时国民经济军事化、战备化，长期处于临战体制，降低了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但即便如此，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被外国学者惊叹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迹色。”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 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47.9%; 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科学技术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一箭多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架大型客机运十，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张改生、李俊雄等科学家培育的杂交水稻、高产小麦、杂交玉米等优良品种的培育研制、实验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农业方面，“文革”期间,全国修建了8万4千座水库、1万公里江堤、17万公里河道堤坝，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全国机井数1975年比1965年增长935.89%，按如今计算需要投入几万亿。可以说：“文革”期间所搞的农田基本建设比建国以来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多。全国拖拉机增长了6倍，手扶拖拉机增长了65倍，农用电增长4.7倍，农业排灌动力机械增长5.7倍等。70年代后期，在广大农村手扶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粉碎机等动力机械已很普遍，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马克塞尔顿说：“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用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50%的人口手中”。(《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第244页)

　　在教育、医疗、保健、卫生和对贫困人员的生活保障方面，毛泽东时代做得也很出色。正如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它低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在农村实施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以前的平均35岁到70年代中期的平均65岁。”(《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时说：“中国与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奠定工作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毛泽东打下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

　　周总理一九七五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1979年国庆节，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

　　显然，叶剑英元帅是不同意所谓文革时期“经济崩溃”和“崩溃边缘”的说法的。

　　邓小平也是持同样看法的。众所周知，他是反对文革的，但对文革期间经济发展成就曾有过客观评价： “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文选》三卷)

　　1974年12月17日　，邓对毛主席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11.9%，这个数目还可以。”(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709页)。

　　事实上，邓小平经常流露出对那个时期经济建设成就的赞扬，九二年南巡时感叹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1978年年底，邓小平主政。79年元月，访问美国。在白宫大草坪上，面对美国人赞许的笑脸，愤怒遣责越南是亚州的“古巴”。二月份回国,“教训”小兄弟越南人。用掉军费70多亿。这一年，大赦天下，给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平反;给全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涨工资，发奖金;给农民分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给老干部补发工资;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尽干好事!怎么得人心怎么来。原计划国家财政预算30亿元。执行的结果是140多亿元。结果出现180多亿元的财政赤字，用完了历年财政结余80多亿，还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100多亿元。这样，从1968年就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中央财政变为赤字100多亿的财政。

　　邓小平的种种举措，给人的感觉：比毛泽东要来得实惠。可这些举动所用的钱，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所积累的呀!毛泽东一生心系人民。他曾口嚼底层农民的糠菜馍，泣涕失声。他渴望中国富强，百姓幸福。他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也是中国人民的遗憾!

　　毛泽东时代所建的几十座大化肥厂、大化纤厂最早1975年，最迟1982年全部投产!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杂交水稻、高产小麦等优良品种(比普通品种单产要提高20%-40%)先后于76年、78年开始全面推广，八十年代初普及率几乎百分之百。而据专家研究，1978年以来，粮食增长主要来源是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高产小麦”等优良高产种子，和毛泽东时代所建的几十座大化肥厂生产的化肥(1988年已达到2141.5万吨，1978年化肥施用量仅有884万吨)，及其它科技成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5项。”

　　80年代以后，我国农业曾出现过增产增收的情况，但只要亲口问一问种地的农民和基层的农业科学专家，你就不难知道：那时的农业增产增收完全是因为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得益于前三十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效益的发挥，农业科技积累的集中运用和高产良种、农药、化肥的全面推广。分田单干并没有带来什么生产力的“解放”，而是恰好碰上了生产力恰逢其时的集中“释放”。

　　那些拼命地论证“私有制是中国农业的出路”的买办学者是看不见呢?还是别有用心!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搞了几千年的私有化，并没有实现高效益和共同富裕吗?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有预料和告诫。他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摘自《薄一波给扶贫协会第三届大会的信》)

