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毛泽东的一次政治民主尝试

　　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 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早已有之，最先对社会主义表示严重不满的是列宁和毛泽东。而把这个不满诉诸实践中间去解决，并力举让老百姓参与纠正的，则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临终前曾指出，他与邓小平的最大分歧，是在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话语分歧，它关连着政策的方向及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选择。

　　一提到阶级，人们往往会想到地富反坏右，间谍特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传统的阶级敌人。但是实践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打不倒社会主义的。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在哪儿呢?其实，列宁早就给出了答案：“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人’……”(《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页)。1922年2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又说：“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52页)

　　“陈旧的东西总是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在实践中可以得到验证。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在俄国革命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列宁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了。

　　列宁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国家制度内的弊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不受民主监督的管理层逐渐在生成一个新的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社会公仆正在变为社会主人。因此，他非常强调党内民主，反对党内高薪制，强调联系群众。可惜，因为列宁去世太早，不能更全面地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同志开始研究反修防修的历史课题。苏联的教训说明，执政的共产党在“变修”后其在搞特权、享乐腐化、对付老百姓方面决不亚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尚有它的多党竞选制以及群众游行、罢工、结社、出版等民主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但共产党一旦变修搞特权、搞腐败却连这些机制也没有。如何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新生的政权在和平环境中发生演变、腐化变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他发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后，并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共产党由争夺政权转变为执政全国的执政党，社会矛盾最终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与执政官员之间的矛盾。他对党内特权官僚化，变修，变质，腐化堕落，日益不满和警觉。并把这一问题上升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尖锐地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教导：“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多次提出解散农村合作社，恢复私有经济的主张;有些人一直迷恋于领导管理制度中的“官衔制”、“一长制”、“精英治国”、“专家治院(治厂)”等口号，总想在官员、精英与工农劳动群众之间划分出鸿沟，以扩大少数人的特权、优等地位。其实质都说明，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总想独享革命胜利成果、以权谋私，离开广大劳动群众自己早早富起来，享乐腐化。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前进，“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住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这实质上仍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功臣们”居功自傲、停顿起来不想前进(继续革命)、贪图享受、搞特权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4年就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他还说：“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却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继续革命等一系列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主要危险来自执政党自身、“出问题还在共产党内部”等论断。“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晚年曾将自己的一生归结为只作了两件事：一件是解放了全中国;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一生为他的人民作的“两件事”：一、夺取政权;二、巩固政权。这也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个人，他把崇尚儒学的蒋委员长赶到了几个小岛上，为人民夺取了政权，成就了自己人生第一件大事。但他更加深邃地洞察到，执政后的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巩固政权、建设和治理新型的国家，确保人民的江山长治久安。早在延安解放区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窑洞中与毛泽东对活，提出了国家兴亡的“历史周期律”。他指出了历史上一些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终导致“政怠宦成”、“求荣取辱”、“人亡政息”的教训。对此，毛泽东当时回答：“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劳动群众必须在各个领域参与领导管理、参政议政的思想。他在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时说：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 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摘要)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不可能仅靠发展经济取得的，仅靠加强法制也解决不了“历史周期律”问题。党和国家大计，根本的是始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把共产党和干部队伍整治好。包括反和平演变、反腐败以及发展经济等问题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参政议政才能解决。这也是毛泽东积几十年思考对“历史周期律”的一种回答，也是对西方战略家提出的“和平演变”阴谋的一种回应。

　　迄今为止，人类探索实现“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上层建筑政治民主”的唯一实践，就是毛泽东发动并领导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大众民主的一次伟大尝试!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时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态。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说，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

　　在文革中，大众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一权利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综观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被发明出来并合法化以前，话语权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最底层的大众也可以在不经过精英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话语权，他们因此拥有了民主自主参与国家管理，破除有权就是真理，制衡官僚主义的政治手段。这种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形式，尽管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使它规范化、制度化，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保障老百姓人权的好形式。由于这种权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处于人权发展的领跑者的地位，并在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不用申请，也不用注册，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如果考虑到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大众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在今天，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极力推崇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一方面又毫不吝啬地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社团自由的时代，这种矛盾的态度是令人费解的，也让人们怀疑他们追求自由的诚意。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创立了草根民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在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自人民大众的新鲜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工农干部。毛主席曾经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 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大众，这些来自底层的干部保留原来所在单位的工资，并沒有提薪。陈永贵仍拿大寨大队的工分和口粮;吴桂贤仍拿西北纺织厂的67元工资。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在毛泽东心目中，革命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权力机构。他说：“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一文，报道灵宝县把原有的八组两室100人精简为四个组仅30人的“事迹”，并要求全国各级“革委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像灵宝县那样，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根据这一原则，省级“革委会”一般只设4个组，即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即政法工作组)、办事组，同时对省委原有机构进行大精简，各省级“革委会”成立时，一般只有150一一200人左右，基本只相当于省委原来全部工作人员的1/20一一1/30。

　　前不久，有关部门公布了一份资料。现摘录如下：各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19.7%

