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俏：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国有些人对它如此惧怕，讳莫如深。

　　正如《主人公论坛》网友明目同志揭露的，在他们编选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里，竟然把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谈话记录稿中的关键内容全部删除；在节选的部分里，不利他们搞“改革开放”的话如“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以及“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都在“节选”版中消失了。有利他们的文字就前后挪动，造成新的句子。如“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两句。编选者可谓煞费苦心！就是在《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里，对它也是横加曲解，说什么毛泽东晚年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理论问题的论述，“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这些理论骗子的拙劣表演，从反面告诉我们：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一个极大的理论问题，毛主席晚年关于它的论述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和久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１）　从批评斯大林说起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组织一些人学习、讨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对书中很多正确的论述给以肯定的同时，对一些不正确或阐述得不明确的地方，毛主席都给以批评指正。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先决条件时，毛主席指出：“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由此，毛主席进一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分析说：“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综合这些分析，毛主席指出斯大林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

　　毛主席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容的。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分析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时，指出：“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在指出按劳分配原则中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后，深刻地写道：“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正是在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分配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以后，得出了如下一个重要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结论说明，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就大不一样了，正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里讲的，已经有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眼光了。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在革命胜利前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就是代表。书中，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解者（决定者）。”“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由此，列宁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从列宁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１、“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即资产阶级法律所保护的一切权利，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它不仅表现在分配制度上，也表现在所有制问题上。２、在分配制度上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一方面说明它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它是可以分解的，可以由量变到质变促其转化。３、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就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实质上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基于这种思想，列宁在以后的著作中，围绕如何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里，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针对苏维埃政权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的高薪收买政策，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明确指出：“我们用非常高的薪金来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这是离开了公社原则的，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堕落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并且指出：“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也要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鉴于这一点，他“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所以，在列宁执政期间，苏维埃政权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限制和降低党政人员的工资收入，缩小与工农的差距，防止他们享受特权和官僚化；同时，又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苏维埃政权显示出勃勃生机。

　　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几乎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没有任何提及和阐述，因而在实践上犯了极大的错误。首先，他虽然基本上执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对这一原则在公平形式下掩盖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即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缺乏认识。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把对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收买政策，推及到无产阶级政权内部，扩大了工资等级差别。有关资料表明，沙皇时代专家工资为工人最低工资的２０倍。十月革命后，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高工资为最低工资的８倍；三十年代以后，这个比例是１０倍、２０倍乃至３０倍、４０倍。一九三五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访苏，他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苏联“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显然，斯大林扩大工资等级差别，培植了这样一个特权阶层，成为后来出现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和他们篡党夺权的社会基础。其次，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虽然对敌对势力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并在晚年告诫领导班子要经受住美国的压力；他也清除了一批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是，由于他缺乏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没有认识，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出左右摇摆。特别是他看不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新生的土壤和条件，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匆忙宣布阶级斗争没有了；一旦出现敌情，又只把它看成外部敌对势力的影响和打进，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再次，在对基本群众工农的态度上，他是依靠工农，为工农谋利益的。但是，由于他对无产阶级政权内部容易滋生官僚特权阶层，需要群众监督缺乏认识。所以，他只重视劳动人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疗养权，而忽视了劳动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权利──管理国家的权利。因而，他没有完全摆脱剥削阶级的恩赐观点。还有，就是在两个过渡上，即由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斯大林一直没有找到过渡的具体途径。晚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我国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生产”。从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但是，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两重性（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都认识得很不够，因而看不见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就是在分析、总结斯大林这些错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２）毛泽东的理论思考和实践

　　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主要是两个时期，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一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在依据时间顺序作一梳理。

　　１、开展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讨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登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毛泽东看后，于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写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张文并开展讨论。信中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它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张文说：“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稍后不久，毛主席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解放后，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当然，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供给制改工资制以后，一些人闹级别、闹待遇。”“现在一些人民公社正在试行供给制，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看来，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资制中，有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毛主席的这段话，就是对张文的补充。后来一些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绝大多数都没有成功，大办集体食堂很快也就停止了。但是，毛主席关于供给制与工资制的性质、优劣和相互补充、置换的论述，在后来一些坚持集体经济发展的农村，还是得到实现的。它充分说明毛主席在分配制度上部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是正确的。拿大跃进实践中的某些失败来否定毛主席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２、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九五八年在整风反右的基础上，毛主席适时地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武汉会议上，毛主席说：“生产关系，一是所有制，二是相互关系，三是分配。我们的问题是发生在相互关系上，我们要抓中间带两头。我们有的党员从社会上学了坏习气……一句话，这些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关系。整风就是整这些关系，如果整好了，人民就舒畅了。这是列宁的作法，列宁说真话。斯大林对唯物论、辩证法的认识就不完全，没有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间去，应用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去。”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问题专门讲到：“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在成都会议上又讲：“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常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方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还讲：“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我们党开展的一年一度的整风运动、建立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好办法。特别是一九六０年产生于鞍山钢铁厂的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两参”（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一改（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的新型的企业管理体制，被毛主席高兴地誉为与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一套首长制的管理办法）相对立的“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完全可以说，毛主席在这方面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破除是相当成功的。

