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圣天门口》

论《圣天门口》

□施战军

　　《圣天门口》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容量，尤其是从正面进入现代革命历史的勇气，着实令人惊奇和感佩。小说只从一个山口切入，却不仅有惊心动魄血雨腥风，而且有风花雪月柔情似水，更使得曾被遮蔽的极为繁复的历史褶皱和极为丰盛的人文奥秘充分地释展开来，并渐次深入世事人心的腹地。

　　小说从很多方面挑战了现在已有长篇小说的难度的极限。书中人“说古”和进行中的风云变幻，构成了的和声复唱关系，无论从生活的广度、理解的多重可能性还是结构、写法、人物关系的复杂程度，这部小说都经得住考量，堪称罕见的大作品。

独异的时空架构与现代革命书写的新突破

　　从民国时期的大革命到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大段历史，是当代长篇小说史诗性框架的时间依据，从《白鹿原》到《旧址》、《花腔》等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长篇佳作，再到《圣天门口》以及更晚的《笨花》，无不在这段历史时间之中展开各自的想象天地。《圣天门口》在这方面的特性在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只是故事层面的显性时间，在这个支撑着作品显出“现实主义”、“革命历史题材”等常规元素的显性时间的后面，是一个广远到极致的时间隧道，说书人的《黑暗传》构成了上接开天辟地的远古而来的隐性时间。前者所包含的最大事件是现代人的“革命”，后者所容纳的则主要是从人类文明初期时期便开始并一直不曾消歇的“翻天覆地”。这里的人们喜欢听书，也即意味着对“变”的想象有天性上的痴迷。在天门口人思接千古的激动里，一个新的理想带着对大多数人的承诺，闯了进来，于是在原有的平静表面下的家族间隐藏着的竞争、暗斗和贫富人家之间的矛盾被激发出来，现实的革命也就越加显得依据充分。

　　天门口的空间意义更加复杂，地处鄂东，地势险要，离革命重地的武汉并不算迢远，在当地人的时尚准则里，武汉当然就是标尺，武汉人时兴革命，天门口人也会有革命的愿望，而且空间上具有革命的天然屏障和发展区间，比如在他的深山里有个可以退守的叫做“天堂”的神秘地方。所以，天门口，前有大城市武汉，后有避难所天堂，这样的可以游动的空间结构足以容纳无数的故事。只是，这里人们的生活风习决不同于平原上的农民，决定着仅仅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普遍做法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人、狼、神、鬼、雨、雪、草、禾、花和荆棘等等杂陈生长于此，独异的山水间，支撑起这部小说所依托的一个更为雄浑结实的大结构。

　　这个大结构的支架就是：天、地、人。现代革命的发生和运动情态，在场域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直不够宽展，革命的因由和与其相关的线条也较为单一，在这部小说里，因为这种时空维度的设置，中国式的现代革命的情态找到了跃然纸上的机缘；中国式的革命文学的书写，也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旨，无疑是以革命之变来考察革命所赖以发生的民族心理需求中的复杂蕴涵，落实到每个个人身上，心理反应和行为方式就千差万别。说到底，革命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是求变与应变的意识和言谈举止。革命的对立面和一般支持力量自不必多说，在天门口或者与天门口相关的几类人的构成，让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复杂性所在。梅外公的“革政不如革心”的文化启蒙理念、雪大爹的古道热肠和正派威严，使他们虽然并非贫民，但可以站在普遍的生民的立场上同情革命，但是革命的庞大力量和不可预知也难以避免的蔓延，很可能让他们失却他们的财产和比生命还要看重的自尊。以强壮的体魄和强悍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对简单的好胜心衡量人生价值的杭家人，革命只是“就看哪个胆子大，一鸣冲天地也惊”，除了暴毙便可能成为革命所必需的强力因素的加入者，但是他们永远也难以懂得革命的真谛。革命会唤起改天换地的热情也难以避免地激发世仇，以男性为主的杭家后代人与以女性为主的雪家后代人的关系，虽然结尾似乎有了转机，不过，因为革命了还要继续革命，调和的指望也是微乎其微。而像常守义这样的赤贫者，无心正当生活的人也无心使用革命手段，与革命的关系更多的是利益和私心，因而革命到来的时候，仇苦和嫉恨迅速置换成了报复的快感。以“革命太适合我了”的“朴素的感情”参加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投机者的面目总是有表现的机会，在残忍的小曹（我们不妨称之为暴力革命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者）领导“肃反”的时候，常守义和小曹两类人对革命本意的扭曲和对革命影响的破坏作用可谓触目惊心。

