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十五 | 是文化大革命让我突然长大的

　　

民主课之十五 | 是文化大革命让我突然长大的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15

　　×月×日

　　开春以后，干活很累，懒得写了。

　　腰酸背也酸，奇怪。都说女人腰肢柔韧，插秧看上去也不那么繁重，开秧门唱秧歌啊什么的还挺快活，其实不然。女人的腰肌也是锻炼出来的，那是年复一年的艰苦磨炼。

　　对我们来说，还有一层考验：蚂蝗。这小东西好像专门拣细皮嫩肉的欺负，当地妇女很少有被叮上的，叮上了拍几下也就掉下来，可我们拿鞋底抽都不管用。实在没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它把血喝饱，自己慢慢退缩到皮肤外面，变成一个肉球。当然我们也不会饶过吸血鬼，大荣子教了一个办法，用一根草棍把它内囊翻过来，活啦啦晒死。最高纪录是郭卉创造的，一天27个。

　　郭卉回来以后变化很大，笑声少了，不爱说话。这种沉默令我害怕。

　　×月×日

　　这里的春天美得惊人，三月的杜鹃，四月的牡丹，五月的油菜，红了白，白了黄，几天就换一次装养一回眼。有了这些花，还有满山高涨的春水，溪流欢快地歌唱，所有的辛苦都带着诗意。

　　牡丹花期短，四五天就掉瓣了，我们如果采多了，每每还遭白眼，说我们糟蹋钱。此地的丹皮很有名气，能卖到很远的上海。但奇怪的是，生产队不愿意扩大生产，宁愿保持这种自然野生状态。我问了好几回，倪永昌才点着我鼻子说，你们这些学生子啊，学生子啊，不晓得……

　　原来是药材公司收购是分等级的，只有野生丹皮才能卖上好价钱，物以稀为贵。大荣子学嘴说：你们晓得虾子从哪头放屁啊?

　　被他骂了，我反而高兴。这说明他们不再客套，开始把我们当自家人了。

　　×月×日

　　不痛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酉水公社几十个知青砸了公社办公室，说是公社头头贯彻落实九大精神出了什么差错。消息很快传到这边，我们公社的头头脑脑有的跑回县城住医院，有的躲在家里不上班，连大队干部也好像大难临头的样子，一个个缩头乌龟似的。王兴元也被他们煽动起来，到我们队串联，说是又一场伟大的揭批查运动开始了，兴奋地挥动膀子，两眼金光四射，嗓子里发出古怪的撕碎纸的声音。不过是有了几天不干活白记工分的好日子，至于吗?

　　这种老掉牙的煽动，让我从心底里厌恶。我只有两个字：无聊。

　　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大概县里也吃不消他们，到T市搬兵。结果是，姜尧政委亲自跑来我们县慰问这批来自T市的红卫兵小将。姜尧来能怎么样?无非是凌空蹈虚表演一番，称张宇是红卫兵领袖，革命事业接班人，然后搂着张宇的肩膀拍了好几张照片。也许张宇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怕T市忘记他，他还惦着T市革委会一把交椅呢。而姜尧似乎也很清楚张宇的所思所想，适时给了他暗示。如此而已。

　　张宇怎么变成这样?当初的光彩到哪去了?我们当初愿意跟着他干，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勇敢更左派，而是他代表了方向代表了潮流。历史上的王明张国焘不都曾经左得可爱吗?张宇其实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可惜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在学校时就流露过。当初我们参加造反，确实有洗清不白之冤的个人动机，但更多的是追求正义追求理想，我们在北京的誓言就是一辈子追求革命理想。现在看来，这两种成分互有交叉，时高时低，不可能永远重合，甚至肯定会分道扬镳的。

　　这就好比当年去延安的热血青年，尽管都乐意穿草鞋吃粗粮，有人从中看到的是中国的希望，有人从中看到的却是进身阶梯。像杨良才那样的人，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投身革命队伍的热忱，可他的热忱是投资付出，一旦掌了权他就要兑现利润。我相信张宇也是这样的人，他也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官僚，有一整套操作上的精打细算，如果他真能进入革委会的话。至于革命的誓言，对劳动人民的承诺，不过是他们擦嘴的抹布。

　　精神陷落了。理想退潮了。惟有劳动。

　　伏尔加河船夫曲

　　哎唷杭，哎唷杭，齐心合力把纤拉

　　哎唷杭，哎唷杭，拉完一把再拉一把

　　解开卷叶的白桦树，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爱达达爱达，爱达达爱达

　　解开卷叶的白桦树，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哎唷杭，哎唷杭，拉完一把再拉一把

　　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对着太阳我们歌唱

　　可爱的伏尔加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爱达达爱达，爱达达爱达

　　伏尔加，伏尔加母亲河

　　哎唷杭哎唷杭，拉完一把再拉一把

　　哎唷杭，哎唷杭，齐心合力把纤拉

　　×月×日

　　读《反杜林论》。

　　这个杜林曾经骗了很多无知的人，很多青年纷纷追随他，拥护他的“体系”，尊他为新起的“大师”。这个大师一是胆子大，摆出通晓所有科学的架势，对整个科学界发起挑战。二是言辞狠，要以全新的姿态君临世界。三是脸皮厚，种种宏大的立论原来都是建立在假想上，经过恩格斯的缜密辨析反驳，即顷刻崩塌。连柏林大学都因为杜林太臭而解除了他的教职。为此，恩格斯还提出了异议，认为不能因此剥夺一个人的教学自由。