　　３、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同时，还要保留一定的资产阶级法权制度。毛主席创造性地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法权思想和法权制度，这对我们理解他的理论特别重要。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斯大林说：“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好处是提出了问题。……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不讲。”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讲：“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还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出废除工资制，但是将来要取消。”“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论城乡，都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特别强调物质刺激，搞重罚重赏。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萌芽。”“苏联军队中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视察安徽时说：“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对一些条件具备能够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定要破除，但是对一些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制度，还要保留。针对刘在大跃进中鼓吹的“穷过渡”的“共产风”和干部中产生的急于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毛主席作了大量的理论说服教育工作。在武昌会议上，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郑州会议上，他分析“共产风”这种错误在于“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并指出：这种“共产风”“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对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绝对不允许无偿占有。在上海会议上，原来不算旧账的决定也改为旧账要算。在一个批注中，毛主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毛主席在一个批语中写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针对急于消灭商品生产的思想，毛主席说：“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但是，“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的同时，毛主席也指出商品生产的副作用。毛主席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好好讨论。”就是到了文革时期，毛主席仍然坚持这种两点论。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的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

　　４、精心建构人民公社，解决两个过渡问题。我国的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八年全民大跃进中产生的，它一出现在神州大地的地平线上，就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烈肯定和极大关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第四期就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引述毛主席的一段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构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受到“五风”的严峻考验。毛主席在解决“五风”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解决两个过渡的问题。这就是从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开始，对这种过渡的时间估计得短了，急了。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指出这种过渡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短了急了是不行的。他正是从这种过渡的长期性谈商品生产的长期性的。他说：“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时间内，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个过渡。还有第二个过渡，就是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又指出：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每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人民公社经过艰苦的整顿以后，又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洗礼，犹如东方升起的一轮红日，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毛主席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建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运用马列主义指导运动的高超艺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特别钟情。在“呈郭老”那首诗里，谈及“百代都行秦政法”时，毛主席说，我们有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远远超过了“秦政法”。小说《双水峪》最后写到梁国栋的绝命词：“举‘红旗’，再‘创业’；引得天下耳目，倾向神州……”这里隐埋的是两个字：“公社”。是梁国栋把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学《红旗谱》、《创业史》的艺术成果，写出我国人民公社的新篇章的最后愿望，寄托给他信赖的革命知识分子杨立伦。梁国栋因生命终结而遗憾，没有写出这两个字，隐喻着我国翻案复辟派们在毛泽东逝世后解散人民公社的历史罪孽！当我国人民用第二次革命赢得社会主义前途时，人民公社将以它的更加灿烂的光芒照射在神州大地。

　　５、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任何社会问题时，总要揭示出被掩盖着的人的问题，即阶级、阶级斗争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不例外。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谈及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时，于杭州会议上讲了如下一段话：“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匹，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是三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是敌人。”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不变外，毛主席更多地考虑则是如何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全民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五·七”指示里。毛主席批道：“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同样，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随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全民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群众运动。

　　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战胜资产阶级，要靠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任务。他提出了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是哪个山头，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以为自己才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后来，在论及这五个条件时，毛主席又说，第二条，必须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这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能办。第一条，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三、四、五条，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几条是方法问题。他谈第一条时还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学习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这是一门主课。

　　毛主席为什么把第二条突出地强调出来？毛主席说，这条是目的。就是要立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心中要永远装着人民。我国漫画家华君武有幸与毛泽东交谈。他问毛泽东，被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时，怎么样才能不投降。毛主席回答说：心里想着人民。可见，毛主席对这条强调的理由多么重要！第一条，毛主席说这是理论，也是方向。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也是很重要的学习内容之一。其他三条，是方法问题，就是要有包括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觉悟。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演习。

