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凌斯：再说政治运动

   节选自《公正地对待历史》

 政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走过的路程，今天回顾它、研究它，决不是主张要把它恢复、重演，而是要尊重和正确地看待历史，并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来丰富今天的思维，以进一步研究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和有效方式。

    自从“文革”结束后，中国就告别了政治运动，至今将近30年了。这个时期对共产党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平、安定、繁荣昌盛的岁月。然而它自身建设究竟变得如何了？是否真的更加纯洁、先进，更加坚强、充满战斗力、密切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了吗？对此，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看得清楚吧！

    右倾社会主义者们一贯是以否定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鼓吹“党内和平”为其主要论调。他们把政治运动视为洪水猛兽、“浩劫”、“灾难”，达到谈虎色变的程度，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什么“冲击生产”、“制造干群矛盾”等等，各种贬损、责难之词无不加于其上。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是天然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党员都是优秀分子所组成的，在党内搞思想、路线斗争不可思议；有问题只要通过学习、教育和加强党规党纪就能解决。有些人大力宣传“教育方式改革”：“寄教于乐”，增强“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多讲“关心和爱”；否定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改造人；大讲什么“党员、干部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情感需要、个人生活和利益需要”，讲批评和斗争就是“左”，等等。

    多么和谐、美妙的构想！取消斗争、告别运动，真是谢天谢地了！广大人民群众期盼着一个和平、安定，党风好转的时代到来。

    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一切“和平建党”的措施都采取了，人们看到红头文件发得不计其数，“三讲”也讲了，“三个代表”也教育了，“高薪养廉”也实行了，各方面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机构建立得不少，可是腐败和不正之风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愈演愈烈。贪官越来越多，搞腐败的金额越来越大，腐败方式越来越高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铺张浪费、贪污、受贿、送礼、公款吃喝、干部经商以及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到90年代以后更加“与时俱进”，越来越严重。而且随着改革的进展，腐败更加深入，一些新的腐败方式不断涌现，如买官卖官、贿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养情妇、公款出国旅游、豪赌、官匪连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可以说历史上官僚阶层的一些丑恶、阴暗的东西都重新出现了。社会上一切善于投机、欺骗、争名夺利的人都企图往这个队伍里钻。党员队伍成为包括各种政治观念、各种利益代表、动机的混合体。对于相当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变成了只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还称得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吗？其先进性、纯洁性从何谈起！

    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取消党内斗争、取消政治运动、主张“党内和平”所追求的一种“新局面”吗？

    现实不能不使人反思：政治运动难道就真的象右派们所妖魔化的那样荒谬、可怕、一无是处吗？还是应该认真地从中吸取一些什么呢？

    一、政治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整党性质的。发动群众揭发党内的腐败和黑暗面，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其先进性、纯洁性必不可少的途径

    马列主义向来认为：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性质根本不同，它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是永远与广大人民打成一片的党。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仅是由其组成的阶级基础所决定，而且更必须靠党内开展积极的斗争，包括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为保障。取消了党内斗争，党的生命就会停止，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战斗性也不复存在。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其内部斗争中实现的”。毛泽东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这些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完全拆穿了“党内和和平论”的谎言。

    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与中共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整党整风和发动群众揭露党的阴暗面、促使党健康发展的经验，这就被称作“搞政治运动”。从延安整风到建国以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斗争、“四清”运动、“文革”等，各个时期的内容、解决的问题和效果不同，但都属于政治运动。从而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大量积极探索。

    中共的政治运动，自建国以来，主要是以反腐败和反官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现在很多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的腐败和脱离群众的严重性，其实最早发现这一危险并给予精深思考的还是毛泽东。早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英明地指出：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并且预见：“有些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的捧场”以及“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面前可能要打败仗。进而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建国后，根据出现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及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以及反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等，正是一次典型的反腐败的斗争。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1958年后的“反五风”斗争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主要内容也是反腐败和反官僚主义，并且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深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

    然而，还应看到，毛泽东关于反腐败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在60年代以后逐渐向更深层次发展。60年代初，毛泽东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战略家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一些材料，他们明确地提出要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同时在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修正主义。面对这一挑战，对于无产阶战略家来说不能不予以回应，其代表就是毛泽东关于“反和平演变”、“反修正主义”战略思想的提出。