　　杜林当然不止是可笑，在中国，这种人不多，但也眼熟。

　　其实，历史早已证明，自称大师者往往半瓶子水晃荡，自称领袖者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领袖从来都是在斗争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像杜林之流，如果不是恩格斯的给他记下一笔，谁还知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人叫杜林呢?

　　×月×日

　　读《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革命纲领同机会主义的尖锐对立。我看那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跟红卫兵也差不多，幼稚得很，拉萨尔派那么明显的形左实右纲领居然也通过了。马克思对这个党纲草案作了批判。当时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恩格斯为反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而发表的。它从理论上清算了拉萨尔主义，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才能铲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获得彻底的解放。因此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看不到这一天。可笑某些人以为进入革委会革命就成功了。

　　踏踏实实干吧。

　　×月×日

　　我们的自留地有四分左右，这是块熟地，是队里照顾我们的，就在队屋的后面。种子是自己从镇上买回来的，有白菜，苋菜，还有辣椒。看着那些菜苗钻出土层，一点一点吐出新绿，再一寸一寸地长大，实在是喜人。我们每天都要去转转，把粪缸掏得干干净净，甚至说过，它们真长大了，怎么忍心去吃?

　　可错误还是犯下了，谁谁都嫌它们长得慢，于是就来了新主意。郭卉把队屋里的一袋化肥拆开，说这能长快一些。他们几个还嫌少，又多抓了几把，用洗脸盆搅拌成水，偷偷地给菜们加营养。结果是白菜死了，辣椒蔫了，苋菜不长叶子光打籽。

　　有一天在割油菜时，大荣子忽然大笑，说你们能啊?你们能很了!你们的苋菜没长毛都抱儿子了!这才明白是我们把化肥弄错了，于是欢乐一片。我们的尴尬与懊恼只好在笑声中敷衍。其实早就有人发觉了，只是没好意思说。队里也没责怪我们，倪永昌是永远的童子笑。他的秃脑门硕大而且平坦，被我们封为阿基米德脑门。

　　回来把那个化肥袋子找出来一看，原来我们用的是钾肥。氮磷钾肥各有作用，本来是初中就学到的知识，可惜呀，临到用时还是一头糨糊。说什么平戌策，说什么种树书，老老实实向贫下中农学习。

　　×月×日

　　难怪秋天被说成金色被反复咏叹，还没到秋收季节呢，欢乐就已经开始。割麦子，就炕粑粑，收芝麻，就磨香油，割油菜，就唱歌打连秸。菜籽割完了，菜籽秸密密麻麻排了一稻场，晒过一半天，荚壳都咧开了嘴。平日里不作声不吭气的妇女们忽然换了个人似的，一个个喜笑颜开。

　　打连秸是这样的：姑娘们站一排，嫂子们站一排，脸对脸脚对脚。腰肢一扭，连秸就举过了头，连秸拍子在空中画个圈，齐刷刷地落下来，这边落那边举，这边唱那边和，快活死掉了，山歌野调开了场，身后淌了一地的黑珠子。

　　昨晚哪，妹子哎，树下等你到三更。

　　哥哥哎，昨晚哪，一晚想你到天明。

　　刚开始我们打不好，连秸老是碰杆，跟不上节拍，小兰子手把手地教。几场下来也就渐渐合群，身体的角度速度和用力的程度结合到最佳，竟然不觉着累，劳作变成了舞蹈。

　　昨晚哪，妹子哎，你拿走花布就变心。

　　哥哥哎，昨晚哪，只怪姆妈她看得紧!

　　这旋律很土，歌词却率性而且奔放，充满了野狂。这些山野民间的歌声大概才是她们的本真，那种被压抑很久的渴望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被随意释放。她们平时不是这样生活的，所以才会在打连秸的时候如此忘情。一代又一代，她们只能在歌声里享受永远得不到的快乐。

　　歌声带回了家里，郭卉烧锅时都在哼。她已经很久没唱歌了。

　　×月×日

　　自从我们偷用化肥出了丑，大荣子就越发“泡皮”起来。“泡皮”是此地人形容那种轻浮夸张的俗语，意思是不稳当，爱出风头。他摆出一副教育者的架势，要我们接受他的再教育。他越这样，我们越骂他“泡皮”样子，揭他的短成为我们集体户的一个保留节目。大荣子，你今天又干什么了?老实交待!