　　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部分地改造国家机器。从上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看，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我们感到突然，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缺乏学习和理解。毛主席确是时时在思考着这个重大而深远的理论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即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宣言。北大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毛主席曾考虑新的政权采取巴黎公社的形式。陈伯达将即将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内容告诉了张春桥，其中写道：毛泽东“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新的形式”。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说：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现在的临时权力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好。无疑，这在权力机构的组成上就增加了新的内容。

　　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有一段关于国家实质的著名论断。他写道：“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毛主席关于部分地改造国家机器的思想，完全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名称虽然一时不能照搬，但国家机构不断充实和补充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却是消除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一直考虑在中央领导班子里如何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批人，以改造中央领导机构。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里就透露毛主席“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选进中央领导班子。从实践效果看，陈永贵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陈永贵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的大寨大队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农业学大寨”不但惠及全国的农村和农民，使我国农业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而且震惊了世界！陈永贵就是在这块基石上磨砺出来的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大寨小山村走到北京城，从一个村支书走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岗位，职务变了，本色一点也不变。他是世界上唯一不拿国家工资、只拿农民工分的国家领导人，周总理曾建议让他拿工资，他不拿，说一拿工资家里的人也就转成了城市户口，搬进北京来不是办法，留在村里还可以参加劳动，自己回去还有住处。大寨曾要给他补助四十元钱，他坚决不要，说“吃双分粮是剥削”。当了副总理，没有改变他冬天黑棉袄、夏天白布衫、头扎白毛巾的装束。一次开会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陈永贵哪，你的官做得那么大了，还是那个装束。”他住进钓鱼台，生活条件虽然优越，但他反而觉得非常不自然。很快，他提出了一个“三三制”的办法：即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一跑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劳动。他让秘书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一见就叫好，在文件上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三三制’的办法好。”紧接着，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大大赞扬了陈永贵的设想。同时对着吴桂贤说，你也搬出去。吴桂贤马上说：“感谢主席的关照。”其他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常委也都赞扬陈永贵干得好！正是这种不变的劳动者的本色，使他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让其他人相形见绌。

　　翻案复辟派们在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大权以后，就利用所谓“理论务虚会”大刮“非毛化”的妖风，同时，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培植起来的工农业典型，则大泼脏水。胡耀邦，这个“非毛化”的急先锋，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污蔑说“那是劳民伤财”。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农田水利建设之类的问题时，他都愤愤不已，很不高兴，大发脾气。可见，他对大寨经验反感到何等程度。面对胡耀邦这个“大人物”的污蔑，陈永贵勃然大怒，说：“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当胡耀邦推翻了华国锋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另起炉灶搞了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后，陈永贵看了像是指着他的鼻子在训斥他。他怒气冲冲，逢人便骂；山西省委领导人来看他，他一脸气哼哼的神色，将手一挥说：“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三中全会上他虽然举了手，但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亲自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竟公然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谁都知道这是“非毛化”的动员令。陈永贵不表态，昔阳、大寨也跟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八十多天的会后，他回到昔阳，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向３６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的情况。他神情严肃地说：“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全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在干什么，而且也不答应他们反对毛主席。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毛主席不能反，也反不了。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我们砍头也不怕。”并再次坚定了“农业学大寨”的决心。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手更毒。他对大寨模式横加指责，一个时期报纸上的宣传也急剧减少，引起一些省市领导的不满，给中央写信，建议宣传机关和报纸“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尽管有的中央领导批示了这封信：“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但掌实权的胡耀邦，仍然掀起公开点名批判大寨的舆论风潮。陈永贵照骂不误，骂来骂去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里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就坐下。胡耀邦直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他闭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胡耀邦没有制服陈永贵，就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整大寨、整昔阳，竟然把给昔阳人民造福的西水东调工程逼下马。胡耀邦亲自批发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见报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就把这句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永贵大叔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此后，一个更大规模的围剿昔阳、大寨的舆论战铺天盖地。一九八０年九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４０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大寨，其标题如下：
　　《大寨走向了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后果》
　　《“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
　　《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制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其标题如下：
　　《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请看看这些内参题目就可想见在这些内参里射向陈永贵的有如万箭穿心。此时的陈永贵已经被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他本人要求，解除了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即使这样，人家也不肯赦免。山西那边说了，陈永贵要不是“三种人”，山西就没有“三种人”了。要清查他与“四人帮”的关系，而且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找到邓，邓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才算免过一难。一九八０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一段很长的批语，作为８３号文件下发全国。陈永贵拿到这份文件，仔仔细细地读了许多遍，看出这是全面否定大寨经验的最后步骤，是给他的“盖棺定论”。他面对这个“定论”，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终于想开了：“唉！毛主席还有缺点错误哩，我陈永贵还没有？多的是！不过我不是为私！”“我不是为私！”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把这位惨遭翻案复辟派疯狂迫害的共产主义战士此时的心境充分地展示出来了。让摧残公心、诱发私心的翻案复辟派们去庆贺他们的胜利吧。“什么胡耀邦？胡乱邦！”只这一句话就把战士敢斗的形象和盘托出。无产阶级从自己敬爱的不屈的战士身上看到了敌人必然失败的命运。