    其实，联系到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历史上一切新兴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可以说这一直是毛泽东20多年中所深刻思索的一个问题，为跳出“周期率”不断寻找答案。作为毛泽东的最终回答，就完全从他晚年关于“反和平演变”、“反修正主义”的战略思想中体现出来。

    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共产党执政后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其实从根源上来说，腐败和官僚主义是一切剥削阶级的通病，它本是同共产党的性质不相容的。共产党出现这个问题，完全说明它是在向剥削阶级的演变和蜕化，实质上是蜕化变质。腐败和官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表现而已。因而对共产党来说，反腐败、反官僚主义必须统一于反和平演变、反修正主义这一战略上来，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表现。如果离开了这一实质问题，仅就腐败论腐败、就脱离群众说官僚主义，那么从理论上是肤浅的，从实践上也必然是舍本求末，只抓住了现象而回避了实质，是不能奏效的。

    对于反和平演变、反修正主义，从理论上大概没有多少异议，甚至连邓小平也讲：“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然而，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主要又在哪里？是全体党员吗？是基层组织吗？显然不是。究竟是谁在带头搞腐败、搞官僚特权？难道不是党内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吗？究竟是谁造成了党内和现实社会中这种普遍腐败的状况，难道不是提出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即“走资派”吗？他们出于自己对权力和利益的需要，想往过去统治阶级那种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的生活和地位，搞特权，走回头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说：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前进，“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住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却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搞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这些论述是何等深刻而又真实，右派们有胆量加以反驳吗？敢于把这些论述拿出来、同人民群众见面吗？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问题锁定在“共产党内”、重点是“走资派”，这是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进一步深人发展。这就把关于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大大深化和提升了一步。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一些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追求特权利益、走回头路、压迫群众、搞贪污腐败的带头一人、总后台。由于他们把持着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权力，要想通过组织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根本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因而必须靠从下往上地发动群众，充分实行“四大”，来揭发和批判他们的问题，以至把他们所把持的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这一思想的形成就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发展的最高形式，至于它具体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它的实质是一次充分发动群众整党、批修，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一次大试验。人们看到，这场运动从当时看并非是成功的，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很多。根本之处在于，毛泽东当时所发现的问题：“共产党变质变修”、“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等，尚处于初始状态，更多的是一种趋势，但尚未在中国成为严重现实。而被当作“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批判的干部、知识分子大多还是好的和优良的，尤其是加上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派作祟，就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尽管毛泽东多次讲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但实际遭到群众批斗的人数却大大超过，其教训是深刻的。

    然而，历史总是辩证地发展着。随着历史画卷的逐渐延展，它的真面目和全景便逐渐显露出来；一个伟大的思想也透过历史的迷雾逐渐放射出光芒。

    看吧，历史的轨迹是：

    “文革”被否定后仅仅十几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东欧就成为现实，西方战略家关于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得手。从其内部来说就是由于出了象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工人阶级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确，苏共最终是被人民所抛弃的，但人民为什么抛弃这个党？原因在于它完全变了质，在戈尔巴乔夫六、七年的“改革”经营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已是腐败丛生、成了典型的官僚特权集团，不垮才怪。

    中国的情况，与苏联不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原来.被批判的一些“走资派”取得党和国家权位后，政治形式上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和“全面改革”的口号下，提出了一条所谓“务实”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路线，取代了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从而使党和国家颜色发生很大变化。

    有人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迅速培植了一批占有巨额财富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把广大工人、农民变成失去公共资源的弱势群体。中国的贫富差别、两极分化成为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共同富裕”化为泡影，“先富带后富”完全是一种骗局。

    在农村，强制推行土地分田到户，使集体经济名存实亡，重新回到解放前小农经济状态，为两极分化造成了经济条件。通过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大量社会主义公共资产被少数官员、承包商、开发商所鲸吞，工人阶级重新沦为丧失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通过管理制度改革，领导与工人的关系变成老板与雇工的关系，前者年薪高达数十万元，而后者每月工资只有数百元。

