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政治运动

　　准对某些观点认为外因是哈萨克斯坦动乱的主要原因，特意修订了一下，增加了大约2000-3000字，读过原版的朋友，直接读蓝色的部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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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过完元旦，哈萨克斯坦乱了一轮，很快又暂时平静下来。许多人感到困惑，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快就平静下来？下一步会怎么发展？　　

　　我记得我说过，遍地饥民的时候，只要拿出一点小钱，就能干一票大事儿。在哪说的，记不清了，有读者给个链接吗？

　　有读者提醒我是在2021年3月7日评无依之地：“每天300美元，去华盛顿示威，包围白宫，去不去？估计会有人排队去。弗恩不去，会有人去。每个月1万美元，就能招1个人，在华盛顿示威。每个月1亿美元，就能招1万人，在华盛顿示威，包围白宫。每个月10亿美元，就能招10万人，在华盛顿示威，包围白宫。”

　　《鱿鱼游戏》之中，也提到过：“现在的韩国处于遍地炮灰的时代。拿出1.5爽（每人一亿韩元，54万人民币）就可以让456人赌命。沉重的债务，造就廉价的亡命徒。这些廉价的韩国债务奴隶并不在乎去干什么，不论是参加军团对外扩张，加入军阀混战，还是参加死亡游戏赌命，或者投身反动军队镇压革命，或者参加革命推翻旧制度，都可以，只要能摆脱穷困潦倒的现状即可。”

　　《哈迪赛镇之战》之中，也提到过：“溃兵成匪，伊拉克境内有的是接受过军事训练，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没有经济来源，或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的前伊拉克军事人员。只要能化缘成功，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

　　资本主义必然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轮到谁，谁倒霉。这个我也提过。好像是在分析土耳其恶时候说的。其他地方说没说过，我记不清了。

　　资产阶级钱主政治选出来的政客，当替罪羊，麻溜乖乖下台。铁打的华尔街，流水的白宫。当几年寓公，找机会东山再起。只要在任上别太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退下来一般也生活优渥。特朗普虽然玩得有点大，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伤害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美国的统治阶级在他下台以后，还是决定放他一马。

　　但是有些人不行，比如，朴正熙（朴卡卡）、全斗焕（全小将）、卡扎菲（卡大佐）、埃尔多安（埃苏丹），这些人在台上的时候，往往实行铁腕统治，一方面无情镇压反对派，一方面聚敛私人财富。在这些国家，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头上的真皇帝。

　　资产阶级早对他们深深不满，暂时低头无非是实力不足，斗不过这些集权强硬派而已。一旦遭遇经济危机，这些人的能力受到质疑，财政收入下降，暴力机关被削弱，资产阶级就会觉得机会来了。

　　这些人一旦下台，就有可能被清算，清算至少有三方面目的：一是资产阶级有仇报仇有冤抱冤，出一口恶气；二是彻底粉碎这些人的权力基础，免得他们当太上皇；三是杀一儆百，杀鸡骇猴，以儆效尤。

　　清算的理由是现成的，不当聚财。当然，即使这些人没有敛财，反对派想清算他们也是欲加之罪总是有词。朴卡卡、全小将本人都是警察国家的高手，西冰库整过多少人，罗织过多少罪名，他们心中比谁都清楚，他们当然不愿意自己下台以后，被后来者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这些人一是恋栈舍不得实际权力，二是害怕清算，一般都不会主动下台，而是会加强集权，收紧财权，于是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会迅速升温。

　　统治阶级内讧不说，看看被统治阶级。

　　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是被统治阶级最倒霉的时期。劳动者没有能力向外转嫁损失，于是常见的现象是大批人口失业，无所事事，侥幸保住岗位的劳动者也会面临收入下降，支出增长的困境。他们之中，许多人还负债累累，他们不是一无所有，他们是极度贫困。

　　经济危机事情，经济规模收缩，税基缩小，财政开支往往不能同步收缩。经济繁荣期，财政资金用之如泥沙，往往积累大量的债务，经济危机时期，往往就要取之尽锱铢，或者，印之如手纸。不论是加税还是增加货币供应，底层都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