　　事实上大荣子给我们带来很多笑声，和在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知识。你们哪晓得啊?你们晓得虾子从哪头放屁啊?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有，就是他永远的骄傲：谁也不能把他的农民开除掉。

　　你们晓得大门是几块板做的?方桌又是几块板做的?

　　这些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还真到各家去数过，甚至还悄悄数过棺材板。

　　七块!为什么这些木器都是七块板，不用六不用八?是碰巧吗?这里头没有一点点学问吗?你们哪晓得啊?问到这里他的脑袋就昂起来，晃起来，两肩耸起，两手摊开，鼻子也皱成一个核桃，等着我们低三下四去讨教。

　　他抓着我的手，你数数——有的吃(七)，没的吃，有的吃，没的吃，有的吃，没的吃，有的吃!哈哈，有的吃!他说，农村苦嘛，所有的想头都跟吃有关嘛，所以七是个大吉大利的数。

　　吃在他们的生活里如此重要，数字本身也就成为口彩，七确实是这么来的，我口服心服。大荣子确实爱动脑子，不然他也不会在年轻人中显得特别突出。他善于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规律，由此探询生命的意义，想像那些祖辈相传的生存哲理。相信他如果生在城市，能成为一个学者，或者专家。

　　还有，你们注意没有?石门关的瓦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晓得怎么盖瓦的吗?外头圩区人盖瓦都把瓦背落在椽槽里，只有我们石门关才把瓦背立在椽条上。这不光是一种手艺，屋子里透光透气，这里头也有学问，也有想头!单片瓦在椽条上是站不住的，只有一片挨一片，上面再扣一片，连成了一气，那些单片瓦才能得上力。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家训，行得正方能立得稳，肩靠肩才能活得久，石门关人穷归穷，可自古都是仁义之乡!

　　还有，荠菜蕨菜灰灰菜，清水咸盐也是个爱。这是连秸歌中的一句词，大荣子的解释是：苦都不怕，就怕苦得没个滋味儿，苦得没有尽头。说起这些连秸歌词里的男欢女爱，大荣子一点都不掩饰，好像那都是他经历过的，眼泡里有一层薄雾，淡淡地散出去。我相信，他爱表现大约是因为他没地方可表现。

　　我相信在漫长的岁月里，贫困的劳作中，人的尊严也一直在慢慢生长。他们的祖先也有着和城里人同样大的精神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文明，也创造着他们的情感方式。

　　×月×日

　　双抢过后，公社里布置下来，今年一定要搞清理阶级队伍。原本是去年的运动，公社没搞，所以要“补课”。公社知青办还特意把我们叫到公社开了动员会，念了县革委会的文件，然后聚餐。知青办主任是个大胖子，多次提到关里大队的“复杂”，问究竟是什么地方“复杂”，他又不正面回答，只是要求我们要提高警惕。

　　直到大队开批斗会，我们才看出来，这里竟然是贫下中农占少数，一半以上的农民在土改中定的都是中农成分。我们小队十七户人家，户户都是中农。整个大队只有一户是地主，而且解放前就死了。这样批斗对象只剩下一个地主婆和一个自首变节分子。这两个人很自觉地挂着大牌子报到，低首等待批判，要喊口号他们也喊，要举手他们也跟着举手。这样自然辛苦了大队干部和我们几个傻知青。好在他们也有应对办法，把上面的文件念一遍，把发下来的口号喊一遍，然后就布置生产，最后就问我们有没有意见。我们能有什么意见?看上去倒像是为我们开的这个揭批大会，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回来后郭卉打听到，这几天我们都记了双工分。莫名其妙。

　　×月×日

　　真相是什么?究竟复杂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搞明白了。真相是28年前的一场屠杀，是石门关的永远的心灵之痛。我们能插队在这里真是我们的幸运。

　　那个自首变节分子不是别人，正是大荣子的亲叔叔，叫倪永茂。这个倪永茂是3队的，我们以前都见过，成年带个马虎帽，不吭不哈。他的两个女儿绝顶漂亮，特别是眼睛，清澈明亮，像是汪着一团水。我们多次想约她们来玩，她们只是还以美丽的笑。大的26了，说是嫁不出去，要嫁也要嫁到外县去。现在看来不那么简单。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的顾祝同部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在这一带发起了一场“清党运动”，目的是彻底摧毁共产党在这里的基础。当时关里和关外两个大队统称石门乡，乡支书就是倪永茂。当年的石门乡是整个天门山区最红的红区，倪永茂还是中心县委的委员。抗日武装能在这一带拉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顾祝同的做法是：所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必须向政府自首，也就是向驻扎军队自首，超过期限不自首，石门乡的青壮男丁每天就地枪决两名，自首并悔过者由全乡具保可以回家。军队包围，刺刀出鞘，期限三天。到了第五天，石门关前已经挂了四具尸体，这一天倪永茂带领三名党员集体自首，简单说就是这样。

　　解放后，倪永茂多次向县委申诉，当年如何思考的，如何商议的，如何为全乡老百姓考虑的，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批判。已经胜利的当了领导的县委干部们根本不承认倪永茂有什么思考，政府承认石门乡是老区，却不承认老区有一个领导人。当然，他们更不愿意理解这几个党员的艰难选择。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他丢了共产党的脸。如果宽恕倪永茂岂不是宽容了叛徒，谁来承担责任?