　　可惜，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有些人置若罔闻。他们的所谓改革就是改来改去，把公有资产改到自已的腰包里，推动私有化，制造两极分化，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们的所谓开放就是洞开国门，不顾自己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使中国的产业被固定在国际分工的最底层：产业增加值率低，产业分布向低端集中。有专家统计，在世界贸易分工中，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鞋子、袜子、毛巾、服装、玩具、打火机、小五金、小家电、化工原料……等低端产品。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从1985年的36%下降为24%。另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9》资料：同时期美国工业增加值率为48%，日本为42%，德国为49%，英国为37%，韩国为43%…。一些国外落后过时、污染环境的企业迁进国内。中国成为外国企业的贴牌加工厂。以苏州模式和东莞模式为代表的中国产业集群尽管创造了诸多神话，但企业品牌的缺失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号称“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苏州模式和“三来一补”的东莞模式的成功源于贴牌生产和加工，两头在外的外资利用方式使本地企业长期缺乏核心竞争力，品牌缺失成了该地企业持续发展的软肋。以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大多落空，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取得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据业内人士说：如果不是由于“国际化”“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造成航天事业“科研经费不足”，“航天队伍流失很多”，“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无奈局面。中国的航天飞船早在15年前就升空了。还有大型客机运10(179个座位，最大起飞重量102吨)，当年已经准备批量生产了。她的技术与当时的欧州空中客车处在一个水平上，在国际上受到很多好评：“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生产大型远航客机的国家”，……也莫名其妙地下马了。总设计师运筹帷幄，花钱买现代化……。至今，美国麦道飞机公司总裁仍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其决定以最低价卖大飞机给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看了运十。他说如果不作些什么，不出十年在空运市场就要面对中国人的竟争了。”85年3月，麦道公司在《财富》杂志上吹嘘自己10亿美元的生意，“因为上海搞过运10，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10，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

　　今天，看着满天的外国飞机，有多少中国航空人在扼腕叹息：“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多活十年，我国上空飞翔的将是国产的飞机，并很可能飞向了世界。就像航天工业一样，世界将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同时下马的有：葛州坝，青藏铁路，计算机工程，核装置小型化…

　　还有：远程轰炸机、空中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直-7、直-8，歼-9，歼-10、大型导弹驱逐舰、核潜艇、早期航母、多弹头导弹、反导弹太空技术……

　　其中绝大多数的研制水平都处于当时的世界领先之列，很多都已试生产了……都下马了，统统下马了……

　　今天，当你知道这些令国人疼心的事情时，面对当年那些“崽卖爷田不心痛”的败家子们，你只能仰天长啸，一声叹息!

　　幸运的是：三代、四代领导认识到当年的决策失误，己经开始纠正。因此，评价改革开放的成绩，是有阶段的。成绩应该是很大的，经济充滿活力，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很多产值指标，如：钢铁、水泥、煤炭、发电量……世界第一!但同时，问题也不少，有的后果很严重!值得检讨的是：9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陷于全面崩溃。

　　文革时期是共和国工业现代化的积累时期，物资短缺，市场供不应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下，大干苦干，拼命干。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生产蒸蒸日上!那时，企业是要上缴高额税收，所得税比例是55%，盈利企业要上交利润，而国家财政也把扶持企业发展作为一个支出重点，每年财政支出中间一半以上是返还给企业，帮助进行技术挖潜改造，流动资金拨付等等。

　　邓小平接管权力以后，利用财政资金进行政策操作，造成国家财政连年赤字，不但帮助不了企业发展，连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很困难。改革初期，毛泽东时代的许多科研项目的取消;大型、重点工程的下马;军队靠“经商”“搞三产”来维持开支;国有企业普遍缺乏资金，没有后劲…等等，除了政治短视，决策失误外，财政拮据，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1983年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的改革,就是说：企业要照常纳税，上缴利润，充当财政的提款机。花钱却去找银行，不要再找财政了，财政资金从此与企业无关。至于企业是否能够在银行以合适的条件获取足够的资金，或者银行是否能够在一夜之间具备西方银行那样的贷款监管条件，那已经是没有办法考虑了，反正财政是已经没有钱了。在财政资金失血的情况下，再加上原有企业历史包祔过重等原因，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全面陷入困境。经营机制的不灵活，管理体制上的憋病愈显突出。

　　1992年，那个设计师南巡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一股瓜分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的狂潮!集体经济彻底崩溃!国有经济大半崩溃，淹淹一息!这个人的改革给人的印象是甩“财政包袱”，凡是挣钱的，垄断资源的统统留下。其余的甩光、丢光。政府的职责不去考虑，统统交由市场去调节，不管死活。老百姓一个个改革成穷光蛋，社保、医疗没有了，住房、教育自费了，教课书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全部改光了。工人农民沦落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了。基尼系数0.51，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中国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资日益严重地控制了中国。关于使用外资， 1979-2006年共使用8827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6919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29年借用设备贷款13.9亿美元高出56.8倍，比当初设想引资500---800亿美元要多出9.0---15.1倍。以1991年为界，这以前以对外借款为主。当时明确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1992年迄今，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此时完全放弃了上述方针，妄想以市场换技术，外商爱向哪里投资就向哪里投资。结果技术没有换来，市场却被外资占领了。进入中国的外资60%以上是用以收购中国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直接用设备和技术投资中国产业的资本已经很少。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中国的汽车高端零配件90%是外资;中国人吃的粮油85%是外资。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 。 在外商巨头如火如荼的兼并浪潮中，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高端市场已经失守。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