    在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口号下，商品交换原则广泛浸渗于党内生活和各个政治领域，党政部门和大小官员无不都以赚钱发则为目的，政府行为无不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权钱交易、官商结合、官匪勾结肆虐老百姓的事情到处存在。

    当初右派们断言：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路线”、“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之类概念都是凭空制造的、虚构的，是毛泽东主观想象出来的。然而，看看苏联、东欧的情况，看看中国现实中的一些现象，这些概括难道是空穴来风、凭空想象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而真实的存在吗？

    如果说毛泽东的预言当时还被相当多的人不理解，然而今天它却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走资派”全面否定“文革”，反而更加明朗和强化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加快了共产党的演变。他们以自己的“改革”实践，为“文革”所批判的东西提供了充分证明。如果说“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派”这类概念在毛泽东那里还只是个理论的话，而恰是“走资派”把它变成了现实。今天有多少人还能说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完全错了，是绝对荒谬的呢？

    当然，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右派们来说并不以为然，他们甚至不认为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一贯是主张“不分姓社姓资”、“不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但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却很在乎这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地位，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关系到无数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是否被付之东流。

    二、所谓政治运动“破坏经济建设”的论调纯属虚构。从根本上说它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坚持社会公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措施

    认为搞政治运动就一定会“冲击生产”、“破坏经济”，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和平论”者的一贯论调。

    从中共历史上来看，这种例子从来就不存在。例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其政治风浪都不算小，但恰恰是那几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很好的年份。再往前说，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更是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正是那个期间，新中国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迅速发展和提高。在新中国历史上，如果说有经济有受破坏、遭挫折的例子，那也就“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一次，此外再无第二次。而“大跃进”运动却是一次生产陆运动。即使“大跃进”时的经济损失，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经济危机相比，也是无法相提并论。

    对于“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右派们制造了一系列流言蜚语，什么“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经济科技发展耽误了二十年，拉大了同西方国家的差距”、“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长期停滞不前”等等。然而其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近些年不少研究“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论作都客观公正地指出，“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同样是迅速的：1966年至改革之前的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翻了一番，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文革”时期，中国工业、交通、能源、建材、机械制造、国防等基础工业建设和农业基本建设取得的成就都很巨大，新建的工业基地和大企业是建国以来最多的，它在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方面具有决定意义。止于1978年，中国钢产量达到了3178万吨，十多年增长了1.5倍，超过了英、法、意，跃升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石油产量增长了8倍，使中国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七产油大国”；原煤产量增长了2倍，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十多年间，农业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粮食产量稳定增长，总产量增幅达60％，1978年达30475万吨，跃居世界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等。从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来看其年均增长速度都超过了改革时期。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提供的数字：1966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5％，这大大高于1978年至1981年年均6、7％的增长率。“文革”时期的粮食总产量年均增幅3.5％以上，比1984年至2003年间的0.3％年均增长率高出十倍之多。诚然，90年代以来，中国GDP增长大多数年份达到百分八、九，比“文革”时期高出一、两个百分点，但如果刨去其中的虚假成份、银行大量不良资产以及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造成的损失、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造成的巨大成本等，其真实的发展速度，难道能够超过“文革”时期吗？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政治与经济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说政治运动“冲击生产”、“破坏经济”完全是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政治上看则是一种偏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最现实的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创造性主体。政治运动从来不是整群众。从根本说上，它是向一切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和特权利益集团开展的斗争，是以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保护先进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正如毛泽东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群众运动怎能会“冲击生产”、“破坏经济”呢？而只有那种把矛头对向群众、搞贪污腐败，把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的行为，才真正是“冲击生产”、“破坏经济”啊！

    从实践上看，历次运动都是在党中央领导和部署下进行的，并不是盲目的放纵自流。在每一次运动中党中央都特别规定有维护正常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的明确方针，把是否实现了经济发展作为检验运动搞好搞不好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多次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党和国家在“文革”前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发展规划和目标并没有改变，国家发展的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照常实施。在运动中，党中央下发的关于维护生产秩序、抓好经济工作和备战工作、促进工业、交通和农业发展的通知、文件更是大量的。多次严申：“严禁打砸抢行为，坚决制止武斗”；“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严防敌人破坏”；“坚持八小时以外闹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等。