　　在天门口活动的人，外来人的表现与革命的对应性最为显然。傅朗西、董重里、梅外婆、阿彩等外来人物系列，在《圣天门口》中，由于他们来到的时候和天门口的本然秩序没有过多瓜葛，因此没有过多负担和牵挂。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念甚至生死爱愁，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外地人最能体现人与现代革命历程的关系。其中，傅朗西作为职业革命家，天门口革命的组织者领导人，他的理想信仰是坚定的，在实践中，他也懂得革命的过程意味着什么，也有善解的一面。作者给了这个坚定的革命者以并不健壮的体格和并不乐观的遭遇，正是他的到来，天门口的生活和人际秩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阿彩其实是最没有牵绊的人，漂亮性感的癞疾头的倔强，没有故乡和血亲之缘的女人的勇敢，造就了她敢作敢当的性情，在她和杭久枫的关系中，欲望和革命的互为激发，导致她的行为与革命的律动有一种奇异的合拍，她能够恒久地参加革命并最终成为革命的基层干部，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决不在于她显得粗犷的性情本身，小说在最后阶段显现了她心中细腻的人性质地，让我们看到了她作为革命的一个小小的成功者温情感恩的一面。

　　而梅外婆和董重里，则是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在现代史诗性小说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取向和所持守的宗教情怀，与现代革命有着或近或远、忽近忽远的关系距离，也是这部卷帙浩繁的以革命史为主导线索的小说，为我们的阅读经验提供了最值得关注的新质素。在“天、地、人”的结构中，他们各自是天道的不同的宣谕者，如果从“人”的一面打量分析的话，梅外婆确实是个有些失之于符号化的布道者，而董重里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说书人。

　　《圣天门口》无疑是现代革命书写方面的一部崭新的探索之书。正面进来，打开的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囊括功能的时空，天、地、人，神、兽、鬼，投机、疑惧、试探，勇毅、献身、信仰……若是仅仅用对人性的挖掘来解释这样的文本，视角和结论显然是不可能充分的了。

关于说书人与魅性

　　会说书的外来人董重里，是天门口人公认的魅力所指。他富于感染力的说书，和他得体的言语行止，使他成为既受大户人家力捧激赏又受普通民众尊重拥戴的知识者。本来是糊口之用的行当，因为受到普遍的欢迎称颂，他便拥有了的群众基础，组织上清楚他的感染力同时是可以置换为实现革命的感召力的，这给他做跟傅朗西似的职业革命者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董重里参加革命之心始终并非坚强如铁，说书给他的历史观、命运观带来了致命的“软弱性”，让他始终不能扔掉“旧”的镜子而奔向彻底的革命“新”征程。几度在革命队伍的内外进出，但是他决不是反革命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知识分子革命者而且是说书人本身的复杂性，来自于书和革命的双重影响，也可能是自身所遭遇的现实和讲述的古事的双重异化的结果。

　　董重里的说书，处处透露着天道之魅。所说之书，很像华夏民族的“创世纪”。如果和西典相比，我们的创世之书没有娓娓而谈的故事，由主亲自惩罚的警诫也似乎缺席，它不是让你顺从主的意志，而是使人感受苍天的威慑。我们的敬畏感在不可触及的天上。《黑暗传》所记叙的华夏人类史演进，是强者的较力争斗史，因此，它是古老漫长的中国的“革命史前史”。但是，它在强力得势之后，总是暗示着“天谴”的劫运就在不远，然后让你颔首念叨果不其然。联系前面我们分析到的喜欢听书的人内心有对“变”的本能性迷恋，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人们内心还有一种东西，即对变的结果和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恐惧。在中国式的人文传统中的“魅性”因素里，承认天地间有我们人不能把握的事物存在，因此在想和做的时候常怀敬畏而不是无所畏惧，因而知足、知耻、知恕、慎独、有悲悯同情之心等等精神伦理规则在无形中就约束了无边的欲念和私心，尤其是面对野蛮无度的杀伐摧残和无穷尽的贪婪，“魅性”的报应总是应验在古书里。董重里已经被这样的文化所浸透，但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善意更有向往，有理智也有七情六欲。他是《黑暗传》的说书才子，他何尝不憧憬充当亲手驱逐黑暗的英雄。