　　一九八四年，笔者在北京东郊农场一个奶牛场偶然见到了在这儿蹲点的陈永贵同志。他一听我是报社的记者，顿时满脸的戒备心和冷漠的表情，竟一句话也不愿意说，扭头就走了。当时我的心情沉重极了，这倒不是因为他错待了我，而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记者”在这位英雄心头变得是多么的可鄙和可恨！我那时虽不知道对他的围剿、讨伐是这么厉害，但对他的不公那是明明白白的。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回来了，一幅笑脸和我说：“好哇，你好好帮他们工作。”我知道这是牛场的党支部书记陪他视察牛场为我做的疏通。我感激地说了一句：“永贵同志，你要多保重。”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他默默地去世了。

　　他去世了！毫无疑义，他是被翻案复辟派们迫害死的。但是，大寨的人民，昔阳的人民，全国的人民和国际友人没有忘记他。他的墓建在大寨虎头山顶，碑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每年都有很多人前去凭吊、参观。这正应了那句俗语：“人心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

　　陈永贵从一个旧社会受过苦难的农民，在人民政权下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充分显示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农村起步的深厚底蕴。这种底蕴在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身上得到了印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南街村的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他不但以“四海为秋气，一室敢为春”的气概，在中原大地创建了南街村这样一个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典型，而且在中南海的报告会上，敢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业上搞承包是懒办法。他带领干部不计报酬、忘我劳动，被人讥笑为“二百五”（傻子的俗称），他针锋相对提出：要发扬“二百五”精神，并把干部的工资定为二百五十元，经济大发展了也不变。他面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思潮，令很多人不解地提出：我要让每个农民富得在银行一分钱也不存。他提出在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逐步减少按劳分配的份额，相应增加按需分配的份额。试想，在完全实行了按需分配以后，谁还会去存款呢？王宏斌的这些做法，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

　　从毛主席成功选拔陈永贵这样的工农优秀分子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经验有三条：一是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创有业绩的先进分子，二是始终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劳动人民并和劳动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先进分子，三是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并能自觉地限制它。

　　让资产阶级老爷们嘲笑工农先进分子参加国家管理的创举吧。无产阶级从自己导师的实践中看出这一创举是改造国家“这个祸害”的重要途径。

　　８、留下反修防修锦囊妙计，深信人民会仗剑斗顽敌。一九七四年社会上传出毛主席写的一首词，据说是写给周恩来同志的。词意是：

　　诉衷情
　　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东流？

　　流传词没有词牌，最后两句变成了一句七言句：“忍将夙愿付东流？”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经过考证，认为词牌是《诉衷情》。他举例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这是作者晚年在故乡山阴写的一首词。作品写他一生都抱着抗敌救国的宏愿，但在“爱国有罪”的黑暗统治下，他一生的抱负不能实现，老了只好退隐家居。毛主席借鉴这首词，写自己晚年的所思所想，是很有可能的。我的同学还说，最后一句遗漏的那个字可能是个“任”字，即“忍将夙愿，任付东流？”我觉得他的考证有道理，写在这里供大家参照。

　　词的上阙是写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创建的红色江山遇到了“靠谁守”的问题。这个问题由创建者提出，其分量有如千钧，其声韵有如黄钟。它把毛泽东晚年的思虑（包括理论和实践）都蕴涵在“靠谁守”这三个字里。下阙对“你我之辈”提出了惊天动地的发问！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深感跟他闹革命的这一辈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甚至反对，将会断送革命。而年岁不饶人，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大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但是伟人之“伟”，就在于他承认这个严酷的现实，作出他身后的深远思考，并把这个思考原原本本地告诉给自己的人民。一个“忍”字，透出毛泽东多少心思：毛泽东是胜利者，在他的一生里也经历过失败，但那都是积小败为大胜的失败，不足以和他的胜利相提并论。现在他从事的事业是继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而又远远超过它们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业。虽然在文革伊始，他就在《给江青的信》里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但那是辩证法大师的辩证之言。现在生活的辩证法向他无情地展示出失败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他怎能忍心呢？面对这个无情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当然要问那些止步不前的同志们：难道“你”也忍心看这个失败吗？毛泽东是一位富有强烈历史感和人民责任心的无产阶级领袖，他是绝对不忍心看这个失败的。怎么办？他把眼光放到未来，放到他无限信赖的人民身上。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理论财富，这就是他一九七四年年底《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和一九七五年年底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其中，主要的内容仍然是他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这可以从他在这一时期给两位国际友人的谈话中看出来。一个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和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的谈话。