　　这里的疑问是，共产党的敌人、杀人的刽子手都可以宽大，为什么对自己同志不可以宽大?共产党不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吗?石门乡的老百姓不是人民吗?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全乡的集体沉默。土改时，连家中赤贫的人家也自报了中农成分，在历次运动中都以软抗令工作组束手无策，而人心以最大的包容接纳了倪永茂。他们不和政府对抗，政府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然而人心恒定，冷暖自知。所谓不是肥肉不巴皮，不是筋肉不巴骨，巴心巴骨的爱与恨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这大概就是公社说的“复杂”。

　　震撼!这是我的基本感受。我好像看到了，倪永茂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四肢麻木，五内俱焚。下山，是叛变革命。上山，是叛变人民。是下?还是上?比哈姆雷特还要难。死很容易，活下去，比死更难。倪永茂是读过私塾的人，清楚义利之辩，也清楚舍生取义，可不清楚的是，将来别人会怎么想?

　　假设一下，如果他选择上山逃跑，结果会怎么样?他混得好，今天可能是省委一级的干部，活得相当滋润。可他不敢回家，他不敢面对一批寡妇的脸，如果他还有良知的话。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那天批判会后，我还不理解，现在全明白了。那天大荣子胳肢窝里夹着那块自首变节分子的牌子，几个青年沉默不语搀扶倪永茂回家的样子，在我眼里庄严起来。

　　那是一种崇拜，也是一种传承。他们不用语言，用肢体。难怪大荣子总是说，你再狠，你还能把老子农民开除了?

　　这简直是一首诗，一支低沉的大提琴曲。凝重，舒缓，流畅而且隽永。暮色苍茫，步履悲壮，灵魂飞升。

　　什么叫革命?这就是。什么叫牺牲?这就是。

　　由此想到了，究竟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村?

　　×月×日

　　由此进一步想到了，究竟为什么要革命?人民在革命中得到了什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早在全国解放前，毛主席就预见到，武装斗争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然而也许谁都没有意识到，实现这个“务必”是何其困难。很多人，也许是一大批人，根本就认为自己是个胜利者，打天下者不能坐天下，他们的苦岂不白吃了?他们负过伤，流过血，牺牲过自己的亲人和同志，好不容易熬到自己掌权的这一天，他们不享受谁享受?他们已经蜕变为人民的老爷，换妻，荫子，拉帮，结派，欺压群众，打击报复，指望他们为人民服务?

　　所以毛主席才会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找不到一种形式，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找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大意如此。

　　他要让全体人民认识到，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的工具，革命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革命要的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让人民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历史使命。

　　经历了苏联党的变化，经历了四清运动的反反复复，毛主席看到了蜕化变质的危险性。这个危险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阶级”，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看到过一份传单，是关于毛主席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次谈话。大意也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外部封锁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我们没有资本，只有靠革命精神，走集体化道路。他还说，如果搞单干，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依靠资本，中国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重新成为人家的经济殖民地。

　　可见，他思考的是中国的前途问题道路问题。所以才要继续革命，才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才需要在文化精神上来一次革命。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痛定思痛，流血牺牲，几经沉浮，在苦难中摸索出来的基本道理。这也是“文化”革命的意义所在，人民的历史要求所在。

　　不能让革命成果得而复失，不能换一批人来当老爷，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真正要解决的大问题。可惜我们的造反派们，还没掌上权呢，就在准备当老爷了，就已经摆出老爷的架势了。共产党的领袖们大多出身豪门富宅，不然他们也念不起书。要想个人过上好日子，他们本来就有，又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弯流这么多血?大革命时期的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家里是芜湖的大粮商，他把家里的四家米行全部变卖来支持暴动。还有方志敏，在山上挖野菜吃树皮，可他腰间的皮带扣就是黄金打做的，他不能动一厘一毫，因为那是全省的党费。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刘志丹……还有那个在刑场上宣布婚礼的陈铁军，家里是华侨巨商，家里给她安排的婚姻也是当地富商，可她偏偏爱上了穷学生周文雍。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是他们这些共产党人把“人”字写大了，使人脱离了低级趣味，把人性之美推上了极至，让革命理想绽放出高贵绚烂的光华。也让我们这些后来人仰之弥高，恨不早生30年。

　　×月×日

　　接着昨天的思路继续思考，我也需要反省自己。为什么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文化大革命在突然间失去了革命目标?我们游行，我们呼口号，我们白天黑夜不睡觉，可我们究竟要革谁的命?我自己在写文章，一直强调坚持斗争大方向，反对新的资反路线，反对支左部队和稀泥。可在大多数同学看来，那都是在瞎起哄。

　　郭卉就说，当权派到什么时候都是当权派，你把谁打倒了?我是你的铁杆，因为我是你的朋友!王兴元说的更绝，忙来忙去，不就是替他们几个头头忙吗?

