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40年前，毛泽东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今天中国的许多社会弊端都是来源于此。据说王震曾说：毛泽东比我们早看50年。资产阶级法权也许就包含在内。 何为资产阶级法权？其是相对封建法权而言的，封建法权的核心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即说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是属于封建帝王的。每一个人都要向帝王效忠。

而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却是：每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都是神圣的。对此他们有很多神话般的语言：“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生命诚可贵……”等等。显然，资产阶级法权要比封建法权进步多了。更为重要的是，近30年来，资产阶级法权日益深入人心，不知不觉之间，资产阶级法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仔细观察，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以资产阶级法权为行动准则、道德规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原本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而言，这应该说是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

但是，我们又可悲的看到，资产阶级法权作为“普世价值”，也同样捆绑着我们的手脚，连向资产阶级黑恶势力进攻的重庆，也要拿着资产阶级法权去和律师们辩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无产阶级至今没有树立起自己的法权。人们在法院里争辩的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无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法权就是雷锋，就是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但仅仅靠雷锋是无法日常生活的。现今许多的人是不认同无产阶级法权的效力。

毛泽东是一个很强悍的无产阶级领袖，但他也只敢于对资产阶级法权说过一句不满的话。只敢于说要“限制”，而不是他习惯的反对、取消等等。回顾以往的历程，我们对于资产阶级法权一直是既利用又限制。

资产阶级法权是一面双刃剑，我们以往的土改、乃至包产到户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胜利。近30年来，资产阶级法权为中国呼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今后的威胁也同样来自资产阶级法权。

现今，资产阶级法权有无限制扩大的倾向， 正在对社会造成威胁：

在资产阶级法权“普世价值”的保护下，他们向毛主席发动攻击而可以不受制裁，因为他们的政治权力受到资产阶级法权保护；

在资产阶级法权“普世价值”的保护下，供人们居住的住房，成了资本的投资工具，房价飞涨。因为房地产资本家们的经济权力受到资产阶级法权保护；

在资产阶级法权“普世价值”的保护下，供人们食用的大蒜、绿豆也成了资本的投资工具，价格飞涨。因为食品资本家们的经济权力受到资产阶级法权保护；

在资产阶级法权“普世价值”的保护下，医院可以对没有钱的病人置若罔闻、见死不救。因为医院的经济权力受到资产阶级法权保护……

如此等等。

笔者预见在资产阶级法权“普世价值”的保护下，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什么“国际法庭”。都幻想着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请人们注意“普世价值”的说法，世界上有“普世价值”吗？那么几个西方国家就能代表全世界？那么，八国联军是否也是“普世价值”？

综上认为，我们的态度应当利用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把双刃剑。为了避免未来的发展阻碍，为了抑制不良社会现象的蔓延，一定要在一些关键节点，旗帜鲜明地对资产阶级法权说“NO”。同时，要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力，不断加大“无产阶级法权”的效力。

譬如：对于公共交通，北京市的公交低票价制度，就是“无产阶级法权”的范畴，若非如此可能就要给人们带来不便。事实证明王岐山的正确，我认为不单如此，还要加大公交专用道的设置。

再譬如：有人预言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社会将在未来几年间出现养老金危机。当然，如果纯粹按资产阶级法权办事，养老金无疑将出现很大的缺口。

但如果我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维，建立起一整套国家财政补贴方式的养老金制度，这个问题完全是可以很好解决的。当然，这与资产阶级法权平等交换的经济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了。

再譬如：我们应当立法，对于那种明显危害国家的言论、汉奸言论，要给与坚决的制裁取缔。无产阶级法权讲求公共利益，资产阶级法权讲求私人利益。在言论自由方面，我们不同意私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

京沪高铁通车了，但是有谁知道，将那每根250吨重量的横梁架设上去的工人吗？实际上在机械上操作的工人只有那么5、6个人，整个京沪高铁实行架设工作的机械工人最多不超过100人。这种生产力水平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有全套的照片为证，大家可以到相册看。

再看看我们的麦田，亩产1500斤，全部机械化作业。壮劳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变得很轻松，老人们玩着牌九就可以完成。这种生产力水平在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不是成立人民公社的1958年、不是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1973年、也不是改革之初的1978年。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之下，我们应当在上层建筑作些什么呢？还是无所作为吗？有人说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可以实行共产主义，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

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卡扎非的社会主义对人民很好，但人们还是起来反对他，我认为除了西方大佬下死心置卡扎非死地外，就是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因此，在我们现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我们的上层建筑应当适当地推出“无产阶级法权”的建设。要使“无产阶级法权”具有实际的效力。

社会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对于中国的许多事情，靠“资产阶级法权”办事，证明是碰壁的死路一条。那么，多少用“无产阶级法权”办些大事，是否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其实，中国的事情很简单，中国的问题在于哲学、在于物极必反。前30年间，“无产阶级法权”讲多了，后30年就要讲一讲“资产阶级法权”。同样，现今社会“资产阶级法权”也讲多了，就要再讲一讲“无产阶级法权”。如此而已。经过如此几个螺旋式上涨，中国就超过美国了。君如不信，可以舒心一试，用不着骂别人不是人。