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如何让范雨素们享受充分的文化关爱

　　如何让范雨素们

　　享受充分的文化关爱

　　文 | 张慧瑜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副研究员

　　这些底层作者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9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领域日益专业化、商业化的围墙，让人们看到非专业作者的水平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不只是与特定的社会群体有关，也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普遍焦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作品才获得一般读者的理解、认同和激赏。作者从人民文艺、有主体感的底层写作和宽宥的人生态度三个角度来理解底层写作的文化价值。

　　近期，一位家政女工范雨素的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在微信“朋友圈”中流传，很多普通读者被这篇用简单朴素的文字所讲述的单亲母亲的故事感动。近些年借助新媒体平台，不断有出身底层的作者受到关注，比如2014年农民诗人余秀华、打工诗人许立志，还有2015年记录电影《我的诗篇》及同名诗集所推荐的十余位优秀的工人诗人等。他们的作品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他们的创作与自身的生命际遇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许立志用生命来写就震人心魄的诗篇;二是他们使用文学化的语言，让人们重新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从文化管理者的角度，不仅要认识到底层创作者的文化价值，而且需要从文化权益均等化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为更多底层文艺工作者的培育提供社会基础和制度保障。这也吻合于刚刚发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的基本精神。

　　底层书写的文化意义

　　这些底层作者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9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领域日益专业化、商业化的围墙，让人们看到非专业作者的水平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不只是与特定的社会群体有关，也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普遍焦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作品才获得一般读者的理解、认同和激赏。我想从人民文艺、有主体感的底层写作和宽宥的人生态度三个角度来理解底层写作的文化价值。

　　首先，这些普通劳动者的作品是一种扎根于生活、扎根于人民的写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社会主义文艺也是人民的文艺，对于专业文艺工作者来说，需要不断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而对于出身底层的创作者来说，他们就生活在人民中间，他们的创作来自于生活的磨砺和洗礼。湖北农民余秀华长期生活在农村老家，她的诗歌有一个基本的主题是写她朝夕相处的故乡横店村，如在《一个人的横店村》中“到了七月，万物葱茏。如果一个人沉湎往事/也会被一只蜜蜂刺伤/而往事又薄又脆，也不听任月光和风的摇晃”，这是一种与时节、动植物生长、风雨雷电等自然世界相关的主题。这种自然世界又与杏花、桃花、鸡、羊群、麦子、蛙鸣、狗吠、河床、屋顶、村庄、大地等自给自足的农村风光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一幅田园化的农村。范雨素也是如此，《我是范雨素》一文用精炼的语言叙述了从50年代到当下三代女性的命运，从母亲日夜操劳养育五个儿女，到离婚后的范雨素带着两个女儿在北京艰难生活，再到大女儿在范雨素的文学教育下健康成长，这些不悲情、不诉苦的文字中渗透着女性的坚韧和执着。

　　其次，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有主体感的底层写作。在强调商业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景观中，很少表现底层人的生活，即便出现底层的身影，也经常会被浪漫化或污名化，底层不是善良的羔羊，就是违法乱纪者，这些都是流行文化中相对固定化的他者形象。尽管余秀华、范雨素的走红也携带着城里人的围观和猎奇效应，但从她们的作品中恰好看到的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生命，是立体的、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在余秀华的诗歌中，她擅长写农村女性的命运，如在《我爱你》、《木桶》、《漏底之船》、《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等诗歌中，残缺的稗子、“装下了一条河流”的木桶、“与鱼虾为戏”的漏底之船和“油漆已经斑驳”的火车等都是女性身体的象征，从这些高度凝练的比喻中可以看出丈夫在外打工留守农村的女人们的孤寂、恐惧和悲哀。而人们从自杀工人许立志的诗歌中也读到了生活在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的异化境遇。他有一首诗叫《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这些流水线上的工人“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这种把新工人比喻为秦始皇的帝国士兵在打工诗歌中是不多见的，隐含了工人有一种巨大的历史主体的力量。在《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一诗中，许立志用“一枚铁做的月亮”来形容工业经验，只是这些坚硬的“铁”、“工业的废水”、“水锈”等工业产品让“我”难以下咽、如鲠在喉。从他的诗中，我们知道在这些为中国崛起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的中国制造背后有两三亿新工人的贡献，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第三，他们的写作表达了宽厚的人生境界和底层尊严。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长年为生机奔波，在这种情境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艺活动是一种极端人生状态下的写作，也为紧张忙碌的生活获得喘息之机。诗歌在底层写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因为在情感表达上诗歌有一定的优势，用短、平、快的方式直接抒发情感，而且用零碎的时间来创作，不耽误工作，当然，写好诗歌并不容易。这些被广泛流传的底层作品并没有凸显苦难的展示和悲情的诉求，反而渗透着劳动者的尊严感和包容态度，这尤其是体现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这篇文章写到太多人生中的不幸，比如大哥哥文学梦的破碎、大姐姐的死亡、丈夫的家暴等，可是范雨素并没有抱怨生活的坎坷，从平淡的口吻中坦然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遭遇。文中提到作为妇女主任的母亲，庇护村里的外来户，“我的母亲，作为这个村子里的强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经常出面阻止别人对移民的欺侮”。而范雨素进城打工之后，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她却向更弱势者传递爱和尊严。就连她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儿，也传递这种爱别人、爱弱势者的精神。这种爱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怜悯，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是一种平等的有尊严之爱。