　　穷则思变，他们渴望改变，却不知道方向。他们想反抗，缺乏组织，是乌合之众。他们怨气冲天，谁出钱跟谁干，完全可能被引导向各个方向。即使没人出钱，他们自发也想干，最典型的就是零元购，伤害不了统治阶级，但是能伤害身边比他们过得好的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和暂时保得住工作的其他劳动者。明天就要饿死的时候，人们是不会计较今晚的晚饭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时候，很容易治安混乱，男盗女娼。　　

　　树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这种时候，愿意铤而走险的人特别多，招收这种人的成本特别低。

　　资本主义危机和农业危机不一样，不是生产不足，而是相对消费能力，生产过剩，这么便宜的人力资源，不能用于生产，除了搞一票大的，还能干什么？

　　不仅如此，由于上层建筑遭遇财政危机，此时民间往往还有大批知识分子和武装人员。这些人身怀文武艺，无处兜售，或者被裁员，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现政权中谋求称心一个职位，怀才不遇，浪迹天涯。他们是潜在的文官和军官。战国纷争，各国纷纷采取普遍兵役制，并大量从民间选拔能人，给了民间获得社会管理知识和军事知识的条件。秦灭六国之后，六国的贵族和将领没有得到安置，流散民间。秦始皇虽然收天下之兵铸十二铜人，焚书坑儒，但是在短时期内并不能彻底消除流散在民间的社会管理和军事知识。这些人之中，出现了项羽、张良、韩信、陈平等豪杰。这些人或者成为反叛势力的领袖，或者成为重要干部。

　　如果财政危机继续恶化，连军队的军饷也不能保证，那么政权的支柱就彻底动摇了。谁能弄来钱，谁就能指挥枪，谁是草头王了。

　　阶级社会矛盾越尖锐，动员底层劳动者和在野精英的成本越低。正常人都会在安居乐业和对抗国家暴力机器之间做出理智的选择。如果底层生活富裕，那么动员一支武装的成本会高不可及，如果底层生活极度贫困，那么动员一支武装的成本就会极其低廉，如果底层处于濒死状态，那么即使不使用任何成本，也能聚集一群想搞点大动静的人。对抗现政权最大的风险是被处决，是确定的，而收益是不确定的。生活富裕的群众如同被水浸透的棉花，对他们来说，冒死反政府，未必能过上更安逸的生活，倒上汽油都未必能够燃烧起来。极度贫困的群众如同干柴，对他们来说，与其穷困潦倒过后半生，不如冒死一搏，也许还能换个活法，一点火星就能把他们动员起来。濒死的群众如同危险品，对他们来说，死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冒死一搏，也许还能幸存，不用火星，他们都可能自燃。忽有狂徒夜磨刀，狂徒就是危险品。

　　达到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底层想换个活法，野心家蠢蠢欲动，人心思变，帝星飘摇荧惑高。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发链式反应。许多人早就对现有权威心怀不满，只是摄于权威的恐怖政策，担心白白送死，不敢轻举妄动而已。一旦一个火星点燃一块干柴，或者一个危险品自燃引燃干柴，就能迅速烈火燎原。一个人公开反抗现政权，没有被迅速公开镇压，很快就会有一大群追随者蜂拥而至，把反抗运动不断向前推进，并在推进过程中建立组织，获得物质资源。

　　达到这种临界点，境外势力甚至革命领袖，都是可有可无的因素。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没有匈奴的势力介入。二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美国，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都是事后才知道国内出了大事情。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在美国看报纸，才知道国内起义了。

　　星火燎原的前提是遍地干柴和危险品，否则即使使用火焰喷射器也未必造成多大的火灾。革命领袖可以为革命提供组织和思想，境外势力可以提供组织、资金和武器，国内野心家也可以与境外组织类似提供组织、资金和武器，这些因素的作用类似催化剂，可以使反对现政权的门槛大大降低，却不能让生活富裕安逸的群众变成干柴或危险品。

　　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秦朝那样突然直接达到临界点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往往就会有各种零星的反抗，不满情绪在发酵，革命领袖、境内野心家或境外势力，依据对形势的判断，会主动利用有利条件，先下手为强，提前发动革命、叛乱或暴动。