　　当时我还跟他们争，仔细想想，他们是有理由这么看的。

　　走资派是不容易打倒的。因为我们谁也不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也说不清谁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杨良才吗?恐怕连他本人也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说他搞迫害，搞阴谋，搞浮夸，草菅人命，拉帮结派，欺上瞒下，搞特殊化，材料多得很，就是套不上走资派。所以三结合还得考虑他，也许现在还很臭，过几年他就香了，最终还得结合他。

　　毛主席发动了群众，群众起来了，怎么办?毛主席思考的是整个中国的前途问题道路问题，可在基层，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打乱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旧秩序，可支左部队无法还给他一个新秩序。怎么办?毛主席痛恨的“官僚主义阶级”就在新生的革委会里，而且新官僚还在不断产生、分蘖。怎么办?

　　想想，我们迷惘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月×日

　　找到了毛主席的那段话，是1965年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的话：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具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看来毛主席也是焦虑的，他也想不出好办法。

　　×月×日

　　收黄豆，收芝麻，收花生，收山芋，收获的季节简直太美了。生产队的小副业都是那些边边角角的小地块出产，看上去不起眼，收回来也分不到许多，却也能让我们的嘴巴每天香喷喷。

　　收什么就吃什么，这种自产自销太好玩了。大队请了一个熬糖的师傅，专门指导各家熬糖，稀了还是稠了，老了还是嫩了，弄得满山沟都是山芋味。这些山芋糖要等到过年吃的，到时候可以做炒米糖花生糖。倪永昌要我们注意熬糖师傅，小心他把大姑娘拐走，说是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去看看，那个熬糖师傅老得像秋丝瓜一样了，他能拐谁?

　　不过这个季节确实值得赞美。来打秋风的王兴元每次都要装一兜盐水煮黄豆走，弄得郭卉连连大叫，多乎哉不多也!郭卉是当家的，她说不多那就真的不多了。

　　大概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满足口腹。我们的工分值据说连五毛钱都不到，加上公社划给知青的两亩半水田，倪永昌说也肯定到不了五毛。但我们还是能吃得这么舒服，因为这些是“打夹子”的。

　　“打夹子”就是打埋伏，那些边角地块是不算土地面积的，所以对上级而言其实就是瞒产私分。这也是心知肚明的事，队队都是这样。小队打大队的“夹子”，大队打公社的“夹子”，公社打县里的“夹子”。不然你们的水田从哪里来?倪永昌说，那就是公社多年的“夹子”。

　　石门关这一带，水寒，产量低。58年大跃进，连最高产的湖边地，早籼也不过470斤，乡里非要我们报570，县里规定不超600就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大概就是要整人，谁都怕挨整。

　　倪永昌说，不“打夹子”，60年早死掉过了!

　　这里从前因为贫困，它成了老区。现在因为是老区，它更加贫困。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革命可以夺取政权，但打不倒官僚。所谓上有好之，下必甚焉。

　　张养浩有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写得痛彻入骨。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月×日

　　一个生产队长，就是一个大家长，社员过得好不好，气顺不顺，全看队长。

　　我观察倪永昌，他的理念就是，对上要“打夹子”，对下要克服私心杂念。我们分的农副产品，都是不进会计帐的，分配方法还是扯麻绳勾扣子，绝对平均。只是照顾我们知青集体户给了双份，话讲在明处，社员好像也都心平气和。

　　我问过倪永昌，你觉不觉得当队长亏了?他说那当然!比人家起得早，比人家睡得晚，你要吃不起亏，整个队就乱了。哪个是傻子?哪个都不傻，一个个眼睛子比狗卵子都大!

　　我刚当队长那年下大雪，有些边坡树压倒了，有的人就把树砍回家当柴禾烧，其中就有我老婆。这事也没哪个吱声，就是家家都有人上山砍树，等我搞清楚了，边坡树已经砍了一大片。

　　后来呢?

　　后来就退赔嘛，带头退。你不退哪个服你啊?人都有私心，哪个没有?但人都要脸，正气上来了偷奸耍滑的自然就改了。改了就好嘛，大家还是一家子。他说。

　　我问，你跟我说句实话，为什么土改时大多数人家都定了中农?难道真的土地都一样多吗?

　　他答：心里不服嘛。他瞟了我一眼，又叹一口气，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他说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哪能家家日子一样呢?因为倪永茂定了中农，所以大家都报了中农。当初他是为保护老百姓倒的霉，老百姓就要用这种方法报答他。三队的永旺子家穷得一屁股搭两胯子，听讲自己定的贫农，跑县城吵死吵活要改成中农，他是傻子啊?农民的交易，文化浅，心思重，人不傻!我们这些人，讲话不用嘴，是用手脚的!