    当然，在运动初期，由于_度局势失控，无政府主义和“打砸抢”行为出现，对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一些干扰，有些单位发生了停工停产现象等。但在党中央发现后很快就进行了制止。从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在整个运动中，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高涨的革命热情推动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很少过节假日、星期天，超额完成任务，而又不计任何报酬的事情更是经常的、大量的。当然，你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左”，但它确实为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生产建设并未放松，经济发展速度并未减慢，相反，工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发展的步子还特别大。

    右派们还能够举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根据，说明政治运动破坏了经济发展呢？

    三、政治运动的确是有代价的，但和平腐败的代价和造成的灾难更加严重

    群众运动当然也会有负效应和代价，主要是它有可能造成斗争面扩大，从而使一部分人受到伤害，产生冤假错案等。

    我们说，真正的群众运动不会是完全循规蹈矩的，不同程度的自发性和报复性是它的一个特征。在运动中，长期间受压抑的下层群众具有一种强烈的暴发心理，他们往往会群情激昂、矫枉过正，蔑视一切旧法度。群众中也心然会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和难以预料的因素，尤其是在是非真假未被辩明的情况下，其打击面往往扩大。个别极端分子和坏分子打击陷害好人的事情也会发生。

    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革命的、正义和进步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群众运动从来是清醒的。正确地加以引导和组织，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尽量减少不应出现的问题，这向来是我们党对待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在“社教”和“文革”运动中，党中央都明确规定：“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注意团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及“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方针。对于由各种原因而造成的迫害或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给予彻底平反昭雪、全面恢复名誉，并对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等等。

    人们看到，在过去政治运动中的确是伤害了一些人，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但事后党中央都带头承认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使党的有关政策全面进行了落实，对受害者无一不进行了平反和补偿，甚至对其家属子女都给予了安排；而对害人者和肇事者则给予严肃追究和惩办。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一贯抓其一点不计其余，他们总是无限夸大群众运动中的问题，横加攻击和指责，从而达到全面否定和取消群众运动的目的。

    然而，取消群众运动后事情又会怎样发展，难道天下就是一片光明和安宁，再没有人祸和灾难了吗？

    的确，官员们再不必担心哪天会挨整，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党内生活再也见不到真正的批评和斗争，再没有是非争论；而有的全是相互吹捧、评功送好、一团和气，大家称兄道弟，喊“老板”呼“老爷子”；在“知识性”、“趣味性”、“现代性”的潮流中，党员活动由唱歌跳舞发展到吃吃喝喝、公款旅游观光，有的领导干部借学习培训之机偷闲赌博、带情妇、泡小姐，……在共产党历史上何.曾有过如此美好、舒适的日子！

    然而，在官员们得意的时候，老百姓必然遭殃。“党内和平”意味着特权阶层团结一致专心对付老百姓。官员们的庞大腐败开支需要靠从老百姓腰包里掏。你贪我也贪，大家彼此彼此，官官相护，无所顾及。这样老百姓就再也见不到安宁。

    长期间，向群众催粮逼款、横征暴敛以及乱开发、乱圈地、乱罚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强制征地、拆房、上门强抢财物，并压制群众上访和投诉，其中打人、非法关押、逼死人命的事情大量发生，使多少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有些地方官匪连通、司法腐败，恶势力横行霸道、行凶滋事等，使无辜百姓渗遭伤害、蒙冤断命以及遭冤狱、受欺辱的事情大量存在，受害人数远远超过“文革”时期；在盲目开发中全国江河、湖泊被严重污染；不法经营者造假贩假成风，对此地方政府听之任之，致使大量百姓被水污染或假劣产品夺去生命。据新闻媒体调查，仅淮河支流沿岸的一个村庄，十年来村民因食用污染水而患绝症死亡的就有205人。可想而知，整个淮南流域，乃至全国这类灾害将有多么严重！另外在社会腐败环境中，杀人、抢劫、强奸、诈骗、绑架、拐卖妇女儿童、贩毒、逼良为娼等各类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多少无辜百姓因此受害和从中毙命。据统计，全国因贫穷卖血以及吸毒等而患艾滋病的同胞就有一百多万。像这样许许多多的灾祸，连在文革时期都闻所未闻，这对老百姓来说岂不更加是“残酣斗争、无情打击”吗？