　　只要国内阶级矛盾不解决，绝大多数的生活不改善，他们在现实中痛苦地生活，对未来绝望，就蕴含巨大的能量。无非是哪方势力把他们动员起来，获得最高效的利用而已。压榨和剥削，是为其他势力颠覆现有上层建筑创造条件。

　　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朴卡卡、全小将、纳可汗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未必是剩余价值最大份额的获得者，却必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些人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和关键，他们领导的上层建筑维持了剥削所需的社会秩序，亦即现有的社会秩序。他们掌握最高的社会产品分配权，无论是底层人民希望改变，还是野心家或其他阶级觊觎社会产品分配权，都会首先冲击他们建立的秩序。

　　国内矛盾不说，再看国际环境。

　　趁乱插手他国的成本最低，这是各国国家都明白的道理。没有谁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当然，前提是自己能不乱，能有足够的资源插手别国，如果自己国内乱得一塌糊涂，几方势力群雄逐鹿，自然无暇他顾。

　　所以，从削弱对手，避免对手给自己制造麻烦的角度，也有必要给阶级矛盾尖锐，经济危机，政局动荡的他国，尤其是敌对国家，制造更大的麻烦。

　　10月革命后，欧洲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忙着对付白军，无暇东顾。欧洲各国忙着镇压国内的左翼和共产党，也顾不上支援白军。白军被红军消灭，欧洲各国的左翼和共产党被镇压，谁也没占到太大便宜。

　　插手他国，需要抓手。历史上，各国往往通过扶植傀儡，培养亲本国的军阀或官僚的方式，插手他国内政，比如契丹支持石敬瑭。近代以来，由于操作武器难度的降低，各国实行普遍兵役制，人民群众拥有掌握武器的机会，暴力不再被贵族垄断，人民群众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人民群众获得了义务教育，文化不再被贵族和僧侣垄断，人民群众普遍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可以脱离贵族直接走上历史舞台。于是，各国插手他国时，有时跳过军阀或官僚，直接对接在野政客或在野政党。在这方面，明石元二郎应该算比较有名的人物。他直接对接俄国在野党，提供资金和武器。其实，宫崎寅藏比他还早，直接对接孙，你知道的。

　　明石元二郎的著作《暴动的指南》，是禁书中禁书，是否存在，也不好说。其实各国完全不必这么紧张，境外势力插手，需要境内条件适合，否则就是白费力气。在大多数国家，即使有《暴动的指南》也是屠龙之书。插手他国，需要一定的条件。境外势力插手的前提，是本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遍地亡命徒，不然插手成本太高，很难得手。同样一笔经费，在不同的社会中能调动的人数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国家，注入启动资金，后面就有链式反应，在相对安宁的社会，即使能挑起事端，也需要源源不断注入大量资金，才能把运动继续下去。

　　经济危机时期，政权动荡、反复更迭，治安恶化、黑帮泛滥，恐怖主义蓬勃发展，颜色革命四处开花，爆发革命或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上台，都是可能出现的情况。

　　国内各方势力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争夺各种资源，国家命运位于十字路口。　　

　　这是国运的乱纪元。

　　乱纪元虽乱，但并非无迹可寻：这种情况下，谁首先拥有物质资源，建立组织，整合社会现有的物质资源，发现一条发展路径，谁占先手；谁拥有武装，谁占优势；谁的发展路径能最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解决尖锐矛盾，以现有资源实现最大产出效果，没有更优的模式，谁笑在最后。人决定路线，路线决定人，起步时期的团队人员组成对团队日后的发展路径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说，国内统治阶级首先内讧，因为他们掌握物质资源，往往还有自己的现成的组织，看到政局不稳就会或者主动蠢蠢欲动，或者被动铤而走险。比如，金载圭刺杀朴卡卡。比如，全小将发动1212政变，夺取政权。

　　这时，由于统治阶级还有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也控制相当的物质资源，底层直接起义成功的概率并不高。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比如，黄巾起义，比如，太平天国起义。