　　农村，太有意思了。农民，太复杂了。

　　勤劳，节俭，隐忍，自私，短视，怯弱，爱家爱乡爱国，统统都有缘由。不能埋怨他们“打夹子”，那都是生存智慧。

　　×月×日

　　决定回家过中秋。妈妈来信说身体不好，想我了。

　　本以为郭卉也要回的，可她居然说不想回。我是知道她想家的，她对下田劳动越来越害怕，整天无精打采的。农田劳作单调乏味，辛苦不说，收入太少。如果一年能收四季，就会开心很多。

　　这也不能怨她，在插队的人群中，她已经够坚定的了。我们的三位小伙子，刘广勤和徐辉已经表示一定要参加冬季征兵，另一个胡小泉在本地有亲戚，他想到县酱油厂去做临时工。

　　激情已消退，失望在弥漫。

　　有一首南京知青的《知青之歌》在到处传唱：

　　跟着太阳走

　　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我用双手绣红地球

　　绣红了宇宙

　　幸福的明天

　　相信吧

　　一定到来

　　这歌声低沉忧郁，很适合思乡的人。只是歌词太差，发牢骚也要发得俏皮刻薄有智慧才好。

　　郭卉偏偏说不想回家。

　　大荣子送来一包花生，说是给我们回家的“薄礼”，我自然笑纳了。可是我发现郭卉在瞬间的眼光一闪，是那样的别扭。她没说话，但那奇怪的一瞥真是让我不舒服。难道我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吗?

　　×月×日

　　妈妈比以前更瘦了。她瘦骨嶙嶙的手叉在我的头发里，一遍遍的说我，比从前黑了，比从前结实了，比从前更像大姑娘了。泪水欢快而且汹涌，爬满了脸上的沟沟壑壑。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好像不是这样的。她比过去温柔，也脆弱了。从前的妈妈是刚毅的，寡言的，虽然阴郁，却很少流泪，绝没有这样的举动。我知道她吃了不少苦，孤独寂寞，世态炎凉，委屈和艰难。我突然想到，如果把妈妈带到农村去会怎么样?可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我清楚，她真正的心思还在历史的纠葛中，她不可能真正死心。还是给她留点希望的好。

　　我把带回来的土产分了一半，要给郭卉家送去。妈妈说，她妈妈都恨死你了，你不知道?找啐呢。郭卉没说吗?

　　原来郭卉妈妈认为是我把郭卉带坏了，郭卉不听话都是因为我。难怪郭卉不愿回家，也难怪郭卉总是回避某些话题，真是难为她了。她是真朋友。

　　原来不知从哪刮来一股风，要把所谓的无业人员赶出城市。先是大字报，后来又是报纸广播，说是有人倡议“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通过造舆论，压迫一部分所谓的无业人员自愿回农村。可是郭卉的父母从来都是城市户口，他们没有农村可去。不是企业职工不假，可人家是靠自己修钟表摆小摊子生活的，人家也在劳动，并没有吃闲饭。问题出在一个居委会主任身上，这老太太的傻儿子找不着对象，就打起郭卉的算盘。郭卉如果同意处对象，不但她家没事，而且郭卉也可以回城里来“吃闲饭”。如此可笑的逻辑，居然对郭卉父母形成了巨大压力，多次写信让郭卉回家。另一个原因是，她家的邻居看上了她家的三间房子，想趁机捞一把。而她爸爸穷困潦倒都这样了，自然把房子看得比女儿的幸福还要重。郭卉当然不答应，这样她妈妈就冲我来了。

　　妈妈说，你不是认识解放军吗?能帮就帮人家一把。

　　我当然愿意帮郭卉一把，可妈妈是那样奇怪地看着我自然还有别的意思。

　　不，我们之间是纯洁的，我不希望和“解放军”之间有这样一种依赖关系。如果这也算是爱情的话，我希望这爱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交换的，我就是我，和其它的事无关。

　　明天就出去找朋友帮忙。郭卉家的问题不难，因为这逻辑荒唐。

　　×月×日

　　敢死兵团的老夏一口就答应下来。他说这算什么?我找几个弟兄过问一下，不就是那个居委会主任吗?还有卖菜的黄麻子吗?放心，他们以后屁都不敢放。

　　想想，又觉得老夏太粗鲁，又找了商业局的一个头头。他从前算是我们的对立面，现在也很客气。他也答应帮忙，他说，那一条街道都归他们生产组管，让我放心。见我还在迟疑，便说你后天就去打听打听，他们要是还没转变态度，你就回来往我脸上啐吐沫。这样，我自然就放心了，也笑起来。

　　我再三表示了感谢。临出门他突然低声说，这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们以前对你干过坏事。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砸宣传车的事?你有一些私人材料给抄了，听说后来都交到了军管会了，都是闹派性闹的，派性!