　　外资对我国企业的兼并，无一不是在廉价占有我优质资产和庞大市场份额而大发横财后将我企业品牌和技术统统垄断扼杀，并将所有债务、金融风险、失业、穷困及堆积如山的严峻社会矛盾全部留给我国。

　　更可怕的是外资往往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内地，以逃避本国或发达国家严厉的环保法令限制，造成了中国大量消耗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西方吹捧中国是“世界工厂”，有点象寓言中的狐狸赞美乌鸦。实际上正如国际自由工会联盟2005年说的，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很差，福利待遇、医疗保险几乎沒有，只能取得些许的血汗钱。 正如郎咸平所言：中国的工人，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工资，但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

　　令人哭笑皆非的是：2010年9月26日，合众国际社报道说，欧洲议会周五呼吁欧盟成员国停止从中国血汗工厂进口商品，以遏制一些工厂残酷压榨劳动力的行为。欧盟扩大委员会专员Stefan Fuele向合众国际社表示，欧盟在这个“中国的‘血汗工厂’生产的商品”的问题上希望与中国展开“积极对话”。他说，如果这些工厂的工作条件、工人的福利待遇持续得不到改善的话，欧盟考虑停止进口这些工厂生产的商品。

　　环保总局的一位副局长曾深有感触地说：“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 。

　　我国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工业废气越来越多，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水质越来越差。空气污染加剧的直接后果就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们的疾病增多。据报载，空气污染严重的北京，呼吸道疾病在导致死亡的疾病中占第四位。1949年以来，我国城市工业总产值增长30倍，污废水排放量增长25倍，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对全国10.97万公里长的河流进行监测的结果表明，三类以上水质的河流长度占70.1%，这表明大部分河流已经被污染。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吃了会危害人体健康。据估计，中国每年由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1700万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中国每年因外贸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约为119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外企对外贸约57.4%的贡献率来算，每年外资造成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损失约683亿美元，已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

　　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一份《中国现状分析报告》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正如商务部副部长易小淮所言，“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中国高新技术出口的87%。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844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 如果扣除外资部分，中国的贸易出口将减少58%，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沒有这些外资企业，中国也许还是会逆差。外企还分别占1991----2005年中国新增贸易额、出口新增额和进口新增额的61.7%、62.3%和60.9%。……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出口贸易是以外商企业为主了，民族工业受挤。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杂志评论说，中国的民族工业企业正在走向衰落。中国实有沦为“经济殖民地”之忧。

　　著名经济学家左大培指出：从94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是资金流出国而不是资金缺乏国了，可悲的是我们还一直在招商引资，使国家遭受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十几年来，我们是经常性账户顺差，目前的美元外汇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多亿，我们又拿这些外汇来购来美国政府债券;购买美国国债获得5% 回报，而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回报最低也在10%以上，我们事实上是在补贴美国政府。随着美元大幅贬值，和金融危机，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几年来已经贬值近50%了，加上坏帐损失，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

　　据张宏良统计：在近两年的银行改制中，中国11个银行共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低贱价格把近20%的股权出售给了外资大企业，造成损失过万亿，外资利润率高达25%!耗尽中国资源浸透中国劳工血汗的1.7万亿外汇，按照中方5%、外商95%的利润分配比例，中国储备1.7万亿外汇的同时，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34万亿美元的利润。