    提到“文革”，人们忘不了运动初期的“打砸抢”、害死人的问题。有人说整个“文革”中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二百多万。这显然是一种极端夸大的说法。而实际上当时除了全国几个重灾区外，对于广大农村和城市来说真正被整死的人并不多见。然而看看在和平腐败年代里，因各种情况出现的“打砸抢”、整死人的李情、自杀以及各种冤假错案等难道还少吗？广大城乡哪里没有？全国又有几百万？仅就遍布城乡的黑恶势力、犯罪歹徒来说，他们无论在祸害社会的严重性、杀人的数量及其凶残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文革”时期的武斗分子吧！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全国每年仅自杀死亡人数就达2(万，还约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在自杀者中，有因家庭贫穷交不起学费的大学和中学生；有下岗失业、生活无着落的工人；有因基层干部催粮逼款、乱抓人而被逼无奈的农民；有不堪老板虐待或长期被克扣工资的工人；有身患疾病而又无钱医治的穷人；有遭恶人强暴和社会不公现象迫害而又无处申冤的弱势群体，等等。另外，大量沿街乞讨、流浪的精神病人、残疾人、衣服褴缕者在全国城乡随处可见，其数量之多为新中国历史上所从来未有，这些现象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极为罕见。其中每场灾难后面无不有其深刻的人间悲情。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下产生的大量新灾难，比较起来“文革浩劫”还算得上吗？

    “文革”中的“打砸抢”、整死人的事情还只发生在特殊时期、个别年份，而和平腐败下发生的惨剧却是一种经常现象，其中有些就是政府官员所造成的，成了一种社会痼疾。如果说在“文革”中挨整的只是少数领导干部或精英权威；而在和平腐败下被伤害的却是普通老百姓。前者一时挨整但事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有些还因挨整而使名利有加，纪念褒扬文章更是连篇累牍；而对“改革”中普通百姓所受的迫害，却被有人称为“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对此，有谁给他们一个公正说法，追究过哪位决策者的责任吗？

    有人还说：“‘文革’破坏了文物、古迹”。

    在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中确有一些文物、古迹被毁，这无疑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如果看看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文物、古迹再遭浩劫的情况，岂不是更加令人痛心吗？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犯罪分子与管理部门的内部人员相互勾结，长期以盗窃和走私文物、国宝为业，使大量珍贵文物、国宝外流的外流、被毁的被毁，其中不少珍贵塑像被分割、被砸毁。不仅地上的，而且地下的也遭浩劫。大量古墓被盗，有价值的文物被破坏。

    在经济开发和旧城改造中，许多古建筑被拆，古树和古迹被毁。在开发文物市场的口号下，各地文物场所大部分都给承包商经营，他们为了商业利益，几乎所有著名古迹都被过度开发、使用，有些被野蛮改造，只利用不保护。诸如长城砖被拆、水洗“三孔”、武当山殿堂改成宾馆、秦宫遗址上修公路、龙门石窟保护区内建龙宫之类事情屡屡发生。还有多数古建筑被现代式装修，各处文物古迹场所都建满了商店、饭店，被商业广告和白色垃圾所淹没，面临灭顶之灾。而且这种破坏目前正从人文古迹向自然古迹、自然遗产迅速蔓延。

    如果说当时红卫兵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只是部分的、短暂的，一阵风而过，很快即被制止；但在市场经济下这种破坏却是全面的、更大规模的、深层的，几乎无所不至，并且长期制止不住。对过去红卫兵的那种无理智的行为人们给予了永远的谴责，然而对目前这种有理智的破坏究竟谁来谴责，谁来解决呢！难道继续听之任之吗？

    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只知道妖魔化政治运动，但对于和平腐败时期老百姓所遭受的更多、更深重的灾害和罪恶却置若罔闻、缄口不言。在他们的笔下，政治运动被描绘成了一片黑暗、“腥风血雨”，而和平腐败却是一片光明、歌舞升平，甚至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岂不是太自欺欺人了吧！

    四、单靠法制手段解决不了执政党的腐败问题，群众运动是一付治党、治世的良药

    有人说：“贪污腐败各国政府都有，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健全法制；而群众运动只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