　　董重里的说书内容顺着时间的流向由远及近。放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则多了一层客观上的暗示，反顾漫长的“黑暗传”，面对眼前的“光明行”——这个“光明行”，就是恰逢其时的革命，因为是尚未足够展开的未来，便显得更具诱惑力。《黑暗传》在现代革命语境下说出来，它的魅性使尚未实现的革命前景充满了魅惑。只是由于处在成长期的革命所不能不带来的问题，使他感到了与初衷的背离，于是他产生了并非叛变的摇摆。所以，这部作品并非像一些作品那样简单地处理现代革命（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将其合理性、曲折性和因为某种偏失而导致的灾难性都真切地进行了文学化的呈现。

　　说书人在作品中贯穿性地作为主要人物存在，还使小说具有了特别的民族民间气韵和叙述特色。《红楼梦》之前的传统中国小说，其精、气、神大都是靠说书人的口吻描述出来。讲述，这样一种传统，在现代以来的写作史上渐趋式微，说书的董重里令人着迷，究其实就在于他不仅拥有才华，还在于深谙听众的接受习惯而掌握了机巧。有这样的本事，即便在思绪上场景转换上有所跳跃，也不会丧失吸引力，相反，可能会让人们更好奇而愈加增强兴趣，因为有说书的气场留存。同时，有《黑暗传》在其中穿插，增加了文本的互参性，尤其在描绘灵异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很容易地接受和理解。如果抽掉那些说书的原文，或者说没有《黑暗传》的衬托打底，我们就很可能对似乎缺少润滑和转换的细节和语言提出质疑。

　　小说里的说书人和小说叙述者，构成了一个没有刻意雕琢感的文本套盒。他们的关系，是《黑暗传》跟《圣天门口》的关系，也是“革命史前史”和“革命史”的关系。

信仰及其相关艺术问题

　　信仰和宗教因素的嵌入、信仰和宗教意识的注入问题，是小说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它是这部百万多字的长篇巨制的叙事动力。首先需要稍加仔细地辨析，“信仰和宗教因素的嵌入”与“信仰和宗教意识的注入”在《圣天门口》里的真切情状，它们是不同的两种行为方式，他们各自发生影响的方向、状态和效果也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而且面对它们祈望产生作用力的对象，两者其实都不能最终达至“浸润”的自然而然之境，一旦写到家族的和解和相互帮助，抽出利害关系因素，在精神层面就显得生硬贫白，以致于故事、对话和场面、情景都显得局促突兀。

　　至少有两种信仰在《圣天门口》中发挥着作用。

　　一是傅朗西的革命信仰。小说让我们细致地回视了傅朗西嵌入大别山区圣天门口的信仰践行之旅。外地人进入一个已经形成了由大家族搭建的稳固的秩序的地方，在人家的熟地上播种陌生的植物，艰难险阻完全可以想象。但是，由于这个信仰和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是一致的，所以能够得到预期的响应。但是革命者的信仰是一回事，革命的拟受惠者对实际生活的要求是另一回事，拥护并不一定等于坚信。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革命的原初理论的探索者和革命的发动者们是出于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和对革命理想最终一定要实现的强大自信，这种信仰的播布人群是“无产者”。但是“无产者”的利益需要和对理想的正确理解、坚定信仰之间有着也许是非常长远的距离。在发动期，它的影响入口的选择和影响对象的指归往往存在着矛盾。雪杭两家族是当地大户，从持家和交往的表现上看，它们各自代表了文明与野蛮的两极。而他们在此地的影响力决定他们既是革命的突破口又是被革命的对象。都算不得无产者，杭家的并不殷实的财产以及暴力气质更倾向于革命的需要。革命的发动和争取对象的复杂性与革命信仰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小说了对人与革命进行艺术把握的时候，在故事和心理层面都可以弹性十足。