　　毛主席说：“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另一个是一九七五年年底在会见尼克松女儿时谈到：“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

　　毛泽东之所以把他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向国际友人讲，一个是同志，一个是年轻人，就说明他的这些思想是当代最先进的思想，是他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成为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标志。概括毛泽东晚年这一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概括毛泽东晚年这一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１、商品、商品生产、商品制度仍然是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把钥匙。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通过对商品二重性的研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形式。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和研究，也是通过对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认识和研究。他在晚年的理论指示里，反复讲到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问题。他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他先是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对波尔布特也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里，仍然是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它是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首先要认识的问题。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创造。在马列那里，这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并没有明确地同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毛主席是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两个过渡的问题时，深入地研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问题。这时，又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把它上升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这对我们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意义非常重大。

　　在毛主席这些指示里，有两个“差不多”，一个是中国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国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这两个“差不多”，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前一个“差不多”，是教导我们认识旧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教导人们要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要强调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变化。半封建的性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性质，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在解决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剩下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那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依然存在。这些东西就其基本性质讲，跟旧社会差不多。两个“差不多”，集中在教导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毛主席这里讲的两个“差不多”，都有批修的历史背景，就是批判刘的资本主义“补课论”。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五日，邓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时，还说：“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时，他还说一些“批修”的话。陈云的主张是，商品经济是只鸟，计划经济是鸟笼子，鸟必须在笼子里飞。所以，邓南巡讲话，一意孤行，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逼迫当时的党中央按照他的旨意采取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这一取向就是邓在改革伊始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转向问题的明确回答。在完成了这个转向以后，我国就一步步资本主义化了，这个严酷的现实，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都看得一清二楚。邓是从商品经济走到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是骗人的一块招牌，十多年的实践，社会主义一步步被瓦解、被摧毁，资本主义一步步被扶植、被引进。“世界工厂”殖民地经济的危险已经摆在中国人的面前。有些学者看到这块招牌被实践砸个粉碎，不是引导读者认识这块招牌，而是看到当局批判新自由主义，就跟着叫嚷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很多人不提社会主义，只提市场经济，这是容易导致走到新自由主义导向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认识清楚，还需要继续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这个腔调，老板早就唱了，而且还说，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那四个字是“画龙点睛”呢。殊不知，修正主义批判新自由主义犹如老子打儿子。新自由主义不过是修正主义走向总破产的一副催化剂。不挖修正主义根子，新自由主义是批不倒的。看来，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对这些人来说是万万丢不得的。“继续研究如何结合的问题”实际上只能是继续研究如何欺骗的问题。试问，当修正主义当局要人家承认自己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地位时，何曾在“市场经济”前（量也不敢）加上“社会主义”呢？即使这样，人家还是不予承认。报载，（二０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欧盟执行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说，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更是拒绝投这一票。可见，社会主义这块招牌早就不敢打出去了，只有在国内招摇过市，以迷惑人民。

　　毛主席在讲了两个“差不多”时，也指出两个“差”（相区别）的地方，这就是“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个差别就使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然要受到限制。

　　２）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两重性。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个方针就反映了被限制者的两面性。现在，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把这一方针简化为“限制”，就使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两重性更加集中地得到反映。如果说一九五八年毛主席针对干部中急于过渡、要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着重讲了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长期性，那么，这一次则着重讲了它的负面作用。

　　毛主席说，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条件。他重申了列宁的一条重要教导，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根据列宁的教导，毛主席把这种“产生”引申到工人阶级、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也是诱发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还存在，那么，它的负作用就必然在社会生活中要表现出来。毛主席称它是资本主义的“鬼”，有鬼打掉就是了。问题是这个“鬼”已经钻到执政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内部来了，很多人不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眼睛只盯着社会。列宁曾经也指出新的资产阶级“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但他同时在括号里指出“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列宁全集》第３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６１页）毛主席的教导，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引导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内部，这对人们认识和防止这个“鬼”的危害十分必要。