　　如果统治阶级内讧之后，并不能化解矛盾，实现最大产出效果，那就会进入军阀混战的时代。比如，十常侍动乱，董卓进京，诸侯借讨伐董卓的名义蜂起。

　　这些军阀军阀拥有次一级的物质资源，平时往往被中央政权压制。当更高层的内讧导致实力被不断削弱，对外控制力削弱，又无法建立稳固上层建筑的时候，就轮到这些诸侯登场了。比如，镇压过黄巾军的各地诸侯虽然手中有兵，但是并没有直接反对东汉王朝，而是等洛阳陷入内乱，才纷纷独立。比如，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汉族军阀，也没有直接独立，而是等武昌起义，清王朝颓势明显，才各自独霸一方。

　　军阀之间，彼此团队组织模式类似，在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上往往与竞争对手类似，并不具备降维打击的实力，只能彼此割据，保持动态平衡，或者逐步蚕食，直到某一方出现错误，或者继承人实在不堪，被淘汰出局。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争，往往打很多年。比如，中国和日本的战国时代，都延续超过百年。比如，东汉末期的三国战争。如果有外界势力插手，那么统一更是无望。比如，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杀来杀去，没完没了。　　

　　如果军阀混战还不能产出一个新组织，整合现有资源，实现最大产出效果，那就会轮到民间的势力崛起。民间势力，可以构建全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封建王朝进入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要构建两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为第二次革命积聚力量。第一次往往能够成功，第二次如果成功就能进入社会主义，不成功就会停滞在资本主义。比如，法国大革命推翻贵族很顺利，随后，左派崛起，建立雅各宾恐怖，被推翻后，法国重新进入混乱，直到拿破仑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发动对外战争，转移矛盾。再比如，二月革命，沙皇下台，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权。某种意义上讲，秦末诸侯灭秦的战争，可以认为是山东贵族的报仇，楚汉相争则是平民战胜贵族。

　　这并不意味着底层人民的反抗，必须教条地等待军阀混战时期，按照两次革命的顺序来。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莫斯科教条了，认为一定要先进行完二月革命，才有十月革命。实际上，在半封半殖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有独立的二月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很容易被收买成为买办资产阶级，或者发展成大地主。而且，人民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了，随时可以征集到足够的反抗者，由于常年的军阀混战，民间不乏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知识分子和武装人员。当时的中国遍地是干柴，一颗火星烈火燎原。

　　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没有解决的话，即使民间势力被镇压下去，新的动乱还在路上。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起义都为日后的更大规模的动乱，积聚了力量，创造了条件。

　　大量的来自底层的运动，可以刺激军阀的崛起。这些军阀往往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手下不缺精兵强将，在战争期间往往获得大量的地盘，拥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财源。中央政府为了镇压的需要，往往给予这些军阀极大的权限。即使镇压了来自底层的起义，这些军阀最终也必然尾大不掉。东汉末年的军阀，大多起源于黄巾军起义。清末民初的军阀，追本溯源的话，则起源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境外势力的插手，可能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可能增加民间革命的难度，还可能帮助统治者扑灭民间运动。但是，民间革命，如果被充分动员起来的话，完全可以不依赖境外势力的支援，也可以挫败境外势力的阴谋。

　　每一轮变动之后有可能改善，但是往往会更糟糕，因为原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已经矛盾非常尖锐了，如果不大规模的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往往无法解决，遍地饥民，大批知识分子和武装人员没有获得相对稳定的安置，那么大规模的动乱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无论是内讧还是军阀混战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改变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团队就注定决定了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同革命的顺序一样，这条理论同样不能教条理解。封建王朝更替，大批人口死于非命，出现大量荒地，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军阀混战，优秀的底层人才脱颖而出，新军阀比老军阀在人才结构上更优秀。比如，东汉末年的新崛起的魏蜀吴三家的人才质量明显好于东汉王朝和袁绍、袁术等老军阀团队的人才质量。劳动者可以勉强获得温饱，精英可以获得俸禄和爵位，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有可能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

　　如果不能让经济迅速恢复，劳动者生活迅速改善，知识分子和武装人员得到妥善安置的话，新政权是难以稳定的。反之，如果有外来的势力给予援助，使国内经济迅速恢复，那么即使新瓶旧酒，也能继续维持下去。这就是朴卡卡遇刺，全小将镇压光州运动后，韩国能相对稳定的原因。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国各派势力都高度重视美国的态度。没有美国及其附庸日本的资金支持和产业转移，韩国经济很难恢复，政局很难稳定下来。

