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洋：打倒彭、罗、陆、杨，毛泽东扣动了文革扳机——《毛泽东是如何走向文革的》第14章（3）

　　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加的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在毛泽东看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的那些问题，他的许多主张在执行中出的偏差，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后果，都是因为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他要采取霹雳手段，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搞“大鸣大放”、让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结果成了“反右运动”。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结果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带来了三年经济困难。好容易经济稳定了，突然又发现，大量基层政权被“坏分子”控制了，所以要搞社教、搞四清，可越搞发现问题越大，大到搞四清难以解决了。可以说，建国以来十多年时间，毛泽东一心一意忙着搞建设、搞经济，但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来，不是左就是右，没大有“顺顺当当”的时候。

　　5月18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有些骇人听闻，至今没有任何资料披露有政变的蛛丝马迹，而且军队一直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谁能搞政变?不过，他的讲话，对于烘托文革气氛，还是有帮助的。

　　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这是文革打倒的第一批人，彭真是中央主抓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就是这个领域的革命，这方面的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他是有责任的。在毛泽东投出《评<海瑞罢官>》这块石头，打破原来的平静时，他的思想还在原来的状态，还在用原来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新出现的问题。因此他领导下的北京，被毛泽东说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原来就有责任，现在又犯了新的错误，所以就成了首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罗瑞卿早在几个月前就被打倒了，原因是反对林彪。陆定一是中宣部部长，是管文化方面的，被打倒在情理之中。不过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了另一个原因，说是陆定一的夫人与叶群之间的问题，所以也被认为是反对林彪。

　　杨尚昆是老问题，也处理过了。他的问题应该主要是1964年在菊香书屋毛泽东卧室和洗手间按窃听器，当时就被停止了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后又被调往广东工作。不过他日记里记载了讨论“二十三条”，说明还是能参加高级别会议的。这与前面分析的一致，即毛泽东对他私自按窃听器的事，虽然很生气，但并没有认为很严重。在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央发出通知，免去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实际上他不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一年左右了。这表明了毛泽东对文革，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也证明了他发动文革时，差不多已考虑成熟了，很多事情是在按部就班地发生、发展。

　　四个人三个书记处书记，一个候补书记，又是各挡一面的大员，都是德高望重的，绝对算得上最高层级了。他们高调地被打倒，带给人们的震撼是强烈的。毛泽东这样做，就是明确地告诉人们，这次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运动。过去老说党内出了修正主义，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有了实人实事。因为过去一直强调党的团结，一直保持着正面的高大上的形象，这次“彭、罗、陆、扬”的事情一出来，许多人的认知差不多一下子崩塌，被完全颠覆了。

　　对此，人们是普遍的不理解，有多年政治经验的高级干部感受到了政治气候的严峻。打倒的四个人中，彭真是级别最高的，“罪状”也是最不能让人信服的。他的行为虽然存在过失，可还是依照既往的工作程序做的，没有大的原则问题。就是毛泽东说他搞“独立王国”，也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不独他自己存在。他犯的错误过去批评一下就过去了，现在却被高调地打倒了，这在高级干部中很难说得通。如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在“五一六通知”里，“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因此，“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高级干部们在感受到政治气氛改变的同时，也开始为自己打算、留有余地了，所以都变得“谨小慎微”了。彭真后来恢复名誉、工作后，对毛泽东并没有太大的怨恨，可能他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苦心，明白毛泽东就是要拿他作伐，开展文革。

　　而把杨尚昆“窃听器事件”重新揭出来，则纯粹是为他们几个拉仇恨了。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66)277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就是在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被人偷听偷录了，可以报警，追究对方责任的。可毛泽东不是普通人，他没有什么秘密，一行一动都在人的注视下。偷装窃听器，更多的是为了了解他的言行，以便能够跟上他的思想，属于投机取巧的行为。毛泽东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否则处理应该比这严重。

　　开展文革时把这件事翻出来，坐实了中央高层有人反对毛泽东，让人感到愤怒，激起了人们搞文革的热情。特别在年轻的学生之间，这最易点燃他们的激情了。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

　　5月2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名单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