　　今天，回想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机构改革，尽管有着当时的历史局限，你不能不叹服毛泽东主席的思虑之深远!你不得不承认：这是党必然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现在的党和国家正在解决，和还沒有解决的问题。

　　总之，文革无疑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文化革命“三七开”中的那“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主席希望充分发动群众，让人民拥有民主权利，建立一种置各级干部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的民主制度。但在实践中的某个时期，却沿用以往运动的方式，变成了象斗地主似地整各级干部的全民运动。原本目标一致的群众却因利益的不同，演变成混战。这是毛主席坚决反对的，不愿看见的。当时就加以制止，改正。这是一个为探索建立民主制度而付出的代价。中国是一个沒有民主传统的国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如果有一天中国走向了民主，再回首看看是什么时候奠定了民主的坚实基础，是五四?是四五?抑或是六四?恐怕都不是。除了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八亿人倾情投入的十年文革，还有其它么?如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一样，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雏形，缺点和幼稚在所难免，但她书写的人民民主的原则是永存的!她的伟大意义必将在中国现在和今后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

　　没有毛泽东，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句话，说对，也对;说错，也错。如果综观整个文化革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在搞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全党空前的统一，一致!我们在刘邓一线领导亲自主持召开的政冶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修改，全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全票通过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上，可以看出：刘邓一线领导亲自主持，发动文革的决心和魄力!刘邓一线领导是66年8月份以前文化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只是在怎样搞文化革命和搞什么上，与毛主席有分歧!

　　在一线领导的心目中，文化革命确实是应该搞的。那就是清除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思想上的不同政见者，体制外的学术权威……提倡盲从，鼓吹驯服工具论;不准提意见，否则就是向党进攻;镇压学生运动;反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禁止工人罢工;取消民众监督官僚的权力;依赖军警控制国家……

　　翻看党史，常常掩卷庆幸，幸亏有了毛泽东!就连文化革命也是一样。要是按着一线领导的作法，把文化革命又变成一场“反右”运动，那可真是一场历史的大倒退了!

　　在文化革命中，被毛主席送进监狱的戚本禹说：“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

　　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时说，“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但它搞成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冶制度是可以研究的。”

　　毛主席曾说：“工人示威，学生闹事....是好事情。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群众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使得下层民众能够监督、抨击政治上和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民主制度。建立一种类似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6年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邓讲话都是带检讨的。刘、邓都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少奇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问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组的人也不清楚。刘、邓不是发牢骚，确实是手足无措，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其实在党内，除了毛主席以外，恐怕就没有人能知道文化革命该怎么搞。

　　从表面上看，派工作组的问题是毛主席换掉一线领导，从后台走到前台，亲自领导全党的缘由，其实有着深层的政冶原因。在“文革”运动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毛主席虽然身处外地，但一线领导派出工作组的作法，主席肯定是知道的。一线领导对形势的看法及对运动的部署，也都得到主席的同意。坦率地说，一线领导派出工作组的作法是中共组织群众运动的惯用手法，是中共当时群众运动的最高水平，是毛主席曾经认可和赞许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主席有了看法?虽然资料上说，主席早在65年初，就曾产生换掉刘少奇的念头。但念头毕竟是念头，一闪念的想法多了去，也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主席究竟是怎样想得呢?在某一个时刻，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他希望象往常一样，他能够和他的那些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开国元老们一起，去进行一场革命。他发现他的同事们并不能理解他的初衷。他的社会变革的愿望和良苦用心，他的继续革命实验，受到了他培植和训导的党政领导体制的阻挠。他发现象往常一样派出工作组，依靠组织，层层发动，依靠党、团员，组织工人、贫下中农去进行文化革命，显然，达不到建立一个对共产党各级干部进行监督的民主制度的目的。反对者众多，而且多是原有系统的骨干力量;而改革派甚少，甚至是孤家寡人。主席陷于一种尴尬境地：因为受阻于原来的行政系统，自己很难有现成的队伍和班底，自己的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被迫启用新生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想绕开那些象山头一样站立在前进途中的反对派……。于是，大量新人进入政治舞台。他在党内倚重林彪枪杆子和张春桥笔杆子，依重中央文革;在底层，他依重体制外的百姓一一红卫兵、造反派!

　　现在，许多文人指责文化革命“打砸抢”，批斗干部，迫害知识分子，无法无天……如果客观地看，这都是中共依靠阶级路线，争夺政权，巩固政权，大搞群众运动惯有的运动现象。不过是被有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意喧染，扩大了。那是历史!中国的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斗争史!你不这样，就会被对手灭掉。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先人。文化革命也是这一历史的沿续。我们可以从打土豪分田地，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四清中都可以看到的运动现象!其实文革中，真正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从66年的十月，到68年的九月新疆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为止的约二年时间。这期间和期后的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军管会都是工作组性质的党的派出机构，不过叫法不同罢了。文革中，真正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自杀或被杀，大多发生在运动初期工作组阶段和军管会时期。文革表面的混乱并没有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群众的批判和高喊“打倒”“火烧”“炮轰”，也只是个运动语言而已，并没有真正打倒几个人，几乎所有的干部官复原职，连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也委以重任，成为党内“三把手”!