　　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08年，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词汇：“中美国(Chimerica)” !2008年9月21日，弗格森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认为，中美国“这个共生的经济体似乎完美无缺——一半[中国]负责储蓄，另一半[美国]负责消费”。由此可见，总设计师“跟着美国”去求“富强”的结果，把中国几乎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国，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关于引进外资，世界各国都有很多规定，无一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保护民族企业。以美国为例，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外资的进入是自由的。但是，美国政府明确规定,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美国通讯、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开发、水、电、核能开发等领域;而且美国政府依据美国宪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与《外国人兼并、收购和接管规则》等，对公司并购包括外国公司对本国公司的并购，还进行是否影响竞争和导致垄断的严格审查。凡可能影响美国市场的企业并购，负责对外资并购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不予审批。德国《对外经济法》规定：为保证德国的国家安全、保护国内利益, 可以限制非境内人在德国的资本和货币投放,可以限制非境内人在德国建立子公司、代表处;可以限制与国外的服务贸易往来，抵御来自国外有害货币和资本的流入。为有效抵御外资进入，欧盟条约规定，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需要，各国政府可以对外资活动进行干预。“依据欧洲法院裁决，所谓的公共安全，包括能源供应安全、电信安全、电力供应安全,水供应安全，粮食安全和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及公共服务保障安全。”这些国家是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1条“安全例外”第2款规定：“不得“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必需的任何行为”。来采取措施，防止利益外流的。可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将外资当成上帝，将资本家当成贵宾。因为资本，总是要吸血的。各国对待外资，都是既利用而又加以限制。

　　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有人听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原先我曾觉得威尔逊的这些话有些言重了，但面临今日中国之状况，我不得不承认威尔逊的话是多么富有远见。

　　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6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据《2004年中囯统计摘要》，2003年我国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比例高达58、7%。而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外资与内资的百分比仅为6、2%，加拿大8、3%，巴西5%，韩国1、1%，台湾地区2、8%……。由于在税收等方面，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我们只是赚取了“一些漂亮的数字”。关于这一点《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巴尔沃薩的说法或许对我们更有震撼力：“看上去中国好象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实际上真正的利润被美国等外国公司所得;沒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中国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廉价劳动力，许多国际知名品牌是中国制造的，但因为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其产品中绝大部分的利润是外国人的，中国工人只能取得些许的血汗钱，而且工人们的福利待遇医疗保险工作条件都跟不上，故被称为“血汗工厂”。据记者黄雯在2004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文说：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国内企业只占10%，90%都被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可见，中国不过是“国际加工场”而已。外商在华投资享受减免税收等优待，加上高报进口价低报出口价、转移利润、虚增成本、虚亏实盈等等，千方百计偷逃低率的税收，已经赚取了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且将按投资年限无限期赚下去。2004年，仅韩国三星集团在华销售额就达240亿美元，LG在华销售额也达100亿美元。据2005年7月19日《工商时报》所载文形容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三来一补”)，外商更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可见中国只是“国际民工”而已。据摩根士丹利2004年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出口减税”的廉价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巨额的消费补贴。

　　预计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2006年博鰲亚洲论坛中，UPS亚太区总裁肯·托罗说：中国的外资对GDP的贡献率是53%。2010年3月，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说：中国GDP的60%是外资创造的。同年9月，他透露：中国企业的利润平均只有2%到3%，……。换句话说，连中国的GDP都有一大半不姓“中”了。中国企业的那点利润还赶不上物价指数CPI的增长速度呢。我们的经济总量虽大，但外贸外资唱主角，与国内民族企业无关，与中国人民生活无关。中国只是世界的加工车间，世界的“血汗工厂”。为外国资本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耗费了可贵的能源和原材料，丧失了国内的市场，摧垮了民族企业，留下了环境污染，只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加工费。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2005年，中国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8%。排于世界各国末尾，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2003年，中国的医疗投入占GDP的比例4.5%，美国是13.9%，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位。中国国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是倒数后几位的，与世界经济第三的大国身份是不相符的。究其原因，恐怕除了“利益集团阻挠”外，财政拮据，国家并沒有真正富裕，政府财政收入上不去，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无从提高。

　　2007年6月,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 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现摘录如下：“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现在有一种观点：中国若不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就会变得象朝鲜一样贫困。(朝鲜现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全民免费，人均寿命比中国高) 一向心直口快、对大陆颇有微言的台湾学者李敖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这两种观点，我们暂且不去评论谁是谁非，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说法。若是换一种说法呢?若是按照毛主席的强国富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路去改革开放呢?结果又会是怎样呢?我们不仿想象一下：……中国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它;山姆小子见到华人哈腰谀笑，不敢乍刺;中国的登月飞船、登火星飞船遨游太空;挂着五星红旗的航空母舰游弋五大洋，所有对中国领土有非份想法的噤不能言;在国内，人人平等，自由;官员清廉，百姓富足;人民安居乐业，享有最好的社会福利;……阳光明媚，莺歌燕舞，河水清澈，天高云淡，处处似花园……

　　那该多好啊!毛主席要是还健在，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