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读刘源将军一段话后的随想

　　刘源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写道：我认为：他(刘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以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刘源的这段话，是很忠恳的，是很客观的。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谈话，他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 “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可以。”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8日，王任重同刘少奇谈话时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他们村有块稻田预计亩产超万斤。”刘听后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搞它个三万斤、五万斤?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全国人民大跃进的积极性么。”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少奇同志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河南一些地方这样照做以后，省委干部高兴地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1966年年底，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有过一段谈话，他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拔白旗插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 “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对这件事，邓小平曾找我谈话，“邓小平说刘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 “邓小平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识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邓小平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

　　网上流传的所谓刘少奇叫板毛泽东的那段话：“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不良文人往往将另一句话遗漏掉：“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这实际上表达了少奇同志在主席面前沉痛自责的心情。

　　据时任少奇同志秘书邓力群回忆：“严峻的经济困难使刘少奇震惊、痛心。作为共和国的主席，他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对不起全国人民。”

　　据史料上记载：在一些地区发生大量农民饿死的时间是60年的上半年。众所周知：小平同志56年“八大”以后，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的工作，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后，少奇同志全面主持国家的经济活动。把饿死人的责任一股脑地都推到己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同志身上，显然是不公道的。虽然，毛主席作为党内一把手，是要负领导的责任的。但是参与决策，直接指挥，积极推动，纠左不力的一线领导，也是难辞其咎的。而实际上，毛泽东尽管对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负有责任，但在不少情况下，只是同意，而不是主张，他并不是具体事件的发起人和执行人，只因为作为最高领袖的态度对于事件的进程起着左右的作用，别的人则借助他而创造了历史。

　　对此，邓小平说过一段不失公道的话，承认刘少奇、周恩来和自已投的是赞成票，有责任;陈云没有反对，也有责任。“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十多年以后， 薄一波感慨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50页)

　　“应当承认，首先发现大跃进中问题的是毛主席。”《邓力群，国史谈话录：大跃进与政策调整》。

　　37年以后，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比毛泽东同志左。他搞大跃进食堂也是很左的。但刘少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比较务实。”

　　曾经在河南制造了“信阳事件”的吴芝圃曾懊悔地说：“我个人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谈谈刘源所说“少奇同志第二件错误‘文化大革命’”。

　　把文革当成反右，整地富反坏右，整对体制不满的异见分子，整普通老百姓，少奇同志确实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但后来运动矛头指向政府高官，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由刘邓一线领导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在这个会上，刘邓一线领导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革命“纲领性的文件”。 《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

　　作为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领导运动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则一再认为文化革命是又一次类似1957年的反右斗争，竭力把运动引导向传统概念的“反右”的轨道。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纲发到全国，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7月7日，他在给中南局关于运动的意见和报告批示时，严正指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1966年6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开“5、16通知”通报会，由邓小平主持，气氛和谐，谈笑风生。少奇同志作报告：“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 “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 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 “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

　　这时，邓小平在旁插话，幽了一默：“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摘自《邱会作将军回忆录》)

　　7月1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指示：

　　当胡克实汇报到北京市中学中问题严重时，刘、邓说，中学要彻底清理一下。

　　当汇报到现在尚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学校未查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邓说，可能还没有挖出来。

　　当汇报到以完全中学为重点时，刘、邓说，初中占多数，也不可忽视，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

　　干部和老师，是一类的，职务保留下来。二类的，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缺点错误要改。三类就是问题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职，有的不能当领导了，要改换工作，有的还可以看一下。还是要争取大部分留下来。四类是批判的重点，但是，也要给出路，给他们一个重新作人的机会。

　　对几类人怎么处理?对地、富、反、坏、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分析一下，要有几种不同的办法。解放以来，没有做过坏事，又有教学能力的，还可以留下一部分。农村逃亡的地富分子，送回原籍监督改造。城里的采取退职，退休的办法。中学里都是小孩子，留那么多的坏人，就是不行。对于不利于留在学校的人，在处理的时候要适当，国家要负责到底，要给他们饭吃。先搞集训或集中到一些领导力量强的学校，逐步处理，不要一轰而散。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政策。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教师，能不能做到?教师中，几类人加上根本不能教书的人，恐怕不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人，是指打击对象。学生中一定会有小流氓，小反革命。对他们怎么办?在他们中间，除了杀人，放火，对群众有直接危险的人要马上捕以外，其他人不要戴帽子，也不要捕。但是，应当指出他们就是反革命，流氓。这要留在运动的后期处理。要把他们孤立起来。也不要天天辩论，浪费时间。

　　……

　　刘邓首长都通过各自的亲戚、子女了解，掌握，指导学校文革情况。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党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据邓榕回忆：“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摘自邓榕的大字报《彻底清算……的滔天罪行》)

　　工作组一进校，就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卞仲耘、胡志涛是四类干部”，“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北师大一附中，北师大女中等都是产生世人垢病的西纠，联动的权贵学校，都是运动初期整校长老师最历害的学校!有兴趣的人，不妨看看邓榕1967年4月写的大字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目前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彬彬和小鲁的道歉”涉及的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讼棍们纠缠宋彬彬，主要是因为彬彬更名要武，想把揪斗校长至死的责任归罪于毛主席。这实际上是八杆子挨不着的事!

　　事实上，宋彬彬并不在至卞仲耘校长死亡的批斗会场，知道后立即前去制止。据现场人回忆：“卞仲耘的女儿说，‘第一个冲进来的是邓榕!’”有人指证：“最后上去踹一脚的是刘婷婷!”当卞校长死亡后，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学生打死的。实事求是地讲，这确实是一起意外!是运动中难以避免的过火行为。几十年前的记忆未必准确，但史书上却清析地记载：邓榕领人围殴校长的日期是1966年8月5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是8月18号。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连起码的时间逻辑都没搞清。毛主席还说过“不爱红妆爱武装”呢，难道中华儿女都是好战分子?实际上，早在运动初期，毛主席就反复告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

　　小鲁是陈毅元帅的幼子，性情豪爽，好放炮。因其父亲文革中受到点冲击，颇有微言。不知道小鲁面对眼下否定父亲和毛泽东共同创建的伟业时，会有什么想法?恕我直言，小鲁实在不应该蹚这抹黑毛泽东的混水。最近听说小鲁办了个“安邦保险”，与邓氏后人联手发财，坏了乃父的名声。

　　还有“日本人帮助说”更是无知，是连基本的坏事也能变好事的辩证法都不明白的弱智。坏事变好事的背后是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是拼死抗争。日本人帮助论完全是立场问题，难道日本人会把枪捆好了送给八路军?

　　网上闹闹腾腾的对历史问题的评价，都牵扯到立场问题。就拿内战时的蒋介石来说：共产党认为蒋是屠杀人民的郐子手，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人民公敌;地方派系认为蒋是刚愎自用，阴险狡猾，心狠手毒，排除异己，毫无信义的流氓政客;黄埔嫡系认为蒋是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爱兵如子的英明统帅;随从侍卫认为蒋是儒学深厚，关心下属，体贴入微的长官;亲戚子女认为蒋是和蔼可亲，热爱子女，热爱家庭的慈祥父亲。…… 社会上不同的人群，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都会得出不同的评价，都会描绘出栩栩如生的真实经历，你不能说这是假的。这就牵扯到立场问题，屁股决定脑袋!

　　眼下是个多元社会，这也无可厚非。但我还是劝一些人：不要看什么信什么，听什么认什么，妄议妄传，麻木讥讽，还是先搞清历史事实。否则真相大白后，这盆脏水又泼到二代核心身上，引起不快的回忆，这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