　　毛主席制定的指导文革的十六条，对于干部的估计说得明明白白，中共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人、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但一些干部对文革，对于发动群众不大理解，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这意味着，这些干部只要改变立场，就是好干部。由此就很容易理解，从一开始夺权，毛就提出干部、军队和群众代表三结合，而不是把权力交给造反派。全国建立各级革委会后，毛提出整党，解放干部，清理阶级队伍。让干部、党员恢复掌权，清理造反派队伍之内和之外的“坏人”。毛从来沒有把大多数干部、党员当成坏人。文化大革命搞得再厉害，也是为了巩固和完善共产党，无论怎么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要团结的，而不是搞掉，党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干部搞掉。运动初，这些共产党掌权的基本力量，不理解毛的战略部署，与群众对立。运动后期，刘邓等已经被清除。他们沒有也不可能继续站在刘邓一边，毛自然要依靠他们掌权。

　　相比之下，我觉得毛主席从内心深处还是亲近那些随他打江山，保江山的干部和群众的，喜爱那些朴实憨厚、知恩图报的本分人。他未必欣尝象打开圈门，没有系过僵绳的野马一样狂蹦乱跳的造反分子。你看看主席身边的那些人：毛远新、李敏、张玉凤、孟锦云等，那一个不是运动初期死保党委的铁杆老保!文革中，势不两立的两派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解放军。未了，竟是一种共识的两种不同的表述!这真得是有点悲哀了。

　　我觉得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思考，也只是有个理想和大致的方向，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计划或“伟大战略部署”。他开启了造反的闸门，点燃了火种，然后因势利导，总结群众中出现的新经验，试图将运动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但是，运动一开始，他的基本队伍就分裂了。在干部之间，在工农群众之间就分成了两派!那时，人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普遍认为共产党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是那些被推翻下台的国民党反动派，美蒋特务，阴谋变天的地主、富农，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坏分子、右派……。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出于对领袖的崇拜而口头赞成外，内心并未信服。所以文化革命初期，全国文革运动实际处于又一次形如57年反右运动的状态，党内多数干部和群众，认为哪些响应毛主席号召起而写大字报的人是右派翻天。这种对阶级斗争认识上的差别，是文化革命初期两派群众组织形成对立的根本原因……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最终因为其背后利益的牵扯，演变成势同水火的派性之争……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对武斗，倡导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作者提高，可以使干部更加亲民廉政。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他在“文革”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但在实际运动中，却陷入派系的争斗，按着阶级斗争的方式，“象斗湖南地主一样”，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革命的敌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增多，革命的人道目标本身，乃至最终竟淹没在大规模群众性暴力和暴行中。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这场革命之初绝对始料不及的。是他不愿看见的，是他竭力想避免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憾终天的。

　　当时在共产党内，能紧跟毛主席的脚步，真正理解文化革命的又有多少啊! 66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略有些伤感地说：“…别以为写在决议上的东西，就会执行…” “全国省委书记只有刘建勋发表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67年2月，毛主席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介入地方上的文化革命。届时，文化革命己经进行了十个月了。但是，全国各地的解放军，上至司令员，下至街道办事处的治保员，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文化革命看成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把敢于向共产党提意见的人抓进监狱里……

　　这也难怪，五、六十年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政治清明，干部廉洁，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吏治时期。文革中对干部的批判，不仅党内干部对文革不理解，甚至党外干部也看不懂。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国庆节，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曾亲口向毛泽东道出了自己疑惑：“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真正看透了失去民主监督的官僚阶层的本质及其演变趋势。

　　“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赞成过的”，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

　　这确确实实是肺腑之言!和毛泽东思想相比，其他什么人的所谓理论简直是次品!

　　看看我们周围的社会现象，看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历史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的远见与卓识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人!他是一位天才，一位孤独的先行者!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因此，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也许，它的发生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对于现实中的中国已经是一种必然，但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公正，更不是一种历史正义，也绝不是一种永恒与合理!历史并没有终结。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可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终结。

　　毛泽东已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国(将来)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1981年，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讨论中，非议毛泽东的许多人，晚年后，面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都有很多感悟。

　　开国上将张爱萍愤愤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沒有做好。”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梁漱溟先生在主席逝世时欲哭无泪，而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后，回首一望，又对主席无限敬仰如“高山仰止”，“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

　　曾受过主席批评的“红色管家”薄一波生前重游韶山，深情留言：“永远按照您老人家诠释的路线前进!”

　　受人敬重的爱国科学家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了。”

　　文革中被当做刘少奇死党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怀念起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不容否定的。”

　　习仲勋副委员长生前为韶山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国家副主席王震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叶剑英元帅临终前似有悔意：“中国的事情，还是毛主席说的对。”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追随愧望尘。”

　　老革命家陈云去逝以前曾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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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曾经对毛泽东有过什么样的恩怨和看法，无论毛泽东本人有过什么样的缺点失误，历史的发展将证明，只有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我们才能够不断接近真理，而沿着别的道路，除了混乱和谬误，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历史永远是最公正的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