    诚然，健全法制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持一定范围内的公平是必要的。但是仅仅靠法制解决权力腐败问题这在历史上却极少见到。现在西方法制社会虽然也有一些反腐败的好经验，但它却是与其多党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在中国并不能适用。

    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讨论关于政权兴衰的“周期率”时，这两位高人绝非不明白法制建设的作用，但他们都知道任何法制也解决不了权力腐败的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要“靠民主”和“群众监督”，这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个方向。显然从那时起，这就成为他一生中都在思考求解的一个大问题。任何开明的政治家都应该明白：一切法制、法律都是统治阶级主持制定的，如果说它能根本上限制和改变统治者的行为，那完全是一种幼稚的看法。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它更具有独一无二、不可竞争的绝对地位，企图用法制办法从根本上制约党和政府的权力，那更是不可能。改革以来，中国的法律、法规建得不谓不多，但贪污腐败同样是与日俱增、愈演愈烈，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仅靠法制建设从根本上制止不住腐败问题。。为了加强法制建设，政府必须建立健全一切相应的机构，配备众多的官员。然而即使机构人员再多，在一个腐败成风、几乎是“无官不私”的社会里，你也没有能力对每个部门、单位、每个领导干部都进行审查和监督。虽然查除了一部分腐败分子，但其大部分却是漏网了。对一个举报对象，当你履行完立案、调查取证、审判、以及不服上诉、复审等漫长的司法程序后，受害人的权利已被消磨殆尽。如果再看看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举报难、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以及人情关系网的干扰等问题，就更加知道了政府反腐败的效率是何其低、成本是何其高？而越是这样，搞贪污腐败的成功率也就越大、成本就越低，就越是受到鼓舞。

    然而这还不算，政府建立了那么多的反腐司法机构，配备了那样多的人员，而谁又能保证他们是公正执法、不徇私枉法呢？谁又能制止司法本身的腐败呢？而事实恰恰证明，执法队伍本身的腐败比其他党政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仅被查处的法院、公安、反贪部门的干部和局长，甚至纪检委书记、检察长搞腐败的就不少，人们相信未被查处的这类干部就更多。

    无怪乎老百姓顺口溜讲：“大盖帽，瞎胡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这里不也反映出单靠法制或行政手段反腐败，具有多么大的虚假性呢？

    究竟从哪里寻找出路？一个真正伟大的揭示和创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在他看来，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取得革命胜利，靠人民群众；要防止和平演变、惩治腐败也必须靠发动群众。人民群众是贪污腐败的直接受害者，也是反对一切腐败、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力军。人民群众在无组织的情况下可能是一片散沙，但在先进理论指导下却可以产生无坚不摧的力量。一切贪污腐败分子最害怕的不是上司和司法部门，而是老百姓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在反腐败之外，这无异于把腐败分子保护起来。

    群众运动惩治腐败具有严厉、迅速、高效和一网尽收的特点。例如在“四清”运动中，群众一起来，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上楼洗手洗澡”，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检查交待问题。在群众揭发批判、审查和调查落实中进一步分辩是非优劣、决定去留。人们知道，目前对一些贪官的调查取证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在他还占据领导岗位行使权力时。但群众却自有群众的办法，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看你家庭的阔绰程度、消费和铺张水平，再算算你全家的总收入，多方面观察了解，你有没有问题就很清楚。结合广泛内查外调，不怕你不认账。在这里不仅越过了司法腐败和繁琐误事的法律程序，而且能够使绝大多数有问题的人不能漏网。

    对于领导干部们来说，群众运动就象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使他时时提心吊胆，担心一旦出问题就要被批斗、挨整，更别想有什么贪污、占便宜的念头，从而谨慎规矩、勤敏为老百姓办事，这对于领导干部的廉结勤政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群众运动还是革除官僚体制腐败的一种有效办法。干部只进不出、只升不降，干部身份终身制，由此形成庞大而臃肿的干部队伍，这是行政腐败、官僚特权的一大弊端。在这种体制下，干部除非犯事被判刑外，要使一个人离开干部队伍很难。20多年的机构改革，走了一条“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路子，目前仅乡镇一级机构，吃工资的人员已经增至二、三百，多的达到八、九百，这叫农民如何养得起！无怪乎老百姓自嘲道：“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政府改革，要想使之削减他们本身的利益那是哄人的，这种改革只能损害老百姓。正如一首民谣所说：“政府改革越深化，群众心里越害怕”。