　　邓既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崇拜者，很自然地要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两重性。改革伊始，他就反对毛主席引述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这段话，公然说列宁的这段话“不准确”，“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之又亲自扶植安徽“傻子瓜子”那样的不法个体经营者，不是精心培植新的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否定这个“鬼”，就是为这个“鬼”鸣锣开道。如今这个“鬼”不但在社会上制造了种种人间悲剧，连旧中国没有的都一幕幕演了出来，而且在共产党内培植了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掌控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成了如今社会上的万恶之源。可见，对这个“鬼”，一个要“打”，一个要“放”，实践的结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３）　限制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主席在指示里，一再重复列宁关于“保留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的教诲。列宁的这个教诲，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得出国家即使到了无产阶级手里，也不过是“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列宁根据斗争的新实践，特别是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论述的深入研究，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经典式的论断，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在这个社会里，不仅商品生产、商品制度、商品流通表现出没有资产阶级参与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且连保障它的国家也必然是这种性质。毛主席把这个经典式的论断里第一个“资产阶级”改动为“资本家”，这是为了通俗起见。没有资本家参与，必然是人民群众参与，而参与的这些活动，又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这就是教导人民群众不但要有参与的意识，而且要有限制的意识。毛主席正是从这种群众专政的思想出发，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里，开宗明义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又说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看书，写文章，要使全国知道，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懂得资产阶级法权这些东西的性质，为什么“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怎样加以限制？群众搞清楚了这些问题，对资产阶级专政就不只是对资本家的专政，而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怎样加以限制？毛主席在实践中提出了大胆利用、谨慎从事的方略。一九五八年，他分析批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大跃进的丰富实践，非常深入细致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商品制度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点。有的同志形象地称它是社会主义的《资本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毛主席在这些批注和谈话里，讲了很多前人没有讲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当时企图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潮，毛主席给以有力的、有时甚至是幽默的批评。毛主席说：“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这种理论创新的勇气必然表现在指导实践上的大胆。就是说，在战略上必须敢于驾驭商品生产、商品制度这匹属于资本主义的马，来为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服务。当然，在实施驾驭的时候，则要谨慎从事。就是说，限制它，要恰到好处，要一步步来，要采取战术上的“以十当一”。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发表后，一位解放军干部给毛主席写信说：目前国家在对集体所有制征购同种类粮谷时，没有完全考虑到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率等等不同的情况，一律按同一价格收购，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建议改变这种情况。毛主席在信上批道：“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这封来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李先念副总理组织国务院调查组到山西、河北等地调查，用事实否定了这个建议。可见毛主席对这类问题是相当谨慎的。

　　刘、邓对这类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从来很少有兴趣。他们既不读马列这方面的书，也不听取和研究毛主席这些创新的理论问题。他们从建国以后就竭力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如果邓给毛主席的检讨是真实的，那么他就应该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可是，他没有，他宁愿充当林彪一类，很容易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他放出“鬼”，不但使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又一次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商品，任人宰割，而且，连他扶植起来的个体经营者也都变成了被“吃”的对象。报载，宁夏陶乐县被撤销，６００多名干部分流各地。干部们调走了，县城经济随之崩塌，餐饮、服务、维修、百货各业一片萧条，有的店铺干脆关门。公款消费竟然左右了一个县城的经济。“有钱人都走了，生意真没法做了。”陶乐县最大百货商的话道出了他们是靠“吃”这些干部的公款消费发财的。但是，干部们不但带走了钱，带走了生意，而且留下了多达９０００多万元的债务（相当于陶乐县１５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餐费、修车费、办公用品费欠账超过千万。看来，个体经营者靠“吃”公款消费发财，结果，还是被这群公款消费者“吃”了一家伙。官僚资产者就是厉害！一个小县尚且如此，何况那些窃踞国家一级大权的官僚买办者们。他们演出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的惨剧要比长篇小说《子夜》中描述的残忍百倍了。

　　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正好从报上看到国家财政部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向人大提交的一份审计“清单”：在被审计的５５个单位中，就有４１个有违规违纪行为。他们的违规违纪，动辄数千万、数亿、数十亿的国家财产（人民血汗）堂而皇之地流入小团体、个人，最后实际上全部用各种方式汇集到个人的口袋。这些钱说是被“截留”、“挤占”、“挪用”、“核销”、“骗贷”等等，说穿了，用这些专业术语掩盖的就是“盗窃”。有网友说是“小偷”，不！这是大窃、狂偷。他们把人民的血汗盗窃到自己的手里，买豪宅、建豪宅、佔几套豪宅，可以买世界上最昂贵的宾利轿车，可以三天两头到香港澳门逛街、购物、豪赌，可以送子女出国留学等等。这个“清单”可能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但它已震惊了全国人民！李金华说他是国家财产的一只看门狗，乌呼哀哉！你看的“门”，犹如你审计的长江堤防，处处都是“豆腐渣”工程，你看得了吗？
　　“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诚哉斯言！严酷的现实让毛泽东说中了，警策后人！