　　这些来自底层的创作者，不是专业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是在工作的间隙中完成的，甚至他们也几乎不奢求成为专业作家，对于他们来说，文学、文化生活是一种更加纯粹的精神追求。从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文化、文艺生活对于社会底层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甚至更需要从一些文化制度的角度为他们的文化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

　　文化权益与公共文化服务

　　这些底层写作者无疑是广大普通劳动者中的少数，或者是少数有才华的佼佼者，从他们身上更值得反思的是普通劳动者的文化权益问题。之所以说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而不是基层，是因为基层一般指有体制保障的社会单位，而对于范雨素、许立志等外来打工的流动人口来说，经常既不被纳入到农村基层，也不属于城市基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光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有限，而且占据的文化资源也比较少，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艺术志愿活动来弥补。他们的写作引发关注，除了其作品自身所具有的文学魅力之外，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三个重要的社会机制，一是新媒体传播平台，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三是社区文化建设。

　　首先，移动互联网平台有利于知识共享。范雨素不会用电脑写作，她还是用笔写在纸上，然后找朋友打成电子版，最终她的文章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这本身是前电脑时代的经典写作与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阅读之间的奇妙组合。通过手机搭建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在人们的日常文化阅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利用零碎的时间，只要动动拇指，每个人都既是阅读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从而使得那些感动人们的文字获得最大化的分享。相比纸媒阅读，手机传播更偏爱那些短小、简单的文字，以至于诗歌这一最追求语言精炼的表达在微信时代又重新“复活”，因为越简单、越有力量的文字更容易瞬间抓住人们的心灵。余秀华的作品最早发表在《诗刊》上，但没有引起过多关注，后来她的诗发布在《诗刊》的微信订阅号中，结果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红遍大江南北。另外，网络时代也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均等化，只要掌握简单的上网技能，就能找到、阅读海量的知识和信息，正如从80年代开始阅读文学期刊的范雨素，这些年也依靠微信订阅号来阅读最新的小说。从这个角度看，加大公共互联网平台的文化建设，可以让知识实现更加平等的传播和共享。

诗人余秀华

　　第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在范雨素的采访中，她提到每两、三个月会去国家图书馆或首都图书馆看书，其实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都花了大力气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工作，不仅城市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场馆实现免费，而且县级、乡镇也建立了文化服务站，这为普通百姓进行文化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有了硬件条件，还需要鼓励人们养成多看书、多阅读的习惯。《我是范雨素》讲述了一位普通劳动女性与书、与文学相遇的故事。文章开头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书、文学对这位含辛茹苦独自养育两个女孩的妈妈来说，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情感慰藉。文中记述了她对书和文学的感情。小时候跟着哥哥姐姐一起读文学书，虽然那时的生活很贫苦，但却是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以至于作者戏谑地说“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说看得太少了”。为了使从小没有接受教育的大女儿能够多读书，范雨素从废品收购站买了一千多斤书，很多是没有拆下塑封的新书，因为“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这位把书都看的如此金贵的母亲，可想而知是多么看重文学、文化的价值。在无数个绝望的夜晚、无数个打工的时刻，文学确实成为她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包括西方的文学作品，都成为填充时间和心灵的养料，从这个意义上，文学依然拥有最朴素的功能，给普通人提供精神享受。

　　第三，鼓励文化志愿者从事社区文化服务工作。范雨素之所以从事写作，与她所租住的社区有文学兴趣小组密切关系，笔者也有幸参与其间。其实，文学兴趣小组就是文化志愿者与社区服务机构合作、共同创造的一种文化交流的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中也非常重视文学、戏剧、舞蹈等文艺活动在社区人文环境营造中的积极作用，如创意写作课就是教普通人写作，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掌使握一定的写作技巧，学会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生活和思想。相比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家属院居住的都是同事，如今的商品房社区大多是陌生人组成的小社会，彼此之间很少来往。而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可以加强邻里关系、增进社区凝聚力，更有利于整个社会人文素养的提升。这就需要在建立社区文化服务站的同时，鼓励更多有文化艺术专业才能的人力所能及地参与社区文化工作，就像到农村、边远地区进行文化走基层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也是一种走基层。另外，社区文化服务带有群众文艺的特点，不一定追求专业化，重要的是让群众参与和共享文艺生活的过程。文化艺术活动毕竟是一种人身心愉悦的精神追求，如果再将创作的作品分享给身边的人，就会得到认同的快乐。现在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产生过度的紧张和焦虑，从事文学阅读和写作可以缓解精神压力。久而久之，也许会发现自身的境界在提升、抱怨在减少。虽然写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歌改变不了什么，但这毕竟是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北京皮村工友之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不同的人、不同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不尽相同，人们也因职业、区域、收入等社会原因生活在不同的平行空间中，缺少交流和相遇的机会，文化管理者可以通过加大公共文化服务、借助新媒体技术等手段，不仅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分享到相对均等化的文化服务活动，而且在包容性的文化空间中增加人与人的交往、增进不同社群之间的融合和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小康社会、文明社会。

　　本文的一个删节版以《底层书写与公共文化建设》为题发表于《中国文化报》2017年5月19日，感谢张慧瑜老师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