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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与革命

火烧 2009-05-19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探讨改革与革命的定义、本质区别与联系,分析其方式、对象及影响,强调良性改革与恶性改革的区分,以及如何避免新自由主义误导,推动中国革命与改革的良性发展。

论改革与革命(旧文)

    改革与革命是中国政治家的口头语,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词。然而,什么是改革,什么是革命,改革与革命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许多人都不能准确理解和系统地回答,以至被新自由主义理论家误导!干扰了中国的改革事业,严重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改革是保持原有事物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对原有事物进行改良、修正,确保原有事物健康发展。革命是彻底改变原有事物性质,促进原有事物的死亡,催生新事物的诞生。
    两者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改革是慢慢的修正,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如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都是在不改国号、不改国体,不改变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原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不变),改变一下统治方式(商鞅推行县制;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提高统治效率(商鞅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以免徭役;推行连坐法;统一度量衡),调整各阶级的利益(王安石的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缓解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而革命是迅速摧毁和建立的过程,是质变,是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和过去的旧事物彻底决裂,他不仅要改国号和国体(每次农民革命成功都更改了国号,重新制订了宪法),还要改变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造反的农民取代了原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变成新的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取代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甚至要改变所有制(49年革命改私有制为公有制)。
    两者在改变的方式有根本的不同,改革是由上向下的改变,发源于统治阶级最高层或统治阶级听取了被统治阶级的呼声,适应了被统治阶级的要求。如王安石的改革是听取了农民的呼声,适应了农民的要求,由他主张由宋神宗组织实行的;商鞅变法则发源于秦王富国强兵吞并六国的雄心,适应秦王的要求;都是由上向下的发动实施。革命则是由下而上的改变,是底层人民由自发到自觉地组织起来共同反对统治阶级。他完全执行了革命阶级的意志,满足了革命阶级的要求。如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被统治的资产阶级领导工人农民由下而上推翻了满清封建统治,完全执行了资产阶级的意志,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
    两者在改变的对象有根本的不同,改革只改变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而不改变人的生死状态;而革命是既要改变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还要剥夺一些人的生命。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都只改变人所占有的物质部分或权力部分,不涉及人的生命;而历次革命都死了许多人。
    改革有良性改革和恶性改革之分别,革命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区别。良性改革可延缓下一次革命的到来,恶性改革催生革命和反革命。良性改革是正面积极的改革,是对弊端的修正,是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改革。如戊戌变法,王安石变法都是良性改革,王安石变法剥夺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激发劳动人民的劳动热情,缩小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延长了宋朝的统治时间,推迟农民革命的爆发。恶性改革提高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效率,改变了革命的宗旨,加大了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有利于统治阶级。如商鞅推行连坐法加大了对人民的压迫,秦并六国后仍延用了商鞅的严刑峻法,残酷统治人民,直接诱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商鞅在逃亡过程中人民不给他吃喝,都不给他任何帮助,以及他死后统治集团继续推行他的变法,足以说明他的变法是有利于统治集团而不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恶性改革。再如太平天国洪仁秈的改革也是恶性改革,他用《资政新篇》取代《天朝田亩制度》,用资本主义取代了平均主义,少数人侵吞了革命果实,改变了革命的初衷,放弃了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和谐社会的理想;失去了对劳动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加速了领导阶层的腐败和分化,导致了曾国藩反革命的成功。
    改革——反革命——革命——再改革——再革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个环节,正如春夏秋冬一样,周而复始,交替出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何保存革命的果实,推动良性改革,避免被新自由主义引向恶性改革,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2005年8月25日   孙青华  原创稿   首发人民网深入讨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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