　　恍恍然。这些事情早就远去了，听他这么一说，才又依稀清晰起来。他说他们其实都是挺佩服我这支笔的，说得我轻飘飘的。

　　可是回忆起那些事，又勾起从前那些金戈铁马慷慨激扬来。我的私人材料，当然就是他的那些信件了，还有我的一个日记本。交到军管会?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后果?难道他在暗示什么?

　　这样一想，又揪起心来。所谓的“私人材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可他毕竟是个军人，军队有军队的纪律。难道他一直不联系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洗刷自己的名誉?为了证明自己立场坚定?

　　路过人武部，看着那个熟悉的角门，我的心狂跳不已。那些曾经熟悉的，令人窒息的，让我魂飞魄散的，欲罢不能的身体感觉又涌上来，潮水泛滥似的一波接着一波。

　　我没有进去。

　　×月×日

　　我不能去见他。真的不能。

　　如果他因为这点波折就远离“是非”，他不值得见。

　　如果他为此受到处分就害怕了，逃跑了，他不配见。

　　如果是有误会，他仍爱着，我愿意将来给他一个道歉。

　　但如果，曾经的一切不过是梦幻，我宁愿今天就醒来。

　　本来的想法是，自己还年轻，不想早早就来决定这些事。所以想离开一段日子，也算是一点小小考验。现在看，是对的。当初自己确实是经不起诱惑，确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确实糊涂。

　　我渴望爱情，就像我渴望真理。我当然希望有一个男人可靠的胸膛。从小，家里就没有男人，我不喜欢家里阴郁的气氛。所以当他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时，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是快乐，也是负担。当时有组织里的同志批评我丢三落四心不在焉，是有道理的。当时我确实疯了，回想一下真是不该。

　　现在还来得及，我过年才20岁，未来的路还长着呢。本来就不该过早考虑这些事，他只是一个偶然的闯入者。但愿所有的似是而非从此远去，也但愿他不会因此背上包袱。我们都还年轻，有理由犯错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猜，如果将来的某一天，他来找我的话，我也许会投降的。

　　妈妈暗示我好几次，我装没听见。

　　×月×日

　　郭卉的爸妈果然得到了保护，没事了。我也不打算告诉郭卉，谁让她瞒着我的?小心眼。

　　我对妈妈说，如果不开心，就到农村来住一段日子，农村空气好。

　　妈妈说，好啊，将来咱们也有农村可去了。

　　走前去看了徐老师，她还和从前一样。她说有了好书还和我一起分享。再见，T城!再见，所有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所有愉快的和不愉快的!

　　×月×日

　　车到沙河镇，车站门口有一帮妇女正在说笑，说那个老疯婆子今天又发疯了，把一个外地来的女人吓得不轻，她们指着街口。我好奇，就跟过去看。

　　老疯婆子原来就听到过，是关里吓唬小孩子的话，再哭就把你送给老疯婆子去，小孩就不敢哭了。

　　我看见她时还在发疯，撩开衣服，露出瘪塌塌的乳房，追着小孩要给人家喂奶。当地孩子不怕，外地人不明就里，自然就吓哭了。她穿着并不破烂，不像贫困人家，也不打人不骂人，反而是一脸谄媚似的笑，见着谁都说，囡囡不哭，妈妈给你喂奶，囡囡乖啊。

　　可怜。她都那么老了，哪里还有奶水?想来总是因为什么事故精神失常了，可女人的天性还在，她的脑子还停留在某一个时刻。由此想到女人和男人的不同，想到妇女解放肯定要比男人更难。

　　郭卉见到我，好像并不特别兴奋，只是问怎么不多住几天?

　　我也没把她家的事说出来，她当然希望知道最新消息。她不问，我也不说。看谁熬过谁。这丫头片子跟我玩心眼。

　　女人啊。什么时候能和男人一样豁达?

　　可男人就真的豁达吗?不知道。

　　×月×日

　　昨天夜里，郭卉哭起来。开头我以为她睡不着，后来才知道她是在哭。我立马后悔不该跟她闹。其实我也没什么别扭，只是好玩。

　　我爬到她床上，搂着她哄，又坦白了处理她家事情的经过。

　　但郭卉的情绪变化显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郭卉的真正压力是看不到前途。家里的问题能摆平当然少了一块心思，但不等于问题解决。她说她害怕，想想将来她就害怕。

　　说到前途，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插队了，就能落户吗?当初我们都这么想，现在我们都怀疑了。所以才会有知青群体的骚动，失望和忧郁。但起码我现在是充实的，觉得自己学到不少东西。至于将来，想那么多干吗?我们才20岁，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我希望来一场战斗，那时我一定会上前线。