　　４）　坚持不懈地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重要一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里，毛主席专门就这个问题讲了两段话。毛主席说：“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毛主席的这些话是针对邓们在教育战线搞右倾翻案风说的。那时，我国的教育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搞得如火如荼，在领导权和学生来源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材和教学实践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方针都得到了贯彻。但是，邓一翻案，教育战线的回潮风就刮起来了。这说明教育这块阵地剥削阶级的根子是很深的。虽然，毛主席在世时开展了最后一次教育革命的辩论，但邓一上台，以恢复高考为标志，全面地复旧了。现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化、殖民地化，我国教育战线成了最为腐朽的战线。劳动人民一年比一年没有能力供养自己的子女上学，而高昂的学费压垮了多少工农的家庭。几乎每年都发生着农民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因筹不起学费而父母自寻短见的悲剧。南京六岁女童因家里穷，圆不了上学的梦，在屋前上吊自杀。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高三应届毕业优等生郑清明因欠学校６００元学费，学校不让参加高考。考前，学校多方相逼，又不给他发放准考证。他家里太穷了，实在拿不出，万般无奈，就卧轨自杀了。就是上了大学，那学生间的贫富差距和学校嫌贫爱富的风气给贫困学生的心理压力也是难以承受的。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付新彬，毕业前夕，竟然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在四年里仅向学校交了８０００多元学费，还欠上万元；而他父亲说，那８０００多元很大一部分还是花３分利借来的。他又面临着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双重压力迫使他走上了轻生之路。他死后，父亲跪在公寓前的球场上哭喊：“我的儿，回来啊！”小妹妹也边哭边喊：“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哥！”父女的哭声，把睡梦中的大学生都惊醒了，他（她）们说：“听着死者亲人的哭喊，我们心里都不好受。”

　　从六岁女童上吊身亡到大学生跳楼自杀，中国教育界的这种悲剧，使我想起在毛泽东时代求学的幸福情景。那时，像我和老伴这样的农民子弟，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享受人民助学金，一直到大学。在学校，长知识，长身体，身心健康成长，无忧无虑，一心学习；即使有忧虑，也往往是个人主义带来的烦恼，社会大环境没有个人主义的合法地位，克服了个人主义，思想境界就升高了，烦恼也就跑掉了。毕业分配没有自谋求职就业的压力，只有接受国家分配的考验。面对今天高昂的学费，我们总是惊叹：“要是生在现如今，我们是绝对上不起学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门槛，对劳动人民的子弟是越来越高了。
　　不仅如此，在教学内容上也作了根本的改动。用资本主义剥削赚钱就是光荣的腐朽价值观淡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用美国以至西方的民主自由来诋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用封建主义的所谓“国学”、“孔学”来冒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用崇美、媚美、恐美的奴才思想来扼杀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样一来，就发生了将《谁是最可爱的人》、《包身工》这样充满革命内容的教材从中学课本里删除，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教师要学生上课时呼他“吾皇万岁”，教授写诗肉麻地歌颂入侵伊拉克的美国兵，并无耻地要当这样的美国兵等奇闻怪事。正是这种腐朽的教育，泯灭着青少年的灵魂。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最新调查指出，上海中小学生中５.８５％曾计划自杀，其中自杀未遂者约１.７１％。调查显示，有２４.３９％的学生曾有“活着不如死了好”的想法，曾认真考虑过这个想法者达１５.２３％。而绝大多数父母对于孩子的自杀念头却一无所知。社会上那种速成、暴富的喧嚣，那种以金钱为唯一取向的时尚，极大地腐蚀着学生的心灵。他们往往在生活困顿和就业难觅的双重压力下，跌入社会为他们设下的陷阱里不能自拔。报载，重庆警方日前摧毁了该市最大的非法传销网络，其中９０％以上人员竟是来自各地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竟对传销网络宣传的那些所谓成功学、营销学和股票、彩票暴富的例子深信不疑；而对网络的所谓纪律也奴隶般地服从。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对学校教育不抱希望，甘愿到那里接受“轰炸式”洗脑灌输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奴役。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教育战线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竟成了“吃教育”的近水楼台。国家审计署对１７个省（区、市）５０个县的教育审计，除了负债率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以外，就是“吃教育”。广东省吴川市地处粤西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在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３年６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６００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２０９万元，人均近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１.５倍；１７个镇教办吃喝和发放补贴４０２万元，人均２.９万元。原局长苏李祺建的私宅竟造价十万多元，教育局开的“定点接待餐厅”──白鸟巢饭店一壶茶要５８０元。广东省化州市更把这种“吃教育”发展成“吃孩子”。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除挪用学杂费等２５６１万元（市财政局挪用４００万元平衡预算），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外，还按小学生每人５０元、初中生每人６４元、高中生每人７４元的标准，以统筹的名义共收取４６００万元，将５８４万元用于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６２６万元用于教育局的餐费、各种会议开支和其他日常开支。此外，还从学生课外辅导材料的发行和印试卷上赚了１３５６万元。他们几乎在每一个可能的环节上赚学生的钱，其水平之高、手段之狠比奸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官商气味严重地污染了学校。正像一位作家笔下写的现在一些中小学校“今天发‘校服’，明天发‘运动服’，后天又发‘健身包’；上个学期刚买一摞练习本，每本刚写没几页，这学期又要再搬回一大摞……精明的商人很懂得官商勾结做好买卖的道理，抓住学校就是抓住了百分之百的商机。学校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官府，但如今有些学校不是衙门胜似衙门，官商味儿、铜锈味儿比真正的官商一点儿都不差”。这种官商味儿直捣国家的教育部。据国家审计署揭发，教育部将补助地方的教育支出２４.６６亿元编入中央本级预算，设虚增中央本级支出，企图逃避监督。上梁如此不正，下梁岂能不歪！

