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生活？

　　我们一直在追求着所谓的好生活，但什么是好生活?这就需要确立一个标准，不能百分之百，也要有一个大致的认同。这是个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什么研究讨论都无法进行。1毫米是多长，1厘米是多长，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搞清楚了，才能测量长度;1两是多少，1斤是多少，之间是什么关系，同样也只有搞清楚了，才能称量重量;承认了1+1=2，才能计算成千上万;0以前不算自然数，现在算了，算与不算，大家一致认同就好了。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在这个拼爹时代，“出身”愈发重要了甚至是最重要的，没有谁只依靠自己就能成功。)但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选择之中，在其中痛苦地掂量琢磨徘徊挣扎。选择什么?接受什么?小到一顿饭一件衣服，大到升学工作结婚——这是人生三大事，人生三大转折点——考试贯穿其中，我们一生与考试有不解之缘，“剪不断，理还乱”，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似乎就是为考试而生。一生下来懵懵懂懂，过了二三年会说话了懂点事了，就进了托儿所幼儿园，考试也就跟着来了。然后小学、中学、大学，数不清的考试，而且小升初、中高考，一次比一次惨烈，一次比一次血淋淋。这还没完，这之中之后，还有各类的计算机、外语、导游、会计、职称等五花八门没完没了的考试，有“国考”之称的公务员考试又达到了一个巅峰，不考你个昏天暗地昏头昏脑晕晕乎乎迷迷瞪瞪不罢休。最后两腿一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考试终于宣告结束了。人生真就成了一场考试，当年毛主席进京就笑称“赶考”。

　　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值得吗?刚被叫停的国际商务专员考试，就曾被批莫名其妙。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年又一年，过了一辈子可没下一辈子了，这样的生活是好生活吗?

　　社会是一条大河，人浮萍一叶，个人在社会面前是无力的。多少人奋斗了牺牲了献身了，别说与我们无关，那是为我们而死的。没有他们的付出，你连随波逐流都做不到，想“做奴隶而不得”。正因为有了 “肩扛黑暗的闸门”的勇士，你想随波逐流才能随波而逐流，“暂时坐稳了奴隶”。——这是消极的“搭便车”。积极一点，即便不当什么勇士不牺牲不献身，只是随波能逐流还能激起几片小浪花，获得一点所谓的“成功”，只有一考，别无他途，没有值不值得的问题。当然，在一个“拼爹”的年代，如果你爸是“李刚”，你什么都用不着考，“曲径”照样“通幽”。如果你爸不是“李刚”，即便你考了有证了，这还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有了块“敲门砖”而已。“路正长，夜也正长”，“雄关漫道真如铁”，还须你“而今迈步从头越”。

　　读书呀学习呀努力呀奋斗呀考试呀，没有天资没有机遇没有好的出身没有门路，确实就只剩下考试这么一条路了。考试，实属无奈的选择，拼爹失败的下下策，自古就有穷读书富养猪之说。也套用一下那句有关民主的名言：考试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

　　问题是，考过之后又能怎样?当初科举把人考疯了考死了，“五四”先贤们大概没有想到废除了科举之后会怎样。如同“娜拉走了以后”会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30年前恢复高考一片欢呼，30年后又成了新式科举。一个又一个证书，摞起来老高，“著作”没“等身”，“证书等身”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已不能证明活生生的自己，全靠这些死的证书了。“郑人买履”不再是一个寓言，而是就是现实，鞋子合不合脚，脚不知道，只有问尺。证书证明了你考试的合格或优秀，证明了你的成功。你终于高官厚禄飞黄腾达锦衣玉食衣锦还乡荣光无限，但悲哀也许正在这里，小品台词：人活一辈子，最悲哀的，是人死了，钱没花了。

　　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奉行的“成功哲学”、“成功生活。这种“成功哲学”、“成功生活”是基于物质享乐主义基础之上的，更直接一点表达，就是钱就是“有钱就有一切”，有钱就是幸福就是快乐就是好生活。风靡全球的《纸牌屋》奉行的也正是“人生在世”、“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不要“虚度一生去换取入土之后碑头的空文”。“活在当下，把手中的东西紧紧抓住”，——这东西不仅仅是钱，更是权力。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钱多权大并不总意味着幸福快乐，眼下反腐关头，有多少人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知道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也知道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也知道我们知道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这样，他们也会如常人一样，总要有各种各样的烦恼疾病困扰。可见，这样的生活也不是什么好生活。

　　这实际上就回到了“生命的意义”这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上。鱼和熊掌不能得兼，舍鱼取熊掌还是舍熊掌取鱼?法国著名哲学家吕克•费希指出：“社会‘成功’的幻影、围绕自我奋斗成功之人的神话和权力的假象所产生的狂想如此之强烈，它们几乎无所不在，以至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在盛请我们自由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名义下，我们的白日梦和当今世界的绩效崇拜对其寄予厚望、并为之付出如此沉重代价的‘成功’理想，难道不是正在迅速形成一种新型暴政?!”

　　当然，话又说回来，不是要你“穷高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好生活”首先要是物质上的。还是小品台词：人活一辈子，最最悲哀的，是人还活着，钱没了。

　　基于物质享乐主义基础之上的所谓的“好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思维，从功利主义哲学出发考量一切。其创始人边沁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后密尔“试图改进功利主义，使之更加人性化，更少算计的色彩。”桑德尔在《公正》一书中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假设我们从比尔·盖茨那里拿走100万美元并分发给100名贫困的领受者，每个人给1万美元，那么，总体的幸福会增加。盖茨几乎不会想起这笔钱，而每一个领受者则会从这1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中获得巨大的幸福，他们集体功利的上涨会多于盖茨的功利的下降。”接着桑德尔分析了其所遭受的反驳，主要来自自由主义者，从200年前的康德到近代的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耶克，尽管具体理论不尽相同，但都可视为自由主义者。在自他们眼里，这违背了自由的原则侵犯了人的根本权利和尊严。康德强调自由意志，也就是纯粹的实践理性，更是强烈反对功利主义。

　　这就要提到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可一提到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有些人总是不大喜欢，把马克思当成是左派的护身符，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殊不知，马克思才是最大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思提出一个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实早在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立下了宏愿，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不错，追求幸福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才是“历史的终结”，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会享受到真正地自由、平等和幸福，才能自由发展全面发展。 “……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好生活。

　　吊诡的是，既然我们都在寻求好的生活，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那就应该是没有战乱没有纷争没有矛盾一派和谐气象了，大家目标一致嘛。但事实远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的世界是一幅乱象。何也?这里面既有基于价值理念的不同，更是基于同一价值理念而“我好你不能好”的利益驱动。换言之，就是自私自利主义作祟。人是分阶级的，“就是以经济地位为核心的社会地位划分出的一伙一伙的人”。 “我”好“你”不能好，“我”的好事建立在“你”不好基础之上的。“你”嫌房价高，“我”还嫌房价低呢。美国也正是这样到处挥舞着标有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等美好言辞的大棒，可舞到哪里哪里乱，“解放”变成了灾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好的言辞都是假的，成了推翻别国政权的工具。奥巴马于2011年5月访澳期间对澳大利亚外长所说的一句话一语道破了天机：“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世界的灾难,我们将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知道了什么是好生活，还要擦亮眼睛分清敌友，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好生活。空等是等不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子弹。 此刻，一浑厚的湖南口音破空而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