　　工业化时代，城市是经济中心，集中了绝大多数的生产过程，拥有足够的人口和物资，首都又是全国最主要的城市，一旦首都出问题，旧政权被推翻、新政权确立，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也就意味着政权更迭。其他势力，无法在国内其他地区获得足够的资源对抗首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占领圣彼得堡，就意味着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垮台。1212政变，全小将使用空输旅团占领汉城，就意味着政权的更迭。

　　因为决胜在首都，地域狭小勇者胜，所以与农业时代连绵不绝的战争不同，这种政权更迭如同政变，往往非常迅速。一旦启动，就会不断加速，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完成。比如，1789年7月12日，巴黎市民示威游行。13日，市民与国王雇佣军展开战斗，当晚就控制了巴黎大部分地区。14日，攻克巴士底狱，路易十六大势已去。比如，1871年3月18日凌晨，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当晚，起义军占领巴黎，梯也尔仓皇出逃凡尔赛。比如，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大罢工。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比如，1917年11月7日晚九时，列宁领导赤卫队员、士兵和民众包围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并于次日凌晨两点占领之。比如，全小将于1979年12月12日18时30分，在未经总统崔圭夏批准的情况下，以涉嫌谋杀朴正熙为由强行逮捕郑升和。13日凌晨5时10分，全斗焕取得了崔圭夏事后追认的对郑升和的逮捕令，政变成功。此时，现政权任何的犹豫和内讧，都会加速其倒台的过程。

　　但是，新政权的确立，并不是单纯军事占领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相对稳定的上层建筑。迅速占领首都甚至全国的事例很多，但并不意味着新政权的确立。兵不血刃占领喀布尔容易，喂饱4000万阿富汗人难。如果解决不了经济困难，那么失去喀布尔也只是时间问题。这种情况下，新政权如果不能获得外来经济援助，为了稳定往往要使用暴力大规模调整经济基础。这意味着什么？你懂的。

　　在进入军阀割据混战，全国四分五裂的时代之前，除非有外来的强有力的支持，否则国内矛盾没有尖锐到军队倒戈的情况下，街头运动成功的概率并不大。一旦发生街头运动，现政权除非力有不逮，否则一定会迅速全力镇压。

　　面对现政权的全力镇压，完全自发的街头运动，完全靠热情支撑，一缺组织，二缺武器，三缺资金，无法有效调动人财物资源，没有能力对抗武力镇压，没有经济逻辑支持政治运动，处于天然的绝对劣势。除非原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遍地干柴和危险品的临界点），实在无力实施有效的镇压，否则几乎不能生存下去。

　　如果不是考虑到美国的态度，全小将镇压光州事件还能更利索一些。虽然全小将栽赃光州事件是朝鲜出资支持，但是如果朝鲜真的支持光州市民，并给予组织、资金和武器的话，全小将显然不那么容易镇压下去。

　　即使部分军队倒戈，要夺取政权也并不容易。武昌起义军被迫和北洋军和谈，从南昌起义到解放耗时22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从1840年到1953年，直到中国人民在朝鲜取得胜利，新中国碾碎所有旧势力，实力得到列强承认，重新构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国稳定不下来。

　　梳理了基本规律，结合哈萨克斯坦的现实，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哈萨克斯坦的街头动乱被镇压下去了，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国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无法生存，进入不造反就濒死的临界点。一方面，哈萨克斯坦的国情更没有达到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维持本国军饷的地步。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支援。　　

　　但是，事情显然并没有到此为止。

　　哈萨克斯坦国内的经济状况，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除非获得外来的巨额援助，否则还会进一步下滑。国内社会矛盾只能进一步激化。对哈国政府来说，谁能拿出这笔援助，谁就是金主爸爸。问题是，谁拿得出来？俄罗斯经济困难，土耳其自身难保，其他大国增速放缓，美国也许拿得出来，但是放弃阿富汗以后，美国是否有兴趣在俄罗斯的家门口玩跳棋？如果没有外来的巨额援助续命，那么激烈的社会矛盾必然推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一步变革。

　　再说，普京1952年生人，已经70了，作为中亚前苏联国家的后台，他还能存在多久？10年？20年？没有人能再活500年。目前，完全看不到普京的接班人的影子，一旦普京不存在了，中亚这些国家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