　　一叶知秋。教育腐败的这一图景，充分说明我国修正主义路线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本来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里已是捉襟见肘，少得可怜。但上上下下的大小蛀虫们，就这般张口吃，伸手挖，毁坏国民教育的根基，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前程。难怪人们要呼吁：教育腐败，千夫所指！

　　这一图景，反照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多么必要，它向人们展示出的又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前程！

　　５）　商品经济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前途。毛主席晚年，萦绕于心的就是他一生创建的革命事业能否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时，他自然看到了商品经济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它的两重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继续前进，建成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另一种是倒退回来，复辟资本主义。他给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说：“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正是为说明这两种可能，他谈到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鉴于倒退的危险难以避免，他着重向人们指出商品经济带给执政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这就是他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分析指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遗嘱式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里，很明确地讲道：“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又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分析到这儿，他石破天惊地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怎么办？毛主席提出一个字方针：斗！他对尼克松女儿说：“很多人作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毛主席还说：“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eru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斗的方针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如果我们联系列宁的教导，对我国走资派们在中国的恶行就会看得更加清晰。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里，谈到地主、资本家管理国家的优势时说：“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部分。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估量。”我国的走资派们那么发疯似地招商引资，就是为了获取国际资本的支持。这是他们的命根子。一旦外资被抽掉，他们就会把经济垮塌的灾难毫无疑义地全部降到老百姓的头上。这一天是很难避免的。
　　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里说：“协约国现在是用商业、用投机倒把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投机倒把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现代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是否改变了这种方针？没有，一点也没有。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用这种方法来“和平地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派们就是帝国主义这一方针的最大内应者，而且在东欧、苏联已经实现了“和平地瓦解”。我国的现领导们无视这个事实，在人家“和平地瓦解”图谋面前，高唱“和平崛起”的调调，这必然会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在内外资本主义势力进攻面前解除武装。这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预见到两种可能，并且就倒退的可能做出种种对策。但是，作为精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导师，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导师一方面为不可避免的曲折而忧思，一方面更为历史发展的总规律而筹谋。他坚信在曲折中，人民总是会觉悟的，曲折尽头，人民总是要奋起革命的。这是历史发展总规律不可改变的趋势。他留下了谆谆教导。

（３）理论意义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只是在重学毛主席这些教导时，有了如上的一些觉悟和体会，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批评指正。我有时也问自己：为什么当初对毛主席这些指示是那么朦胧、不理解？我想，除了对马列主义缺乏纵的学习和了解，就是缺乏对当时社会尤其是对党内斗争的横的认识。后一个条件，这二十多年补上来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惨变，都使毛主席晚年的教诲在耳边长鸣。有的网友说得好，假如文革中的毛泽东是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一定会写出社会主义时期的《论持久战》。在我看来，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已为这样的一本书留下了纲和目。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毛主席的理论遗产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是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不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是实现两个过渡，即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指路明灯；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反复辟、反倒退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在整个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块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