    但是，如果群众一起来，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机关干部一律下放到基层群众中去，与群众实行“三同”。根据群众对你的考核审查，而决定你的去向。因此，每次运动都使干部队伍来一次大更新、大精简，剔除和减少一大批干部，使党政机构和干部队伍保持精干，并经常置于群众的审查和监督之下。

    在毛泽东看来，治党治国关键在于整治各级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和当权者就是不能让他安逸和舒服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让官员们舒服、宽心了，没有怕着的，他们必然会为所欲为、想着办法对付老百姓，使老百姓不能安生。因此，就要定期发动群众对党员干部、当权派整一整，让人民群众形成对官僚阶层的强大威慑力，充分体现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

    这看起来对当官的是有些太严苛了，然而此外谁还能找到更有效的办法吗？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历史课题。其实对于当官的来说，这也并非什么难事。共产党向来是为人民服务的，这里本不是供人享乐和发财致富的地方，老一辈共产党人都是提着脑袋、冒着全家生命危险加人这个队伍的。你如果说受不住这种严格和艰苦，舍不得奉献和牺牲，这也很简单，你走开就是了，社会上自有你发财享乐的去处，而让那些真诚愿意为国家和人民奉献的人来干。问题是：大量当官的既不愿意承受严格和艰苦，而又迷恋这个位子，不愿离开，这就必然使这个位子变了质。这样，人民群众岂能容你？

    毛泽东早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除了定期发动群众来清理官僚队伍、充分揭发腐败和黑暗面，永葆党的朝气和活力，此外再无任何更好的选择。

    群众运动一定会破坏社会秩序吗？否。群众运动是整党、治理社会弊端的一付猛药，它带来的是社会阵痛和短时间的动荡，但却是保证长期安定的必要手段。还必须看到，恰恰在群众运动中社会往往表现出一种超常的秩序和规范。例如在“社教”和“文革”中，一开始各级领导机构即被冲垮，相继被群众夺了权，干部们被靠边站，行政管理一度中断，甚至成为一个没有警察的社会。但恰在这时群众却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有序性。在那个年代，极少有偷摸、诈骗、杀人、抢劫、强奸等犯罪现象。在一切公共场所群众自觉维护秩序，公共汽车、火车上主动让座，扶老携幼，到处出现互相帮助、助人为乐的现象。群众称那时社会风气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并非是一种妄说。当然，那时坏人坏事、丑恶现象也是有的，但却少得无以伦比。尽管有人大肆宣传那时的阴暗面，但总比被称为“法制社会”的治安情况和官风民风都好得多吧！目前全国仅被惩处的腐败官员就有数十万之多，而大量的却还在隐藏着，照群众说法：“隔一个惩除一个也会有漏网的。”其中一些大贪官的不法资产动辄达上千万元；而在“文革”时期，谁能举出当时几个贪官的例子？有贪污哪怕千元以上的吗？你不承认群众运动的积极作用能行吗？

    毫无疑问，社会稳定在任何时候都是十分重要和珍贵的。然而，人民群众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稳定呢？难道是腐败蔓延、不法分子猖獗、贪官污吏恣肆无忌、祸害百姓的稳定吗？是“弱势群体”日甚一日地被权贵、新富们盘剥，处在最消沉、无望和慢性自杀状况下的稳定吗？是回避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不容争论”的稳定吗？当社会处于严重不公状态，少数人欢乐多数人忧，部分群众被欺骗、被愚弄、被鱼肉的情况下，这能够长期稳定得住吗？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共同参与反腐败的斗争，打散官僚特权阶层，使老百姓充分行使话语权，这岂不是实现稳定的最积极有效的途径吗？

    政治运动是历史上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做到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在新的形势下继往开来。让那种利用否定历史来证明自己正确、以给历史泼污水来显示自己光彩的行为永远为人们所耻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