　　相对于傅朗西，信仰来自《圣经》的梅外婆更像一个嵌入者，《圣天门口》中嵌入宗教，我们可以在小说取名上猜测作者煞费苦心的用力所向。我不相信作者对“圣”所作的随意性解释，能够看出，作家在梅外婆所信所说所行的某种偏爱。不过，优秀的作家往往不能任性到不顾真切性规则的程度，刘醒龙在这一点上证明了他的优秀。在天门口的小教堂里所发生的——听书、议事、谋划和强暴、残伤等等——这一切，都背离了教堂的原有的使用价值，它是一个遗留下来的深富意味的容纳大历史大时代和小空间。小说里，梅外婆和以女性为主的雪家的信仰的作用范围，几乎不能延伸出雪家的大门。在天门口，雪家之外，也许是因为修养素质的原因，她的福音说、忍耐说和受难说只能赢得尊敬但很难得到认可。在这个特定的革命情境，这一宗教信仰是梅外婆等人自身的，然而在外族入侵和内战不息的残酷的现代历史阶段，她连身体的洁净也未能保全。它所能发挥的影响，只是一种令人敬重的宗教意识，它和革命信仰相比，在外在力量上显得过于微弱和文雅。人们对它的需求，也只是生育、生病或受伤的时刻。梅外婆将教义放在生活中的应用和检验，一方面衬托出了梅外婆这样的人宗教感的天真，另一方面，小说在与此相关的篇章里，有唯美的笔致更有感伤的气息。在我的理解里，这并非出于作者对梅外婆宗教教义的认可，更多的，是对充满了对人的善良和爱感的情怀的认同，加上对有知识有涵养的美丽女性的爱惜。

　　这是一部内里有所“信”的长篇小说。因为有“信”，小说通过“革命——征服——占领”的行动线索塑造了多个现实主义的男人，更经由“仁慈——报复——和解”的性情逻辑写活了多个浪漫主义的女人。而在这里，作者体现出对动荡中生活的人们的人文关切，对其中“魅性”的信，也是一种“人文”立场上的信。

　　小说呈示了这种魅性力量的顽强和不可熄灭。从“天、地、人”的模糊感应中而来的，其中一种类于自然神性。风物礼俗之笔随处可见，有些册页的相关文字极具美文色彩，在以大开大阖的动荡取胜的大结构中，饱满安然的大地，植物的声息、生活的气韵，大别山的自然生态民间风物的描摹让作者喜不自禁，犹如燕子红开放，让人不忍继续打探战争、疾病和灾难的行迹。天堂山谷的设置，也是自然神性的灵性写照。小说中最大的杀戮，不是战争带来的，是天谴。自然神性之“魅”，比宗教的力量无论在警示的层面还是在报应的层面都要强大得多。

　　作为长篇巨制，尤其是和现代转型的中国历史密切相关的宏大叙事，最大的难度，莫过于对于激变的原动力的勘探和对现代以来的正史的人文态度——这可能带来更切合真相和人的本心的历史发展观的新建构的生成。把捉人心本来的追望，再在还原中重构宏大历史叙事，这是今天对长篇小说尤其是对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方法的文学创作的极高要求。在这一点上，《圣天门口》是目前最值得称道的一部。我们看到为数不少的这类题材的长篇小说，表面上或者创作谈中具有这样的意识，但是实际的写作却与这样的要求偏离得很远。由此我们看到了更具体的难度：切入点的选择、故事的节奏、人物类型和角色的定位、中国意识的融入、情绪的掌控、细节的打磨和意味的生发等等，越来越成为对作家艺术水准的绝大考验。《圣天门口》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无疑是一部过得去、立得住、留得下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