　　郭卉问，你那个解放军怎么样了?我说我没去见他，爱解放谁就去解放谁吧。郭卉看看我就没再说话。

　　我们一直搂着坐到天亮。

　　×月×日

　　冬季征兵结束，徐辉如愿以偿，而刘广勤被刷下来。有人欢喜就有人愁，一气之下刘广勤跑回家去了。胡小泉趁着混乱去了县酱油厂，连招呼都没打。好像是突然一下，冷清了，锣鼓还没开打，就谢幕了。

　　我们的集体户少了三个男人，猛地坍塌下来，连吃饭都没味道了。平日郭卉总骂他们懒，把锅铲得嘎吱嘎吱响，咋咋呼呼让他们干这干那，现在她自己也懒得干活，吃完就把碗往锅里一泡，衣服也是往盆里一塞，一切从简。我们的菜园子只剩下几棵辣椒秧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有两个未摘的瘪壳，小蜡烛火苗似地苟延残喘。

　　×月×日

　　昨天夜里，郭卉突然说要和我谈谈，一本正经。

　　她问，你是不是还在等那个解放军?是不是真的不想现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真以为还有什么前途?我们是不是真的好朋友?

　　我说当然。干吗不?

　　她说，那你就把大荣子让给我吧。

　　我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想想，我回来这些天，大荣子的确没来过。我说大荣子又不是我的，什么让不让的?你疯啦?

　　郭卉说，可是大荣子总盯着你。然后，她又哭了。

　　真是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感受，郭卉变得这么脆弱，婆婆妈妈，好像就在突然之间。我都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她哭得那么纵情，那么可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她变成了这样?

　　郭卉摇头说，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她心里很苦，像苦胆破了。整天没着没落的，走路轻飘飘，总也踩不到地面似的。

　　她说，人和人不一样。我什么都不能和你比。你们都喊我当家的，其实谁不明白真正当家的是你!你坚强，你远大，你不像女孩子，你愿意吃苦，你有吸引力，至少你还有日记可写!

　　我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写日记不过是个习惯，没有什么目的，你不喜欢我就不写就是了。

　　可她说，这正是我们不能比的地方。你满脑子都是国事，我满脑子都是家事。你吃什么苦都无所谓，给你个洋钉你能当豆角吃，可我呢，空虚着呢!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上大荣子了?喜欢，就跟他好，我没意见。

　　她却说，什么喜欢不喜欢啊?我没有资格谈喜欢，只想有个依靠。

　　我说，那你就依靠我吧，不是说我不像女孩子吗?就当我是男人好了。

　　可她还是开心不起来。笑都不笑一下。

　　×月×日

　　冬天来了。冬天的脚步是凶悍的不讲理的，穿山风瞿瞿叫，路面冰沙沙响，夜里，我们还能能听见树皮开裂的咔咔声。才几天时间关里就封冻了，是霜冻，满眼皆白，窗玻璃包上了一幅蜡刻画似的外壳。今天不出工。

　　我们又合床睡了。脚不冷，身上就不冷。

　　郭卉这几天安静了，不过也看不出有多少振奋。

　　从她身上，还有众多的知青传闻消息看来，寒冬还没有真正到来，对我们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插队容易落户难。心不定则万事难定。

　　我们人在农村，可离真正的农民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下来”了，是吃苦了，可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人家从来都是这么过日子。他们一定会很奇怪我们的感受。这些人，吃饱了撑的。

　　记得李明博老师说过，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向自己性格的相反方向发展。小时候我们有很多地方相似，我们都爱哭，都是多愁善感的女孩，为了一本书一部电影能哭半小时，为这个也不知挨了妈妈多少次骂，她说是贫贱人家小姐脾气。奇怪的是，哭完了总是郭卉在安慰我，哄我开心。她是我的小妈妈，是我的保护神，在很多方面是我的启蒙老师。连第一次来例假，也是她给的纸，让我别害怕。她还带我去过学校的自来水龙头冲脚，她说冷水一冲就不流血了。尽管兴趣也有差别，她偏理我偏文，她爱手工我爱看书，但在总体上我们的性格，和对学校对同学的看法几乎完全一样，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们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还有都入不了团的政治压力，都决定了我们才是朋友。只不过从前她像男的我像女的，是她在影响我。现在是完全倒过来了。

　　转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现在想来，就是从被打成反革命，宣布为小右派的那一刻。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是很少流泪了，很少花花草草了，我长大了。是的，就是从那一刻我突然长大的。我开始寻根究底，探本求源，关心事物的本质，任何表面现象都令我兴趣不大。是文化大革命让我突然长大的，进入社会以后，更是看到了各种政治力量和上层社会的运作，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记得姜政委到学校来和我们座谈，说如果你们真的了解了一个城市，就等于你们了解了整个中国。他是鼓励年轻人参加社会实践，经风雨见世面，说得真好。尽管我谈不上了解了什么，看问题还幼稚得很。从这个意思上说，我得感谢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当了一回小右派。

　　从这个意思上说，我宁愿成为一个男人，或者是中性人，我永远不会去做一个自哀自怜的怨妇，永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